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組與染指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成立後，名義上確定了“真龍天子”的地位，原來的兩大巨頭——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被定為國際匯兌和發展實業的專業銀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銀行的發鈔量僅與交通銀行相仿，卻仍遠遠落後於中國銀行。作為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貨幣發行的堂堂中央銀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國銀行的鈔票之所以在市場上享有很高聲譽，是有其曆史淵源的。
江浙財閥中有三個重要的台麵人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和中國銀行的張嘉h，他們被稱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張嘉h28歲即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半官方的銀行，是最重要的兩家中資銀行，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中央銀行的作用。當時的北洋政府疲於應付戰事，財政緊缺，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負責印發“銀元券”，僅中國銀行的印發量，兩年就·了七八倍，鈔票印多了，自然引發通貨膨脹。
當時，梁士貽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看到物價上漲，他出了個餿主意：將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合並。意思大概是想搞個“縮股合並”，以便發行更多的鈔票。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儲戶的恐慌擠兌。無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停止兌現。而當時年輕的中國銀行上海副理張嘉h認為，“如遵照命令執行，則中國之銀行將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複之望”。便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一起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抗命！可抗命談何容易呀！違抗政府的成命，公然與政府作對，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讓他們“下崗”。同時，如果敞開中國銀行的銀庫兌現，單憑上海分行也沒有這個實力。當時銀庫中的現銀隻有200多萬，而敞開兌換到底需要多少銀子，必須事先有個精準的推測。但此時的張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盤，準備唱一出好戲！
張嘉h和搭檔宋漢章不露聲色，先找到浙江財閥中的幾位大掌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鴻林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這三位正是北洋時期，銀行業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營銀行，又稱“南三行”的掌櫃人物。張嘉h請他們分別代表股東和存戶向法庭起訴他自己！
根據當時的法律，訴訟期間，當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換現任經理、副理的，這樣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緊接著，張嘉h聘請了英國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幫他唱了出精彩的雙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東接收中國銀行，之後二人又代表股東，向張嘉h和宋漢章出具股東文書，指令兩人繼續主持分行業務，並照常營業。（英國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時代，還是鐵哥們兒，上世紀30年代以後才逐漸分道揚鑣。）
現銀方麵，張嘉h聯絡“南三行”和外國銀行為中國銀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國銀行的股東，利益相關，同時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台，整個局麵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與中國銀行訂立了200萬的透支契約。【3】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實行，立即形成擠兌狂潮。銀行門前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但擠兌者仍然人潮如湧。到了星期六，按慣例隻營業半天，但張嘉h決定下午繼續營業，並登報公告。
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市民發現，中國銀行是一家“守信”銀行，根本沒必要去擠兌，於是人心大定，擠兌風波完全平息。風暴過後，中國銀行的聲譽驟然提升，張嘉h和宋漢章則被當時的媒體報章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要是沒有列強在後麵撐腰，殺人如麻的袁世凱豈能放過這兩位膽大包天的銀行家。
後來張嘉h出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實際主持中國銀行的業務。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國銀行要招募商股，減少官股，擺脫政府的控製。張嘉h依托與江浙財閥的實力派人物陳光甫、李馥蓀、虞洽卿、宋漢章、蔣鴻林、錢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發起張府“星期五聚餐會”，後來這個“張府小飯桌”逐漸擴大，並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浙江財閥控製著上海銀行公會22家會員銀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時，這14家銀行掌握著全部會員銀行資金總數的84%。
中國銀行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裏的勢力，江浙財閥募集股份600萬元。後來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再將500萬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時增至97.47%，此時的中國銀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蔣介石進了上海，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實施改組，強行要求增資擴股，盡管是小股東，政府總算是在這兩家主力銀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官股楔子。
中國銀行的鈔票之所以在市場上享有很高聲譽，是有其曆史淵源的。
江浙財閥中有三個重要的台麵人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和中國銀行的張嘉h，他們被稱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張嘉h28歲即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半官方的銀行，是最重要的兩家中資銀行，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中央銀行的作用。當時的北洋政府疲於應付戰事，財政緊缺，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負責印發“銀元券”，僅中國銀行的印發量，兩年就·了七八倍，鈔票印多了，自然引發通貨膨脹。
當時，梁士貽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看到物價上漲，他出了個餿主意：將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合並。意思大概是想搞個“縮股合並”，以便發行更多的鈔票。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儲戶的恐慌擠兌。無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停止兌現。而當時年輕的中國銀行上海副理張嘉h認為，“如遵照命令執行，則中國之銀行將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複之望”。便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一起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抗命！可抗命談何容易呀！違抗政府的成命，公然與政府作對，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讓他們“下崗”。同時，如果敞開中國銀行的銀庫兌現，單憑上海分行也沒有這個實力。當時銀庫中的現銀隻有200多萬，而敞開兌換到底需要多少銀子，必須事先有個精準的推測。但此時的張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盤，準備唱一出好戲！
張嘉h和搭檔宋漢章不露聲色，先找到浙江財閥中的幾位大掌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鴻林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這三位正是北洋時期，銀行業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營銀行，又稱“南三行”的掌櫃人物。張嘉h請他們分別代表股東和存戶向法庭起訴他自己！
根據當時的法律，訴訟期間，當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換現任經理、副理的，這樣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緊接著，張嘉h聘請了英國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幫他唱了出精彩的雙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東接收中國銀行，之後二人又代表股東，向張嘉h和宋漢章出具股東文書，指令兩人繼續主持分行業務，並照常營業。（英國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時代，還是鐵哥們兒，上世紀30年代以後才逐漸分道揚鑣。）
現銀方麵，張嘉h聯絡“南三行”和外國銀行為中國銀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國銀行的股東，利益相關，同時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台，整個局麵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與中國銀行訂立了200萬的透支契約。【3】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實行，立即形成擠兌狂潮。銀行門前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但擠兌者仍然人潮如湧。到了星期六，按慣例隻營業半天，但張嘉h決定下午繼續營業，並登報公告。
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市民發現，中國銀行是一家“守信”銀行，根本沒必要去擠兌，於是人心大定，擠兌風波完全平息。風暴過後，中國銀行的聲譽驟然提升，張嘉h和宋漢章則被當時的媒體報章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要是沒有列強在後麵撐腰，殺人如麻的袁世凱豈能放過這兩位膽大包天的銀行家。
後來張嘉h出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實際主持中國銀行的業務。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國銀行要招募商股，減少官股，擺脫政府的控製。張嘉h依托與江浙財閥的實力派人物陳光甫、李馥蓀、虞洽卿、宋漢章、蔣鴻林、錢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發起張府“星期五聚餐會”，後來這個“張府小飯桌”逐漸擴大，並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浙江財閥控製著上海銀行公會22家會員銀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時，這14家銀行掌握著全部會員銀行資金總數的84%。
中國銀行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裏的勢力，江浙財閥募集股份600萬元。後來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再將500萬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時增至97.47%，此時的中國銀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蔣介石進了上海，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實施改組，強行要求增資擴股，盡管是小股東，政府總算是在這兩家主力銀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官股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