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車從基地向北開去，到了一塊寫著“喬丹機場”的牌子的地方向左拐去。
我對辛西婭說：“根據考爾對那些往子和繩子的分析，就不需要把你綁在樁子上了。”
她回答說：“卡爾是個典型的紙上談兵的偵探。”
“太對了。”
但不管怎麽說，卡爾還算是個不錯的指揮官。他做事雷厲風行，不阿諛奉承，而且為下屬的利益著想。因為這起案子特殊，他肯定會被叫到五角大樓去匯報。他可能要站在五角大樓的參謀長辦公室裏，麵對陸軍部長、聯邦調查局的頭頭、軍法署署長和其他一些高級官員、一些眼裏冒著凶光的總統幫凶，高聲宣布：“我最得力的部下，保羅-布倫納中士負責偵破此案，他告訴我不需要任何外援，並向我保證一定在幾天之內了結此案。捉拿罪犯歸案的時刻已指日可待。”說得沒錯，卡爾。也許該說，親愛的卡爾。
辛西婭瞥了我一眼，說：“你的臉色不太好。”
“實在太累了。”
我們到了喬丹機場。這是一處軍事設施，是哈德雷堡的一部分。哈德雷堡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開放的，人們可以自由地進出，隻有喬丹機場是個保密區，所以我們在門口被一個憲兵攔住了。他看了一下辛西婭的身份證，問她：“您是調查那起謀殺案的嗎，長官？”
“是的。”她回答說，“這位是我的保護人。”
那位憲兵笑了笑，說：“請到3號倉庫，長官。”
辛西婭把車發動起來，開向3號倉庫。喬丹機場本來是空軍在20世紀30年代建成的（這支部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看上去很像是為拍二戰時期的一部電影準備的一個場景。
停機坪上有兩架直升飛機和三架軍用彈著觀察機1。我們來到3號倉庫，看到門前停著肯特的車，還有一輛藍白兩色相間的福特汽車，上麵有警車標誌。警車的車門上有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米德蘭警察局長”。
1觀察射彈、彈著點和爆炸點的飛機。
辛西婭說：“那就是亞德利局長的車了。我曾經跟他合作過一次。你呢？”
“沒有。而且現在也不想與他合作。”
我們走進了那間千瘡百孔的倉庫，第一眼就看到了一輛白色的325型敞篷汽車。我猜可能是坎貝爾上尉的。倉庫的盡頭擺著安-坎貝爾的家具，是按照一個房間挨一個房間的順序擺放的，已經裂了縫的地毯也是根據原來的樣子鋪上的。我們走近一些，又看到了她辦公室裏的家具，再走近一些便看到在一張很長的桌子上擺滿了照片，都是在她家和辦公室拍的。這些家具周圍站著幾個憲兵。肯特上校也在場。另外還有一個戴牛仔帽的男人，看起來像是警察局長亞德利。他挺胖，身上的肉好像隨時都能把穿的那件筆挺的毛葛西裝撐破。他的臉紅紅的。我想可能是曬的，也可能他有高血壓，還可能是他剛剛發過火。
我和辛西婭走過去的時候，亞德利正在和肯特說話。他倆朝我們看了一眼。我向亞德利走去，他也轉身向我走來。他這樣招呼我：“你要做很多解釋，小子。”
我想不必了吧，於是我回敬他說：“如果你碰過其中的什麽東西或者與其中的任何東西有瓜葛的話，那就請你把指紋和你衣服的纖維貢獻出來。”
亞德利倒退了幾步，瞪了我好長時間，然後大笑起來：“你這個狗雜種。”說完，他轉向肯特，問他：“你聽見了嗎？”
肯特勉強裝出一絲微笑，但看得出他並不高興。
我接著說：“請記住你的職責是進行軍事保護。我才是本案的全權負責人。”
肯特一字一頓地說：“亞德利局長，我可以向你介紹一下布倫納先生和森希爾小姐嗎？”
“可以。”亞德利回答說，“但這並不能使我快樂。”
我問亞德利：“能告訴我你在這兒有何貴幹嗎？”
他又笑起來，看來他覺得我的話挺逗。他回答說：“哦，我在這兒的貴幹就是問問你，這些東西是怎麽到了這兒的。”
為了盡快把他打發走，我想起了卡爾近乎聰明的建議，對他說：“是按被害人家屬的要求，由我負責運到這兒來的。”
他把我的話仔細品味了一番，說：“主意不錯，小子。算我輸了。”
“謝謝。”其實我挺喜歡這家夥，因為我對傻瓜向來是偏愛的。
亞德利又說：“這樣吧——如果你肯把這些東西也提供給我和我的實驗室，那我們就算扯平了。”
“等犯罪調查處的實驗室檢驗完了再說吧。”
“別想占我的便宜，小子。”
“我連做夢都不敢。”
“很好。嗨，你看這樣辦行不行——如果你讓我們參與對這些東西的檢驗，我就給你們出入被害人住宅的權力。我們已經給那所住宅都上了鎖，並且看管了起來。”
“我對那所住宅已經不感興趣了。”除了地下室。這家夥根本不知道我手中還攥著一張王牌。
“好吧。不過我手頭還有一些被害人的官方檔案材料。”
看來這筆交易有門了。但我仍不動聲色地說：“到我非要你那些檔案不可的時候，我會給你發傳票的。”
亞德利轉向肯特，對他說：“這家夥真像個馬販子。”說完，他又轉向我，說：“真東西在這兒呢。”——他彈了彈自己的腦袋，聽起來裏麵像是空空的——“這兒的東西你用傳票是傳不走的。”
“你以前就認識被害人嗎？”
“哦，是的，小子。你呢？”
“我可沒有那份榮幸。”這也許是我對他的第二次進攻了吧。
“她的老爺子我也認識。嘿，你聽著，”亞德利局長說著，又露出了那副讓人厭惡的麵孔，“你到我辦公室來，我們好好討論一下這筆交易。”
我想起了把可憐的埃爾金斯中士騙進拘留室的方法，於是對他說：“如果你真想談這筆交易，那我們就去憲兵司令部大樓的辦公室去談。”
這一招果然奏效，他說：“在對待檔案、線索和法醫報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采取合作的態度。”
辛西婭第一次開了口：“局長，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清，我們的行動可能不太得體，但希望您不要把它看成是針對您個人的，也不要以為這是對您的一種職業上的侮辱。如果被害人是其他人的話，我們肯定會請您和我們一起去查看住宅，共商最佳方案的。”
亞德利噘起嘴，像是在思考她剛才說的話，又像是在準備說：“胡說八道。”
辛西婭接著說：“其實，有些事情我們也很惱火，比如說吧，同樣的一點小衝突，戰士就要被逮捕，而地方老百姓卻可以什麽事都沒有。”
“所以，”辛西婭繼續說出了她動聽的理由，“明天我們約定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商量一下我們怎樣愉快地合作。”等等等等。
亞德利點了點頭，其實他根本沒用心去聽。最後他回答說：“聽上去有點道理。”他又對肯特說：“謝謝你，上校，今晚給我家來個電話。”說完，他轉向我，在我肩頭拍了一巴掌，說：“你打敗了我，小子。我欠你一次。”說完便大踏步地穿過倉庫走了，那架式好像隨時都會回來似的。
他剛出倉庫大門，肯特就說：“我對你說過他會亂罵的。”
我回答說：“誰在乎他呢？”
肯特說：“我不想和這家夥鬧僵。因為他會對此案很有幫助。你知道，基地有一半人都住在他的地盤上，在基地工作的老百姓90％也住在米德蘭。所以，在我們尋找嫌疑犯的時候，肯定會用到他。”
“也許吧，但我認為所有嫌疑犯都會落在政府管轄的地盤上。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綁架他們。”
肯特搖了搖頭，好像是使頭腦清醒些。他問：“哎，你見過將軍了嗎？”
“沒有。我應該去嗎？”
“他想盡快見到你，就在他家。”
“好吧。”喪失了親人的人都會有很多想法，但一般想不到要和負責案子的調查官談話。但是，將軍就不同於一般人了。坎貝爾將軍也許有必要發號施令，以顯示他現在仍有權力。我對肯特說：“我已經有了一份初步的嫌疑犯名單。”
肯特看起來有些驚訝，他問：“已經有了？都有誰？”
“我的嫌疑犯名單包括所有的與現場或者被害人住宅有瓜葛的人，法醫將會取下所有的痕跡，也就是所有這些人的腳印和指紋。所以這名單裏就包括了你、聖-約翰中士、一等兵凱西，還有所有在現場的憲兵。另外還有我和辛西婭。這些人不可能是嫌疑犯，但我必須認真研究法醫提供的證據。”
肯特說：“那你最好現在就開始調查不在現場的證據。”
“好吧，那麽你的證據是什麽？”
“好……我接到值勤中士來的電話時，正在家睡覺。”
“你住在基地，對吧？”
“對。”
“你什麽時候到家的？”
“大約在半夜。我在基地中心吃了晚飯，然後去了辦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你妻子能作證嗎？”
“這個……不能。她當時正住在俄亥俄她父母家裏。”
“啊。”
“哦，胡鬧，保羅。簡直是胡鬧。”
“哎，別緊張，上校。”
“你以為你很幽默，其實你根本不幽默。對於謀殺案和謀殺案的嫌疑犯這類問題是不能開玩笑的。”
我看了他一眼，發現他真的動怒了。
“好吧，”我說，“我向你道歉，我本來想我們3個執法官之間能彼此直言不諱。我們在這兒說的話，不管是推測，還是有些出格的盤問都不能出了這間倉庫，隻是我們3人知道，這樣行嗎？”
他還沒有平靜下來，衝著我吼道：“你昨晚去哪裏啦？”
我說：“我一個人在我的活動房子裏呆到大約4點30分，到基地軍械庫時大約5點。沒有證人。”
“故事編得不錯嘛。”肯特輕蔑地說。他聽到我說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好像格外高興。他又轉身問辛西婭：“你呢？”
“我大約晚上7點到了軍官招待所寫尼利一案的報告材料，一直寫到半夜，後來就睡覺了，大約早上5點半被一個憲兵叫醒了。”
我評論說：“好了，我今生還沒聽說過比這3個不在現場的證據更不堪一擊的證據。不過，現在就讓這些證據成立吧。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基地就像一個小城鎮，被害人的朋友、家庭和熟人圈子裏自然包括了這兒的高級官員。”我對肯特說：“你希望負責本案的人是個圈外人，對不對？”
“是這樣。而且你們都是基地外來的天才。”
我突然意識到他所謂外麵來的天才不過是說，“我們需要的是兩個對人所共知的情況都一無所知的調查官”。
我問肯特：“你和安-坎貝爾的關係怎樣？”
他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說：“算是不錯吧。”
“能詳細說一下嗎？”
顯然，職位高於我的肯特對我的問話很不滿。但他畢竟是個職業警官，非常明白他該怎麽做。因此他勉強裝出一絲微笑，說：“難道我們要互相宣布一下我們的權利嗎？”
我也回報了他一個微笑。這樣做是尷尬的，但很必要。
他清了清嗓子，說：“坎貝爾上尉大約兩年前來到了這兒，我、坎貝爾將軍和夫人當時都已住在這裏了。坎貝爾夫婦曾邀請我和另外幾位軍官去他家見他們的女兒。我們的工作不同，看起來我們沒有什麽必然的聯係，但她是個心理學家，所以對犯罪行為很感興趣，而我對犯罪心理也有興趣，所以一個執法官和一個心理學家有共同的愛好算不上不正常吧。”
“所以你們成了朋友？”
“算是吧。”
“經常一起吃午飯嗎？”
“有時候。”
“晚飯呢？一起喝酒嗎？”
“偶爾。”
“就你們兩人？”
“一兩次。”
“但你好像不知道她住哪兒。”
“我知道她住在基地外，但從未去過她的住所。”
“她到過你的住處嗎？”
“是的，去過多次，都是社交聚會。”
“你妻子喜歡她嗎？”
“不喜歡。”
“為什麽？”
“你自己去想吧，布倫納。”
“好吧，我已經想出來了。”在審問一個高級官員時辛西婭總會巧妙地替我解圍，所以我問她：“你有什麽問題要問肯特上校嗎？”
辛西婭回答說：“隻有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接著她把目光轉向肯特。
肯特會意地說：“我從未和她親近過。如果我那麽做了，我一開始就會告訴你們的。”
“但願如此。”我說。我問他：“她有固定的男朋友嗎？”
“據我所知，沒有。”
“那她有什麽公開的敵人嗎？”
他想了想，說：“有些女人不喜歡她，因為她們感到了威脅。有些男人也不喜歡她，因為他們覺得……”
“配不上她？”辛西婭提示他說。
“差不多吧。可能她對一些熱烈追求她的年輕單身軍官有些冷淡。至於是否有敵人，我還沒聽說過。”他猶豫了一下又說：“從她被殺的方式來看，我認為這起謀殺始自情欲。我的意思是說，有些女人會使人產生一種健康的或浪漫的性幻想；而安不一樣，她能在某些男人心中激起一股強xx的強烈欲望。我認為本案就是一個有這種欲望的人幹的。強xx後這個家夥意識到自己已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說不定她辱罵了他，我認為她很可能這麽幹了。那家夥想到了被送到萊文沃思的生活，所以就勒死了她。”
“就你所知，她和何人約會，在性方麵活躍嗎？”
“我不知道她在性方麵是不是活躍。我隻知道一個經常和她約會的軍官——埃爾比中尉，是將軍的副官之一。但她從來不和我談論她的私生活，而且她的行為又不會進入我的職責範圍。另外，你也必須考慮一下她為了快樂會做出些什麽。”
“那麽你認為她為了快樂會做出些什麽呢？”
“就是那些如果我是她也應該做的事情。把自己的職業生活跟非軍人的社會生活分開。”
“亞德利有她哪些方麵的材料？”
“啊……我猜他可能是指大約一年前她在米德蘭被抓的那一次吧。她的名字還沒有上登記簿的時候，亞德利就給我打了電話，我就去把她接了回來。”
“她為什麽被捕的？”
“亞德利說因為她攪亂了那兒的秩序。”
“是怎麽攪亂的？”
“她在街上與一個男人爭吵。”
“有爭吵的詳細記載嗎？”
“沒有，亞德利不肯說，隻告訴我把她帶回家。”
“所以你就把她帶回家了。”
“沒有。我告訴過你我不知道她住哪兒，布倫納。別跟我來這套把戲。我把她帶回基地，大約是晚上11點吧。她當時情緒很低沉，所以我帶她到軍官俱樂部喝了一杯飲料。她並沒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情，我也沒問。我給她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大約半夜時分她就離開了。”
“你知不知道和她吵架的男人，以及那個逮捕她的警官的情況？”
“不知道。亞德利肯定知道，你去問他嘛。”肯特笑了笑，說，“現在你需要他的全力合作了。還有什麽問題嗎？”
辛西婭問他：“當你聽到她被殺的消息時感覺怎樣？”
“很震驚。”
“悲哀嗎？”
“當然。也為將軍夫婦感到悲哀。當我知道案子發生在我的管轄範圍內時，我非常氣憤，也很懊喪。我的懊喪主要還是職業性的。”
我插了一句：“我很欣賞你的坦率。”
他點了點頭，看了一眼堆在那兒的家具和日用品，問我：“這樣擺放可以嗎？”
“可以，幹得不錯。不過那些可以搬動的隔板應該豎起來，把圖畫掛起來。把衣服掛在相當於原來衣櫥的那些杆子上。”我又問他，“他們把地下室的東西也搬出來了嗎？”說完瞥了辛西婭一眼。
肯特回答說：“是的，都在那邊，還在箱子裏呢。我們可以找一些桌子和架子來充當地下室。”他想了想，又說：“我覺得……這兒似乎還應該有些什麽。你們注意到沒有，這兒沒有，比如說……沒有私人用品。我不知道單身女人有沒有性輔助工具，也沒仔細找情書和別的東西……我想我指的是避孕藥和避孕工具。”
“你動過什麽東西嗎，比爾？”
“沒有。”他從兜裏掏出一副手套，說，“不過在監督和裝卸的時候我可能用手動過什麽東西。亞德利可能也動過，當然，他不是故意的。”
“也可能是故意的。”
肯特點了點頭說：“也可能是故意的。想在嫌疑犯名單上再加一位？”
“我已經把他加上了。”我走到了存放安-坎貝爾辦公室用具的地方。辦公用品都很簡樸。部隊就是這樣，在辦公用品上很節約，但卻要國會批準購買300萬美元的坦克。
辦公用具包括一張鐵製桌子、一把轉椅、兩把折疊椅、一個書架、兩個立式檔案櫃，還有一台計算機。書架上的書是一些心理學的通用教科書、軍事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學著作，還有心理戰術、戰俘研究及與此相關的一些書籍。
我打開了一個抽屜，看到了一些演講用的筆記，旁邊的一個抽屜上寫著“絕密”。我把它打開了，發現裏麵的文件夾沒有命名，隻是編了號碼。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個，看了看裏麵的紙條，好像是與一個叫“r.j。”的人的談話記錄，提問人用“q”表示。從第一麵的內容看，這是一次標準的心理方麵的談話，但被提問的是一個強xx犯。問的問題有“你是怎樣找到被害人的？”和“你讓她和你進行xx交的時候她怎麽說？”等等。這類記錄如果是在一個警官，或者一個犯罪心理學家的辦公室裏發現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不明白這和戰爭心理學有什麽聯係。很顯然，這是安-坎貝爾的一個秘密。
我把抽屜關上，走到那台電腦前。我不會操作，就對肯特說：“福爾斯徹奇有個專門研究私人電腦的女人，叫格雷斯-迪克森。我會把她叫來。別的任何人都不能動這台電腦。”
辛西婭到搬過來的“書房”裏看了看電話機，說：“有人來過電話。”
肯特點了點頭，說：“大約是中午時打來的。電話公司剛把電話移到這兒，幾分鍾後就打來了。”
辛西婭打開電話機，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安，我是查爾斯。我剛才給你打過電話，可你的電話壞了。我知道你今天早晨不上班，我有件事要告訴你。今天早晨突然有幫憲兵闖進你的辦公室，搬走了所有的東西。我問他們，他們什麽也不說。請給我打電話，或者一起到軍官俱樂部吃午飯。這實在太奇怪了。我想給警察打電話，可他們就是警察。”說到這兒，那人笑了，笑得很勉強。他接下去又說：“但願事情並不嚴重。給我來電話。”
我問肯特：“這人是誰？”
“是查爾斯-穆爾上校，是安在學校的頂頭上司。”
“關於他你都知道些什麽？”
“當然也是個神經科醫生，是個博士，脾氣很古怪，有點兒心理變態。那學校整個都變態了。有時我想他們應該在學校周圍架起籬笆，再設上崗樓。”
辛西婭問肯特：“他們曾是朋友嗎？”
肯特點了點頭，說：“看來他們很親密。他像是她的良師益友。對不起，這樣說對安不太公平。”
我對他說：“在殺人案的調查中我們不必隻談死者好的一麵。”
“是的，不過那不是我們調查範圍內的事。”肯特揉了揉眼睛，說，“我隻是……隻是有點累了。”
辛西婭說：“今天對你來說一定很沉重。我想，向將軍和夫人通報其女兒的死訊一定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當然不是。我先給他們家打了電話，坎貝爾夫人接的，我讓她請將軍在家裏接見我。”他接著說，“她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因為我去時帶了隨軍總牧師埃姆斯少校，還有一個醫官，斯威克上尉。當他們看到我們的時候……我是說，我們看過或有過多次此類的事情了。如果是戰死，就有適當的話可說，可對於謀殺案……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辛西婭問他：“他們的態度怎麽樣？”
“很平靜。這是一個職業軍人和其妻子被期望應有的態度。我們隻在那兒呆了幾分鍾就離開了，隻有牧師留下來陪他們。”
我問他：“你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了？”
“沒有，我隻是告訴他們在射擊場發現了安，她已經死了，顯然是謀殺。”
“你沒把她死的情形告訴他嗎？沒告訴他安可能是被奸殺？”
“沒有……將軍確實問過她是怎麽死的，我隻告訴他安是被勒死的。”
“他說什麽？”
“他說……‘她是在值勤時死的。’”
“你把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給了他？”
“是的。因為他問犯罪調查處是不是在盡一切努力。我告訴他我已經請你和森希爾小姐來辦此案，因為你們倆恰好在這兒。”
“他的意思呢？”
“他說要這兒的犯罪調查處處長鮑爾斯少校來辦此案，讓我把你們倆辭掉。”
“你說什麽？”
“我不想和他爭執。他也明白在這個基地裏隻有這件事他無權控製。”
“他是無權控製。”
辛西婭問：“坎貝爾夫人態度如何？”
肯特回答說：“她差點暈倒，但還是竭力做得很坦然。因為對於舊式學校畢業的軍官和夫人來說，形象是很重要的。”
“好吧，比爾。法醫天黑就會趕到這兒，他們會在這兒工作一個通宵。請告訴你的人，除了我們幾個人，不許任何人進來。”
“好。”他又說，“請別忘了，將軍要你們去他家，越快越好。”
“為什麽？”
“很可能要問你關於他女兒死亡的細節，並讓你向鮑爾斯做個簡要匯報，然後退出此案。”
“嗯，不錯。這個問題我可以在電話上講清楚。”
“實際上我已經收到了來自五角大樓的電話。軍法署署長和你的老板都認為你和森希爾小姐是處理此案的最佳人選。因為你們與本地毫無瓜葛，又比當地犯罪調查處的人有經驗。這就是最後決定。見到將軍的時候把這個決定轉達給他。我建議你現在就去。”
“可我現在更想跟查爾斯-穆爾談談。”
“就破個例吧，保羅。還是先對付政界吧。”
我看了看辛西婭，見她向我點了點頭。我隻好聳聳肩，說：“好吧，去見坎貝爾將軍和夫人。”
肯特和我們一起走出倉庫，他說：“嗨，這真是太具有諷刺意味了……安有一句最喜歡的格言……可能是從某個哲學家那兒學來的吧……可能是尼采。那句格言是‘凡是不能毀滅我們的都會使我們更堅強’。”他又加了一句，“可現在她卻被毀滅了。”——
我對辛西婭說：“根據考爾對那些往子和繩子的分析，就不需要把你綁在樁子上了。”
她回答說：“卡爾是個典型的紙上談兵的偵探。”
“太對了。”
但不管怎麽說，卡爾還算是個不錯的指揮官。他做事雷厲風行，不阿諛奉承，而且為下屬的利益著想。因為這起案子特殊，他肯定會被叫到五角大樓去匯報。他可能要站在五角大樓的參謀長辦公室裏，麵對陸軍部長、聯邦調查局的頭頭、軍法署署長和其他一些高級官員、一些眼裏冒著凶光的總統幫凶，高聲宣布：“我最得力的部下，保羅-布倫納中士負責偵破此案，他告訴我不需要任何外援，並向我保證一定在幾天之內了結此案。捉拿罪犯歸案的時刻已指日可待。”說得沒錯，卡爾。也許該說，親愛的卡爾。
辛西婭瞥了我一眼，說：“你的臉色不太好。”
“實在太累了。”
我們到了喬丹機場。這是一處軍事設施，是哈德雷堡的一部分。哈德雷堡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開放的，人們可以自由地進出，隻有喬丹機場是個保密區，所以我們在門口被一個憲兵攔住了。他看了一下辛西婭的身份證，問她：“您是調查那起謀殺案的嗎，長官？”
“是的。”她回答說，“這位是我的保護人。”
那位憲兵笑了笑，說：“請到3號倉庫，長官。”
辛西婭把車發動起來，開向3號倉庫。喬丹機場本來是空軍在20世紀30年代建成的（這支部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看上去很像是為拍二戰時期的一部電影準備的一個場景。
停機坪上有兩架直升飛機和三架軍用彈著觀察機1。我們來到3號倉庫，看到門前停著肯特的車，還有一輛藍白兩色相間的福特汽車，上麵有警車標誌。警車的車門上有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米德蘭警察局長”。
1觀察射彈、彈著點和爆炸點的飛機。
辛西婭說：“那就是亞德利局長的車了。我曾經跟他合作過一次。你呢？”
“沒有。而且現在也不想與他合作。”
我們走進了那間千瘡百孔的倉庫，第一眼就看到了一輛白色的325型敞篷汽車。我猜可能是坎貝爾上尉的。倉庫的盡頭擺著安-坎貝爾的家具，是按照一個房間挨一個房間的順序擺放的，已經裂了縫的地毯也是根據原來的樣子鋪上的。我們走近一些，又看到了她辦公室裏的家具，再走近一些便看到在一張很長的桌子上擺滿了照片，都是在她家和辦公室拍的。這些家具周圍站著幾個憲兵。肯特上校也在場。另外還有一個戴牛仔帽的男人，看起來像是警察局長亞德利。他挺胖，身上的肉好像隨時都能把穿的那件筆挺的毛葛西裝撐破。他的臉紅紅的。我想可能是曬的，也可能他有高血壓，還可能是他剛剛發過火。
我和辛西婭走過去的時候，亞德利正在和肯特說話。他倆朝我們看了一眼。我向亞德利走去，他也轉身向我走來。他這樣招呼我：“你要做很多解釋，小子。”
我想不必了吧，於是我回敬他說：“如果你碰過其中的什麽東西或者與其中的任何東西有瓜葛的話，那就請你把指紋和你衣服的纖維貢獻出來。”
亞德利倒退了幾步，瞪了我好長時間，然後大笑起來：“你這個狗雜種。”說完，他轉向肯特，問他：“你聽見了嗎？”
肯特勉強裝出一絲微笑，但看得出他並不高興。
我接著說：“請記住你的職責是進行軍事保護。我才是本案的全權負責人。”
肯特一字一頓地說：“亞德利局長，我可以向你介紹一下布倫納先生和森希爾小姐嗎？”
“可以。”亞德利回答說，“但這並不能使我快樂。”
我問亞德利：“能告訴我你在這兒有何貴幹嗎？”
他又笑起來，看來他覺得我的話挺逗。他回答說：“哦，我在這兒的貴幹就是問問你，這些東西是怎麽到了這兒的。”
為了盡快把他打發走，我想起了卡爾近乎聰明的建議，對他說：“是按被害人家屬的要求，由我負責運到這兒來的。”
他把我的話仔細品味了一番，說：“主意不錯，小子。算我輸了。”
“謝謝。”其實我挺喜歡這家夥，因為我對傻瓜向來是偏愛的。
亞德利又說：“這樣吧——如果你肯把這些東西也提供給我和我的實驗室，那我們就算扯平了。”
“等犯罪調查處的實驗室檢驗完了再說吧。”
“別想占我的便宜，小子。”
“我連做夢都不敢。”
“很好。嗨，你看這樣辦行不行——如果你讓我們參與對這些東西的檢驗，我就給你們出入被害人住宅的權力。我們已經給那所住宅都上了鎖，並且看管了起來。”
“我對那所住宅已經不感興趣了。”除了地下室。這家夥根本不知道我手中還攥著一張王牌。
“好吧。不過我手頭還有一些被害人的官方檔案材料。”
看來這筆交易有門了。但我仍不動聲色地說：“到我非要你那些檔案不可的時候，我會給你發傳票的。”
亞德利轉向肯特，對他說：“這家夥真像個馬販子。”說完，他又轉向我，說：“真東西在這兒呢。”——他彈了彈自己的腦袋，聽起來裏麵像是空空的——“這兒的東西你用傳票是傳不走的。”
“你以前就認識被害人嗎？”
“哦，是的，小子。你呢？”
“我可沒有那份榮幸。”這也許是我對他的第二次進攻了吧。
“她的老爺子我也認識。嘿，你聽著，”亞德利局長說著，又露出了那副讓人厭惡的麵孔，“你到我辦公室來，我們好好討論一下這筆交易。”
我想起了把可憐的埃爾金斯中士騙進拘留室的方法，於是對他說：“如果你真想談這筆交易，那我們就去憲兵司令部大樓的辦公室去談。”
這一招果然奏效，他說：“在對待檔案、線索和法醫報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采取合作的態度。”
辛西婭第一次開了口：“局長，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清，我們的行動可能不太得體，但希望您不要把它看成是針對您個人的，也不要以為這是對您的一種職業上的侮辱。如果被害人是其他人的話，我們肯定會請您和我們一起去查看住宅，共商最佳方案的。”
亞德利噘起嘴，像是在思考她剛才說的話，又像是在準備說：“胡說八道。”
辛西婭接著說：“其實，有些事情我們也很惱火，比如說吧，同樣的一點小衝突，戰士就要被逮捕，而地方老百姓卻可以什麽事都沒有。”
“所以，”辛西婭繼續說出了她動聽的理由，“明天我們約定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商量一下我們怎樣愉快地合作。”等等等等。
亞德利點了點頭，其實他根本沒用心去聽。最後他回答說：“聽上去有點道理。”他又對肯特說：“謝謝你，上校，今晚給我家來個電話。”說完，他轉向我，在我肩頭拍了一巴掌，說：“你打敗了我，小子。我欠你一次。”說完便大踏步地穿過倉庫走了，那架式好像隨時都會回來似的。
他剛出倉庫大門，肯特就說：“我對你說過他會亂罵的。”
我回答說：“誰在乎他呢？”
肯特說：“我不想和這家夥鬧僵。因為他會對此案很有幫助。你知道，基地有一半人都住在他的地盤上，在基地工作的老百姓90％也住在米德蘭。所以，在我們尋找嫌疑犯的時候，肯定會用到他。”
“也許吧，但我認為所有嫌疑犯都會落在政府管轄的地盤上。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綁架他們。”
肯特搖了搖頭，好像是使頭腦清醒些。他問：“哎，你見過將軍了嗎？”
“沒有。我應該去嗎？”
“他想盡快見到你，就在他家。”
“好吧。”喪失了親人的人都會有很多想法，但一般想不到要和負責案子的調查官談話。但是，將軍就不同於一般人了。坎貝爾將軍也許有必要發號施令，以顯示他現在仍有權力。我對肯特說：“我已經有了一份初步的嫌疑犯名單。”
肯特看起來有些驚訝，他問：“已經有了？都有誰？”
“我的嫌疑犯名單包括所有的與現場或者被害人住宅有瓜葛的人，法醫將會取下所有的痕跡，也就是所有這些人的腳印和指紋。所以這名單裏就包括了你、聖-約翰中士、一等兵凱西，還有所有在現場的憲兵。另外還有我和辛西婭。這些人不可能是嫌疑犯，但我必須認真研究法醫提供的證據。”
肯特說：“那你最好現在就開始調查不在現場的證據。”
“好吧，那麽你的證據是什麽？”
“好……我接到值勤中士來的電話時，正在家睡覺。”
“你住在基地，對吧？”
“對。”
“你什麽時候到家的？”
“大約在半夜。我在基地中心吃了晚飯，然後去了辦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你妻子能作證嗎？”
“這個……不能。她當時正住在俄亥俄她父母家裏。”
“啊。”
“哦，胡鬧，保羅。簡直是胡鬧。”
“哎，別緊張，上校。”
“你以為你很幽默，其實你根本不幽默。對於謀殺案和謀殺案的嫌疑犯這類問題是不能開玩笑的。”
我看了他一眼，發現他真的動怒了。
“好吧，”我說，“我向你道歉，我本來想我們3個執法官之間能彼此直言不諱。我們在這兒說的話，不管是推測，還是有些出格的盤問都不能出了這間倉庫，隻是我們3人知道，這樣行嗎？”
他還沒有平靜下來，衝著我吼道：“你昨晚去哪裏啦？”
我說：“我一個人在我的活動房子裏呆到大約4點30分，到基地軍械庫時大約5點。沒有證人。”
“故事編得不錯嘛。”肯特輕蔑地說。他聽到我說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好像格外高興。他又轉身問辛西婭：“你呢？”
“我大約晚上7點到了軍官招待所寫尼利一案的報告材料，一直寫到半夜，後來就睡覺了，大約早上5點半被一個憲兵叫醒了。”
我評論說：“好了，我今生還沒聽說過比這3個不在現場的證據更不堪一擊的證據。不過，現在就讓這些證據成立吧。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基地就像一個小城鎮，被害人的朋友、家庭和熟人圈子裏自然包括了這兒的高級官員。”我對肯特說：“你希望負責本案的人是個圈外人，對不對？”
“是這樣。而且你們都是基地外來的天才。”
我突然意識到他所謂外麵來的天才不過是說，“我們需要的是兩個對人所共知的情況都一無所知的調查官”。
我問肯特：“你和安-坎貝爾的關係怎樣？”
他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說：“算是不錯吧。”
“能詳細說一下嗎？”
顯然，職位高於我的肯特對我的問話很不滿。但他畢竟是個職業警官，非常明白他該怎麽做。因此他勉強裝出一絲微笑，說：“難道我們要互相宣布一下我們的權利嗎？”
我也回報了他一個微笑。這樣做是尷尬的，但很必要。
他清了清嗓子，說：“坎貝爾上尉大約兩年前來到了這兒，我、坎貝爾將軍和夫人當時都已住在這裏了。坎貝爾夫婦曾邀請我和另外幾位軍官去他家見他們的女兒。我們的工作不同，看起來我們沒有什麽必然的聯係，但她是個心理學家，所以對犯罪行為很感興趣，而我對犯罪心理也有興趣，所以一個執法官和一個心理學家有共同的愛好算不上不正常吧。”
“所以你們成了朋友？”
“算是吧。”
“經常一起吃午飯嗎？”
“有時候。”
“晚飯呢？一起喝酒嗎？”
“偶爾。”
“就你們兩人？”
“一兩次。”
“但你好像不知道她住哪兒。”
“我知道她住在基地外，但從未去過她的住所。”
“她到過你的住處嗎？”
“是的，去過多次，都是社交聚會。”
“你妻子喜歡她嗎？”
“不喜歡。”
“為什麽？”
“你自己去想吧，布倫納。”
“好吧，我已經想出來了。”在審問一個高級官員時辛西婭總會巧妙地替我解圍，所以我問她：“你有什麽問題要問肯特上校嗎？”
辛西婭回答說：“隻有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接著她把目光轉向肯特。
肯特會意地說：“我從未和她親近過。如果我那麽做了，我一開始就會告訴你們的。”
“但願如此。”我說。我問他：“她有固定的男朋友嗎？”
“據我所知，沒有。”
“那她有什麽公開的敵人嗎？”
他想了想，說：“有些女人不喜歡她，因為她們感到了威脅。有些男人也不喜歡她，因為他們覺得……”
“配不上她？”辛西婭提示他說。
“差不多吧。可能她對一些熱烈追求她的年輕單身軍官有些冷淡。至於是否有敵人，我還沒聽說過。”他猶豫了一下又說：“從她被殺的方式來看，我認為這起謀殺始自情欲。我的意思是說，有些女人會使人產生一種健康的或浪漫的性幻想；而安不一樣，她能在某些男人心中激起一股強xx的強烈欲望。我認為本案就是一個有這種欲望的人幹的。強xx後這個家夥意識到自己已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說不定她辱罵了他，我認為她很可能這麽幹了。那家夥想到了被送到萊文沃思的生活，所以就勒死了她。”
“就你所知，她和何人約會，在性方麵活躍嗎？”
“我不知道她在性方麵是不是活躍。我隻知道一個經常和她約會的軍官——埃爾比中尉，是將軍的副官之一。但她從來不和我談論她的私生活，而且她的行為又不會進入我的職責範圍。另外，你也必須考慮一下她為了快樂會做出些什麽。”
“那麽你認為她為了快樂會做出些什麽呢？”
“就是那些如果我是她也應該做的事情。把自己的職業生活跟非軍人的社會生活分開。”
“亞德利有她哪些方麵的材料？”
“啊……我猜他可能是指大約一年前她在米德蘭被抓的那一次吧。她的名字還沒有上登記簿的時候，亞德利就給我打了電話，我就去把她接了回來。”
“她為什麽被捕的？”
“亞德利說因為她攪亂了那兒的秩序。”
“是怎麽攪亂的？”
“她在街上與一個男人爭吵。”
“有爭吵的詳細記載嗎？”
“沒有，亞德利不肯說，隻告訴我把她帶回家。”
“所以你就把她帶回家了。”
“沒有。我告訴過你我不知道她住哪兒，布倫納。別跟我來這套把戲。我把她帶回基地，大約是晚上11點吧。她當時情緒很低沉，所以我帶她到軍官俱樂部喝了一杯飲料。她並沒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情，我也沒問。我給她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大約半夜時分她就離開了。”
“你知不知道和她吵架的男人，以及那個逮捕她的警官的情況？”
“不知道。亞德利肯定知道，你去問他嘛。”肯特笑了笑，說，“現在你需要他的全力合作了。還有什麽問題嗎？”
辛西婭問他：“當你聽到她被殺的消息時感覺怎樣？”
“很震驚。”
“悲哀嗎？”
“當然。也為將軍夫婦感到悲哀。當我知道案子發生在我的管轄範圍內時，我非常氣憤，也很懊喪。我的懊喪主要還是職業性的。”
我插了一句：“我很欣賞你的坦率。”
他點了點頭，看了一眼堆在那兒的家具和日用品，問我：“這樣擺放可以嗎？”
“可以，幹得不錯。不過那些可以搬動的隔板應該豎起來，把圖畫掛起來。把衣服掛在相當於原來衣櫥的那些杆子上。”我又問他，“他們把地下室的東西也搬出來了嗎？”說完瞥了辛西婭一眼。
肯特回答說：“是的，都在那邊，還在箱子裏呢。我們可以找一些桌子和架子來充當地下室。”他想了想，又說：“我覺得……這兒似乎還應該有些什麽。你們注意到沒有，這兒沒有，比如說……沒有私人用品。我不知道單身女人有沒有性輔助工具，也沒仔細找情書和別的東西……我想我指的是避孕藥和避孕工具。”
“你動過什麽東西嗎，比爾？”
“沒有。”他從兜裏掏出一副手套，說，“不過在監督和裝卸的時候我可能用手動過什麽東西。亞德利可能也動過，當然，他不是故意的。”
“也可能是故意的。”
肯特點了點頭說：“也可能是故意的。想在嫌疑犯名單上再加一位？”
“我已經把他加上了。”我走到了存放安-坎貝爾辦公室用具的地方。辦公用品都很簡樸。部隊就是這樣，在辦公用品上很節約，但卻要國會批準購買300萬美元的坦克。
辦公用具包括一張鐵製桌子、一把轉椅、兩把折疊椅、一個書架、兩個立式檔案櫃，還有一台計算機。書架上的書是一些心理學的通用教科書、軍事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學著作，還有心理戰術、戰俘研究及與此相關的一些書籍。
我打開了一個抽屜，看到了一些演講用的筆記，旁邊的一個抽屜上寫著“絕密”。我把它打開了，發現裏麵的文件夾沒有命名，隻是編了號碼。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個，看了看裏麵的紙條，好像是與一個叫“r.j。”的人的談話記錄，提問人用“q”表示。從第一麵的內容看，這是一次標準的心理方麵的談話，但被提問的是一個強xx犯。問的問題有“你是怎樣找到被害人的？”和“你讓她和你進行xx交的時候她怎麽說？”等等。這類記錄如果是在一個警官，或者一個犯罪心理學家的辦公室裏發現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不明白這和戰爭心理學有什麽聯係。很顯然，這是安-坎貝爾的一個秘密。
我把抽屜關上，走到那台電腦前。我不會操作，就對肯特說：“福爾斯徹奇有個專門研究私人電腦的女人，叫格雷斯-迪克森。我會把她叫來。別的任何人都不能動這台電腦。”
辛西婭到搬過來的“書房”裏看了看電話機，說：“有人來過電話。”
肯特點了點頭，說：“大約是中午時打來的。電話公司剛把電話移到這兒，幾分鍾後就打來了。”
辛西婭打開電話機，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安，我是查爾斯。我剛才給你打過電話，可你的電話壞了。我知道你今天早晨不上班，我有件事要告訴你。今天早晨突然有幫憲兵闖進你的辦公室，搬走了所有的東西。我問他們，他們什麽也不說。請給我打電話，或者一起到軍官俱樂部吃午飯。這實在太奇怪了。我想給警察打電話，可他們就是警察。”說到這兒，那人笑了，笑得很勉強。他接下去又說：“但願事情並不嚴重。給我來電話。”
我問肯特：“這人是誰？”
“是查爾斯-穆爾上校，是安在學校的頂頭上司。”
“關於他你都知道些什麽？”
“當然也是個神經科醫生，是個博士，脾氣很古怪，有點兒心理變態。那學校整個都變態了。有時我想他們應該在學校周圍架起籬笆，再設上崗樓。”
辛西婭問肯特：“他們曾是朋友嗎？”
肯特點了點頭，說：“看來他們很親密。他像是她的良師益友。對不起，這樣說對安不太公平。”
我對他說：“在殺人案的調查中我們不必隻談死者好的一麵。”
“是的，不過那不是我們調查範圍內的事。”肯特揉了揉眼睛，說，“我隻是……隻是有點累了。”
辛西婭說：“今天對你來說一定很沉重。我想，向將軍和夫人通報其女兒的死訊一定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當然不是。我先給他們家打了電話，坎貝爾夫人接的，我讓她請將軍在家裏接見我。”他接著說，“她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因為我去時帶了隨軍總牧師埃姆斯少校，還有一個醫官，斯威克上尉。當他們看到我們的時候……我是說，我們看過或有過多次此類的事情了。如果是戰死，就有適當的話可說，可對於謀殺案……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辛西婭問他：“他們的態度怎麽樣？”
“很平靜。這是一個職業軍人和其妻子被期望應有的態度。我們隻在那兒呆了幾分鍾就離開了，隻有牧師留下來陪他們。”
我問他：“你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了？”
“沒有，我隻是告訴他們在射擊場發現了安，她已經死了，顯然是謀殺。”
“你沒把她死的情形告訴他嗎？沒告訴他安可能是被奸殺？”
“沒有……將軍確實問過她是怎麽死的，我隻告訴他安是被勒死的。”
“他說什麽？”
“他說……‘她是在值勤時死的。’”
“你把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給了他？”
“是的。因為他問犯罪調查處是不是在盡一切努力。我告訴他我已經請你和森希爾小姐來辦此案，因為你們倆恰好在這兒。”
“他的意思呢？”
“他說要這兒的犯罪調查處處長鮑爾斯少校來辦此案，讓我把你們倆辭掉。”
“你說什麽？”
“我不想和他爭執。他也明白在這個基地裏隻有這件事他無權控製。”
“他是無權控製。”
辛西婭問：“坎貝爾夫人態度如何？”
肯特回答說：“她差點暈倒，但還是竭力做得很坦然。因為對於舊式學校畢業的軍官和夫人來說，形象是很重要的。”
“好吧，比爾。法醫天黑就會趕到這兒，他們會在這兒工作一個通宵。請告訴你的人，除了我們幾個人，不許任何人進來。”
“好。”他又說，“請別忘了，將軍要你們去他家，越快越好。”
“為什麽？”
“很可能要問你關於他女兒死亡的細節，並讓你向鮑爾斯做個簡要匯報，然後退出此案。”
“嗯，不錯。這個問題我可以在電話上講清楚。”
“實際上我已經收到了來自五角大樓的電話。軍法署署長和你的老板都認為你和森希爾小姐是處理此案的最佳人選。因為你們與本地毫無瓜葛，又比當地犯罪調查處的人有經驗。這就是最後決定。見到將軍的時候把這個決定轉達給他。我建議你現在就去。”
“可我現在更想跟查爾斯-穆爾談談。”
“就破個例吧，保羅。還是先對付政界吧。”
我看了看辛西婭，見她向我點了點頭。我隻好聳聳肩，說：“好吧，去見坎貝爾將軍和夫人。”
肯特和我們一起走出倉庫，他說：“嗨，這真是太具有諷刺意味了……安有一句最喜歡的格言……可能是從某個哲學家那兒學來的吧……可能是尼采。那句格言是‘凡是不能毀滅我們的都會使我們更堅強’。”他又加了一句，“可現在她卻被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