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缺錢,蔣介石暴打宋子文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3年秋,蔣介石的日子並不好過。年初,日本並吞熱河,虎視華北,其發動侵華戰爭的意圖已昭然若揭。全國抗日的呼聲使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相當被動。《塘沽協定》以承認日軍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為代價,換來了中日暫時的休戰,但卻使蔣介石淹沒在全國的一片罵聲中。
在內憂與外患之間,他明白自己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呢?他確信,日本再強大,日軍再厲害,也不可能徹底打敗中國,而直接將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強不可能讓日本獨霸中國,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機器,如果沒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以及世界市場對日本產品的開放,日本帝國貌似強大的權力大廈將會頃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過分,西方列強必會出手製止。所以,外患不過是疥癬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質就不同了,他們在江西、湖南、廣東幾省交界處建立的中央蘇區竟然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就是“國中之國”!當年蔣介石最痛恨的就是“黨中有黨”,分化人心,瓦解士氣,嚴重阻撓了他的集權之路。“四一二”政變以來,原本以為徹底消滅中共的“黨患”,沒想到現在居然占據了贛、閩、粵三省60多個縣,人口300多萬。“清黨”搞成了“剿匪”。特別讓他震驚的是,從1930年到1933年,原來數千的“流寇”,國軍圍剿了四次均告失敗,“流寇”已變成“匪患”,“匪勢”已壯大到了10餘萬人。蔣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脅在於對其統治基礎與權力核心的致命挑戰,這是一場極少數富人對絕大多數窮人的戰爭。當絕大多數窮人是沒有組織的一盤散沙時,問題不大,但當組織能力超強的中共,將絕大多數人喚醒並組織起來時,這簡直就是一場不可能蘇醒的噩夢!因此,“共匪”的內憂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數國民黨內的核心要員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精要,甚至於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來,公開主張抗日優先,更認為“共匪”乃政治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軍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宋子文是黨內公認的英美派領袖,英美自然不願看到日本在中國獨大的局麵,自己的大舅子屢屢發表激烈的抗日意見,博得輿論一片叫好,而將自己陷於屈膝賣國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還力推國家財政預算製度,身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要職,卻三番五次地反對自己的第五次“圍剿”大業。此時的蔣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進入10月,蔣介石的百萬“剿匪”大軍已正式向中央蘇區開始全麵進攻,戰爭費用頃刻飆升。蔣介石催逼宋子文從速辦理軍餉之事,宋子文卻總是推三阻四。這一天,蔣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轅,單刀直入:“第五次‘圍剿’命令已發,財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萬元軍費!”
“作為財政部長,實在拿不出那麽多呀,財政部正打算搞一個國家預算製度。”宋子文正要展開,沒想到蔣介石根本就不給他討論的機會。
怒不可遏的蔣介石吼道:“這天下是誰的天下?誰當家?”
宋子文有著響當當的家族背景,又受過西方教育,那也是個性十足。出任財政部長後,他常對人說的一句話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計劃不周要發愁。”實際上,這句話所指的正是蔣介石不顧財力一味“剿共”。
前線戰事吃緊,蔣介石的壓力很大,仗已打到關鍵時刻,宋子文卻提出要建立“國家預算製度”,他哪裏聽得進去什麽預算的屁話呀!
蔣介石直接發難:“就是你‘剿共’不積極,不提供所需經費,否則‘剿共’早就勝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這仗打的,是你沒打贏,反怪到我的頭上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娘希匹!”蔣介石忍無可忍,一直以來,對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種種大不敬,早已淤積心頭,被這話一激,火往頭上頂,氣向膽邊生!一記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臉上。
由於來得太突然,宋子文被這一記耳光給打懵了,半天沒反應過來。宋子文長這麽大,哪裏受過這等委屈!一回過神來,掄起凳子就向蔣介石砸去。
蔣介石畢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勝一籌,擰腰躬身躲了過去。
這可是國家元首扇了財政部長一個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蔣宋後來仍然能緊密聯合在一起,可見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強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氣之下辭了職,由姐夫孔祥熙繼任了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的官方解釋是:“自國難以來,收入驟減,軍政各費,約每月短少1000餘萬元之巨,因無法籌措,故欲求去。”【1】但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那是“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表麵上宋子文“下課”,應該老實在家反省了,但事實上,他的能量卻不減當年,“減負”後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務正業”了。
其實,蔣介石確實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雖然不滿蔣介石的“剿共”無休止地浪費金錢,但也還算是盡心竭力地去幫蔣介石籌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於,每年9億元的財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國家早已入不敷出,隻有向江浙財閥借錢,而財閥們對蔣介石的窮兵黷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後,江浙財閥感覺蔣介石的胃口越來越大,隻會無休止地內戰,便向孔祥熙提出,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不能把銀行當國庫使。沒想到這下可得罪了蔣介石,蔣介石要對銀行“動刀子”了。
當過證券經理人的蔣介石,不同於那些舊式的軍閥,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而此時的蔣介石更進一步認清了,從別人的錢袋子裏掏錢,總是不如從自己的錢袋子裏掏錢來得順手,來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臉不認人,便印證了這一點。驢,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驢肉火燒嘛!
貨幣控製權是蔣介石與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正是這種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堅定了一種集權的信念,軍事集權剛起步,政治集權學走路,金融集權才能統江湖。
在內憂與外患之間,他明白自己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呢?他確信,日本再強大,日軍再厲害,也不可能徹底打敗中國,而直接將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強不可能讓日本獨霸中國,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機器,如果沒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以及世界市場對日本產品的開放,日本帝國貌似強大的權力大廈將會頃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過分,西方列強必會出手製止。所以,外患不過是疥癬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質就不同了,他們在江西、湖南、廣東幾省交界處建立的中央蘇區竟然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就是“國中之國”!當年蔣介石最痛恨的就是“黨中有黨”,分化人心,瓦解士氣,嚴重阻撓了他的集權之路。“四一二”政變以來,原本以為徹底消滅中共的“黨患”,沒想到現在居然占據了贛、閩、粵三省60多個縣,人口300多萬。“清黨”搞成了“剿匪”。特別讓他震驚的是,從1930年到1933年,原來數千的“流寇”,國軍圍剿了四次均告失敗,“流寇”已變成“匪患”,“匪勢”已壯大到了10餘萬人。蔣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脅在於對其統治基礎與權力核心的致命挑戰,這是一場極少數富人對絕大多數窮人的戰爭。當絕大多數窮人是沒有組織的一盤散沙時,問題不大,但當組織能力超強的中共,將絕大多數人喚醒並組織起來時,這簡直就是一場不可能蘇醒的噩夢!因此,“共匪”的內憂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數國民黨內的核心要員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精要,甚至於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來,公開主張抗日優先,更認為“共匪”乃政治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軍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宋子文是黨內公認的英美派領袖,英美自然不願看到日本在中國獨大的局麵,自己的大舅子屢屢發表激烈的抗日意見,博得輿論一片叫好,而將自己陷於屈膝賣國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還力推國家財政預算製度,身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要職,卻三番五次地反對自己的第五次“圍剿”大業。此時的蔣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進入10月,蔣介石的百萬“剿匪”大軍已正式向中央蘇區開始全麵進攻,戰爭費用頃刻飆升。蔣介石催逼宋子文從速辦理軍餉之事,宋子文卻總是推三阻四。這一天,蔣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轅,單刀直入:“第五次‘圍剿’命令已發,財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萬元軍費!”
“作為財政部長,實在拿不出那麽多呀,財政部正打算搞一個國家預算製度。”宋子文正要展開,沒想到蔣介石根本就不給他討論的機會。
怒不可遏的蔣介石吼道:“這天下是誰的天下?誰當家?”
宋子文有著響當當的家族背景,又受過西方教育,那也是個性十足。出任財政部長後,他常對人說的一句話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計劃不周要發愁。”實際上,這句話所指的正是蔣介石不顧財力一味“剿共”。
前線戰事吃緊,蔣介石的壓力很大,仗已打到關鍵時刻,宋子文卻提出要建立“國家預算製度”,他哪裏聽得進去什麽預算的屁話呀!
蔣介石直接發難:“就是你‘剿共’不積極,不提供所需經費,否則‘剿共’早就勝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這仗打的,是你沒打贏,反怪到我的頭上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娘希匹!”蔣介石忍無可忍,一直以來,對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種種大不敬,早已淤積心頭,被這話一激,火往頭上頂,氣向膽邊生!一記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臉上。
由於來得太突然,宋子文被這一記耳光給打懵了,半天沒反應過來。宋子文長這麽大,哪裏受過這等委屈!一回過神來,掄起凳子就向蔣介石砸去。
蔣介石畢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勝一籌,擰腰躬身躲了過去。
這可是國家元首扇了財政部長一個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蔣宋後來仍然能緊密聯合在一起,可見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強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氣之下辭了職,由姐夫孔祥熙繼任了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的官方解釋是:“自國難以來,收入驟減,軍政各費,約每月短少1000餘萬元之巨,因無法籌措,故欲求去。”【1】但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那是“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表麵上宋子文“下課”,應該老實在家反省了,但事實上,他的能量卻不減當年,“減負”後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務正業”了。
其實,蔣介石確實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雖然不滿蔣介石的“剿共”無休止地浪費金錢,但也還算是盡心竭力地去幫蔣介石籌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於,每年9億元的財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國家早已入不敷出,隻有向江浙財閥借錢,而財閥們對蔣介石的窮兵黷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後,江浙財閥感覺蔣介石的胃口越來越大,隻會無休止地內戰,便向孔祥熙提出,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不能把銀行當國庫使。沒想到這下可得罪了蔣介石,蔣介石要對銀行“動刀子”了。
當過證券經理人的蔣介石,不同於那些舊式的軍閥,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而此時的蔣介石更進一步認清了,從別人的錢袋子裏掏錢,總是不如從自己的錢袋子裏掏錢來得順手,來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臉不認人,便印證了這一點。驢,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驢肉火燒嘛!
貨幣控製權是蔣介石與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正是這種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堅定了一種集權的信念,軍事集權剛起步,政治集權學走路,金融集權才能統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