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禍
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歎 作者：陳行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時候”很快就來了：張成聽說桓帝即將頒布大赦令，赦免所有殺人犯，於是，張小成在一個下雨的夜晚把李四的肚子紮成了篩子。洛陽市公安局接到報案連夜調查，很快鎖定殺人犯，把張小成拘捕了起來。果然不出張成所料，就在這個當口，桓帝頒布了大赦令，赦免全國所有死囚，包括張小成在內。洛陽市公安局、法院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隻能放了張小成。
法院一個很較真兒的同誌打電話給李膺同誌，李膺很氣憤，覺得張成同誌褻瀆和侮辱了國家法律，馬上把法院院長叫到辦公室。
“張小成怎麽回事？”
院長說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你看是這樣啊，”李膺同誌耐心地說，“張小成被定罪在大赦令規定的時間之外，此人不在大赦之列。”
法院院長心領神會，說：“是。”
“那你還等什麽？從重從快，去處理了。”
法院活該是主持正義的地方，馬上就把張小成給宰了。
術士張成無名業火高三千丈，趕緊托門子見桓帝。但即使門路極廣的張成也不是說見就能見到皇帝的，悲憤的張成隻得修書一封，請一位地位很高的領導同誌（這位退休在家的領導同誌對張成氣功延年益壽深信不疑）轉呈桓帝。
在這封信裏，張成同誌不說兒子張小成之死，也不誣告李膺喪失共產黨員信念搞什麽貪汙腐敗，把國企低價轉變為私企，掠奪國家資財，把妻子兒女送到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類，隻告訴桓帝：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黨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這一招果然厲害！
貪汙腐敗不怕，養“二奶”不怕，把國企低價轉變為私企不怕，掠奪國家資財不怕，把妻子兒女送到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不怕，而“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黨部，誹訕朝政”，可就不能不在意了！
桓帝不是傻子，早就察覺了知識分子的作為，早就想采取措施了，李膺你一個省委書記竟然和那些整天胡唚的人搞到一起，立場站到哪裏去了？這不是活膩了嗎？於是責令有關部門啟動程序，按照幹部管理條例對李膺實行“雙規”，加緊進行調查。
在極權主義狀態下，所謂“調查”、“偵辦”之類是這樣一種東西：它能夠調查、偵辦出任何想調查、偵辦出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反腐有可能異化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與正義與否無幹；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表述：當反腐成為政治角力工具的時候，清除腐敗也就成為一場嚴肅的玩笑了。在李膺這件事情當中，調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你李膺再能幹，在民眾中口碑再好，皇帝要治你的罪還不是易如反掌？不用別的，隻一個“挪用公款”、“生活作風糜爛”的罪名就把你給治了。
一場大搜捕迅速展開。
李膺同誌是在距離首都三百多公裏的貧困山村視察生豬養殖的時候遭到逮捕的，直接送到了洛陽市第一監獄（整個東漢時期，這裏都是關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與此同時，公安係統在首都洛陽也開始了一場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搜捕，《後漢書》記載，知識分子們聞風而逃，盡管這樣，仍有大約200多個與李膺有牽連的知識分子被逮捕下獄。
事情還不僅如此，為了在全國範圍內一舉剪滅知識分子勢力，沒蛋的宦官利用李膺這件事裝神弄鬼，呼風喚雨，推波助瀾，在各省、市、自治區大肆製造冤獄，“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沒有幾個人逃出法網。落入法網的人則被酷刑伺候，要求他們牽引知識分子同黨，有的人實在熬不過，就開始胡說，把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供述為黨人。我還聽說有人供述出了他家後院喂養的一隻豬為黨人，那隻罪行累累的豬竟然也被緝捕歸案，收監了，形成對照的是，被收監的知識分子悄沒聲息等待著命運裁決，最後都給殺了；遭冤枉的豬想：“反正是個死，去你媽的，我就反了罷！”扯著命叫喊，反倒被釋放了。
這是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事情。
太尉陳蕃覺得中央政府在李膺事件處理上過度，反而在社會上激起了一種很危險的情緒，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就出麵勸阻桓帝，說人民有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何況李膺一沒說什麽，二沒有組建政黨，另立中央，即使真的有某種形式的組織存在，你也不能就認為他要推翻政府，這種不問青紅皂白一律逮捕法辦的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
桓帝白了陳蕃一眼，晃晃身子，什麽都沒說，這意味著他完全不在乎陳蕃的勸阻，一意孤行，大規模迫害和逮捕仍舊繼續發生。
得勢的張成愈發耀武揚威起來，繼續裝神弄鬼，通過各種途徑給桓帝施加影響，不斷提示說如果不除掉陳蕃這樣的人就要亡黨亡國。桓帝果真受到蠱惑，在一次小型會議上，突然關心起了陳蕃同誌頸椎病的情況，囑咐說：“陳蕃同誌呀，不要太辛苦了，最近事情很多，我看你要休息一下。”組織部門應聲而至，馬上啟動相關程序，以健康為由免除了陳蕃同誌的太尉職務。
陳蕃同誌無可奈何，離開皇宮的時候隻說了一個字：“唉！”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等人對陳蕃的遭遇深為同情，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民間嗅到了一種不祥的氣味，如果再這樣搞下去，恐怕要出更大問題，天下大亂也未可知，於是再次冒死上萬言書給桓帝，無可辯駁地指出了利害，請求桓帝寬大為懷，不僅要求立即停止抓捕知識分子，同時還要求撥亂反正，給被逮捕下獄的“黨人”平反。
桓帝行將就木，身體大不如前了，所幸腦子還沒有問題，看懂了霍諝和竇武的信——政治家精通權衡之術，在更大的危險麵前，他們憑借本能就能夠選擇較小的危險——同意了他們的請求，策略性地下令釋放了以李膺為首的在押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名字造冊存檔，將其遣送還鄉，所有人“乃皆赦歸田裏，禁錮終身” （《後漢書？黨錮傳》） 。
具有曆史意義的“禁錮”二字終於出現在中國曆史的冊頁上。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法院一個很較真兒的同誌打電話給李膺同誌，李膺很氣憤，覺得張成同誌褻瀆和侮辱了國家法律，馬上把法院院長叫到辦公室。
“張小成怎麽回事？”
院長說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你看是這樣啊，”李膺同誌耐心地說，“張小成被定罪在大赦令規定的時間之外，此人不在大赦之列。”
法院院長心領神會，說：“是。”
“那你還等什麽？從重從快，去處理了。”
法院活該是主持正義的地方，馬上就把張小成給宰了。
術士張成無名業火高三千丈，趕緊托門子見桓帝。但即使門路極廣的張成也不是說見就能見到皇帝的，悲憤的張成隻得修書一封，請一位地位很高的領導同誌（這位退休在家的領導同誌對張成氣功延年益壽深信不疑）轉呈桓帝。
在這封信裏，張成同誌不說兒子張小成之死，也不誣告李膺喪失共產黨員信念搞什麽貪汙腐敗，把國企低價轉變為私企，掠奪國家資財，把妻子兒女送到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類，隻告訴桓帝：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黨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這一招果然厲害！
貪汙腐敗不怕，養“二奶”不怕，把國企低價轉變為私企不怕，掠奪國家資財不怕，把妻子兒女送到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不怕，而“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黨部，誹訕朝政”，可就不能不在意了！
桓帝不是傻子，早就察覺了知識分子的作為，早就想采取措施了，李膺你一個省委書記竟然和那些整天胡唚的人搞到一起，立場站到哪裏去了？這不是活膩了嗎？於是責令有關部門啟動程序，按照幹部管理條例對李膺實行“雙規”，加緊進行調查。
在極權主義狀態下，所謂“調查”、“偵辦”之類是這樣一種東西：它能夠調查、偵辦出任何想調查、偵辦出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反腐有可能異化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與正義與否無幹；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表述：當反腐成為政治角力工具的時候，清除腐敗也就成為一場嚴肅的玩笑了。在李膺這件事情當中，調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你李膺再能幹，在民眾中口碑再好，皇帝要治你的罪還不是易如反掌？不用別的，隻一個“挪用公款”、“生活作風糜爛”的罪名就把你給治了。
一場大搜捕迅速展開。
李膺同誌是在距離首都三百多公裏的貧困山村視察生豬養殖的時候遭到逮捕的，直接送到了洛陽市第一監獄（整個東漢時期，這裏都是關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與此同時，公安係統在首都洛陽也開始了一場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搜捕，《後漢書》記載，知識分子們聞風而逃，盡管這樣，仍有大約200多個與李膺有牽連的知識分子被逮捕下獄。
事情還不僅如此，為了在全國範圍內一舉剪滅知識分子勢力，沒蛋的宦官利用李膺這件事裝神弄鬼，呼風喚雨，推波助瀾，在各省、市、自治區大肆製造冤獄，“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沒有幾個人逃出法網。落入法網的人則被酷刑伺候，要求他們牽引知識分子同黨，有的人實在熬不過，就開始胡說，把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供述為黨人。我還聽說有人供述出了他家後院喂養的一隻豬為黨人，那隻罪行累累的豬竟然也被緝捕歸案，收監了，形成對照的是，被收監的知識分子悄沒聲息等待著命運裁決，最後都給殺了；遭冤枉的豬想：“反正是個死，去你媽的，我就反了罷！”扯著命叫喊，反倒被釋放了。
這是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事情。
太尉陳蕃覺得中央政府在李膺事件處理上過度，反而在社會上激起了一種很危險的情緒，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就出麵勸阻桓帝，說人民有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何況李膺一沒說什麽，二沒有組建政黨，另立中央，即使真的有某種形式的組織存在，你也不能就認為他要推翻政府，這種不問青紅皂白一律逮捕法辦的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
桓帝白了陳蕃一眼，晃晃身子，什麽都沒說，這意味著他完全不在乎陳蕃的勸阻，一意孤行，大規模迫害和逮捕仍舊繼續發生。
得勢的張成愈發耀武揚威起來，繼續裝神弄鬼，通過各種途徑給桓帝施加影響，不斷提示說如果不除掉陳蕃這樣的人就要亡黨亡國。桓帝果真受到蠱惑，在一次小型會議上，突然關心起了陳蕃同誌頸椎病的情況，囑咐說：“陳蕃同誌呀，不要太辛苦了，最近事情很多，我看你要休息一下。”組織部門應聲而至，馬上啟動相關程序，以健康為由免除了陳蕃同誌的太尉職務。
陳蕃同誌無可奈何，離開皇宮的時候隻說了一個字：“唉！”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等人對陳蕃的遭遇深為同情，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民間嗅到了一種不祥的氣味，如果再這樣搞下去，恐怕要出更大問題，天下大亂也未可知，於是再次冒死上萬言書給桓帝，無可辯駁地指出了利害，請求桓帝寬大為懷，不僅要求立即停止抓捕知識分子，同時還要求撥亂反正，給被逮捕下獄的“黨人”平反。
桓帝行將就木，身體大不如前了，所幸腦子還沒有問題，看懂了霍諝和竇武的信——政治家精通權衡之術，在更大的危險麵前，他們憑借本能就能夠選擇較小的危險——同意了他們的請求，策略性地下令釋放了以李膺為首的在押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名字造冊存檔，將其遣送還鄉，所有人“乃皆赦歸田裏，禁錮終身” （《後漢書？黨錮傳》） 。
具有曆史意義的“禁錮”二字終於出現在中國曆史的冊頁上。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