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之戰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9年6月10日，上海漢口路證券大廈四周的街道上，嘩啷嘩啷的聲音響成一片，許多人身穿長衫，手裏拿著一大把銀元，不斷互相敲擊，吸引過路行人的注意，口中還不斷報出銀元的價格。他們就是上海倒賣銀元的“銀牛”們。證券大廈是上海投機交易的中心，裏裏外外聚集了大投機商和小販多達數千人。他們通過幾千部電話同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密切聯係，操縱銀元價格。
上午10點，十幾輛軍用大卡車飛馳而來，停在證券大廈的門口，車上跳下一個營的解放軍士兵，把證券大廈包圍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廳和所有進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廳所有人員就地接受檢查。
六樓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裏，擺放著50部電話和對講機，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密密麻麻地從門外沿著天花板延伸到屋內。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夾雜著投機籌碼的暗號，不斷與香港、澳門市場呼叫聯絡。牆上掛著的黑板，上麵密密麻麻貼滿了紙條，按黃金、美金、銀元分類，下麵用白粉水筆寫著當日的買進賣出價格。一位西裝革履，頭發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邊抽著雪茄，一邊狂打電話：“今天漲得蠻好，這10天已經漲了2倍！儂放心，共產黨土包子拿我們沒辦法，前幾天他們拋出10萬現洋，想壓壓我們的勢頭，結果連聲音也沒有聽到。這裏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們跟他們拚的是銀元，不是槍，這是我們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話音剛落，幾位公安闖了進來，命令屋裏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動，那位中年投機商嚇得目瞪口呆，燃著的雪茄掉在腿上也絲毫沒有察覺。
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2100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餘人員經教育均陸續放出。
突襲證券大樓，一舉獲得了勝利。公安局又順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遊勇銀元販子。從此，上海再也聽不到銀元的嘩啷聲了。
這就是共產黨解放上海初期，整頓經濟的第一戰——“銀元之戰”。指揮此戰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
從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到1949年的12年間，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倍，物價如脫韁野馬一樣飛漲。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2頭牛，1945年為1條魚，1946年為1枚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經買不到一粒米了。
國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連發行10萬元、50萬元、500萬元、1000萬元麵額的金圓券，引起物價狂漲，肉每斤1200萬元，油條每根100萬元……有人形容金圓券貶值的情況，說吃第一碗飯是一個價格，等到吃第二碗飯時已經漲價了！
北大教授季羨林曾說，20世紀40年代後期，物價漲得很離譜，領到薪水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買米，而且跑慢了與跑快了米價都是不一樣的。這還是當年大學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說普通老百姓了。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表的《鄉土中國》寫得非常短。後來有人問費老，那麽好的學術著作怎麽不多寫點。他的回答就是，因為通貨膨脹，必須寫完就發表，發表就領稿費，領了稿費就跑去買米。這個流程不能打亂且要盡量縮短，等一部大部頭寫出來，稿費早就不值錢了。
金圓券貶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形成了一股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各行業中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其他產業凋敝衰落，唯有金融業畸形繁榮，機構猛增，投機活動愈演愈烈，這就是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銀投機活動的人數就多達50餘萬人。
投機的狂潮加劇了通貨膨脹，並從國民黨統治區蔓延到解放區。而共產黨因為500多萬解放軍的軍費開支，加上全麵接受蔣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務人員，要解決900萬軍政人員的生活費，不得不靠發行人民幣來解決。從1948年開始，人民幣發行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這就使得蔣介石留下的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得到控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投機問題不解決，經濟就不可能穩定，新生的政權也必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認識到政權要穩定，必須先穩定物價，要穩定物價，必須打擊以上海為中心的投機活動和勢力。因此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來統一管理全國財經事務，由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有豐富財經工作經驗的陳雲來統帥，南漢宸、薛暮橋都是中財委的精兵強將。
當時國內外的各種勢力都認為，共產黨沒法解決經濟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19世紀以來，沒有哪一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當時上海的商界大佬榮毅仁的觀點就是，共產黨能打仗，軍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講統一戰線，得80分；經濟上隻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金圓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於金圓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廢紙，有人甚至用來糊牆，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幣仍然進不了上海市場。盡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銀和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但是長期生活在通貨膨脹恐懼中的市民，依舊是保存鈔票不如保存實物的心理。利用人們這種對紙幣的恐懼心理，投機商對政府法令置若罔聞，集中投機銀元，有人甚至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在他們的操縱下，上海解放後僅10天，銀元漲了近2倍，並帶動整個物價上漲，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著漲了1～2倍。這時，上海的四大私營百貨公司紛紛開始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
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幾乎全部回到人民銀行。人民幣和政府的信用受到嚴重挑戰。陳雲意識到，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勢的銀元。
針對這一情況，人民政府曾采取拋售銀元的辦法來穩住市場。但10萬銀元剛一拋出，就被投機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強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1937年日本人占領上海時，也曾發生過銀元投機危機。日本人想靠市場手段來打擊投機，從東京運來5噸黃金，投下去之後卻如泥牛入海，毫無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共運走270萬兩黃金、1500萬銀元和1500萬美鈔。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銀行時，僅剩黃金6000多兩，白銀3萬兩，銀元150多萬元。要想用銀元拋售來壓低黑市價格，有些力不從心。而上海市民手裏的銀元至少有200萬，在打擊銀元投機上，政府並沒有絕對優勢。一旦打壓不下，還可能引來全國甚至港澳的熱錢圍攻上海。
權衡利弊後，陳雲果斷動用鐵腕手段查封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不出一個月，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銀元徹底從市場上退出，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
但是，投機商哪能如此輕易就範，銀元投機失敗，他們便把全部資金壓到紗布和糧食上麵，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決一死戰。
上午10點，十幾輛軍用大卡車飛馳而來，停在證券大廈的門口，車上跳下一個營的解放軍士兵，把證券大廈包圍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廳和所有進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廳所有人員就地接受檢查。
六樓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裏，擺放著50部電話和對講機，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密密麻麻地從門外沿著天花板延伸到屋內。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夾雜著投機籌碼的暗號，不斷與香港、澳門市場呼叫聯絡。牆上掛著的黑板，上麵密密麻麻貼滿了紙條，按黃金、美金、銀元分類，下麵用白粉水筆寫著當日的買進賣出價格。一位西裝革履，頭發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邊抽著雪茄，一邊狂打電話：“今天漲得蠻好，這10天已經漲了2倍！儂放心，共產黨土包子拿我們沒辦法，前幾天他們拋出10萬現洋，想壓壓我們的勢頭，結果連聲音也沒有聽到。這裏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們跟他們拚的是銀元，不是槍，這是我們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話音剛落，幾位公安闖了進來，命令屋裏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動，那位中年投機商嚇得目瞪口呆，燃著的雪茄掉在腿上也絲毫沒有察覺。
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2100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餘人員經教育均陸續放出。
突襲證券大樓，一舉獲得了勝利。公安局又順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遊勇銀元販子。從此，上海再也聽不到銀元的嘩啷聲了。
這就是共產黨解放上海初期，整頓經濟的第一戰——“銀元之戰”。指揮此戰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
從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到1949年的12年間，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倍，物價如脫韁野馬一樣飛漲。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2頭牛，1945年為1條魚，1946年為1枚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經買不到一粒米了。
國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連發行10萬元、50萬元、500萬元、1000萬元麵額的金圓券，引起物價狂漲，肉每斤1200萬元，油條每根100萬元……有人形容金圓券貶值的情況，說吃第一碗飯是一個價格，等到吃第二碗飯時已經漲價了！
北大教授季羨林曾說，20世紀40年代後期，物價漲得很離譜，領到薪水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買米，而且跑慢了與跑快了米價都是不一樣的。這還是當年大學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說普通老百姓了。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表的《鄉土中國》寫得非常短。後來有人問費老，那麽好的學術著作怎麽不多寫點。他的回答就是，因為通貨膨脹，必須寫完就發表，發表就領稿費，領了稿費就跑去買米。這個流程不能打亂且要盡量縮短，等一部大部頭寫出來，稿費早就不值錢了。
金圓券貶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形成了一股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各行業中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其他產業凋敝衰落，唯有金融業畸形繁榮，機構猛增，投機活動愈演愈烈，這就是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銀投機活動的人數就多達50餘萬人。
投機的狂潮加劇了通貨膨脹，並從國民黨統治區蔓延到解放區。而共產黨因為500多萬解放軍的軍費開支，加上全麵接受蔣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務人員，要解決900萬軍政人員的生活費，不得不靠發行人民幣來解決。從1948年開始，人民幣發行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這就使得蔣介石留下的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得到控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投機問題不解決，經濟就不可能穩定，新生的政權也必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認識到政權要穩定，必須先穩定物價，要穩定物價，必須打擊以上海為中心的投機活動和勢力。因此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來統一管理全國財經事務，由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有豐富財經工作經驗的陳雲來統帥，南漢宸、薛暮橋都是中財委的精兵強將。
當時國內外的各種勢力都認為，共產黨沒法解決經濟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19世紀以來，沒有哪一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當時上海的商界大佬榮毅仁的觀點就是，共產黨能打仗，軍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講統一戰線，得80分；經濟上隻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金圓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於金圓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廢紙，有人甚至用來糊牆，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幣仍然進不了上海市場。盡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銀和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但是長期生活在通貨膨脹恐懼中的市民，依舊是保存鈔票不如保存實物的心理。利用人們這種對紙幣的恐懼心理，投機商對政府法令置若罔聞，集中投機銀元，有人甚至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在他們的操縱下，上海解放後僅10天，銀元漲了近2倍，並帶動整個物價上漲，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著漲了1～2倍。這時，上海的四大私營百貨公司紛紛開始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
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幾乎全部回到人民銀行。人民幣和政府的信用受到嚴重挑戰。陳雲意識到，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勢的銀元。
針對這一情況，人民政府曾采取拋售銀元的辦法來穩住市場。但10萬銀元剛一拋出，就被投機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強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1937年日本人占領上海時，也曾發生過銀元投機危機。日本人想靠市場手段來打擊投機，從東京運來5噸黃金，投下去之後卻如泥牛入海，毫無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共運走270萬兩黃金、1500萬銀元和1500萬美鈔。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銀行時，僅剩黃金6000多兩，白銀3萬兩，銀元150多萬元。要想用銀元拋售來壓低黑市價格，有些力不從心。而上海市民手裏的銀元至少有200萬，在打擊銀元投機上，政府並沒有絕對優勢。一旦打壓不下，還可能引來全國甚至港澳的熱錢圍攻上海。
權衡利弊後，陳雲果斷動用鐵腕手段查封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不出一個月，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銀元徹底從市場上退出，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
但是，投機商哪能如此輕易就範，銀元投機失敗，他們便把全部資金壓到紗布和糧食上麵，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決一死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