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狹窄的路上停著12輛卡車和小汽車，都是法醫和地方警察的車。
我和辛西婭沿著一條綠色防水布鋪成的路，向那個敞著門的大帳篷走去。
那天下午是佐治亞州的一個大熱天。偶爾有一絲微風吹來，帶著濃鬱的鬆樹氣息。
那個大帳篷的裏外至少有30個人，他們都是從事法醫工作的。
我們在帳篷前停了下來，一個禿頂的矮個子分開人群朝我們走來。我認出他是一級準尉考爾-塞夫爾，他很可能是這兒的頭頭。塞夫爾是個挺不錯的人，在破案中他能感覺到哪一根線和哪一粒塵土是關鍵的。但是他也像別的從事技術工作的人一樣，處理問題時有個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當然嘍，這對我來說也沒什麽不好，因為“森林”是我的工作，“樹木”才是他的。我討厭法醫插手偵探的工作。
考爾的臉色有些灰白，他每次見到屍體時都是這個樣子。我們握了握手。我想把他介紹給辛西婭，可沒想到他們以前就認識。他說：“他媽的整個世界都圍著屍體轉，保羅。”
我們每次破案都是這個樣。我回答說：“至今還沒有人學會在空中走路呢。”
“那倒是。唉，你們的人把腳印都踩壞了。”
“是不是有軍隊留下的腳印？”
“有。也有跑鞋的印跡。”他看了看辛西婭的鞋，問：“也有你的——？”
“是的，”辛西婭回答說，“我會把我的鞋印樣給你。除了鞋印，還有別的腳印嗎？”
“有。我取了一個不完整的光腳腳印，可能是被害人留下的。其他的腳印都是靴子，靴子，靴子。你知道，由於兩隻鞋底磨損程度不同或者鞋有切痕，或者鞋跟的種類不同，所留下的足印都不一樣——”
“我想你已經跟我說過一遍了。”我提醒他說。
“是的。我們必須取每個人的腳印，但是我告訴你，這兒可能有幾十種腳印。這個射擊場上又長滿了矮小的灌木和青草。”
我問考爾：“在本案被害人身上有精液的痕跡嗎？”
“已經用紫外線照過她全身了，沒發現精斑。我們又取了xx道、口部和肛門的化驗標本。大約半小時後就會有結果。”他又補充說：“負責現場搜尋指紋的人已經檢查了死者身體、吉普車、手提包、繩子和樁子；照片也快拍完了。我已經派血清專家在帳篷裏化驗死者的血液、唾液和外陰部的體液取樣，並派了化學專家用真空吸塵器尋找，可屍體上連根頭發都沒找到，上麵僅有的纖維也是從死者自己的內衣內褲上掉下來的。另外我還帶來了一個專門鑒定工具的小組，他們檢查了現場的繩子和樁子，發現樁子是使用過的，而且很舊了。繩子也是這樣。總而言之，我們目前還不能給你提供任何實質性的線索。”
考爾這個人喜歡在工作開始的時候把困難說得過大，然後再告訴你，經過幾個小時在實驗室的艱苦工作，終於得出結果。換取聲望的訣竅就是誇大工作中的困難，我偶爾也這麽幹。隻有辛西婭還未學會。我問考爾：“你把那些樁子拿走了嗎？”
“隻拿走了靠近左腳踝的那根。因為我們想驗證一下樁子上帶的土和現場的土是不是一樣。結果發現都是佐治亞州的紅土。”
“我要你去察看一下她手腕旁邊的那兩根樁子，看看如果她想去拔的話能不能拔出來。還要去看看她手腕上的繩結是不是活結。再看一下她的手能不能夠著繩頭。”
“現在嗎？”
“是的。就是現在。”
考爾轉身走開了。
辛西婭對我說：“如果上述問題都不成立，那麽我們就可以排除因自我發泄而喪命的可能性了，對嗎？”
“對。”
“下一步我們就該去找凶手了。”
“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同夥。看起來此案很像始於尋歡作樂。”我又補充道：“不要把這話說出去。”
“這還用說嗎？”她說，“我不在乎再去看一下屍體，因為我明白我們要找的是什麽。”說完，她沿著防水布鋪的那條路走到帳篷前，擠進人群，在屍體旁跪了下去。我轉身回到路上，站在吉普車旁。我向羅賓斯所在的哨所望去，發現在一公裏外根本看不到彈藥庫。我又轉過身，朝我們來的方向望去，發現這條路向右拐了個彎兒，這樣一來，如果有一輛卡車停在100米外的第五射擊場，站在羅賓斯的那個位置就根本看不到車燈了。我對羅賓斯所說的車燈出現的時間一直有疑問，現在更懷疑了。也許羅賓斯看到車燈根本不是安-坎貝爾的——如果說那是安-坎貝爾的車燈，那麽她1點離開總部，羅賓斯2點17分看到車燈，而那段時間內她又在幹些什麽呢？
辛西婭和考爾走了過來。考爾對我說：“那些樁子都牢牢地釘在土裏。一個小夥子帶著手套把它拔出來，差點累得疝氣發作。繩結都是平結，即使借助於機械的幫助，要解開也很夠嗆。至於繩頭嘛，倒是放在她的手邊，但我覺得她不可能去拉繩頭。你是不是以為這是一個尋找自我刺激而引發的事故？”
“隻是一種猜想，我們幾個人知道就行了。”
“是啊，看起來昨晚她像是有過同伴，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那同伴的蛛絲馬跡。”
“那個光腳印在那兒？”
“大約在從路到屍體之間的途中，就在那兒。”他指的地方正有一個人在取那個腳印。
我點了點頭，又問他：“繩子是怎樣弄斷的？”
考爾回答說：“切斷的。看起來像是斧或切肉的刀在木板上剁斷的。工具檢驗組的人已經察看了切口，認為不像是在這兒切斷的。很可能是事先切好了帶來的。”他又道：“像是一套強xx的工具。”他忍住沒說出“預謀的”或者“有預謀的強xx”。我喜歡他這種說話不跨越本行的人。實際上，與其說看上去像強xx的工具，不如說更像被害人秘室裏的那套性虐待用具。不過，最好大家都認為是強xx。
考爾對我說：“你不是想知道她右腳上的那個黑點嗎？”
“是的。”
“我有99％的把握，那是馬路上的瀝青。另外1％的把握要在一個小時以後才能知道。我把那點黑東西同馬路上的瀝青做了比較，但還不能馬上得出結論。”
“好吧。”
他問我：“你是怎麽接來這個案子的？”
“我可是乞求來的”。
他笑了，說：“我可不支持你這樣幹。”
“如果你在安-坎貝爾的吉普車裏找到了我的腳印，我也就不支持你這樣幹了。”
他又笑起來。看來他很喜歡跟我合作。我提醒他說：“你可小心點，一旦有什麽差錯，可要考慮好靠一半薪水怎麽生活。許多人因此去了墨西哥。”
“嗨，如果我有什麽差錯，我完全能拍拍屁股跑掉。如果你有什麽差錯，你的屁股可就成了草坪，而赫爾曼上校就是割草機。”
他說的雖不好聽，卻是實話。我告訴他：“被害人辦公室和家裏的東西以及其他私人用品都被安置在喬丹機場的一個倉庫裏了。你這兒的事情一完就去那兒。”
“知道了。這兒可能會在天黑前結束，然後我就到飛機場倉庫去熬個通宵。”
“肯特上校來過嗎？”
“隻呆了幾分鍾。”
“他有什麽指示？”
“和你一樣，隻是沒你那麽多俏皮話。”他又說，“他讓你去見將軍，你得到口信了嗎？”
“沒有。考爾，我在憲兵司令部大樓辦公。所有的報告和要求都要直接寄給我和辛西婭，上麵要寫明‘絕密’，你也可以給我打電話或者麵談。記住，不要跟任何人議論這個案子，包括憲兵司令。不管誰問你什麽問題，都讓他直接來問我或辛西婭。把我的這些要求告訴你手下的人，好嗎？”
考爾點了點頭，然後又問：“連肯特上校也不能說嗎？”
“連將軍都不能說。”
他聳了聳肩，說：“好吧。”
“我們去廁所看看吧，然後你的人就可以去看她的房間了。”
考爾點了點頭，說：“好吧。”
我們3人走過看台，走過一片無人踩過的厚厚的草地，來到一排綠樹前，廁所就在這兒。肯特在廁所周圍設了警戒，我們跨過那黃色的標誌線，隻見那舊棚子上寫著“男性人士”，新棚子上寫著“女性人士”。這兩個詞看起來似乎有些華而不實，這完全是因為軍隊有反對過於簡單和通俗的規定。我們走進了“男性人士”，我用手帕墊著打開了電燈開關。
廁所地麵是水泥的，牆是木製的，牆和天花板交界處安著紗窗。廁所內共有三個分隔間，三個便池，都很幹淨，我想即使昨天有軍隊演習，也會在下午5點前結束，馬上就會詳細布置打掃廁所的任務。廢紙簍都是空的，抽水馬桶裏也沒有浮著任何東西。所有的抽水馬桶坐圈都立著。
辛西婭示意我看中一個洗手池。我發現池裏有一些水滴和一根短短的毛發。我對考爾說：“這兒有個東西。”
他走過來俯下身子看了看，說：“是人的頭發，高加索人的頭發。”他又湊近看了看，說：“是脫落的，也可能是剪下來的，但不是拔下來的，沒有根，這樣品的價值不大。不過我可以查出其主人的血型，也可以查清性別。但因沒有發根，無法確定其基因標誌。”
我們又來到了女廁所，發現這裏像男廁所一樣一塵不染，裏邊有6個小分隔間，抽水馬桶坐圈也都呈立式。這是軍隊規定的，雖然女人用時要放下來，但不用時一律呈立式。我對考爾說：“我要你告訴我坎貝爾上尉是否用過這個廁所。”
他回答說：“如果沒有別的東西，我們可以試著找一下汗跡，或者沾在抽水馬桶坐圈上的人身上的油跡，或者水池排水管裏的皮屑。我會盡最大努力的。”
我們從廁所出來，外麵陽光熾熱，我們向大路走去。我對考爾說：“不要以為我是在侮辱你，我隻是提醒你，要對付一個粗野的辯護律師的盤問，你必須把證據好好歸納起來，把每樣東西都要編好順序，貼上標簽，要知道，辯護律師隻有在證明被告無罪時才能賺到被告的錢。”
“別為我擔心。你自己也別擔心，隻要你找到嫌疑犯，我們就去刮他的皮膚，抽他的血，拔他的頭發，取他的精液，就像前幾天辛西婭在這兒對付那個強xx犯一樣。”
“真希望這兒能有什麽東西可以作為證據，來判定那個嫌疑犯。”
“總會有的。對啦，她的衣服哪兒去了？”
“都不見了。她當時穿著軍裝。”
“別人也穿著軍裝，所以如果我在現場找到軍裝的纖維，就等於什麽也沒找到。”
“是的。”
“當大家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和鞋子的時候，法醫工作就困難多了。”
“說得很對。你取了現場那些憲兵的腳印嗎？”
“取了。”
“肯特上校的也取了？”
“也取了。”
我們回到馬路上，剛一停下，辛西婭便說：“記住，考爾，你現在唯一的壓力是來自我們兩人，其他人沒有份兒。”
“我聽見了。”他回望了屍體一眼，說：“她長得很美。我們的實驗室裏有一張她做的征兵廣告。”他轉過來看著我和辛西婭，說：“嗨，祝你們好運！”
辛西婭回答說：“也祝你好運。”
考爾-塞夫爾轉過身，緩緩地向屍體走去。我和辛西婭上了她的車。她問我：“去哪兒。”
“喬丹機場。”——
我和辛西婭沿著一條綠色防水布鋪成的路，向那個敞著門的大帳篷走去。
那天下午是佐治亞州的一個大熱天。偶爾有一絲微風吹來，帶著濃鬱的鬆樹氣息。
那個大帳篷的裏外至少有30個人，他們都是從事法醫工作的。
我們在帳篷前停了下來，一個禿頂的矮個子分開人群朝我們走來。我認出他是一級準尉考爾-塞夫爾，他很可能是這兒的頭頭。塞夫爾是個挺不錯的人，在破案中他能感覺到哪一根線和哪一粒塵土是關鍵的。但是他也像別的從事技術工作的人一樣，處理問題時有個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當然嘍，這對我來說也沒什麽不好，因為“森林”是我的工作，“樹木”才是他的。我討厭法醫插手偵探的工作。
考爾的臉色有些灰白，他每次見到屍體時都是這個樣子。我們握了握手。我想把他介紹給辛西婭，可沒想到他們以前就認識。他說：“他媽的整個世界都圍著屍體轉，保羅。”
我們每次破案都是這個樣。我回答說：“至今還沒有人學會在空中走路呢。”
“那倒是。唉，你們的人把腳印都踩壞了。”
“是不是有軍隊留下的腳印？”
“有。也有跑鞋的印跡。”他看了看辛西婭的鞋，問：“也有你的——？”
“是的，”辛西婭回答說，“我會把我的鞋印樣給你。除了鞋印，還有別的腳印嗎？”
“有。我取了一個不完整的光腳腳印，可能是被害人留下的。其他的腳印都是靴子，靴子，靴子。你知道，由於兩隻鞋底磨損程度不同或者鞋有切痕，或者鞋跟的種類不同，所留下的足印都不一樣——”
“我想你已經跟我說過一遍了。”我提醒他說。
“是的。我們必須取每個人的腳印，但是我告訴你，這兒可能有幾十種腳印。這個射擊場上又長滿了矮小的灌木和青草。”
我問考爾：“在本案被害人身上有精液的痕跡嗎？”
“已經用紫外線照過她全身了，沒發現精斑。我們又取了xx道、口部和肛門的化驗標本。大約半小時後就會有結果。”他又補充說：“負責現場搜尋指紋的人已經檢查了死者身體、吉普車、手提包、繩子和樁子；照片也快拍完了。我已經派血清專家在帳篷裏化驗死者的血液、唾液和外陰部的體液取樣，並派了化學專家用真空吸塵器尋找，可屍體上連根頭發都沒找到，上麵僅有的纖維也是從死者自己的內衣內褲上掉下來的。另外我還帶來了一個專門鑒定工具的小組，他們檢查了現場的繩子和樁子，發現樁子是使用過的，而且很舊了。繩子也是這樣。總而言之，我們目前還不能給你提供任何實質性的線索。”
考爾這個人喜歡在工作開始的時候把困難說得過大，然後再告訴你，經過幾個小時在實驗室的艱苦工作，終於得出結果。換取聲望的訣竅就是誇大工作中的困難，我偶爾也這麽幹。隻有辛西婭還未學會。我問考爾：“你把那些樁子拿走了嗎？”
“隻拿走了靠近左腳踝的那根。因為我們想驗證一下樁子上帶的土和現場的土是不是一樣。結果發現都是佐治亞州的紅土。”
“我要你去察看一下她手腕旁邊的那兩根樁子，看看如果她想去拔的話能不能拔出來。還要去看看她手腕上的繩結是不是活結。再看一下她的手能不能夠著繩頭。”
“現在嗎？”
“是的。就是現在。”
考爾轉身走開了。
辛西婭對我說：“如果上述問題都不成立，那麽我們就可以排除因自我發泄而喪命的可能性了，對嗎？”
“對。”
“下一步我們就該去找凶手了。”
“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同夥。看起來此案很像始於尋歡作樂。”我又補充道：“不要把這話說出去。”
“這還用說嗎？”她說，“我不在乎再去看一下屍體，因為我明白我們要找的是什麽。”說完，她沿著防水布鋪的那條路走到帳篷前，擠進人群，在屍體旁跪了下去。我轉身回到路上，站在吉普車旁。我向羅賓斯所在的哨所望去，發現在一公裏外根本看不到彈藥庫。我又轉過身，朝我們來的方向望去，發現這條路向右拐了個彎兒，這樣一來，如果有一輛卡車停在100米外的第五射擊場，站在羅賓斯的那個位置就根本看不到車燈了。我對羅賓斯所說的車燈出現的時間一直有疑問，現在更懷疑了。也許羅賓斯看到車燈根本不是安-坎貝爾的——如果說那是安-坎貝爾的車燈，那麽她1點離開總部，羅賓斯2點17分看到車燈，而那段時間內她又在幹些什麽呢？
辛西婭和考爾走了過來。考爾對我說：“那些樁子都牢牢地釘在土裏。一個小夥子帶著手套把它拔出來，差點累得疝氣發作。繩結都是平結，即使借助於機械的幫助，要解開也很夠嗆。至於繩頭嘛，倒是放在她的手邊，但我覺得她不可能去拉繩頭。你是不是以為這是一個尋找自我刺激而引發的事故？”
“隻是一種猜想，我們幾個人知道就行了。”
“是啊，看起來昨晚她像是有過同伴，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那同伴的蛛絲馬跡。”
“那個光腳印在那兒？”
“大約在從路到屍體之間的途中，就在那兒。”他指的地方正有一個人在取那個腳印。
我點了點頭，又問他：“繩子是怎樣弄斷的？”
考爾回答說：“切斷的。看起來像是斧或切肉的刀在木板上剁斷的。工具檢驗組的人已經察看了切口，認為不像是在這兒切斷的。很可能是事先切好了帶來的。”他又道：“像是一套強xx的工具。”他忍住沒說出“預謀的”或者“有預謀的強xx”。我喜歡他這種說話不跨越本行的人。實際上，與其說看上去像強xx的工具，不如說更像被害人秘室裏的那套性虐待用具。不過，最好大家都認為是強xx。
考爾對我說：“你不是想知道她右腳上的那個黑點嗎？”
“是的。”
“我有99％的把握，那是馬路上的瀝青。另外1％的把握要在一個小時以後才能知道。我把那點黑東西同馬路上的瀝青做了比較，但還不能馬上得出結論。”
“好吧。”
他問我：“你是怎麽接來這個案子的？”
“我可是乞求來的”。
他笑了，說：“我可不支持你這樣幹。”
“如果你在安-坎貝爾的吉普車裏找到了我的腳印，我也就不支持你這樣幹了。”
他又笑起來。看來他很喜歡跟我合作。我提醒他說：“你可小心點，一旦有什麽差錯，可要考慮好靠一半薪水怎麽生活。許多人因此去了墨西哥。”
“嗨，如果我有什麽差錯，我完全能拍拍屁股跑掉。如果你有什麽差錯，你的屁股可就成了草坪，而赫爾曼上校就是割草機。”
他說的雖不好聽，卻是實話。我告訴他：“被害人辦公室和家裏的東西以及其他私人用品都被安置在喬丹機場的一個倉庫裏了。你這兒的事情一完就去那兒。”
“知道了。這兒可能會在天黑前結束，然後我就到飛機場倉庫去熬個通宵。”
“肯特上校來過嗎？”
“隻呆了幾分鍾。”
“他有什麽指示？”
“和你一樣，隻是沒你那麽多俏皮話。”他又說，“他讓你去見將軍，你得到口信了嗎？”
“沒有。考爾，我在憲兵司令部大樓辦公。所有的報告和要求都要直接寄給我和辛西婭，上麵要寫明‘絕密’，你也可以給我打電話或者麵談。記住，不要跟任何人議論這個案子，包括憲兵司令。不管誰問你什麽問題，都讓他直接來問我或辛西婭。把我的這些要求告訴你手下的人，好嗎？”
考爾點了點頭，然後又問：“連肯特上校也不能說嗎？”
“連將軍都不能說。”
他聳了聳肩，說：“好吧。”
“我們去廁所看看吧，然後你的人就可以去看她的房間了。”
考爾點了點頭，說：“好吧。”
我們3人走過看台，走過一片無人踩過的厚厚的草地，來到一排綠樹前，廁所就在這兒。肯特在廁所周圍設了警戒，我們跨過那黃色的標誌線，隻見那舊棚子上寫著“男性人士”，新棚子上寫著“女性人士”。這兩個詞看起來似乎有些華而不實，這完全是因為軍隊有反對過於簡單和通俗的規定。我們走進了“男性人士”，我用手帕墊著打開了電燈開關。
廁所地麵是水泥的，牆是木製的，牆和天花板交界處安著紗窗。廁所內共有三個分隔間，三個便池，都很幹淨，我想即使昨天有軍隊演習，也會在下午5點前結束，馬上就會詳細布置打掃廁所的任務。廢紙簍都是空的，抽水馬桶裏也沒有浮著任何東西。所有的抽水馬桶坐圈都立著。
辛西婭示意我看中一個洗手池。我發現池裏有一些水滴和一根短短的毛發。我對考爾說：“這兒有個東西。”
他走過來俯下身子看了看，說：“是人的頭發，高加索人的頭發。”他又湊近看了看，說：“是脫落的，也可能是剪下來的，但不是拔下來的，沒有根，這樣品的價值不大。不過我可以查出其主人的血型，也可以查清性別。但因沒有發根，無法確定其基因標誌。”
我們又來到了女廁所，發現這裏像男廁所一樣一塵不染，裏邊有6個小分隔間，抽水馬桶坐圈也都呈立式。這是軍隊規定的，雖然女人用時要放下來，但不用時一律呈立式。我對考爾說：“我要你告訴我坎貝爾上尉是否用過這個廁所。”
他回答說：“如果沒有別的東西，我們可以試著找一下汗跡，或者沾在抽水馬桶坐圈上的人身上的油跡，或者水池排水管裏的皮屑。我會盡最大努力的。”
我們從廁所出來，外麵陽光熾熱，我們向大路走去。我對考爾說：“不要以為我是在侮辱你，我隻是提醒你，要對付一個粗野的辯護律師的盤問，你必須把證據好好歸納起來，把每樣東西都要編好順序，貼上標簽，要知道，辯護律師隻有在證明被告無罪時才能賺到被告的錢。”
“別為我擔心。你自己也別擔心，隻要你找到嫌疑犯，我們就去刮他的皮膚，抽他的血，拔他的頭發，取他的精液，就像前幾天辛西婭在這兒對付那個強xx犯一樣。”
“真希望這兒能有什麽東西可以作為證據，來判定那個嫌疑犯。”
“總會有的。對啦，她的衣服哪兒去了？”
“都不見了。她當時穿著軍裝。”
“別人也穿著軍裝，所以如果我在現場找到軍裝的纖維，就等於什麽也沒找到。”
“是的。”
“當大家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和鞋子的時候，法醫工作就困難多了。”
“說得很對。你取了現場那些憲兵的腳印嗎？”
“取了。”
“肯特上校的也取了？”
“也取了。”
我們回到馬路上，剛一停下，辛西婭便說：“記住，考爾，你現在唯一的壓力是來自我們兩人，其他人沒有份兒。”
“我聽見了。”他回望了屍體一眼，說：“她長得很美。我們的實驗室裏有一張她做的征兵廣告。”他轉過來看著我和辛西婭，說：“嗨，祝你們好運！”
辛西婭回答說：“也祝你好運。”
考爾-塞夫爾轉過身，緩緩地向屍體走去。我和辛西婭上了她的車。她問我：“去哪兒。”
“喬丹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