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狀態下,政治永遠是宮廷裏的事,少數人的事。


    孔子同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據說這句話有多達六種句讀方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每一種句讀之間都有細致差別,甚至關乎對孔子為政思想的評價問題。本文隻采用第一種說法。)的主張被我們讚歎,不是因為他道出了多麽深奧的哲學主張,而是從最接近事實的角度概括了一種中國政治最典型的倫理特征,即“民”被排除在政治架構和政治進程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使”他們的那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不願意讓“民”知道不該知道的東西,比如什麽“憲政”、“自由”、“民主”之類——所有這一切都被我代表了,你們就甭操那麽多心了。


    能夠宣稱代表“民”的人隻能是少數,這就好比牧者數量必然少於羊的數量一樣。假如有一天羊把牧者圍起來咩咩地叫,想把牧者趕到一個地方去做一些什麽事情,那還叫牧者牧羊嗎?那是羊牧牧者,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太陽裏邊發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發生了太陽的事”,亂了體統。假如真的出現這種情景,對不起,牧者就要殺羊了,血流成河也不要緊——自秦以來,殺的羊還少嗎?漫漫兩千多年,皇權專製主義不就是這麽走過來的嗎?


    牧者與羊群構成的社會係統,是一個穩固的金字塔,站在頂端的那個人就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到什麽時候皇帝都隻有一個,你聽說過哪朝哪代有三五個七八個百十來個皇帝的?沒有。同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簇擁在宮廷供皇帝禦使的統治集團相對於羊群來說也永遠是少數人。


    皇帝的位置一般來說很難動搖,除非發生了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其實還是一個皇帝代替另一個皇帝),這樣,爭取到位高權重的“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的位置,就成為各方勢力進行政治角逐的主要動力,所謂宮廷政治,除卻皇帝想方設法維護其至尊無上的地位之外,指的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盡管宮廷政治很在意動員民眾熱情(就像發生在我朝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那樣),但宮廷政治又是一種實質上沒有公民意誌參與的政治,是最為陰暗、野蠻、肮髒、血腥的政治,讓我們尷尬和遺憾的是,為了成為“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相當一些知識分子都禁不住誘惑,浸淫於這種腐朽政治而不能自拔,上演了很多喜劇和悲劇。


    由於宮廷政治絕對排斥皇權專製以外的任何意誌,而知識分子又特別熱心於意誌表達,結果這裏邊就充滿了危險,猶如在刀鋒上行走,不定什麽時候,你就被利刃切穿了——“焚書坑儒”切穿了467個知識分子,“反右派鬥爭”切穿了數十萬個知識分子,不以社會事件而以個人事件形式被切穿的知識分子(張誌新、林昭、遇羅克者)更是不計其數。


    我們當然應當說張誌新、林昭、遇羅克的靈魂光昭日月,不是那些試圖成為“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人名從略)所能比擬,但是就其內在命運來說,是一樣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般來說,裁決知識分子命運的當然是權力係統頂端的皇帝,但是在很多種情況下,皇帝的裁決是一係列政治運作(例如韓非反複強調過的“勢”)的結果,是皇帝對“勢”的駕馭或者妥協,於是皇帝也成了工具,他所頒布的聖旨甚至也與其本意相抵牾。


    如果我們用卡夫卡小說提供的意向來解釋,那就是“看門人”(外在於皇帝的政治勢力)把“鄉下人”(知識分子)阻隔在了“法”(既有秩序,或者說皇帝本人的意旨)之外,“看門人”恣意幹預曆史,利用專製主義政治的自由裁量權決定了另一個群體的生死。


    我這樣說絕不是在為皇帝開脫——李斯再混蛋,能夠解脫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暴戾殘酷的本性嗎?我要說的是,統治者或者說國家權力更喜歡以一種“法外之法”的形式貫徹其絕對意誌,在一定意義上,“看門人”是“法”之結果,是“法”默許和縱容作為“法外法”的一種政治力量。


    正是這種政治力量,長久不衰地活躍在中國曆史舞台上,不斷對其它力量施加“合法”傷害,而知識分子又是他們格外關照的對象,無數知識分子悲劇就這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我甚至可以斷言,這是中國社會千古不變的政治秘戲。


    不信?我們看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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