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黨
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歎 作者：陳行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時候，另一些人坐不住了，這就是儒生，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
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整頓吏治，利用興辦學校和鄉堂裏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子弟進入各級政府機構，培養了知識分子。順帝繼承武帝的光榮革命傳統，在洛陽興建太學，太學士曾經多達三萬餘人，據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知識分子加在一起至少有七、八萬人。公辦學校蓬勃發展之際，民辦學校也如同雨後春筍般興盛了起來，在校學生數目不可統計。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官僚體係可靠的後備力量。
但是在宦官主持朝政的情況下，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仕途狹窄以至於完全堵塞，到最後隻有退歸田裏一條道可走了。早在順帝時期，就有士大夫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遁入山林，或躬耕稼穡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讀修身。表麵看起來這些人似乎與世無爭了，實際上他們對宦官當朝仍舊懷著強烈不滿。即使朝廷安車玄纁到田野深山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他們也保持著高傲的氣節，絕不入朝與宦官為伍。《後漢書﹒黨錮列傳》載，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
與避居田野深山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在太學讀書的大學生們。他們有感於家世零落和政治前途暗淡，對宦官當政尤其怨恨。以著名學者郭泰、賈彪等為代表的學生精神領袖，一方麵在太學進行反宦官專權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又鼓動吸引社會上有才華的青年入太學學習，擴充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陣容，太學幾近為政治活動中心，到處都鼓蕩著革命熱情，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登上了政治鬥爭舞台，意氣風發地扮演著他們為自己選定的角色。這就是說，崇尚知識、崇尚知識分子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風尚，這在鐵幕一樣被封閉的國度，的確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社會價值觀念的這種改變，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進一步顯著提高。所謂“人多勢眾”者也，數量不菲的知識分子免不了要交遊聯絡，其中魚龍混雜，盡管有各色人等加塞其中，但是，參與交遊聯絡的大多數都是掌握一定知識、對人生社會有一定見解的人。在這個過程中，知名人物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後漢書》記載，著名學者郭泰遊學歸鄉，首都各大專院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文聯、作協等很多不創作、不寫作卻有很高行政職務的藝術家、作家為他送行，光馬車就達數千輛；冀州刺史朱穆因為得罪宦官而被革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竟然有數千在校大學生集體簽名請願，籲請中央政府重新考慮對他的處分；東海太守被免官，也有其治下的數千民眾（其中更有職位中等或較低的知識分子）到北京有關部門上訪請願，要求他留任，幾乎釀成社會事件。甚至還有“會葬之風”——某人離世，其他人來為死者送行——學者樓望去世，昔日門生和“粉絲”數千人前來送葬；太尉黃瓊死的時候，送葬者達六七千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陳寔病逝，三萬餘人的送葬隊伍，避開皇家墓地昌平，從小湯山一直向懷柔蜿蜒，達數十公裏。
無論哪朝哪代，人員聚集乃至於獲得某種團體的形式（即“結社”，或者說組建政黨）都是引起統治者關心注目的事情，而知識分子聚集成為帶有反革命組織色彩的朋黨更加令人格外警覺。不能簡單認為統治者脆弱，更不能簡單認為他們神經過敏，事實上統治者的警覺是有道理的——倘若真的發生知識分子聚集事件，甚至暗地裏結為朋黨，一定預示一種對國家政治係統構成潛在威脅的力量出現了。
具體到我們講述的東漢王朝，首先，我們可以確認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紊亂了，而這種紊亂不是來自民間知識分子的所謂聚集，更不是來自所謂的朋黨，而是直接來自既有“政黨”宦官集團專權，貪汙腐敗，賣官鬻爵，巧取豪奪，致使國民經濟嚴重萎縮，貧富兩極分化，老百姓生活極端困苦……隻是作為一種被動的折射，自詡為“以天下為己”的知識分子群體才比所有人都敏銳地感覺到朝政昏暗、宦官焰勢太盛，內心積鬱起諸多憤懣。
人在精神上是一種無法被遮蔽的動物，當他們苦悶的時候，必須用一種形式來進行紓解，可惜那時候沒有網絡，也不能開博客，更沒有什麽網絡論壇、專欄之類，漢帝國那些才高八鬥卻得不到晉身通道的知識分子們，隻能選擇我上麵說的“聚集”的形式 “清議”一番，就朝廷裏的事情說一說平時不便說、也無需承擔什麽責任和後果的話。
書呆子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他們不知道這裏潛藏著巨大的危險。危險不是一下子來到眼前的，就像任何社會事件一樣，要有一個發酵醞釀的過程。這樣，我們還有時間把話頭放長一些，說一說李膺這個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今屬河南）人，出身於東漢時的官僚地主家庭。他個性孤傲，語言木訥，不善於與人交往，惟獨與同鄉好友荀淑、陳定交情甚篤。李膺學問高深，為人正直，在社會上名氣很大，一般人都以能與他交往為榮。人們甚至把攀附李膺家門比之為“登龍門”，一般士人如果有幸受到李膺的接待，居然就會身價倍增，可見其人社會影響非同一般。
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通例：在體製內獲得一項職位是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途徑，這方麵李膺做得不錯運氣也不錯，桓帝延熹年間，知識分子出身的李膺竟然在他的家鄉河南省當上了省委書記！
當了省委書記的李膺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同誌，不貪不腐，也沒有什麽“二奶”之類，常年輕裝簡從在基層奔波，替老百姓排憂解難，民眾口碑很好，山溝溝裏就連鄉長都沒有見過的村民，經常拉住省委書記李膺同誌的手，閃著淚光誇讚說：“你真真兒是‘三個代表’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說好，洛陽科學研究院一個叫張成的研究員（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就不認為李膺同誌是好人，為什麽呢？張成同誌熱心推算禍福、占卜吉凶，居然很有市場，很多領導同誌把他叫到家裏，讓他幫助掐算仕途、財富乃至於婚姻狀況、近期有沒有“桃花運”之類（張成還秘密傳授氣功，據說機理與“法輪功”相似），久而久之，張成的人脈就旺盛了起來，就連桓帝也很欣賞他的聰明才智，說：“狗日的行。”
鯁直的李膺看不慣，不屑道：“裝神弄鬼。”
這話傳到了張成耳朵裏，張成並不害怕，相對於桓帝，“你李膺即使是省委書記又能怎麽樣？還能把我的xx咬了去？”照舊我行我素。
張成的兒子張小成做建材生意，日進鬥金，沒想到某日對麵突然來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李四，張小成很不高興，屢次尋釁，積怨日深。
有一天，身材瘦小的張小成挨了打，張小成臥伏在地上，詛咒李四說：“我要不弄死你丫的，我就是王八。”
張小成把這個毒誓給父親張成複述了一遍。
張成警告說：“甭給我惹事。”
“丫他媽忒……”
“甭惹事！”張成嚴厲起來，“做事情要看時候。”
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整頓吏治，利用興辦學校和鄉堂裏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子弟進入各級政府機構，培養了知識分子。順帝繼承武帝的光榮革命傳統，在洛陽興建太學，太學士曾經多達三萬餘人，據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知識分子加在一起至少有七、八萬人。公辦學校蓬勃發展之際，民辦學校也如同雨後春筍般興盛了起來，在校學生數目不可統計。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官僚體係可靠的後備力量。
但是在宦官主持朝政的情況下，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仕途狹窄以至於完全堵塞，到最後隻有退歸田裏一條道可走了。早在順帝時期，就有士大夫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遁入山林，或躬耕稼穡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讀修身。表麵看起來這些人似乎與世無爭了，實際上他們對宦官當朝仍舊懷著強烈不滿。即使朝廷安車玄纁到田野深山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他們也保持著高傲的氣節，絕不入朝與宦官為伍。《後漢書﹒黨錮列傳》載，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
與避居田野深山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在太學讀書的大學生們。他們有感於家世零落和政治前途暗淡，對宦官當政尤其怨恨。以著名學者郭泰、賈彪等為代表的學生精神領袖，一方麵在太學進行反宦官專權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又鼓動吸引社會上有才華的青年入太學學習，擴充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陣容，太學幾近為政治活動中心，到處都鼓蕩著革命熱情，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登上了政治鬥爭舞台，意氣風發地扮演著他們為自己選定的角色。這就是說，崇尚知識、崇尚知識分子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風尚，這在鐵幕一樣被封閉的國度，的確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社會價值觀念的這種改變，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進一步顯著提高。所謂“人多勢眾”者也，數量不菲的知識分子免不了要交遊聯絡，其中魚龍混雜，盡管有各色人等加塞其中，但是，參與交遊聯絡的大多數都是掌握一定知識、對人生社會有一定見解的人。在這個過程中，知名人物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後漢書》記載，著名學者郭泰遊學歸鄉，首都各大專院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文聯、作協等很多不創作、不寫作卻有很高行政職務的藝術家、作家為他送行，光馬車就達數千輛；冀州刺史朱穆因為得罪宦官而被革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竟然有數千在校大學生集體簽名請願，籲請中央政府重新考慮對他的處分；東海太守被免官，也有其治下的數千民眾（其中更有職位中等或較低的知識分子）到北京有關部門上訪請願，要求他留任，幾乎釀成社會事件。甚至還有“會葬之風”——某人離世，其他人來為死者送行——學者樓望去世，昔日門生和“粉絲”數千人前來送葬；太尉黃瓊死的時候，送葬者達六七千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陳寔病逝，三萬餘人的送葬隊伍，避開皇家墓地昌平，從小湯山一直向懷柔蜿蜒，達數十公裏。
無論哪朝哪代，人員聚集乃至於獲得某種團體的形式（即“結社”，或者說組建政黨）都是引起統治者關心注目的事情，而知識分子聚集成為帶有反革命組織色彩的朋黨更加令人格外警覺。不能簡單認為統治者脆弱，更不能簡單認為他們神經過敏，事實上統治者的警覺是有道理的——倘若真的發生知識分子聚集事件，甚至暗地裏結為朋黨，一定預示一種對國家政治係統構成潛在威脅的力量出現了。
具體到我們講述的東漢王朝，首先，我們可以確認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紊亂了，而這種紊亂不是來自民間知識分子的所謂聚集，更不是來自所謂的朋黨，而是直接來自既有“政黨”宦官集團專權，貪汙腐敗，賣官鬻爵，巧取豪奪，致使國民經濟嚴重萎縮，貧富兩極分化，老百姓生活極端困苦……隻是作為一種被動的折射，自詡為“以天下為己”的知識分子群體才比所有人都敏銳地感覺到朝政昏暗、宦官焰勢太盛，內心積鬱起諸多憤懣。
人在精神上是一種無法被遮蔽的動物，當他們苦悶的時候，必須用一種形式來進行紓解，可惜那時候沒有網絡，也不能開博客，更沒有什麽網絡論壇、專欄之類，漢帝國那些才高八鬥卻得不到晉身通道的知識分子們，隻能選擇我上麵說的“聚集”的形式 “清議”一番，就朝廷裏的事情說一說平時不便說、也無需承擔什麽責任和後果的話。
書呆子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他們不知道這裏潛藏著巨大的危險。危險不是一下子來到眼前的，就像任何社會事件一樣，要有一個發酵醞釀的過程。這樣，我們還有時間把話頭放長一些，說一說李膺這個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今屬河南）人，出身於東漢時的官僚地主家庭。他個性孤傲，語言木訥，不善於與人交往，惟獨與同鄉好友荀淑、陳定交情甚篤。李膺學問高深，為人正直，在社會上名氣很大，一般人都以能與他交往為榮。人們甚至把攀附李膺家門比之為“登龍門”，一般士人如果有幸受到李膺的接待，居然就會身價倍增，可見其人社會影響非同一般。
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通例：在體製內獲得一項職位是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途徑，這方麵李膺做得不錯運氣也不錯，桓帝延熹年間，知識分子出身的李膺竟然在他的家鄉河南省當上了省委書記！
當了省委書記的李膺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同誌，不貪不腐，也沒有什麽“二奶”之類，常年輕裝簡從在基層奔波，替老百姓排憂解難，民眾口碑很好，山溝溝裏就連鄉長都沒有見過的村民，經常拉住省委書記李膺同誌的手，閃著淚光誇讚說：“你真真兒是‘三個代表’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說好，洛陽科學研究院一個叫張成的研究員（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就不認為李膺同誌是好人，為什麽呢？張成同誌熱心推算禍福、占卜吉凶，居然很有市場，很多領導同誌把他叫到家裏，讓他幫助掐算仕途、財富乃至於婚姻狀況、近期有沒有“桃花運”之類（張成還秘密傳授氣功，據說機理與“法輪功”相似），久而久之，張成的人脈就旺盛了起來，就連桓帝也很欣賞他的聰明才智，說：“狗日的行。”
鯁直的李膺看不慣，不屑道：“裝神弄鬼。”
這話傳到了張成耳朵裏，張成並不害怕，相對於桓帝，“你李膺即使是省委書記又能怎麽樣？還能把我的xx咬了去？”照舊我行我素。
張成的兒子張小成做建材生意，日進鬥金，沒想到某日對麵突然來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李四，張小成很不高興，屢次尋釁，積怨日深。
有一天，身材瘦小的張小成挨了打，張小成臥伏在地上，詛咒李四說：“我要不弄死你丫的，我就是王八。”
張小成把這個毒誓給父親張成複述了一遍。
張成警告說：“甭給我惹事。”
“丫他媽忒……”
“甭惹事！”張成嚴厲起來，“做事情要看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