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謹訂於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慶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壽辰


    敬備菲酌恭請光臨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婦鞠躬


    席設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鎮多弗莊


    請賜回示


    “怎麽樣?”詹尼弗問。


    “這還用問?”我回答。我正忙於摘錄刑法上一個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爾公訴案”的要點。詹尼拿著請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奧利弗,我看是時候了,”她說。


    “什麽是時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麽,”她回答。“難道你非要他連跪帶爬到這兒來嗎?”


    我繼續幹我的事,任憑她編派我。


    “奧利,他主動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親寫的。”


    “你還說你連看也沒看呢!”她幾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過一眼。也許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專心準備“珀西瓦爾公訴案”的提要啊,考試快要到啦。問題是她不該向我嘮叨個沒完。


    “奧利,你想一想,”她說,現在她的語調像是在懇求了。“老爺子畢競六十歲了。到你終於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誰能擔保他還在世上呢?”


    我斬釘截鐵地告訴詹尼,和解是絕對辦不到的,能不能請讓我繼續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來,縮在我擱腳的軟墊的一角。雖然她沒有發出半點聲響,我還是馬上就意識到她是在那兒死死地盯著我瞧。我抬起頭來。


    “有朝一日,”她說,“要是你兒子奧利弗第五跟你慪氣——”


    “他的名字不會叫奧利弗,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對她大喝一聲。通常,我提高嗓門時,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這回她沒有這樣做。


    “聽我說,奧爾,即使咱們給他取名為小醜博佐,那小子照樣會怨恨你的,因為你是當年哈佛的體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你也許已經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對她講,我們的兒子決計不會怨恨我。於是她問我:憑什麽這樣自信?我拿不出證據。反正我知道我們的兒子決不會怨恨我。至於到底為什麽,我也說不上來。而詹尼卻由此推斷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她說:


    “你爸爸也愛你,奧利弗。他愛你,就像你將來愛博佐一樣。但是你們巴雷特家的人個個傲慢、好勝得要命,總覺得彼此有股怨氣,一輩子都解不開。”


    “有你就不會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說。


    “對,”她說。


    “本案到此結束!”我說,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詹尼也站起身來,但這時她想起了:


    “‘請賜回示’的事兒還沒了結呢。”


    我表示這樣的意見:一個專攻音樂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高材生寫一封得體的短信婉言謝絕,大概無需專家指導吧!


    “你聽著,奧利弗,”她說,“我這輩子可能撒過謊,或者騙過誰。但是有心要弄得誰心裏不痛快的事我可從來也沒有幹過。這種事我於不了。”


    說實在的,在這當兒她隻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氣氣地請她愛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這個“請喝回示”,隻要這回音的內容實質是我們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獄上凍。說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


    “號碼是多少?”我聽見她聲音很輕地問。她已經拿起了電話。


    “你就不能寫個便條嗎?”


    “再過一分鍾我就沒勇氣了。到底多少號碼?”


    我告訴了她,隨即就去專心研究珀西瓦爾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事了。我沒去聽詹尼打電話。確切地說是我竭力不去聽。她可畢竟就在這間屋子裏。


    “哦,先生,晚上好!”我聽見她在說。是王八蛋接的電話?平日他不是該在華盛頓嗎?《紐約時報》最近有一篇人物側記明明這樣說的。該死的新聞報道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說一聲“不”到底要多少時間?


    詹尼弗這個電話怎麽打了那麽久呢,說一個“不”字總用不到這麽多時間吧。


    “奧利?”


    她一隻手捂住話筒。


    “奧利,難道一定得回絕?”


    我點點頭表示一定得回絕,揮揮手催她把這勞什子趕快了結。


    “我感到十二萬分抱歉,”她向電話裏說。“我是說,我們感到十二萬分抱歉,先生……”


    我們!難道她一定要把我扯進去?她為什麽不能單刀直入把話講完就掛斷電話?


    “奧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話筒,卻又說得很響。


    “他傷心極了,奧利弗!眼看你父親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裏無動於衷嗎?”


    要不是她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我會再一次向她解釋石頭是無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錯誤觀念搬到拉什莫爾山的-崖上去。可她現在心煩意亂。而且搞得我心也亂了。


    “奧利弗,”她向我懇求,“你隨便說兩句行嗎?”


    跟他說話?詹尼準是發瘋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隻說聲‘哈羅’也行,啊?”


    她把話筒向我遞過來,一邊竭力忍住眼淚。


    “我決不跟他說話。永遠不,”我說時毫不動容。


    這下她哭了。完全沒有聲音,就隻見眼淚順著她的臉龐直淌。接著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奧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你什麽。這一回我求求你。”


    我們一共三個人。三個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我的父親也在跟前)。等什麽?等我?


    我不能照辦。


    詹尼難道不明白她的請求是辦不到的?若是任何別的事情,我都願意照辦,決無二話,就是這一件不行,這她難道還不明白?我眼睛望著地板,心裏亂到了極點,隻顧搖頭表示堅決拒絕,可這時卻隻聽見詹尼壓低了嗓門但按捺不住怒火衝我直罵,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她用這樣的聲氣說話:


    “你是個沒心肝的雜種!”說罷,她才又提起話筒跟我父親把話說x:


    “巴雷特先生,奧利弗希望你了解,盡管他的表現方式有點特別……”


    她停下來喘口氣。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說話很費勁。我簡直呆若木雞,隻得由著她把說是我“委托轉告”的話講完。


    “其實奧利弗還是非常愛你的,”說完,她匆匆掛斷電話。


    對於我在隨後一瞬間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我隻能說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不,我毫無理由為自己辯護。我的行為是永遠不可寬恕的。


    我從她手中奪下電話,拔出插座,使勁一扔——把電話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頭。


    “你簡直該死,詹尼!你怎麽不給我滾!”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氣。大哪!是什麽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轉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見了。


    我是說,她已影蹤全無,因為我連她下樓梯的腳步聲也沒聽見。天哪,她準是在我搶電話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圍巾都還在那兒。我感到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種痛楚比這更甚,那就是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我到處尋找。


    在法學院圖書館裏,我在一排排坐著用功的學生之間東張西望,到處尋找,轉來轉去至少有五六回。盡管我一聲不響,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樣緊張,臉色是那樣嚇人,那個鬼地方整個都被我驚動了。還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裏。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後又以全力衝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沒有。我到處奔走,恨不得兩條腿能趕上我心跳的頻率。


    佩因堂?(可詛咒的名字1,簡直是諷刺!)樓下是練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氣時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該死的琴鍵。可不是嗎?但是,在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1“佩因”(paine)與英語“痛苦”(pain)同音。


    長廊兩旁部是練琴室,走過這地方真能叫人發瘋。莫紮特和巴爾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樂曲從各個琴室的門裏漏出來,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這裏!


    從一間琴室裏傳來狠命彈奏(是因為生氣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門口站住,猶豫了一會兒。那曲子彈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開始,開始又停下,錯誤百出。在一次停頓時,我聽到一個姑娘的聲音在嘀咕:“扯淡!”這一定是詹尼。我把門撞開。


    一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在彈鋼琴。她抬起頭來。原來是個怪難看的闊肩膀嬉皮士,她見我闖進去顯得很惱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問。


    “沒啥,沒啥,”我說著重又把門關上。


    我到哈佛廣場上碰碰運氣。潘普洛納自助餐廳,湯美拱廊,甚至連海斯-比克館——很多搞藝術的經常上那兒去——處處都找遍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詹尼到哪兒去了呢?


    這時地鐵已經沒車了,但剛才如果詹尼離家直奔哈佛廣場的話,她趕得上去波士頓的地鐵,到那裏能坐長途汽車去克蘭斯頓。


    我把一枚兩角五分和兩枚一角的硬幣塞進投幣口時,已經快午夜一點鍾了。我在哈佛廣場售貨亭旁的一個公用電話間裏掛長途電話。


    “喂,是菲爾嗎?”


    “呃……”他睡意很濃地說。“誰啊?”


    “是我——奧利弗。”


    “奧利弗!”聽得出他吃了一驚。“詹尼出事了嗎?”他緊接著問。既然他問我,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裏?


    “哦,沒有的事,菲爾,沒有的事。”


    “謝天謝地。你好嗎,奧利弗?”


    確信女兒無恙以後,他立刻恢複了那種隨和的語調,仿佛根本沒有從酣睡中被叫醒這麽回事。


    “很好,菲爾。好得很。我好得很。我問你,菲爾,詹尼跟你最近有聯係嗎?”


    “不多,這鬼丫頭,”他回答的語氣平靜得出奇。


    “你說什麽,菲爾?”


    “媽的,這鬼丫頭應該多跟我通通電話才對。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個人如果可能同時既放心又驚慌,那麽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她在你身邊嗎?”他問我。


    “嗯?”


    “叫詹尼聽電話;我要衝她罵幾句。”


    “不行啊,菲爾。”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覺,就別驚動她了。”


    “噢,”我說。


    “喂,小子,你聽著,”他說。


    “什麽事?”


    “克蘭斯頓難道就那麽遠,你們星期天下午都不能來?嗯?要不,我上你們那兒去也行,奧利弗。”


    “哦,不,菲爾。我們來。”


    “幾時?”


    “找個星期天。”


    “‘找個’?不要對我耍這種花槍。孝順的娃兒從來不說‘找個’,而說‘這個’。就這個星期天,奧利弗。”


    “好吧。就這個星期天。”


    “四點鍾。不過要小心開車。就這樣說定唆?”


    “說定了。”


    “下次掛長途電話你可以讓我付賬,鬼東西。”


    他掛斷了電話。


    我呆呆地站在那裏,身處黑沉沉的哈佛廣場,猶同團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島,不知道該上哪兒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一個黑人走到我跟前,問我要不要“打一針”1。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說:“謝謝,不要。”


    1指製成注射劑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趕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裏去有什麽意思?時間是那麽晚,我已經渾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於寒冷(不過,說實在話,天氣也的確不暖和)。到了離家門口幾碼處,我依稀看到有個人坐在台階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為那黑影一動也不動。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


    我已精疲力竭,沒有大驚小怪;同時又如釋重負,所以說不出話來。我心裏真希望她手裏有根圓頭棍棒什麽的,來揍我一頓。


    “詹?”


    “奧利?”


    我們倆說得相當安詳,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對方的語氣中包含的是什麽感情。


    “我忘了帶鑰匙,”詹尼說。


    我站在台階下,不敢問她坐了多久。我隻意識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對不起——”


    “別提了!”她打斷我的賠禮詞,接著心平氣和地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我登上台階走到她坐著的地方。


    “我想睡覺了。行嗎?”她說。


    “行。


    我們上樓來到自己那套公寓裏。在我們脫衣服時,她以撫慰的目光望著我說:


    “奧利弗,剛才我說的是真心話。”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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