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pk中國銀行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央銀行乃是一國金融高邊疆的戰略製高點，誰能控製中央銀行，誰就能控製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的要害，這一點蔣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銀行就成了“黨國”的重大決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蔣介石將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權看好錢袋子。隻不過，這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剛剛進入寧滬地區，長江上遊的武漢尚未完全控製，北方的軍閥仍未完全歸順，政府的財源非常有限，開支卻遠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窮得叮當響，連本錢都拿不出，資本金2000萬元都是用政府公債充抵。
其實，蔣介石最初對中央銀行的設計是直接將中國銀行改組，使中國銀行多年積累的信用和資源為己所用。
不過，中國銀行根本不吃這一套。
中國銀行此時的“大掌櫃”乃是張嘉h，蔣介石、宋子文與張嘉h早在北伐時期就打過交道。北伐時，宋子文向香港中國銀行籌款，先借了50萬為北伐之用，並電令北伐出師各軍：“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宋子文告訴蔣介石，中國銀行的實權人物是張嘉h，蔣介石便通過他的拜把兄弟黃郛，向張嘉h伸手“求援”。
黃郛是蔣介石同江浙財閥及幫會首領聯絡的重要人物。張嘉h見到黃郛，當然早已知道他的來意，雖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和黃郛周旋一番，先打發他回去。隨後暗地裏派人去廣州探查情況，他自己則坐鎮上海指揮，在判定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再給予“經濟支持”。
後來，派出去的人匯報“北伐軍已順利打到江西，蔣介石此時已進駐南昌”。張嘉h認為出手的時機已到，決定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便通過黃郛送去了珍貴的“援助”。1927年，張嘉h又密令漢口分行經理：“蔣抵達武漢後，可借支100萬元。”真可謂步步為營。
當蔣介石到了上海後，籌款之事更是逐級加碼，最後提出了要借1000萬元。張嘉h對於這樣的大手筆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墊款當即一口回絕，不過他也意識到蔣介石要幹的是“大事”。張嘉h不願墊付巨款，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他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h都賴在上海，就是不給麵子。
此時的蔣介石怒不可遏，開始·中國銀行的老底，“查中行從前借與吳佩孚五百萬，張宗昌數百萬，現當我軍餉糈萬急之際，如此刁難，居心殊不可問。”並在電報中威脅道：“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蔣介石立下嚴令：1.中國銀行預購國庫券1000萬元；2.如不履行，即通緝中國銀行負責人；3.如仍無效，即沒收各地中國銀行，改為中央銀行。
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陳光甫來勸蔣介石：“政府一麵固不得不籌款助餉，一麵亦不可不顧全市麵金融之流通，倘操之過急，一旦金融界發生問題，勢必籌墊無門，險象環生，於軍事前途影響極大。”意思是：老兄，你現在惹不起中國銀行！還是慢慢來吧！
中國銀行到底什麽來頭，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裏？
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懷當年創建的清帝國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盛宣懷本人是典型的親日派，並和日本在漢冶萍等生意上“深度過手”。因曆史淵源，其一直為北洋係所掌控，而曆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中國銀行的“大掌櫃”張嘉h，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他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後來，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創辦中國建設銀公司，試圖拉英美財團入夥，遭到日本強烈反對，而中國銀行對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始終采取抵製態度，可見日本勢力對中國銀行的影響力。除了日本後台，中國銀行大股東席家的勢力後台則是匯豐銀行，背後大英帝國的身影也不容小覷，而英日當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當年盛宣懷籌建戶部銀行時，洞庭山幫的掌門人席正甫，憑借席家壟斷15家外國銀行洋買辦職位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深入指導”了盛宣懷的戶部銀行。盛宣懷與席家已有幾十年的交情，曾聯手做掉了胡雪岩。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其股本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由私人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席正甫的四個兒子先後投資其中，長子席立功在該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後，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該行副理。【2】後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任大清銀行上海協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營口分行經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擔任漢口分行經理，後來擔任匯豐銀行副買辦長達10年。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席家成為中國銀行的幕後“東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後“東家”就是匯豐銀行。除了英資體係，席家與日本銀行勢力關係也非同尋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為日本第三大財閥住友銀行的買辦，在位長達15年，席家的女婿葉明齋擔任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長達21年。
席家不僅自家獨攬了匯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係。無論是英國係的麥加利、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係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係的德華銀行，俄國係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係的華比銀行，美國係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係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5家的買辦席位。除此之外，席家還是其他江浙財閥係銀行的重要股東，上海的錢莊票號也唯席家的馬首是瞻。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係中的根脈之深，影響力之大，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可以不誇張地說，席家是江浙財閥體係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後，則是國際銀行家的強大勢力。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係中，不僅是“東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國銀行的重要業務部門，特別是外匯交易部門。
中國銀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一直相當於中央銀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獨立的民族資本銀行。在英、日等列強早已嚴密控製中國金融高邊疆的時代，豈有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
蔣介石想動中國銀行的腦筋，那不是白日做夢嗎？蔣介石既無實力，更無膽量向列強叫板，畢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後，蔣介石隻能放棄原來改組中國銀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銀行。
在陳光甫的點撥下，蔣介石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還不得不有求於中國銀行。
在此期間，正趕上張嘉h的母親去世。要知道，在這之前，蔣介石與張嘉h並沒見過麵，不過蔣介石在上海金融圈裏待過，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與江浙財閥的各路人脈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蔣介石決定親往吊唁。
吊唁當天，蔣介石突然來到張母的靈堂前，進門二話沒說，倒頭就拜，可謂是震驚四座，也給足了張嘉h麵子。這一舉動，讓張嘉h好生感動，沒想到蔣介石這麽講究“浙東鄉誼”。可他不知道，對於混過“碼頭”的蔣介石來說，這一套完全沒有難度，這時蔣介石的“腰杆子”還不夠硬，籌錢拉攏人，這不過是“進門拜碼頭”的標準動作罷了。
當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腳跟未穩，需要取得列強的承認，而這件事隻能求助於張嘉h。張頻繁會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領事，為南京政府的外交牽線搭橋，期間就連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談判也是在張嘉h的家中進行的！
而“墊款”一事，蔣介石最後派出嫡係人馬，由張靜江和陳光甫從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嘉h前後思量，感覺蔣介石要做大做強勢不可擋，也許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後才答應了由中國銀行分期墊付1000萬元經費，並且由江浙財閥出麵牽頭，通過上海商業聯合會先認繳了500萬元。
“四一二”事變之前，中國銀行已經為北伐提供了高額讚助，可見中國銀行為北伐立下了“汗馬功勞”。而當時中國銀行的漢口分行，也給了武漢國民政府1650萬元的巨款。不難想見，財閥們也不是一頭賭的，雞蛋不能隻放在一個籃子裏呀！在此後的“寧漢合流”中，中國銀行也同樣發揮了作用。
其實，張嘉h不過是前台跑龍套的，背靠大樹的人自己並不是大樹。蔣介石求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背後的列強勢力。後來，迫使蔣介石下野的江浙財閥，背後也同樣是列強的能量。
不過，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國際銀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一步步地奪取國際銀行家控製下的德國中央銀行大權一樣，蔣介石從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銀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時間，才將中國銀行控製權奪了過來，正式確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銀行的權威。而從1933年開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最終將中央銀行的大權搶到手。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蔣介石將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權看好錢袋子。隻不過，這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剛剛進入寧滬地區，長江上遊的武漢尚未完全控製，北方的軍閥仍未完全歸順，政府的財源非常有限，開支卻遠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窮得叮當響，連本錢都拿不出，資本金2000萬元都是用政府公債充抵。
其實，蔣介石最初對中央銀行的設計是直接將中國銀行改組，使中國銀行多年積累的信用和資源為己所用。
不過，中國銀行根本不吃這一套。
中國銀行此時的“大掌櫃”乃是張嘉h，蔣介石、宋子文與張嘉h早在北伐時期就打過交道。北伐時，宋子文向香港中國銀行籌款，先借了50萬為北伐之用，並電令北伐出師各軍：“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宋子文告訴蔣介石，中國銀行的實權人物是張嘉h，蔣介石便通過他的拜把兄弟黃郛，向張嘉h伸手“求援”。
黃郛是蔣介石同江浙財閥及幫會首領聯絡的重要人物。張嘉h見到黃郛，當然早已知道他的來意，雖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和黃郛周旋一番，先打發他回去。隨後暗地裏派人去廣州探查情況，他自己則坐鎮上海指揮，在判定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再給予“經濟支持”。
後來，派出去的人匯報“北伐軍已順利打到江西，蔣介石此時已進駐南昌”。張嘉h認為出手的時機已到，決定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便通過黃郛送去了珍貴的“援助”。1927年，張嘉h又密令漢口分行經理：“蔣抵達武漢後，可借支100萬元。”真可謂步步為營。
當蔣介石到了上海後，籌款之事更是逐級加碼，最後提出了要借1000萬元。張嘉h對於這樣的大手筆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墊款當即一口回絕，不過他也意識到蔣介石要幹的是“大事”。張嘉h不願墊付巨款，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他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h都賴在上海，就是不給麵子。
此時的蔣介石怒不可遏，開始·中國銀行的老底，“查中行從前借與吳佩孚五百萬，張宗昌數百萬，現當我軍餉糈萬急之際，如此刁難，居心殊不可問。”並在電報中威脅道：“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蔣介石立下嚴令：1.中國銀行預購國庫券1000萬元；2.如不履行，即通緝中國銀行負責人；3.如仍無效，即沒收各地中國銀行，改為中央銀行。
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陳光甫來勸蔣介石：“政府一麵固不得不籌款助餉，一麵亦不可不顧全市麵金融之流通，倘操之過急，一旦金融界發生問題，勢必籌墊無門，險象環生，於軍事前途影響極大。”意思是：老兄，你現在惹不起中國銀行！還是慢慢來吧！
中國銀行到底什麽來頭，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裏？
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懷當年創建的清帝國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盛宣懷本人是典型的親日派，並和日本在漢冶萍等生意上“深度過手”。因曆史淵源，其一直為北洋係所掌控，而曆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中國銀行的“大掌櫃”張嘉h，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他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後來，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創辦中國建設銀公司，試圖拉英美財團入夥，遭到日本強烈反對，而中國銀行對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始終采取抵製態度，可見日本勢力對中國銀行的影響力。除了日本後台，中國銀行大股東席家的勢力後台則是匯豐銀行，背後大英帝國的身影也不容小覷，而英日當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當年盛宣懷籌建戶部銀行時，洞庭山幫的掌門人席正甫，憑借席家壟斷15家外國銀行洋買辦職位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深入指導”了盛宣懷的戶部銀行。盛宣懷與席家已有幾十年的交情，曾聯手做掉了胡雪岩。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其股本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由私人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席正甫的四個兒子先後投資其中，長子席立功在該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後，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該行副理。【2】後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任大清銀行上海協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營口分行經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擔任漢口分行經理，後來擔任匯豐銀行副買辦長達10年。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席家成為中國銀行的幕後“東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後“東家”就是匯豐銀行。除了英資體係，席家與日本銀行勢力關係也非同尋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為日本第三大財閥住友銀行的買辦，在位長達15年，席家的女婿葉明齋擔任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長達21年。
席家不僅自家獨攬了匯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係。無論是英國係的麥加利、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係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係的德華銀行，俄國係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係的華比銀行，美國係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係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5家的買辦席位。除此之外，席家還是其他江浙財閥係銀行的重要股東，上海的錢莊票號也唯席家的馬首是瞻。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係中的根脈之深，影響力之大，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可以不誇張地說，席家是江浙財閥體係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後，則是國際銀行家的強大勢力。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係中，不僅是“東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國銀行的重要業務部門，特別是外匯交易部門。
中國銀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一直相當於中央銀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獨立的民族資本銀行。在英、日等列強早已嚴密控製中國金融高邊疆的時代，豈有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
蔣介石想動中國銀行的腦筋，那不是白日做夢嗎？蔣介石既無實力，更無膽量向列強叫板，畢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後，蔣介石隻能放棄原來改組中國銀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銀行。
在陳光甫的點撥下，蔣介石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還不得不有求於中國銀行。
在此期間，正趕上張嘉h的母親去世。要知道，在這之前，蔣介石與張嘉h並沒見過麵，不過蔣介石在上海金融圈裏待過，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與江浙財閥的各路人脈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蔣介石決定親往吊唁。
吊唁當天，蔣介石突然來到張母的靈堂前，進門二話沒說，倒頭就拜，可謂是震驚四座，也給足了張嘉h麵子。這一舉動，讓張嘉h好生感動，沒想到蔣介石這麽講究“浙東鄉誼”。可他不知道，對於混過“碼頭”的蔣介石來說，這一套完全沒有難度，這時蔣介石的“腰杆子”還不夠硬，籌錢拉攏人，這不過是“進門拜碼頭”的標準動作罷了。
當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腳跟未穩，需要取得列強的承認，而這件事隻能求助於張嘉h。張頻繁會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領事，為南京政府的外交牽線搭橋，期間就連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談判也是在張嘉h的家中進行的！
而“墊款”一事，蔣介石最後派出嫡係人馬，由張靜江和陳光甫從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嘉h前後思量，感覺蔣介石要做大做強勢不可擋，也許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後才答應了由中國銀行分期墊付1000萬元經費，並且由江浙財閥出麵牽頭，通過上海商業聯合會先認繳了500萬元。
“四一二”事變之前，中國銀行已經為北伐提供了高額讚助，可見中國銀行為北伐立下了“汗馬功勞”。而當時中國銀行的漢口分行，也給了武漢國民政府1650萬元的巨款。不難想見，財閥們也不是一頭賭的，雞蛋不能隻放在一個籃子裏呀！在此後的“寧漢合流”中，中國銀行也同樣發揮了作用。
其實，張嘉h不過是前台跑龍套的，背靠大樹的人自己並不是大樹。蔣介石求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背後的列強勢力。後來，迫使蔣介石下野的江浙財閥，背後也同樣是列強的能量。
不過，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國際銀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一步步地奪取國際銀行家控製下的德國中央銀行大權一樣，蔣介石從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銀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時間，才將中國銀行控製權奪了過來，正式確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銀行的權威。而從1933年開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最終將中央銀行的大權搶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