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書在寫作中都會出現危機，有時它出現在前50頁，有時則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來。實際上，一本沒有遇到過危機的書，就好比是一個沒有出過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隱藏著什麽問題。
這本書的危機幾分鍾前剛剛出現，因為現在我感到，在1925年寫一本主題是寬容的書籍，似乎顯得很有些荒唐。迄今為止付出的全部勞動看起來都是浪費時光。我本來想把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懷特的著作堆起來，用我自己的書籍把它們引燃，一把火燒光。
這該怎樣解釋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過長的時間對一個主題冥思苦想，心情必然會感到有些煩躁。其次，是擔心這種書完全沒有實用價值。再次，還擔心這本書會為那些不太寬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讓他們順手從中找出一些事實作為為自己的惡劣行徑辯解的依據。
但是除了這些問題（大多數嚴肅書籍都有這些問題）之外，現在還有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那就是“體係”的問題。
一個完整的故事必須有開頭、有結尾。這本書已經開了頭，但是它能有一個結尾嗎？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舉出一些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都打著正義和公正的旗號，骨子裏卻是不寬容的結果。
我可以描繪出當專製（不寬容）被抬高為美德時，人類陷入的苦難日子。
我可以對專製進行譴責和嘲弄，直到我的讀者們異口同聲地高聲呼喊：“打倒這該詛咒的東西，讓我們全都變得寬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這個令人向往的目標該怎樣達到。從飯後的閑談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種各樣的書告訴你該怎樣做。上個星期日我讀到一個函授課程的廣告，裏邊有249個科目，這家學院保證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學費比較低廉。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承諾，能用40（或者400）個課時教會你“如何變得寬容”。
就連被人們認為能夠解開很多秘密的曆史，也無法在這種緊急時刻提供幫助。
是的，人們能夠寫出大部頭的學術專著，論述奴隸製、自由貿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築的產生和發展，因為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具體的事實。即使缺乏其他資料，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維護這些東西或者反對這些東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從這些出色人物解決問題的方式，從他們的個人習慣、社會交往，從他們對飲食的愛好，對煙草的態度，甚至從他們穿什麽樣的褲子，我們都能夠對他們積極擁護或者強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結論。
但是從來沒有把寬容當成自己事業的人。那些為這項偉大的事業熱情工作的人，他們的寬容之舉也隻是偶爾為之罷了。寬容是他們從事其他工作的一種副產品。他們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國王，也可能是醫生或者謙恭的藝術家。國王處理日常事務時，醫生為病人治療時，藝術家製作雕塑時，也許會為寬容說上一兩句好話，但是為寬容而奮鬥並不是他們的終生事業。他們對它感興趣，和喜歡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樣。而且因為他們各自屬於某一個群體（設想一下斯賓諾沙、腓特烈大帝、托馬斯·傑斐遜和蒙田是如何能夠成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從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處。不論是當兵的人、測繪人員，還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會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質。
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很想求助於名言警句。不論碰到什麽進退兩難的困境，總會有一兩句名言警句能夠解決。但是對現在這個問題，《聖經》、莎士比亞、艾薩克·沃爾頓(1)，甚至老貝恩漢姆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記憶中，喬納森·斯威夫特(2)曾經說過，大多數人從宗教中學會了痛恨別人，而不是熱愛別人。很遺憾，這句金玉良言對解決我們麵臨的困難並不能提供什麽幫助。有些人擁有的宗教理念並不比任何人少，卻竭盡全力地痛恨別人；還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卻對無家可歸的小貓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們都充滿了慈愛。
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經過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還摻雜著一種不確定的感想），我想說一說我以為是正確的東西。
那些為寬容而奮鬥過的人們，不論他們有什麽不同，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信仰中都摻雜著疑慮，他們可能確實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但他們的疑慮決不會達到轉化為絕對信念的程度。
在當前這個超級愛國主義的時代，我們總是滿腔熱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這個，百分之百地讚同那個。我們也許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給我們的啟迪，它似乎對任何標準化的理想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純粹由人工養大的小貓小狗都是些笨蛋，沒有人把它們從雨中帶走，它們就會很容易地死掉；百分之百的純鐵早已被人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鋼的混合金屬；沒有哪一個珠寶商會費力做百分之百純金或者純銀的首飾；不論多麽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種不同品種的木材製作而成的；至於百分之百地由蘑菇做成的飯菜——謝天謝地！我可不想吃！
一言以蔽之，世上絕大多數有用的東西都是混合物，而且我看不出信仰為什麽應該例外。除非我們“肯定”的基礎上包含有一定量的“疑慮”的合金，那我們的信仰聽起來才會像純銀製成的鈴鐺那樣悅耳，否則聽起來就會像黃銅製成的長號那樣刺耳。
正是對這一事實的深刻讚賞，寬容的英雄們才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在個人品行方麵，若論信仰真誠，忠於職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們中大多數人完全可以通過清教徒檢察官的審查。我想說得更進一步些，現在看來他們中至少有一半從生到死都可以被稱為聖人，但是他們卻受自己良心的驅使，成了某個組織公開的死敵，而隻有這個組織才有權把普通人加封為天上的聖者。
不過，幸運的是這些人對上天持有懷疑態度。
就像從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早就知道的，他們知道自己麵臨的問題十分廣大，頭腦正常的人絕不會指望解決它。也許他們希望，並且祈禱自己腳下的路最終能夠把他們引向安全的目的地，但他們絕不會把這當成唯一正確的道路，不會認為那些頭腦簡單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歧途，是通向罪惡的路。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有悖於我們的《教義問答手冊》以及倫理學教科書的觀點。這些教科書宣揚的是在絕對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個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許是這樣的吧。但是在這團火焰最耀眼的幾百年中，各行各業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卻很難說特別幸福與舒適。我並不希望什麽激進的改革，隻是覺得為了有一點兒變化，不妨嚐試一下別的光亮，看看那些寬容的兄弟們是怎樣看待人間萬事的。如果那樣做不成功，我們總還可以回到父輩的體係中。但是如果它確實能夠投下一縷宜人的光芒，為社會帶來一點兒仁慈和包容，使社會少一點兒醜惡、貪婪與仇恨，人們的收獲一定會非常豐富，而所花的代價也會小很多。
嚇人的小書
孰輕孰重，世間自有公論。我還是回到我的曆史上來吧。
最後一個羅馬人被埋葬之時，也就是最後一個世界公民（取這個字眼最好、最廣的含義）煙消雲散之際。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社會才重新為包容萬物的博愛——這古代世界精英頭腦中的精神特質——敞開安全的棲身之所。
我們都已看到，這發生在文藝複興時期。
國際貿易的複蘇，為備受貧窮之苦的西方國家注入了新鮮資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漸崛起，一個新的階層開始資助藝術。他們花錢出版書籍，還捐款給那些緊隨經濟繁榮而新建起來的大學。人文學科——就是那些大膽地將整個人類作為試驗對象的科學，這時也找到了一批忠實的支持者，這些人奮起反叛舊式經院哲學那些狹隘的局限，一些虔誠信徒認為他們對古代智慧和原理的興趣是邪惡不法的好奇心的表現，他們便與這些守舊的信徒分道揚鑣了。
那些走在最前麵的一小隊先鋒的故事，將在本書後麵的部分講述。在這些人當中，很少有誰的功勞能夠超過一個性格羞澀的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謨。
盡管他性格羞澀，他卻參加了當時所有的文字大論戰，而且他準確地掌握了各類武器中最致命的一種——幽默的遠程大炮，成功地令他的敵人膽戰心驚。
那些炮彈帶著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氣，從四麵八方射向敵人的國土。這些伊拉斯謨式的炸彈初看似乎並沒有什麽大礙，但實際上都有著各種形式的危險。它們沒有吱吱作響的導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花炮，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們帶回家讓孩子們擺弄的人吧！它的毒素一定會侵入那些幼小的心靈，而且毒性持久，過上4個世紀，人類都無法免受它的侵害。
說來奇怪的是，這樣一個人，竟然出生在北海東岸的泥濘灘塗旁邊一個沒什麽生氣的小鎮。15世紀時，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還沒有建起那個獨立富足的共和國。這裏形成了一群無足輕重的小公國，人們處於文明社會的邊緣地帶。空氣中長年飄著鯡魚的氣味，那是他們的居首位的出口產品。如果說他們曾經吸引過什麽來訪者的話，也隻能是在那該死的岸邊觸礁沉船的孤注一擲的水手。
但正是這種惡劣環境帶來的童年時代的恐懼，激勵著這個好奇的孩子積極掙紮，最後終於掙脫出來，成為那個時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伊拉斯謨）從一出生就麻煩不斷。他是個私生子。中世紀的人們和上帝、大自然都保持著親切友好的關係，但對私生子卻比我們敏感得多。他們對此深感遺憾。這種事情本來不應該發生，他們自然也極力表示反對。除此之外，這些心地單純的人倒不會懲罰搖籃中無助的小生命，因為這完全不是他自己犯下的罪過。不合法的出生給伊拉斯謨帶來的最大麻煩就是，他的昏頭昏腦的父母完全無力應付這種局麵，於是把自己的孩子們（伊拉斯謨還有一個哥哥）交給親戚撫養，而這些親戚不是笨蛋就是惡棍。
鹿特丹市
這些監護人壓根兒不知道拿這兩個小家夥如何是好，等母親一死，這兩個孩子就無家可歸了。他們先是被送到了荷蘭中部的一個城市德溫特一家有名的學校，那裏有好幾個教師屬於“共同生活兄弟會”。不過按照伊拉斯謨後來所寫的書信判斷，這些年輕人隻是在與字麵意思完全不同的意義上有一些“共同”之處。後來，這兩個小男孩被分開，弟弟被送到荷蘭西部的一個城市戈達，由一位拉丁學校的校長直接監護。這位校長是孩子繼承的微薄遺產的3名指定監護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謨當年所處的這所學校像我400年後參觀時那樣糟糕，我隻能為這個可憐的孩子感到難過了。更糟糕的是，幾名監護人這時已經把孩子們的錢花得分文不剩。為了逃避起訴（當時的荷蘭法庭對此類案件十分嚴厲），他們匆匆忙忙把孩子送進了斯泰恩修道院，催促他進入聖潔的修行，還說什麽“現在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曆史磨盤終於把這段可怕經曆碾成了某種具有偉大文學價值的東西。中世紀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侶半數以上都是大字不識的鄉巴佬和粗手粗腳的莊稼漢。我真不願意設想，這個敏感的少年如何在那種環境中度過終日與他們為伍的可怕時光。
幸運的是，由於斯泰恩修道院紀律鬆弛，伊拉斯謨可以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前任修道院長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中。他汲取著這些書稿中的營養，終於成了經典學說的活百科全書。這些對他後來的發展大有裨益。他總是搬家，很少有條件去圖書館查找資料，但這似乎並不必要，因為他可以從自己的記憶中摘取所需的東西。凡是領略過他那厚厚的10卷著作集，或者隻讀過其中一部分內容的人（現在人們的生命太短暫了），都會讚歎15世紀的“經典知識”意味著什麽。
紀律鬆弛的斯泰恩修道院
不用說，伊拉斯謨後來離開了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受環境的影響的。這樣的人能夠用最不可思議的材料，創造出自己的環境。
從此，伊拉斯謨成了一個自由的人。他終其一生都在想辦法尋找一個僻靜的地方，以避開大批慕名而來的朋友，不受幹擾地安心工作。
然而，直到生命的彌留之際，帶著童年時代對“活生生的上帝”的渴求，靈魂即將滑入死亡的沉睡時，伊拉斯謨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閑”。對於追尋蘇格拉底和芝諾足跡的人而言，這樣的時刻真是難得的佳境，可惜隻有極少數的人才能到達。
哪裏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謨就一定會在那裏露麵的。這樣的遷居過程已經被人們介紹得很多，這裏就不必重複詳情了。
伊拉斯謨曾經在巴黎研讀，那時他是個窮學者，險些凍餓而死。他曾在劍橋講過學，在巴塞爾出過書。他還曾試圖將啟蒙的火花帶進聞名遐邇的盧樊大學，最終徒勞而返。他在倫敦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歲月，還在都靈大學獲得了神學博士的學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運河，對荷蘭西南部的希蘭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羅馬的天空、公園、人行道和圖書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連希臘神話中遺忘河(3)的水也不能把他對這座聖城的記憶洗去。隻要他肯遷居威尼斯，便能夠得到一筆豐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學都會向他發出隆重邀請，請他擔任一個自己中意的職位，他可以教授課程，也可以什麽都不做，隻需要他偶爾光顧一下校園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總是堅決地謝絕這些邀請，因為這些邀請似乎都意味著久居和依附。在萬物之中，他最離不開的是自由。他喜歡舒適的房間，討厭破敗的居所；他喜歡風趣、快活的談伴，而不願意與乏味的人交往；他不會把勃艮第那塊土地上出產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亞平寧山地寡淡的廉價紅酒相提並論。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須把別人視為“主人”，就沒有辦法這樣過日子。
他為自己選擇的角色是一盞地地道道的知識探照燈。不論地平線上出現了什麽新物體，伊拉斯謨都會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過去，竭盡全力讓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麵目，剝掉那些裝飾，戳穿他無比痛恨的愚蠢和無知。
他在曆史上最動蕩的時期能夠做到這些事，而且既能夠成功躲過新教狂熱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這是他一生中招來最多指責的一點。
後代子孫提起祖先的時候，似乎總是對殉難者懷有一種真切的熱情。
“為什麽這個荷蘭人沒有勇敢地站起來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並肩奮戰？”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困擾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識的人們。
回答是：“他為什麽一定要那樣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況他從來沒有想過做任何運動的領袖。想告訴世人應該怎樣迎接新世紀的人們都有一些自以為正確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謨缺乏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而且他覺得，不見得每次重新規劃住房時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確，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經過時了，花園裏扔滿了過去的住戶丟下的垃圾和破爛，但是隻要房東說話算數，願意花些錢馬上改進，而且給他一定的時間履行諾言，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伊拉斯謨所期望的就是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遠。盡管伊拉斯謨的敵人輕蔑地嘲諷他為“溫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絕對不差於（也許更高）那些極端的“激進派”——從前世上的暴君隻有一個，他們卻帶來了兩個。
像所有真正的偉人一樣，伊拉斯謨不支持任何製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於每個人的努力。隻要改造了個體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發出呼籲，以這種方式對當時的不良現象發起攻擊。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寫了大量的信件。這些信件是寫給國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長、騎士、惡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個不怕麻煩而願意接近他的人寫信，提起筆至少就要揮灑8頁之多。
其次，他編輯了大量的古籍文獻，原先這些作品被傳抄次數太多，以至於錯誤百出，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為此他必須學習希臘語。他多次試圖掌握這種被禁的語言，因此很多虔誠的天主教徒從骨子裏覺得他和地道的異教徒一樣壞。這一番話聽起來有點荒唐，但這是事實。在15世紀，有身份的基督徒做夢也不會想到學習這種被禁的語言。它就像現在的俄語一樣，被當做一種名聲不佳的語言。懂得希臘語會給一個人惹來各種麻煩。它會誘使一個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書》和自己讀的譯本作比較，而對這些譯本，教會都早就保證過是絕對忠於原文的。這還僅僅是個開始。不久，他就跑到猶太區去，學會了希伯來文法，這離公開背叛教會的權威隻差一點兒了。在很長的時間裏，擁有一本寫著奇形怪狀的彎彎曲曲的外國書籍，就可能會被當做有秘密革命的傾向。
教會當局時常會突然闖進屋子搜查這些違禁物品，拜占庭難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語言為生的人，經常被趕出這座借以避難的城市。
盡管有種種困難，伊拉斯謨還是學會了希臘語。他在編輯西普裏安(4)、克裏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時，加入了不少附注，這些附注裏隱藏了許多對時事的議論，這些東西如果寫在單行本中，是絕對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謨發明的另外一種文學形式中，注釋的頑皮精靈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現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臘語、拉丁語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為了讓當時的兒童能夠學會用優雅的文字寫古文。這些所謂的“格言”評論得妙語連珠，在保守的人士看來，絕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後一點，他還寫了一本反映時代精神的奇特小書。它實際上是為博得幾位朋友開心一笑而作，結果不經意間享有了一部文學經典作品的美譽。這本書叫做《愚人頌》，而我們湊巧知道了該書是如何寫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為一本小冊子所轟動。它寫得非常巧妙，誰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擊修道士，還是在保護修道院生活。封麵上沒有署名，但是文學界的知情人還是能辨認出，這略顯反複無常的手筆出自一個叫做烏裏希·馮·赫頓的作者。他們猜得沒錯，這位有才華的年輕人、桂冠詩人兼罕見的城市遊民，的確在這本粗俗又有用的詼諧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為豪。當他聽說連托馬斯·莫爾這位英國新學領袖都對他的作品稱讚有加，便寫信給伊拉斯謨，向他詢問詳情。
伊拉斯謨與赫頓並非朋友，他那有條理的頭腦（反映在他那有條理的生活方式上）對這些不重視儀表的條頓作家們向來沒有什麽好感。這些人上午為啟蒙事業舞劍弄筆，下午便躲進附近的小酒館裏，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啤酒，借此把這個時代的腐敗與墮落拋在腦後。
但是馮·赫頓有自己的方式，還的確稱得上是個天才，而伊拉斯謨也不失禮儀地給他回了信。他寫著寫著，漸漸稱讚起自己倫敦朋友的美德，還描繪了托馬斯爵士一家美滿迷人的家庭景象，簡直可以作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這封信中，伊拉斯謨提到，作為一個非凡的幽默作家，莫爾怎樣給了他《愚人頌》的最初靈感。很可能是莫爾創作的善意鬧劇（其中描寫了一個地道的諾亞方舟，載著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鳥兒、狗兒、一個私人動物園、一個私人業餘話劇團和業餘小提琴樂隊）啟發了他，使他寫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並讓他永遠留名的諷刺作品。
這本書隱隱約約地讓我想起了一部名叫《龐奇與朱迪》的木偶劇。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它一直是荷蘭兒童的唯一娛樂。這些木偶表演有著大量粗鄙不堪的對話，但是又總保持著一種嚴肅高貴的道德腔調。場景正中是一個聲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員們必須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這位破布做的主角麵前，自我介紹一番，然後——這永遠是最令小觀眾開心不已的場麵——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腦袋敲一下，扔進想象中的廢品堆。
在《愚人頌》中，當時的整個社會結構被小心地剝開來，而愚人作為一個受到啟示的法醫，站在公眾一邊，用他的評論為公眾說話，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他的評論。“中世紀大街”上所有合適的形象都被囊括進來，當然嘍，沿街叫賣“拯救世界”的僧侶也逃不掉。他們可怕的無知，故作虔誠的言辭，冒充神聖的誇誇其談地收買人心，都被拿來毫不留情地擊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樞機紅衣主教以及大主教們——作為加利利貧苦潦倒的漁民和木匠的忘本的繼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幾章登場。
不過，伊拉斯謨的“愚人”可要比幽默文學中常見的玩偶更有豐富的人格。在這本小書中（事實上，在他寫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樣），伊拉斯謨通篇都在傳播他自己的福音書，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寬容”的哲學。
熱愛生活，同時允許別人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聖教規的精神，而不對那些教規原文中的逗號、分號深加探究；真正把宗教作為一種倫理體係，而不是把它當做一種統治形式接受下來。正是由於這些，一本正經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痛斥伊拉斯謨是個“心無上帝的惡棍”，認為他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死敵，他借那本機巧的小書，用滑稽可笑的詞句掩蓋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實際上是在“汙蔑基督”。
這些辱罵陪伴著伊拉斯謨一直到他去世，卻沒有任何效用。這個鼻子尖尖的小個子一直活到70歲，恰好趕上一個給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減去一字都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時代。而他對公眾人物所做的事情沒有一絲興趣，而且公開這樣宣講。他從不指望憑借劍和火槍能夠得到什麽東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場小小的神學爭執便會導致一場國際性的宗教戰爭時，世界將是多麽可怕。
所以，他像一頭巨大的海狸，夜以繼日地工作，構築起理智與真知的堤壩，茫然地希望可以擋住日漸洶湧的偏執與無知的潮水。
當然，伊拉斯謨失敗了。那些從日耳曼山峰和阿爾卑斯山傾瀉而下的惡意與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阻擋住的。伊拉斯謨死後沒過幾年，他的那些著作也全都被衝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當沉船的很多殘骸被衝上後人的岸邊，那些永遠無法製服的樂觀主義者們發現，它們仍然是很好的材料，終有一天還可以用來築起一道長堤大壩，真正把洪水擋住。
公元1536年7月7日，伊拉斯謨與世長辭。
他死在出版商的家中，他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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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薩克·沃爾頓（1593-1683）：英格蘭文學家。寫過傳記，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一本描寫釣魚技巧和樂趣的書。書名為《高明的垂釣者》。
(2) 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愛爾蘭諷刺作家，著名的英國散文大師，多是一些辛辣嘲諷人類愚昧與虛偽為主題的作品。
(3) 希臘神話中，冥府中的遺忘之河。死者的靈魂升入極樂世界之前，喝了河中之水，便會忘卻塵世的煩惱。
(4) 西普裏安（約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的主教。他主張對因受迫害而叛教的信徒實行寬容政策。其著作《論恩寵》和一些信件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資料。
這本書的危機幾分鍾前剛剛出現，因為現在我感到，在1925年寫一本主題是寬容的書籍，似乎顯得很有些荒唐。迄今為止付出的全部勞動看起來都是浪費時光。我本來想把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懷特的著作堆起來，用我自己的書籍把它們引燃，一把火燒光。
這該怎樣解釋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過長的時間對一個主題冥思苦想，心情必然會感到有些煩躁。其次，是擔心這種書完全沒有實用價值。再次，還擔心這本書會為那些不太寬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讓他們順手從中找出一些事實作為為自己的惡劣行徑辯解的依據。
但是除了這些問題（大多數嚴肅書籍都有這些問題）之外，現在還有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那就是“體係”的問題。
一個完整的故事必須有開頭、有結尾。這本書已經開了頭，但是它能有一個結尾嗎？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舉出一些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都打著正義和公正的旗號，骨子裏卻是不寬容的結果。
我可以描繪出當專製（不寬容）被抬高為美德時，人類陷入的苦難日子。
我可以對專製進行譴責和嘲弄，直到我的讀者們異口同聲地高聲呼喊：“打倒這該詛咒的東西，讓我們全都變得寬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這個令人向往的目標該怎樣達到。從飯後的閑談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種各樣的書告訴你該怎樣做。上個星期日我讀到一個函授課程的廣告，裏邊有249個科目，這家學院保證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學費比較低廉。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承諾，能用40（或者400）個課時教會你“如何變得寬容”。
就連被人們認為能夠解開很多秘密的曆史，也無法在這種緊急時刻提供幫助。
是的，人們能夠寫出大部頭的學術專著，論述奴隸製、自由貿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築的產生和發展，因為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具體的事實。即使缺乏其他資料，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維護這些東西或者反對這些東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從這些出色人物解決問題的方式，從他們的個人習慣、社會交往，從他們對飲食的愛好，對煙草的態度，甚至從他們穿什麽樣的褲子，我們都能夠對他們積極擁護或者強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結論。
但是從來沒有把寬容當成自己事業的人。那些為這項偉大的事業熱情工作的人，他們的寬容之舉也隻是偶爾為之罷了。寬容是他們從事其他工作的一種副產品。他們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國王，也可能是醫生或者謙恭的藝術家。國王處理日常事務時，醫生為病人治療時，藝術家製作雕塑時，也許會為寬容說上一兩句好話，但是為寬容而奮鬥並不是他們的終生事業。他們對它感興趣，和喜歡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樣。而且因為他們各自屬於某一個群體（設想一下斯賓諾沙、腓特烈大帝、托馬斯·傑斐遜和蒙田是如何能夠成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從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處。不論是當兵的人、測繪人員，還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會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質。
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很想求助於名言警句。不論碰到什麽進退兩難的困境，總會有一兩句名言警句能夠解決。但是對現在這個問題，《聖經》、莎士比亞、艾薩克·沃爾頓(1)，甚至老貝恩漢姆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記憶中，喬納森·斯威夫特(2)曾經說過，大多數人從宗教中學會了痛恨別人，而不是熱愛別人。很遺憾，這句金玉良言對解決我們麵臨的困難並不能提供什麽幫助。有些人擁有的宗教理念並不比任何人少，卻竭盡全力地痛恨別人；還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卻對無家可歸的小貓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們都充滿了慈愛。
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經過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還摻雜著一種不確定的感想），我想說一說我以為是正確的東西。
那些為寬容而奮鬥過的人們，不論他們有什麽不同，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信仰中都摻雜著疑慮，他們可能確實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但他們的疑慮決不會達到轉化為絕對信念的程度。
在當前這個超級愛國主義的時代，我們總是滿腔熱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這個，百分之百地讚同那個。我們也許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給我們的啟迪，它似乎對任何標準化的理想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純粹由人工養大的小貓小狗都是些笨蛋，沒有人把它們從雨中帶走，它們就會很容易地死掉；百分之百的純鐵早已被人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鋼的混合金屬；沒有哪一個珠寶商會費力做百分之百純金或者純銀的首飾；不論多麽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種不同品種的木材製作而成的；至於百分之百地由蘑菇做成的飯菜——謝天謝地！我可不想吃！
一言以蔽之，世上絕大多數有用的東西都是混合物，而且我看不出信仰為什麽應該例外。除非我們“肯定”的基礎上包含有一定量的“疑慮”的合金，那我們的信仰聽起來才會像純銀製成的鈴鐺那樣悅耳，否則聽起來就會像黃銅製成的長號那樣刺耳。
正是對這一事實的深刻讚賞，寬容的英雄們才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在個人品行方麵，若論信仰真誠，忠於職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們中大多數人完全可以通過清教徒檢察官的審查。我想說得更進一步些，現在看來他們中至少有一半從生到死都可以被稱為聖人，但是他們卻受自己良心的驅使，成了某個組織公開的死敵，而隻有這個組織才有權把普通人加封為天上的聖者。
不過，幸運的是這些人對上天持有懷疑態度。
就像從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早就知道的，他們知道自己麵臨的問題十分廣大，頭腦正常的人絕不會指望解決它。也許他們希望，並且祈禱自己腳下的路最終能夠把他們引向安全的目的地，但他們絕不會把這當成唯一正確的道路，不會認為那些頭腦簡單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歧途，是通向罪惡的路。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有悖於我們的《教義問答手冊》以及倫理學教科書的觀點。這些教科書宣揚的是在絕對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個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許是這樣的吧。但是在這團火焰最耀眼的幾百年中，各行各業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卻很難說特別幸福與舒適。我並不希望什麽激進的改革，隻是覺得為了有一點兒變化，不妨嚐試一下別的光亮，看看那些寬容的兄弟們是怎樣看待人間萬事的。如果那樣做不成功，我們總還可以回到父輩的體係中。但是如果它確實能夠投下一縷宜人的光芒，為社會帶來一點兒仁慈和包容，使社會少一點兒醜惡、貪婪與仇恨，人們的收獲一定會非常豐富，而所花的代價也會小很多。
嚇人的小書
孰輕孰重，世間自有公論。我還是回到我的曆史上來吧。
最後一個羅馬人被埋葬之時，也就是最後一個世界公民（取這個字眼最好、最廣的含義）煙消雲散之際。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社會才重新為包容萬物的博愛——這古代世界精英頭腦中的精神特質——敞開安全的棲身之所。
我們都已看到，這發生在文藝複興時期。
國際貿易的複蘇，為備受貧窮之苦的西方國家注入了新鮮資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漸崛起，一個新的階層開始資助藝術。他們花錢出版書籍，還捐款給那些緊隨經濟繁榮而新建起來的大學。人文學科——就是那些大膽地將整個人類作為試驗對象的科學，這時也找到了一批忠實的支持者，這些人奮起反叛舊式經院哲學那些狹隘的局限，一些虔誠信徒認為他們對古代智慧和原理的興趣是邪惡不法的好奇心的表現，他們便與這些守舊的信徒分道揚鑣了。
那些走在最前麵的一小隊先鋒的故事，將在本書後麵的部分講述。在這些人當中，很少有誰的功勞能夠超過一個性格羞澀的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謨。
盡管他性格羞澀，他卻參加了當時所有的文字大論戰，而且他準確地掌握了各類武器中最致命的一種——幽默的遠程大炮，成功地令他的敵人膽戰心驚。
那些炮彈帶著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氣，從四麵八方射向敵人的國土。這些伊拉斯謨式的炸彈初看似乎並沒有什麽大礙，但實際上都有著各種形式的危險。它們沒有吱吱作響的導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花炮，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們帶回家讓孩子們擺弄的人吧！它的毒素一定會侵入那些幼小的心靈，而且毒性持久，過上4個世紀，人類都無法免受它的侵害。
說來奇怪的是，這樣一個人，竟然出生在北海東岸的泥濘灘塗旁邊一個沒什麽生氣的小鎮。15世紀時，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還沒有建起那個獨立富足的共和國。這裏形成了一群無足輕重的小公國，人們處於文明社會的邊緣地帶。空氣中長年飄著鯡魚的氣味，那是他們的居首位的出口產品。如果說他們曾經吸引過什麽來訪者的話，也隻能是在那該死的岸邊觸礁沉船的孤注一擲的水手。
但正是這種惡劣環境帶來的童年時代的恐懼，激勵著這個好奇的孩子積極掙紮，最後終於掙脫出來，成為那個時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伊拉斯謨）從一出生就麻煩不斷。他是個私生子。中世紀的人們和上帝、大自然都保持著親切友好的關係，但對私生子卻比我們敏感得多。他們對此深感遺憾。這種事情本來不應該發生，他們自然也極力表示反對。除此之外，這些心地單純的人倒不會懲罰搖籃中無助的小生命，因為這完全不是他自己犯下的罪過。不合法的出生給伊拉斯謨帶來的最大麻煩就是，他的昏頭昏腦的父母完全無力應付這種局麵，於是把自己的孩子們（伊拉斯謨還有一個哥哥）交給親戚撫養，而這些親戚不是笨蛋就是惡棍。
鹿特丹市
這些監護人壓根兒不知道拿這兩個小家夥如何是好，等母親一死，這兩個孩子就無家可歸了。他們先是被送到了荷蘭中部的一個城市德溫特一家有名的學校，那裏有好幾個教師屬於“共同生活兄弟會”。不過按照伊拉斯謨後來所寫的書信判斷，這些年輕人隻是在與字麵意思完全不同的意義上有一些“共同”之處。後來，這兩個小男孩被分開，弟弟被送到荷蘭西部的一個城市戈達，由一位拉丁學校的校長直接監護。這位校長是孩子繼承的微薄遺產的3名指定監護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謨當年所處的這所學校像我400年後參觀時那樣糟糕，我隻能為這個可憐的孩子感到難過了。更糟糕的是，幾名監護人這時已經把孩子們的錢花得分文不剩。為了逃避起訴（當時的荷蘭法庭對此類案件十分嚴厲），他們匆匆忙忙把孩子送進了斯泰恩修道院，催促他進入聖潔的修行，還說什麽“現在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曆史磨盤終於把這段可怕經曆碾成了某種具有偉大文學價值的東西。中世紀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侶半數以上都是大字不識的鄉巴佬和粗手粗腳的莊稼漢。我真不願意設想，這個敏感的少年如何在那種環境中度過終日與他們為伍的可怕時光。
幸運的是，由於斯泰恩修道院紀律鬆弛，伊拉斯謨可以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前任修道院長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中。他汲取著這些書稿中的營養，終於成了經典學說的活百科全書。這些對他後來的發展大有裨益。他總是搬家，很少有條件去圖書館查找資料，但這似乎並不必要，因為他可以從自己的記憶中摘取所需的東西。凡是領略過他那厚厚的10卷著作集，或者隻讀過其中一部分內容的人（現在人們的生命太短暫了），都會讚歎15世紀的“經典知識”意味著什麽。
紀律鬆弛的斯泰恩修道院
不用說，伊拉斯謨後來離開了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受環境的影響的。這樣的人能夠用最不可思議的材料，創造出自己的環境。
從此，伊拉斯謨成了一個自由的人。他終其一生都在想辦法尋找一個僻靜的地方，以避開大批慕名而來的朋友，不受幹擾地安心工作。
然而，直到生命的彌留之際，帶著童年時代對“活生生的上帝”的渴求，靈魂即將滑入死亡的沉睡時，伊拉斯謨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閑”。對於追尋蘇格拉底和芝諾足跡的人而言，這樣的時刻真是難得的佳境，可惜隻有極少數的人才能到達。
哪裏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謨就一定會在那裏露麵的。這樣的遷居過程已經被人們介紹得很多，這裏就不必重複詳情了。
伊拉斯謨曾經在巴黎研讀，那時他是個窮學者，險些凍餓而死。他曾在劍橋講過學，在巴塞爾出過書。他還曾試圖將啟蒙的火花帶進聞名遐邇的盧樊大學，最終徒勞而返。他在倫敦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歲月，還在都靈大學獲得了神學博士的學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運河，對荷蘭西南部的希蘭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羅馬的天空、公園、人行道和圖書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連希臘神話中遺忘河(3)的水也不能把他對這座聖城的記憶洗去。隻要他肯遷居威尼斯，便能夠得到一筆豐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學都會向他發出隆重邀請，請他擔任一個自己中意的職位，他可以教授課程，也可以什麽都不做，隻需要他偶爾光顧一下校園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總是堅決地謝絕這些邀請，因為這些邀請似乎都意味著久居和依附。在萬物之中，他最離不開的是自由。他喜歡舒適的房間，討厭破敗的居所；他喜歡風趣、快活的談伴，而不願意與乏味的人交往；他不會把勃艮第那塊土地上出產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亞平寧山地寡淡的廉價紅酒相提並論。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須把別人視為“主人”，就沒有辦法這樣過日子。
他為自己選擇的角色是一盞地地道道的知識探照燈。不論地平線上出現了什麽新物體，伊拉斯謨都會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過去，竭盡全力讓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麵目，剝掉那些裝飾，戳穿他無比痛恨的愚蠢和無知。
他在曆史上最動蕩的時期能夠做到這些事，而且既能夠成功躲過新教狂熱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這是他一生中招來最多指責的一點。
後代子孫提起祖先的時候，似乎總是對殉難者懷有一種真切的熱情。
“為什麽這個荷蘭人沒有勇敢地站起來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並肩奮戰？”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困擾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識的人們。
回答是：“他為什麽一定要那樣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況他從來沒有想過做任何運動的領袖。想告訴世人應該怎樣迎接新世紀的人們都有一些自以為正確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謨缺乏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而且他覺得，不見得每次重新規劃住房時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確，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經過時了，花園裏扔滿了過去的住戶丟下的垃圾和破爛，但是隻要房東說話算數，願意花些錢馬上改進，而且給他一定的時間履行諾言，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伊拉斯謨所期望的就是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遠。盡管伊拉斯謨的敵人輕蔑地嘲諷他為“溫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絕對不差於（也許更高）那些極端的“激進派”——從前世上的暴君隻有一個，他們卻帶來了兩個。
像所有真正的偉人一樣，伊拉斯謨不支持任何製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於每個人的努力。隻要改造了個體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發出呼籲，以這種方式對當時的不良現象發起攻擊。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寫了大量的信件。這些信件是寫給國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長、騎士、惡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個不怕麻煩而願意接近他的人寫信，提起筆至少就要揮灑8頁之多。
其次，他編輯了大量的古籍文獻，原先這些作品被傳抄次數太多，以至於錯誤百出，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為此他必須學習希臘語。他多次試圖掌握這種被禁的語言，因此很多虔誠的天主教徒從骨子裏覺得他和地道的異教徒一樣壞。這一番話聽起來有點荒唐，但這是事實。在15世紀，有身份的基督徒做夢也不會想到學習這種被禁的語言。它就像現在的俄語一樣，被當做一種名聲不佳的語言。懂得希臘語會給一個人惹來各種麻煩。它會誘使一個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書》和自己讀的譯本作比較，而對這些譯本，教會都早就保證過是絕對忠於原文的。這還僅僅是個開始。不久，他就跑到猶太區去，學會了希伯來文法，這離公開背叛教會的權威隻差一點兒了。在很長的時間裏，擁有一本寫著奇形怪狀的彎彎曲曲的外國書籍，就可能會被當做有秘密革命的傾向。
教會當局時常會突然闖進屋子搜查這些違禁物品，拜占庭難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語言為生的人，經常被趕出這座借以避難的城市。
盡管有種種困難，伊拉斯謨還是學會了希臘語。他在編輯西普裏安(4)、克裏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時，加入了不少附注，這些附注裏隱藏了許多對時事的議論，這些東西如果寫在單行本中，是絕對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謨發明的另外一種文學形式中，注釋的頑皮精靈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現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臘語、拉丁語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為了讓當時的兒童能夠學會用優雅的文字寫古文。這些所謂的“格言”評論得妙語連珠，在保守的人士看來，絕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後一點，他還寫了一本反映時代精神的奇特小書。它實際上是為博得幾位朋友開心一笑而作，結果不經意間享有了一部文學經典作品的美譽。這本書叫做《愚人頌》，而我們湊巧知道了該書是如何寫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為一本小冊子所轟動。它寫得非常巧妙，誰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擊修道士，還是在保護修道院生活。封麵上沒有署名，但是文學界的知情人還是能辨認出，這略顯反複無常的手筆出自一個叫做烏裏希·馮·赫頓的作者。他們猜得沒錯，這位有才華的年輕人、桂冠詩人兼罕見的城市遊民，的確在這本粗俗又有用的詼諧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為豪。當他聽說連托馬斯·莫爾這位英國新學領袖都對他的作品稱讚有加，便寫信給伊拉斯謨，向他詢問詳情。
伊拉斯謨與赫頓並非朋友，他那有條理的頭腦（反映在他那有條理的生活方式上）對這些不重視儀表的條頓作家們向來沒有什麽好感。這些人上午為啟蒙事業舞劍弄筆，下午便躲進附近的小酒館裏，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啤酒，借此把這個時代的腐敗與墮落拋在腦後。
但是馮·赫頓有自己的方式，還的確稱得上是個天才，而伊拉斯謨也不失禮儀地給他回了信。他寫著寫著，漸漸稱讚起自己倫敦朋友的美德，還描繪了托馬斯爵士一家美滿迷人的家庭景象，簡直可以作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這封信中，伊拉斯謨提到，作為一個非凡的幽默作家，莫爾怎樣給了他《愚人頌》的最初靈感。很可能是莫爾創作的善意鬧劇（其中描寫了一個地道的諾亞方舟，載著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鳥兒、狗兒、一個私人動物園、一個私人業餘話劇團和業餘小提琴樂隊）啟發了他，使他寫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並讓他永遠留名的諷刺作品。
這本書隱隱約約地讓我想起了一部名叫《龐奇與朱迪》的木偶劇。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它一直是荷蘭兒童的唯一娛樂。這些木偶表演有著大量粗鄙不堪的對話，但是又總保持著一種嚴肅高貴的道德腔調。場景正中是一個聲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員們必須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這位破布做的主角麵前，自我介紹一番，然後——這永遠是最令小觀眾開心不已的場麵——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腦袋敲一下，扔進想象中的廢品堆。
在《愚人頌》中，當時的整個社會結構被小心地剝開來，而愚人作為一個受到啟示的法醫，站在公眾一邊，用他的評論為公眾說話，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他的評論。“中世紀大街”上所有合適的形象都被囊括進來，當然嘍，沿街叫賣“拯救世界”的僧侶也逃不掉。他們可怕的無知，故作虔誠的言辭，冒充神聖的誇誇其談地收買人心，都被拿來毫不留情地擊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樞機紅衣主教以及大主教們——作為加利利貧苦潦倒的漁民和木匠的忘本的繼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幾章登場。
不過，伊拉斯謨的“愚人”可要比幽默文學中常見的玩偶更有豐富的人格。在這本小書中（事實上，在他寫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樣），伊拉斯謨通篇都在傳播他自己的福音書，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寬容”的哲學。
熱愛生活，同時允許別人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聖教規的精神，而不對那些教規原文中的逗號、分號深加探究；真正把宗教作為一種倫理體係，而不是把它當做一種統治形式接受下來。正是由於這些，一本正經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痛斥伊拉斯謨是個“心無上帝的惡棍”，認為他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死敵，他借那本機巧的小書，用滑稽可笑的詞句掩蓋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實際上是在“汙蔑基督”。
這些辱罵陪伴著伊拉斯謨一直到他去世，卻沒有任何效用。這個鼻子尖尖的小個子一直活到70歲，恰好趕上一個給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減去一字都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時代。而他對公眾人物所做的事情沒有一絲興趣，而且公開這樣宣講。他從不指望憑借劍和火槍能夠得到什麽東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場小小的神學爭執便會導致一場國際性的宗教戰爭時，世界將是多麽可怕。
所以，他像一頭巨大的海狸，夜以繼日地工作，構築起理智與真知的堤壩，茫然地希望可以擋住日漸洶湧的偏執與無知的潮水。
當然，伊拉斯謨失敗了。那些從日耳曼山峰和阿爾卑斯山傾瀉而下的惡意與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阻擋住的。伊拉斯謨死後沒過幾年，他的那些著作也全都被衝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當沉船的很多殘骸被衝上後人的岸邊，那些永遠無法製服的樂觀主義者們發現，它們仍然是很好的材料，終有一天還可以用來築起一道長堤大壩，真正把洪水擋住。
公元1536年7月7日，伊拉斯謨與世長辭。
他死在出版商的家中，他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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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薩克·沃爾頓（1593-1683）：英格蘭文學家。寫過傳記，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一本描寫釣魚技巧和樂趣的書。書名為《高明的垂釣者》。
(2) 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愛爾蘭諷刺作家，著名的英國散文大師，多是一些辛辣嘲諷人類愚昧與虛偽為主題的作品。
(3) 希臘神話中，冥府中的遺忘之河。死者的靈魂升入極樂世界之前，喝了河中之水，便會忘卻塵世的煩惱。
(4) 西普裏安（約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的主教。他主張對因受迫害而叛教的信徒實行寬容政策。其著作《論恩寵》和一些信件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