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史鑒?鑒史?
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歎 作者：陳行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開頭說，“最近一些年帝王題材文藝作品勃興，熒屏（電影、電視連續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曆史讀物）裏，舞台（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裏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當然是一種文化行為，在這種文化行為中，蘊含著哪些深刻的社會學寄意呢？與我們正在談論的“明史案”文禍有沒有內在關聯呢？以改編自暢銷書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為例，劇情簡介如下——
清順治十八年，惡疾天花襲擊皇宮，皇帝愛妃命喪黃泉，順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門。危急之際，孝莊太後力挽狂瀾，下令“改朱批，行藍批”，並將大病初愈年僅八歲的玄燁推上龍座，成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後，鼇拜等權臣威迫有加，連孝莊太後也隻好含辱。鼇拜“親政”開始，康熙改歸皇權，權臣竟圖謀廢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爭，最終智擒鼇拜，肅清政敵。吳三桂等“三藩”擁兵自重，獨霸一方，康熙年輕氣盛，下旨撤藩，引發三藩之亂。朝廷兵將屢被吳三桂擊敗，明後裔朱三太子也趁機舉起“反清複明”的大旗，太監造反，宮廷大亂。康熙陷入絕望，意欲退位，在孝莊太後的怒斥與激勵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漢臣周培功，與吳三桂拚死一搏，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康熙時代，已是國富民強，一片盛世景象。鄭成功後裔鄭經割台灣島自立，不肯歸降；蒙古葛爾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殺回北京。康熙先安撫葛爾丹，暫緩西北局勢；然後起用名將施琅一舉收複台灣，繼而調轉槍頭率20萬大軍，在遼闊的草原上進行殊死的決戰，全麵消滅葛爾丹的餘部，完成了中華民族版圖的統一。班師凱旋以後，孝莊太後歸天，太子與權臣結成同黨，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廢除太子，引發奪嫡之爭。“千叟宴”上，康熙即宣布“立儲”遺旨，卻猝死在龍座上，詔書隨風飄落玉階，無人知曉它的神秘。
正寫也罷，戲說也罷，我們都沒有看到康熙皇帝手裏製造的至少13宗文字獄案件，就連慘烈程度並不亞於“明史案”——從時間上來說，“明史案”亦應歸為康熙皇帝在位期間的文字獄案件——的被譽為“清初三大文字獄”的“黃培詩案”、“朱方旦私刻秘書案”和“《南山集》案”，也沒有提及。
我簡略說一說“《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雲鶚抄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名為《南山集》，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禦史趙申喬（一個與吳之榮類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借《南山集》彈劾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 康熙皇帝龍顏大怒，讓刑部立案調查，窮追猛打。此時，明清之際的一批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雖已故去，但他們提倡“反清複明”、講究“夷夏之別”的思想影響仍然存在，而專製主義王朝最無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連發生所謂文字獄實在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現具有相同的機理，相同的過程，相同的結果。
“《南山集》案”的結果是：戴名世被淩遲處死，戴明世之弟被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處置；戴名世、方孝標的所有著作及書板被清查燒毀，列為禁書；為刻印《南山集》出資的尤雲鶚、刻《南山集？孑遺錄》的方正玉和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處絞刑；《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標《滇黔紀聞》中記載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牽連到方氏宗族，也一並治罪，已經去世的方孝標被剖棺戳屍，妻兒等被發配黑龍江，財產係數沒收上繳國庫……《南山集》案前後牽連三百餘人。
如果按照文章邏輯，我們隨後就應當對康熙這個殘暴的專製主義者進行譴責了，我們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麵引述過的洛克的理論，美國《聯邦黨人文集》中關於民主、自由的憲政理論，阿倫特反極權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年代發出的曆史先聲，甚至於改革開放以後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邏輯是文章的邏輯，還有比文章的邏輯更為強大的邏輯，這就是我前麵說的那種政治邏輯，你要看它允許還是不允許你進行譴責，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它是不允許對康熙先帝進行譴責的！
在這種政治邏輯中，康熙這個封建帝王在21世紀的中國成了什麽呢？竟然成了一個被嗬護、被讚賞的所謂“大男人”！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的主題歌就名為《大男人》——
一生有一種大海的氣魄/歲月一頁頁無情翻過/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經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廣闊/世界一遍遍風雨飄落/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麽能夠把這樣一個“兒女情長”的好皇帝與無數知識分子噴濺的鮮血、滾落的頭顱聯係在一起呢？你描述過的慘烈文禍，難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嗎？你該不是別有用心，詆毀我們偉大的先祖吧？——假設有一個80後小青年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還真的無言以對，我無法告訴他說眼前發生了什麽事情，我也無法告訴他說事情正是那種強固的政治邏輯一手導演出來的，我擔心他無法聽懂。
政治邏輯意猶未盡，在這部電視連續劇中還穿插了另外一個主題曲，名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麵對冰
刀雪劍風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蒼天賜給我的金色的華年/做人一地肝膽/做人何懼艱險/豪情不變年複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惡分開兩邊/都為夢中的明天/看鐵蹄錚錚踏遍萬裏河山/我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願煙火人間安得太平美滿/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這位英明領袖“夢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樣子，但是我卻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樣“再活500年”在空間意義所呈現的形態：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體永遠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老人家從1667年親政，如果舍不得權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老人家1722年駕崩，如果萬壽無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麵前當然不值一提，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偷偷想象一下：要是這樣的話，我們究竟處在什麽樣的曆史時空之中？
用史書記述的方式，我們應當是在“康熙三百四十六年（公元2008年）”，在這樣的時候，你敢保證不再發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麽？你敢保證一生絕對不會遭受被淩遲處死的厄運麽？你敢保證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遠山區去麽？當你回首親身經曆的“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時候，你難道感覺不到康熙帝“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的情懷，領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的氣概麽？我想你是能夠感覺也能夠領略的。
我從來不把文化行為僅僅作為單純的文化行為看待——諸如熒屏（電影、電視連續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曆史讀物）裏、舞台（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裏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化行為往往從最本質意義上體現一個社會係統內在的精神質地。
什麽樣的精神質地呢？管仲同誌早就教導我們說：“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貴之、貧之、賤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這種狀態一下子就延續了數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譴責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魯迅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曆史的冊頁上到處寫的都是“吃人”二字……誰吃人？皇帝吃人，專製主義統治集團吃人。
魯迅這樣概括曆史：“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魯迅：《墳？燈下漫筆》，1925年）
在曆史的末端，經由國家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嚴格審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價值的作品不被批準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於被禁止和取締，大量為皇帝歌功頌德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如《康熙王朝》者卻不斷得到縱容和鼓勵，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公器為其造勢，是不是這種“皇恩浩蕩”之結果呢？
清順治十八年，惡疾天花襲擊皇宮，皇帝愛妃命喪黃泉，順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門。危急之際，孝莊太後力挽狂瀾，下令“改朱批，行藍批”，並將大病初愈年僅八歲的玄燁推上龍座，成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後，鼇拜等權臣威迫有加，連孝莊太後也隻好含辱。鼇拜“親政”開始，康熙改歸皇權，權臣竟圖謀廢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爭，最終智擒鼇拜，肅清政敵。吳三桂等“三藩”擁兵自重，獨霸一方，康熙年輕氣盛，下旨撤藩，引發三藩之亂。朝廷兵將屢被吳三桂擊敗，明後裔朱三太子也趁機舉起“反清複明”的大旗，太監造反，宮廷大亂。康熙陷入絕望，意欲退位，在孝莊太後的怒斥與激勵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漢臣周培功，與吳三桂拚死一搏，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康熙時代，已是國富民強，一片盛世景象。鄭成功後裔鄭經割台灣島自立，不肯歸降；蒙古葛爾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殺回北京。康熙先安撫葛爾丹，暫緩西北局勢；然後起用名將施琅一舉收複台灣，繼而調轉槍頭率20萬大軍，在遼闊的草原上進行殊死的決戰，全麵消滅葛爾丹的餘部，完成了中華民族版圖的統一。班師凱旋以後，孝莊太後歸天，太子與權臣結成同黨，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廢除太子，引發奪嫡之爭。“千叟宴”上，康熙即宣布“立儲”遺旨，卻猝死在龍座上，詔書隨風飄落玉階，無人知曉它的神秘。
正寫也罷，戲說也罷，我們都沒有看到康熙皇帝手裏製造的至少13宗文字獄案件，就連慘烈程度並不亞於“明史案”——從時間上來說，“明史案”亦應歸為康熙皇帝在位期間的文字獄案件——的被譽為“清初三大文字獄”的“黃培詩案”、“朱方旦私刻秘書案”和“《南山集》案”，也沒有提及。
我簡略說一說“《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雲鶚抄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名為《南山集》，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禦史趙申喬（一個與吳之榮類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借《南山集》彈劾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 康熙皇帝龍顏大怒，讓刑部立案調查，窮追猛打。此時，明清之際的一批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雖已故去，但他們提倡“反清複明”、講究“夷夏之別”的思想影響仍然存在，而專製主義王朝最無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連發生所謂文字獄實在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現具有相同的機理，相同的過程，相同的結果。
“《南山集》案”的結果是：戴名世被淩遲處死，戴明世之弟被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處置；戴名世、方孝標的所有著作及書板被清查燒毀，列為禁書；為刻印《南山集》出資的尤雲鶚、刻《南山集？孑遺錄》的方正玉和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處絞刑；《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標《滇黔紀聞》中記載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牽連到方氏宗族，也一並治罪，已經去世的方孝標被剖棺戳屍，妻兒等被發配黑龍江，財產係數沒收上繳國庫……《南山集》案前後牽連三百餘人。
如果按照文章邏輯，我們隨後就應當對康熙這個殘暴的專製主義者進行譴責了，我們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麵引述過的洛克的理論，美國《聯邦黨人文集》中關於民主、自由的憲政理論，阿倫特反極權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年代發出的曆史先聲，甚至於改革開放以後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邏輯是文章的邏輯，還有比文章的邏輯更為強大的邏輯，這就是我前麵說的那種政治邏輯，你要看它允許還是不允許你進行譴責，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它是不允許對康熙先帝進行譴責的！
在這種政治邏輯中，康熙這個封建帝王在21世紀的中國成了什麽呢？竟然成了一個被嗬護、被讚賞的所謂“大男人”！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的主題歌就名為《大男人》——
一生有一種大海的氣魄/歲月一頁頁無情翻過/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經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廣闊/世界一遍遍風雨飄落/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麽能夠把這樣一個“兒女情長”的好皇帝與無數知識分子噴濺的鮮血、滾落的頭顱聯係在一起呢？你描述過的慘烈文禍，難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嗎？你該不是別有用心，詆毀我們偉大的先祖吧？——假設有一個80後小青年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還真的無言以對，我無法告訴他說眼前發生了什麽事情，我也無法告訴他說事情正是那種強固的政治邏輯一手導演出來的，我擔心他無法聽懂。
政治邏輯意猶未盡，在這部電視連續劇中還穿插了另外一個主題曲，名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麵對冰
刀雪劍風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蒼天賜給我的金色的華年/做人一地肝膽/做人何懼艱險/豪情不變年複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惡分開兩邊/都為夢中的明天/看鐵蹄錚錚踏遍萬裏河山/我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願煙火人間安得太平美滿/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這位英明領袖“夢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樣子，但是我卻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樣“再活500年”在空間意義所呈現的形態：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體永遠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老人家從1667年親政，如果舍不得權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老人家1722年駕崩，如果萬壽無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麵前當然不值一提，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偷偷想象一下：要是這樣的話，我們究竟處在什麽樣的曆史時空之中？
用史書記述的方式，我們應當是在“康熙三百四十六年（公元2008年）”，在這樣的時候，你敢保證不再發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麽？你敢保證一生絕對不會遭受被淩遲處死的厄運麽？你敢保證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遠山區去麽？當你回首親身經曆的“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時候，你難道感覺不到康熙帝“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的情懷，領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的氣概麽？我想你是能夠感覺也能夠領略的。
我從來不把文化行為僅僅作為單純的文化行為看待——諸如熒屏（電影、電視連續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曆史讀物）裏、舞台（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裏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化行為往往從最本質意義上體現一個社會係統內在的精神質地。
什麽樣的精神質地呢？管仲同誌早就教導我們說：“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貴之、貧之、賤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這種狀態一下子就延續了數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譴責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魯迅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曆史的冊頁上到處寫的都是“吃人”二字……誰吃人？皇帝吃人，專製主義統治集團吃人。
魯迅這樣概括曆史：“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魯迅：《墳？燈下漫筆》，1925年）
在曆史的末端，經由國家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嚴格審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價值的作品不被批準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於被禁止和取締，大量為皇帝歌功頌德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如《康熙王朝》者卻不斷得到縱容和鼓勵，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公器為其造勢，是不是這種“皇恩浩蕩”之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