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濤離開後，我陪叔叔嬸嬸坐了一會，對他們說大寶肯定不會有事，等礦上的事故處理完就能回來。現在已經派人去接二姐和二姐夫了，他們來了後會在家裏住段時間，照顧春草和你們。
兩個老人向來相信我，能聽進我的話，果然不再繼續哭鬧，但還是不肯下地，閉上了眼睛，躺在炕上打瞌睡。
春草把自己住的窯洞收拾利索後，又去廚房專門給我做了碗手擀麵。
這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早過了午飯時間。因為心裏煩悶，我連一點食欲也沒有，可看著春草可憐兮兮的樣子，還是接過了她手中的飯碗。
吃麵的時候，春草說煤窯上的事大寶很少說，自己什麽都不懂，問我接下來她該怎麽辦。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隻是告訴她，一會二姐和二姐夫過來後，我會把事情給他們交待清楚，事故的善後處理由二姐夫代表你們家出麵，所有的事都不用你操心，遇到了困難，二姐夫會直接找我商量。
春草還是不放心，憂心忡忡地說，咱家肯定要給死人的家裏賠錢，聽說死一個人要花好幾十萬呢，大寶隻給我留下了三萬，咱拿啥給人家賠啊，公家會不會把這幾麵窯洞沒收了吧。
嫁過來一年多了，春草雖然沒有參與窯上的事，但在有十幾個小煤窯的村子裏生活了這麽長時間，村裏的大姑娘小媳婦常來家裏串門聊天，對相關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知道要給遇難礦工的家屬賠錢。
這個問題正是我現在最發愁，也是沒有食欲的主要原因，聞言更吃不下去，幹脆放下筷子。
春草見碗中的麵條還剩了大半，以為自己心不在焉，在臊子中忘了放什麽調料，怯生生地問我是不是不好吃。
我搖搖頭，說自己現在沒心情吃飯，讓她把碗筷收拾了，然後去睡一會，自己再去井口看看情況。
說完，我沒看春草的反應，又走出了大門。
遇難者的遺體運上來後，很快就要開始事故的善後處理工作。
無論什麽性質的煤礦傷亡事故，善後處理工作無非是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安撫傷亡者的家屬，二是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三是處理現場隱患，盡快恢複生產，爭取把事故帶來的經濟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三個環節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是把死者家屬安撫好，想辦法讓他們同意把親人的遺體火化，或者運回自家的家鄉安葬。
對家屬來說，人死不能複生，無論多麽傷心難過，也得接受這個事實，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多給自己爭取一些賠償金。
雖然國家對因公傷亡的撫恤金有明確規定，但在全社會法製建設很落後的情況下，處理涉及人員傷亡事故的時候，這個標準隻能起參考作用，沒有哪個遇難者家屬會接受這個賠償標誰。
最終寫在協議裏的賠償金額，是雙方博弈的結果。
博弈的過程絕對不輕鬆，有可能很漫長，也可能很激烈，對當事雙方來說，都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在榆樹坪礦當行政科長、副科長的幾年裏，我每年都要參加幾次傷亡事故的善後處理工作，知道和死者家屬協商的過程，有多麽艱難，是多麽地毀人三觀。
行政科雖然不是事故處理小組的牽頭部門，但管著全礦職工的吃喝拉撒住。亡者家屬來礦上處理親人的後事，不但要安排住宿，一日三餐也要有人負責，這些都是行政科的職責，盡管每次都極不情願，我還是不得不親自參與了多次的事故善後工作。
我們國家是人情社會，講究死者為大，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公眾對弱勢群體都有天然的同情心，社會輿論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堅定地站在弱勢一方的立場上。
作為亡者的親屬，當然是弱者，需要被同情、被憐憫。這就成了有些人獅子大開口，漫天要價，威脅甚至勒索的底氣和憑仗，做出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來。
一般來說，作為責任方的涉事單位，在麵對公亡者家屬的時候，大多會采取寬容忍讓的態度，為了息事寧人，早點讓亡者入土為安，隻要對方的要求不是太過分，通常會做出較大的讓步。
受單位委托，出麵和家屬談判的幹部，基本上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不會一開始就亮明自己的底線，每次都是先把國家規定和相關的文件材料擺到對方的麵前，作為談判的基礎。
對方肯定不願接受法律規定的標準，通常會提出更高的要價。
於是，雙方會進入你來我往的拉鋸過程，一方慢慢妥協讓步，另一方逐漸降低要求，直到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在協議書上簽上了各自的名字。
並不是每個事故，都能以協議的方式得到和平處理，也有因為親屬的要求太過分，協商的手段和方式讓礦方無法接受，雙方產生了激烈對抗，最後落了個兩敗俱傷的結果。
我親曆過不同尋常的事故處理過程不止一次，見過最奇葩的處理結果是，死者家屬不僅沒拿到一分錢撫恤金，反倒給我們行政科交了一萬多塊錢的住宿費和夥食費。
遇難者的親屬竟然來了四十多個人，除了家屬和近親外，大部分是八竿子也打不著，所謂的七大姑八大姨。
這些人由他們村的村長和書記帶隊，霸占了招待層整整一層樓的客房，每到吃飯的時候都大呼小叫，給餐廳工作人員提出很多過分要求，甚至會強闖後廚，把給其他客人準備的飯菜搶走。
他們不像是來協商事故處理的，倒像是專門來鬧事的，要求的賠償金額讓礦勞資科的幹部瞠目結舌，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
得到了純屬癡心妄想的答複後，這些人便耍起了無賴，在招待所吃飽喝足後，天天都要到辦公樓鬧事，每次來都會挨個拜訪十幾名礦級領導。
他們連續鬧了半個多月，終於激起了眾怒，把大家對亡者家屬的愧疚和同情心理消耗殆盡。
楊樹林一個電話，公安科一百多人全體出動，把鬧事的四十多個人全都綁了起來，送進了公安處看守所。先是治安拘留，後來又對除亡者父母老婆之外的其他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強製措施，準備提請檢察院對他們提起公訴。
兩個老人向來相信我，能聽進我的話，果然不再繼續哭鬧，但還是不肯下地，閉上了眼睛，躺在炕上打瞌睡。
春草把自己住的窯洞收拾利索後，又去廚房專門給我做了碗手擀麵。
這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早過了午飯時間。因為心裏煩悶，我連一點食欲也沒有，可看著春草可憐兮兮的樣子，還是接過了她手中的飯碗。
吃麵的時候，春草說煤窯上的事大寶很少說，自己什麽都不懂，問我接下來她該怎麽辦。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隻是告訴她，一會二姐和二姐夫過來後，我會把事情給他們交待清楚，事故的善後處理由二姐夫代表你們家出麵，所有的事都不用你操心，遇到了困難，二姐夫會直接找我商量。
春草還是不放心，憂心忡忡地說，咱家肯定要給死人的家裏賠錢，聽說死一個人要花好幾十萬呢，大寶隻給我留下了三萬，咱拿啥給人家賠啊，公家會不會把這幾麵窯洞沒收了吧。
嫁過來一年多了，春草雖然沒有參與窯上的事，但在有十幾個小煤窯的村子裏生活了這麽長時間，村裏的大姑娘小媳婦常來家裏串門聊天，對相關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知道要給遇難礦工的家屬賠錢。
這個問題正是我現在最發愁，也是沒有食欲的主要原因，聞言更吃不下去，幹脆放下筷子。
春草見碗中的麵條還剩了大半，以為自己心不在焉，在臊子中忘了放什麽調料，怯生生地問我是不是不好吃。
我搖搖頭，說自己現在沒心情吃飯，讓她把碗筷收拾了，然後去睡一會，自己再去井口看看情況。
說完，我沒看春草的反應，又走出了大門。
遇難者的遺體運上來後，很快就要開始事故的善後處理工作。
無論什麽性質的煤礦傷亡事故，善後處理工作無非是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安撫傷亡者的家屬，二是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三是處理現場隱患，盡快恢複生產，爭取把事故帶來的經濟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三個環節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是把死者家屬安撫好，想辦法讓他們同意把親人的遺體火化，或者運回自家的家鄉安葬。
對家屬來說，人死不能複生，無論多麽傷心難過，也得接受這個事實，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多給自己爭取一些賠償金。
雖然國家對因公傷亡的撫恤金有明確規定，但在全社會法製建設很落後的情況下，處理涉及人員傷亡事故的時候，這個標準隻能起參考作用，沒有哪個遇難者家屬會接受這個賠償標誰。
最終寫在協議裏的賠償金額，是雙方博弈的結果。
博弈的過程絕對不輕鬆，有可能很漫長，也可能很激烈，對當事雙方來說，都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在榆樹坪礦當行政科長、副科長的幾年裏，我每年都要參加幾次傷亡事故的善後處理工作，知道和死者家屬協商的過程，有多麽艱難，是多麽地毀人三觀。
行政科雖然不是事故處理小組的牽頭部門，但管著全礦職工的吃喝拉撒住。亡者家屬來礦上處理親人的後事，不但要安排住宿，一日三餐也要有人負責，這些都是行政科的職責，盡管每次都極不情願，我還是不得不親自參與了多次的事故善後工作。
我們國家是人情社會，講究死者為大，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公眾對弱勢群體都有天然的同情心，社會輿論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堅定地站在弱勢一方的立場上。
作為亡者的親屬，當然是弱者，需要被同情、被憐憫。這就成了有些人獅子大開口，漫天要價，威脅甚至勒索的底氣和憑仗，做出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來。
一般來說，作為責任方的涉事單位，在麵對公亡者家屬的時候，大多會采取寬容忍讓的態度，為了息事寧人，早點讓亡者入土為安，隻要對方的要求不是太過分，通常會做出較大的讓步。
受單位委托，出麵和家屬談判的幹部，基本上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不會一開始就亮明自己的底線，每次都是先把國家規定和相關的文件材料擺到對方的麵前，作為談判的基礎。
對方肯定不願接受法律規定的標準，通常會提出更高的要價。
於是，雙方會進入你來我往的拉鋸過程，一方慢慢妥協讓步，另一方逐漸降低要求，直到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在協議書上簽上了各自的名字。
並不是每個事故，都能以協議的方式得到和平處理，也有因為親屬的要求太過分，協商的手段和方式讓礦方無法接受，雙方產生了激烈對抗，最後落了個兩敗俱傷的結果。
我親曆過不同尋常的事故處理過程不止一次，見過最奇葩的處理結果是，死者家屬不僅沒拿到一分錢撫恤金，反倒給我們行政科交了一萬多塊錢的住宿費和夥食費。
遇難者的親屬竟然來了四十多個人，除了家屬和近親外，大部分是八竿子也打不著，所謂的七大姑八大姨。
這些人由他們村的村長和書記帶隊，霸占了招待層整整一層樓的客房，每到吃飯的時候都大呼小叫，給餐廳工作人員提出很多過分要求，甚至會強闖後廚，把給其他客人準備的飯菜搶走。
他們不像是來協商事故處理的，倒像是專門來鬧事的，要求的賠償金額讓礦勞資科的幹部瞠目結舌，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
得到了純屬癡心妄想的答複後，這些人便耍起了無賴，在招待所吃飽喝足後，天天都要到辦公樓鬧事，每次來都會挨個拜訪十幾名礦級領導。
他們連續鬧了半個多月，終於激起了眾怒，把大家對亡者家屬的愧疚和同情心理消耗殆盡。
楊樹林一個電話，公安科一百多人全體出動，把鬧事的四十多個人全都綁了起來，送進了公安處看守所。先是治安拘留，後來又對除亡者父母老婆之外的其他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強製措施，準備提請檢察院對他們提起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