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二章 羌亂血淋淋的教訓
爽帝：從高平陵事變開始逆襲 作者：浮生WX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曹爽在馬均的帶領下繼續在造紙坊內看著，每經過一道工序都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馬均想了想道：“丞相，仆以為羌亂得以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的原因便是那時的漢軍實力下降，
自、自鄧太後始便開始不怎麽重視武力，甚至是閹人掌握軍權，隨意欺壓羌民，這些大魏都應當吸取經驗教訓啊！”
曹爽點頭表示認同道：“吾也以為任何一國無論到了何時都應當重視武力發展，不能因為是太平盛世便把武力丟棄在一旁，若不是如此也不會這麽長時間都沒有徹底解決羌亂，東漢的羌亂之事便是血淋淋的教訓。”
羌亂難平的直接原因在於作戰失利，但軍事問題的根源，則是東漢皇朝的一再加強集權，從而導致整體上下的文恬武嬉、政治黑暗與效率低下。
先前君臨天下的西漢，並非人畜無害的善類，如自漢武帝開始，君主就頻頻破壞中樞決策機製。
不僅打壓丞相權力，還以尚書等侍從親近為“中朝”專斷國事，使得以丞相為首的外朝隻能奉旨照辦。
民間財富也屢遭朝廷收割，迫使普通農民不堪官府壓榨才紛紛投靠地方豪強。
但朝廷為爭奪戶口，也會對豪強大族狠下殺手，但僅就軍務而言，產出不少能坐鎮核心的“中朝將軍”，且大都具有一定的軍事曆練經驗。
地方郡國也有些許兵權，以經過選拔的材官騎士為主力，負責維持地方秩序。官府的辦公效率雖受有技術條件製約，卻仍堪稱高效。
每當中央發出文書，少則七天多則1個月，就可傳達到青海或西域等邊陲。
東漢卻將以上殘存優點都消磨殆盡，從軍閥手中奪取天下的光武帝劉秀，為消除割據隱患和坐穩江山，對地方軍製施行了釜底抽薪式打擊。
直接取消了材官騎士建製，不少地方武裝哪怕部署在同洛陽相距萬裏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歸中央。
但收兵權絕不意味著重視軍務，因為自鄧太後攝政起，軍事話題就在朝堂淪為犯忌諱內容。
受這種大環境影響，軍事長官們的職業素養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
漢武帝時就已設立的長水、射聲等北軍主官職務，竟在東漢成為純儒禁臠！過去被視為國之重器的中朝將軍，也逐漸失去軍事色彩，日益朝著文官化方向邁進。
級別低於將軍的校尉名號有所增加，實質則是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下滑，隻能轉而用大量小部隊去維持治安作戰。
逆向演化的最終惡果，便是宦官幹政與閹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權的西漢“中外朝”決策機製，到東漢發展為“內外朝”建製。
宦官就是決斷國運的“內”，尚書反倒靠邊成為“外”。以三公為首的職業官僚係統，則以此類推的被進一步邊緣化處理。
至於攸關百姓生死的軍務，自然也要被深宮之內的閹人粗暴幹涉。
這類中樞腐化還導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發展到東漢末年，區區一個更改年號的普通詔令，在公布9個月後都未能從洛陽傳達到蜀地。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理解堂堂大漢為何會在羌人叛亂麵前束手無措。但對邊郡平民而言，洛陽朝廷畢竟是天高皇帝遠，宦官、外戚集團頒布的惡政也總得有人執行。所以，地方長吏才是造就羌亂大禍的更直接凶手。
在東漢一朝，全社會仍處在官府的有力控製下，所以平頭百姓在羌亂爆發時，難以投靠豪強獲得舉族自保。
隻能寄希望於地方長官，並因他們的表現卻而大失所望，生長於西部、目睹家鄉慘狀的今甘肅鎮原人王符，就在《潛夫論》裏對地方長吏的斑斑劣跡進行過揭露。
眾所周知，邊郡長官對羌人的剝削壓迫，是羌人起義的重要導火索。
但王符在《潛夫論》裏指出，長吏們對普通漢人邊民的壓榨同樣令人發指。他們或巧取豪奪，或殺人滅族。
造成不少百姓活活餓死，許多家破人亡的婦女被迫淪為奴婢。對編戶齊民而言，羌人雖也會搶奪財物，但卻是來去如風。始終騎在自己頭上的長吏，禍害才是遠遠甚於羌亂！
雖然邊郡生態脆弱且土地貧瘠，但對安土重遷的漢人而言，畢竟是自己祖墳所在的家園。每當羌人襲來，他們的抵抗熱情普遍很高。
可腦滿腸肥的邊郡長官隻會作威作福，一遇危機便屁滾尿流，想著逼迫邊民隨自己往內地逃跑。
為此，還不惜使用手頭並不充裕的武力，去強拆邊民房屋和毀壞田中作物。
最後，不少邊民沒死在羌人手上，反被長吏折磨的失去產業與流離失所。幾個邊郡經此折騰，必然開始人口大減、經濟蕭條，羌亂自然日趨嚴重。
換言之，邊郡百姓雖窮苦愚昧卻不是懦夫，但殘暴無能又橫插一腳的地方長吏，活生生摧毀他們的自保能力！故王符在其作品中程痛心疾首地大呼：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
本不難平定的羌亂，就這樣被深入骨髓的惡性集權與官僚主義作風放大，逐步膨脹為禍害深遠的邊陲大患。
凶惡的地方官，則在漢末蛻變為殺人如麻的軍閥，這些現象也並未因三國鼎立結束，
說起來羌亂最初源於一場誤會，自馬援於公元36年擊破參狼羌之後，二十年無羌亂，這也是東漢漢羌戰爭史上最長的和平時期。
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羌人再度叛亂，戰鬥此起彼伏，東漢朝廷幾乎年年都要在西北用兵，為了集中力量徹底肅清國內叛亂，東漢大小官員一致決定放棄遙遠的西域。
但朝廷怎麽也不會想到恰恰是這場從西域的撤兵引爆了東漢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羌亂，國家也因此陷入嚴重的衰退之中。
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朝廷正式下詔撤銷西域都護府，召回西域都護段禧、副校尉梁慬、騎都尉趙博，以及駐守伊吾盧、柳中的屯墾兵團。
騎都尉王弘奉命召集金城郡的羌人，打算組織一支軍隊接應從西域返回的段禧、梁慬等人。
看似無比正常的行為，卻讓一則流言不脛而走，羌人們紛謠傳此行的目的是屯兵西域，永遠無法回來。一路上羌人不斷逃跑，王弘采取高壓手段，殘酷鎮壓，終於使局勢迅速惡化。
羌人的叛變如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一個部落接著一個部落叛反。
勒姐羌、當煎羌叛逃出塞；燒當羌逃離金城郡；先零羌的分支滇零羌與鍾羌乘機大肆殺掠。
羌亂涉及的地域極廣，包括河西走廊的張掖、武威，以及金城、漢陽、隴西諸郡，通往中原之路被切斷。
這次羌人叛變，實在是出於誤會，但是誤會的背後，是漢、羌兩族間極深的矛盾。
這種矛盾非常複雜，既有兩大民族長期戰爭所播下的仇恨種子，又有混居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多問題，故而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後，實有複雜之背景。
自、自鄧太後始便開始不怎麽重視武力，甚至是閹人掌握軍權，隨意欺壓羌民，這些大魏都應當吸取經驗教訓啊！”
曹爽點頭表示認同道：“吾也以為任何一國無論到了何時都應當重視武力發展，不能因為是太平盛世便把武力丟棄在一旁，若不是如此也不會這麽長時間都沒有徹底解決羌亂，東漢的羌亂之事便是血淋淋的教訓。”
羌亂難平的直接原因在於作戰失利，但軍事問題的根源，則是東漢皇朝的一再加強集權，從而導致整體上下的文恬武嬉、政治黑暗與效率低下。
先前君臨天下的西漢，並非人畜無害的善類，如自漢武帝開始，君主就頻頻破壞中樞決策機製。
不僅打壓丞相權力，還以尚書等侍從親近為“中朝”專斷國事，使得以丞相為首的外朝隻能奉旨照辦。
民間財富也屢遭朝廷收割，迫使普通農民不堪官府壓榨才紛紛投靠地方豪強。
但朝廷為爭奪戶口，也會對豪強大族狠下殺手，但僅就軍務而言，產出不少能坐鎮核心的“中朝將軍”，且大都具有一定的軍事曆練經驗。
地方郡國也有些許兵權，以經過選拔的材官騎士為主力，負責維持地方秩序。官府的辦公效率雖受有技術條件製約，卻仍堪稱高效。
每當中央發出文書，少則七天多則1個月，就可傳達到青海或西域等邊陲。
東漢卻將以上殘存優點都消磨殆盡，從軍閥手中奪取天下的光武帝劉秀，為消除割據隱患和坐穩江山，對地方軍製施行了釜底抽薪式打擊。
直接取消了材官騎士建製，不少地方武裝哪怕部署在同洛陽相距萬裏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歸中央。
但收兵權絕不意味著重視軍務，因為自鄧太後攝政起，軍事話題就在朝堂淪為犯忌諱內容。
受這種大環境影響，軍事長官們的職業素養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
漢武帝時就已設立的長水、射聲等北軍主官職務，竟在東漢成為純儒禁臠！過去被視為國之重器的中朝將軍，也逐漸失去軍事色彩，日益朝著文官化方向邁進。
級別低於將軍的校尉名號有所增加，實質則是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下滑，隻能轉而用大量小部隊去維持治安作戰。
逆向演化的最終惡果，便是宦官幹政與閹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權的西漢“中外朝”決策機製，到東漢發展為“內外朝”建製。
宦官就是決斷國運的“內”，尚書反倒靠邊成為“外”。以三公為首的職業官僚係統，則以此類推的被進一步邊緣化處理。
至於攸關百姓生死的軍務，自然也要被深宮之內的閹人粗暴幹涉。
這類中樞腐化還導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發展到東漢末年，區區一個更改年號的普通詔令，在公布9個月後都未能從洛陽傳達到蜀地。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理解堂堂大漢為何會在羌人叛亂麵前束手無措。但對邊郡平民而言，洛陽朝廷畢竟是天高皇帝遠，宦官、外戚集團頒布的惡政也總得有人執行。所以，地方長吏才是造就羌亂大禍的更直接凶手。
在東漢一朝，全社會仍處在官府的有力控製下，所以平頭百姓在羌亂爆發時，難以投靠豪強獲得舉族自保。
隻能寄希望於地方長官，並因他們的表現卻而大失所望，生長於西部、目睹家鄉慘狀的今甘肅鎮原人王符，就在《潛夫論》裏對地方長吏的斑斑劣跡進行過揭露。
眾所周知，邊郡長官對羌人的剝削壓迫，是羌人起義的重要導火索。
但王符在《潛夫論》裏指出，長吏們對普通漢人邊民的壓榨同樣令人發指。他們或巧取豪奪，或殺人滅族。
造成不少百姓活活餓死，許多家破人亡的婦女被迫淪為奴婢。對編戶齊民而言，羌人雖也會搶奪財物，但卻是來去如風。始終騎在自己頭上的長吏，禍害才是遠遠甚於羌亂！
雖然邊郡生態脆弱且土地貧瘠，但對安土重遷的漢人而言，畢竟是自己祖墳所在的家園。每當羌人襲來，他們的抵抗熱情普遍很高。
可腦滿腸肥的邊郡長官隻會作威作福，一遇危機便屁滾尿流，想著逼迫邊民隨自己往內地逃跑。
為此，還不惜使用手頭並不充裕的武力，去強拆邊民房屋和毀壞田中作物。
最後，不少邊民沒死在羌人手上，反被長吏折磨的失去產業與流離失所。幾個邊郡經此折騰，必然開始人口大減、經濟蕭條，羌亂自然日趨嚴重。
換言之，邊郡百姓雖窮苦愚昧卻不是懦夫，但殘暴無能又橫插一腳的地方長吏，活生生摧毀他們的自保能力！故王符在其作品中程痛心疾首地大呼：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
本不難平定的羌亂，就這樣被深入骨髓的惡性集權與官僚主義作風放大，逐步膨脹為禍害深遠的邊陲大患。
凶惡的地方官，則在漢末蛻變為殺人如麻的軍閥，這些現象也並未因三國鼎立結束，
說起來羌亂最初源於一場誤會，自馬援於公元36年擊破參狼羌之後，二十年無羌亂，這也是東漢漢羌戰爭史上最長的和平時期。
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羌人再度叛亂，戰鬥此起彼伏，東漢朝廷幾乎年年都要在西北用兵，為了集中力量徹底肅清國內叛亂，東漢大小官員一致決定放棄遙遠的西域。
但朝廷怎麽也不會想到恰恰是這場從西域的撤兵引爆了東漢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羌亂，國家也因此陷入嚴重的衰退之中。
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朝廷正式下詔撤銷西域都護府，召回西域都護段禧、副校尉梁慬、騎都尉趙博，以及駐守伊吾盧、柳中的屯墾兵團。
騎都尉王弘奉命召集金城郡的羌人，打算組織一支軍隊接應從西域返回的段禧、梁慬等人。
看似無比正常的行為，卻讓一則流言不脛而走，羌人們紛謠傳此行的目的是屯兵西域，永遠無法回來。一路上羌人不斷逃跑，王弘采取高壓手段，殘酷鎮壓，終於使局勢迅速惡化。
羌人的叛變如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一個部落接著一個部落叛反。
勒姐羌、當煎羌叛逃出塞；燒當羌逃離金城郡；先零羌的分支滇零羌與鍾羌乘機大肆殺掠。
羌亂涉及的地域極廣，包括河西走廊的張掖、武威，以及金城、漢陽、隴西諸郡，通往中原之路被切斷。
這次羌人叛變，實在是出於誤會，但是誤會的背後，是漢、羌兩族間極深的矛盾。
這種矛盾非常複雜，既有兩大民族長期戰爭所播下的仇恨種子，又有混居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多問題，故而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後，實有複雜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