但凡事都會出現一些例外，獨立支隊這件事也許就是個例外。
首先，這支隊伍裏麵加入組織的人太少，加入組織的人少，就不利於組織對隊伍的掌控。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句話在紅軍時期就說出來了。抓不住槍杆子，就等於抓不住政權，這一點，直南特委和晉豫冀特委領導都心知肚明。
其次，這支隊伍裏麵，有超過八成的高、中、低級軍官都是從國民黨那邊過來的，不像其他八路軍遊擊隊部隊，幾乎百分百的大小軍官都是老紅軍或者老革命出身。
最後一點，就是整個獨立支隊太強大太富有了，完全不像是一支八路軍遊擊隊的部隊。現在外麵都在傳說，磁北根據地隨便拉出去一支區小隊的民兵，裝備都比八路軍正規部隊強，那機槍都是一挺一挺的。
俗話說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在人聚集的地方，必然會形成一種類似江湖的社交和交流網絡。它揭示了人際關係複雜、權力爭奪和利益競爭等現象在社會中的普遍存在。
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雖然單純，但也隻對那些沒有接觸過的外界新東西新事物，沒有見過世麵，或者是沒有出現過的一些行業而言。像權力爭奪和利益競爭這種老祖宗玩了幾千年的手藝來說，那都是遺傳在骨子裏的，不用人教，時機合適的時候他自己會從腦子裏蹦出來。
這些世俗的東西，加上獨立支隊的特別（比較富裕），就讓一些人覺得這支隊伍不是太像革命隊伍，革命隊伍應該一窮二白，大家都差不多才對。再說了，你獨立支隊確實也不那麽單純，有些灰，是應該整頓一下了。
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對孫義成個人有什麽想法，或者對獨立支隊這個支隊長的位子有什麽想法，畢竟孫義成的出身和他的哥哥身份擺在那裏的。
領導們雖然沒有剝奪孫義才獨立支隊隊長的想法，但派下來的人就不一樣了，俗話說的好，一樣米養百樣人，對於上級精神的領會，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方法，有了不同的理解方法，想法自然也不同，也就會有不同想法處理事情的手段，這個劉建明政委，就是一個有不同想法的人。
劉政委是廣東潮州饒平縣人，也是一位老紅軍，當年南昌起義的隊伍路過饒平縣時加入紅軍隊伍的。劉政委在紅軍隊伍裏作戰勇敢，多次受傷，本應該提拔很快，但由於不識字沒有文化，所以哪怕是到了延安，最後也被分到了直南特委工作。
紅軍領導中，有很多不識字沒有文化的人，唯獨劉政委幾次升遷後又被降了下來，這與他的性格有很大關係。劉政委不喜歡學習，很討厭識字。其他紅軍原本也不識字，當上領導後會強迫自己去學習文化。
可劉政委不一樣，組織多次找他要他加強文化學習，他就是不願意，一次甚至將上麵派來給他教字的老師打了一頓，自此以後大家就不再管他學習的事了。
紅軍到達延安，全國統一抗戰開始，劉建明也是靠著老資曆才繼續做八路軍的幹部。按理說這次到獨立支隊當政委，應該輪不到他一個不識字的人來，但事情就有那麽怪。
一些直南特委和晉豫冀特委領導們覺得像獨立支隊這樣黨員太少，部隊人員成分又雜的隊伍，應該派一位老紅軍老革命，且應該是從南方過來的人才行，識不識字倒是其次的。
於是，劉建明就走馬上任獨立支隊的政委一職了。恰巧代理支隊長孫義海，因為敵情的變化，被二八六旅又要了回去（知道孫義成從延安返回），劉政委幾人就是在整個獨立支隊沒有主要領導的情況下到達了新莊，比孫義成早到了十天時間。
八路軍的隊伍裏麵，政委是幹什麽的呢？政委，就是政治委員的簡稱，簡單來講就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黨指揮槍是組織的一貫原則，而政委就是黨在部隊的代言人。
劉政委到了獨立支隊後，首先就把蔣金德、王子海等幾位獨立支隊的高層領導召集起來，以政治學習的名義讓他們交出了大隊長的權利，然後讓隨他而來的幾個人中的兩位，頂替了蔣、王二人，出任第一、第二大隊的大隊長。
讓劉政委沒有想到的是，他明明已經將兩個大隊的原大隊長調離了出來，隨後反饋回來的消息卻讓他大為不滿：第一、第二大隊的基層軍官並不買兩位新隊長的賬，甚至連兩位副大隊長也都以各種借口理由不配合工作。
這種情況讓劉政委很是生氣，愈發認定獨立支隊裏麵不幹淨，軍官士兵拉幫結派，完全不像是一支共產黨領導地方隊伍。
於是，他決定在獨立支隊來一次整頓，將那些不服從命令的家夥挑幾個刺頭拉出來以軍法論處，殺一殺獨立支隊官兵的傲氣。還好他的想法被同來的人勸住了，對於獨立支隊來說他們畢竟是新人，況且隊伍的最高指揮官又不是他們，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絕。
見此情形，劉政委又想到一個辦法，決定在各大隊建立得一個學習班，專門將那些不配合的軍官找出來進行學習培訓。名義上是學習班，其實就是一個批鬥會，對那些不同政見者進行批評。
說來也是好笑，劉政委本身最討厭學習，現在為了教育這些基層軍官，他自己也不得不拿出這手來，並且親自組織、參與這次的政治學習。
這就是孫義成剛回來的幾個小時，和幾位前來匯報工作，其實是抱怨的幹部了解到的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如果僅僅隻是這樣，他倒也不會去計較什麽，但有一件事讓孫義成心裏特別不舒服，那就是在他在延安學習的時候，晉冀豫特委領導以支援兄弟部隊為名，從獨立支隊抽調走了兩個中隊五百餘名官兵。
首先，這支隊伍裏麵加入組織的人太少，加入組織的人少，就不利於組織對隊伍的掌控。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句話在紅軍時期就說出來了。抓不住槍杆子，就等於抓不住政權，這一點，直南特委和晉豫冀特委領導都心知肚明。
其次，這支隊伍裏麵，有超過八成的高、中、低級軍官都是從國民黨那邊過來的，不像其他八路軍遊擊隊部隊，幾乎百分百的大小軍官都是老紅軍或者老革命出身。
最後一點，就是整個獨立支隊太強大太富有了，完全不像是一支八路軍遊擊隊的部隊。現在外麵都在傳說，磁北根據地隨便拉出去一支區小隊的民兵，裝備都比八路軍正規部隊強，那機槍都是一挺一挺的。
俗話說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在人聚集的地方，必然會形成一種類似江湖的社交和交流網絡。它揭示了人際關係複雜、權力爭奪和利益競爭等現象在社會中的普遍存在。
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雖然單純，但也隻對那些沒有接觸過的外界新東西新事物，沒有見過世麵，或者是沒有出現過的一些行業而言。像權力爭奪和利益競爭這種老祖宗玩了幾千年的手藝來說，那都是遺傳在骨子裏的，不用人教，時機合適的時候他自己會從腦子裏蹦出來。
這些世俗的東西，加上獨立支隊的特別（比較富裕），就讓一些人覺得這支隊伍不是太像革命隊伍，革命隊伍應該一窮二白，大家都差不多才對。再說了，你獨立支隊確實也不那麽單純，有些灰，是應該整頓一下了。
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對孫義成個人有什麽想法，或者對獨立支隊這個支隊長的位子有什麽想法，畢竟孫義成的出身和他的哥哥身份擺在那裏的。
領導們雖然沒有剝奪孫義才獨立支隊隊長的想法，但派下來的人就不一樣了，俗話說的好，一樣米養百樣人，對於上級精神的領會，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方法，有了不同的理解方法，想法自然也不同，也就會有不同想法處理事情的手段，這個劉建明政委，就是一個有不同想法的人。
劉政委是廣東潮州饒平縣人，也是一位老紅軍，當年南昌起義的隊伍路過饒平縣時加入紅軍隊伍的。劉政委在紅軍隊伍裏作戰勇敢，多次受傷，本應該提拔很快，但由於不識字沒有文化，所以哪怕是到了延安，最後也被分到了直南特委工作。
紅軍領導中，有很多不識字沒有文化的人，唯獨劉政委幾次升遷後又被降了下來，這與他的性格有很大關係。劉政委不喜歡學習，很討厭識字。其他紅軍原本也不識字，當上領導後會強迫自己去學習文化。
可劉政委不一樣，組織多次找他要他加強文化學習，他就是不願意，一次甚至將上麵派來給他教字的老師打了一頓，自此以後大家就不再管他學習的事了。
紅軍到達延安，全國統一抗戰開始，劉建明也是靠著老資曆才繼續做八路軍的幹部。按理說這次到獨立支隊當政委，應該輪不到他一個不識字的人來，但事情就有那麽怪。
一些直南特委和晉豫冀特委領導們覺得像獨立支隊這樣黨員太少，部隊人員成分又雜的隊伍，應該派一位老紅軍老革命，且應該是從南方過來的人才行，識不識字倒是其次的。
於是，劉建明就走馬上任獨立支隊的政委一職了。恰巧代理支隊長孫義海，因為敵情的變化，被二八六旅又要了回去（知道孫義成從延安返回），劉政委幾人就是在整個獨立支隊沒有主要領導的情況下到達了新莊，比孫義成早到了十天時間。
八路軍的隊伍裏麵，政委是幹什麽的呢？政委，就是政治委員的簡稱，簡單來講就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黨指揮槍是組織的一貫原則，而政委就是黨在部隊的代言人。
劉政委到了獨立支隊後，首先就把蔣金德、王子海等幾位獨立支隊的高層領導召集起來，以政治學習的名義讓他們交出了大隊長的權利，然後讓隨他而來的幾個人中的兩位，頂替了蔣、王二人，出任第一、第二大隊的大隊長。
讓劉政委沒有想到的是，他明明已經將兩個大隊的原大隊長調離了出來，隨後反饋回來的消息卻讓他大為不滿：第一、第二大隊的基層軍官並不買兩位新隊長的賬，甚至連兩位副大隊長也都以各種借口理由不配合工作。
這種情況讓劉政委很是生氣，愈發認定獨立支隊裏麵不幹淨，軍官士兵拉幫結派，完全不像是一支共產黨領導地方隊伍。
於是，他決定在獨立支隊來一次整頓，將那些不服從命令的家夥挑幾個刺頭拉出來以軍法論處，殺一殺獨立支隊官兵的傲氣。還好他的想法被同來的人勸住了，對於獨立支隊來說他們畢竟是新人，況且隊伍的最高指揮官又不是他們，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絕。
見此情形，劉政委又想到一個辦法，決定在各大隊建立得一個學習班，專門將那些不配合的軍官找出來進行學習培訓。名義上是學習班，其實就是一個批鬥會，對那些不同政見者進行批評。
說來也是好笑，劉政委本身最討厭學習，現在為了教育這些基層軍官，他自己也不得不拿出這手來，並且親自組織、參與這次的政治學習。
這就是孫義成剛回來的幾個小時，和幾位前來匯報工作，其實是抱怨的幹部了解到的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如果僅僅隻是這樣，他倒也不會去計較什麽，但有一件事讓孫義成心裏特別不舒服，那就是在他在延安學習的時候，晉冀豫特委領導以支援兄弟部隊為名，從獨立支隊抽調走了兩個中隊五百餘名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