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轟動中外的大劫案
曆史的溫度2：細節裏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作者：張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個故事，說的是一樁劫持案。
這不是一樁普通的劫案，從某種程度上說，堪稱“民國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正在津浦鐵路上疾馳。
在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能坐得起這列列車的人，依舊不多。這列列車是時任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訂購而來，車廂為全鋼打造，外麵漆著藍漆，俗稱“藍鋼皮”——在當時整個遠東地區，這樣的列車隻有一列。
車好，自然票貴。
1924年，四川文學家吳虞，從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兒，曾搭乘過一段津浦線上的這列火車，連火車票在內，一共在火車上花費了49塊大洋。
49塊大洋在當時是什麽概念呢？在當時的北京，一塊大洋，可以訂半個月的牛奶，或買2斤鮮羊肉，或買20斤大米。
由此可見，當時能坐這列火車的，都是些什麽人。
“藍鋼皮”列車的另一特征，就是車窗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這列“藍鋼皮”。
“藍鋼皮”分一、二、三等車廂，一等車廂由一間間的軟臥構成。能買得起一等車廂車票的，多半是外國人，當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中國生意人。
那一晚，在“藍鋼皮”的一等車廂裏，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讚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是來參加中國關稅會議的。而另一群外國人，如《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蘇裏新聞報》駐遠東記者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是到山東境內采訪的。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約翰·鮑威爾，在中國已經待了8年，很自然獲得了一個稱號：“中國通”。作為一位媒體界人士，鮑威爾一直保持著一個良好的習慣：到哪裏都喜歡記上一筆。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個習慣，我們後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後發生的所有故事。
約翰·本傑明·鮑威爾
那一夜，鮑威爾在一等車廂裏和同車廂的法國人貝呂比閑聊。他告訴法國人，火車現在剛剛進入山東境內，目前處於三省交界處，是土匪的“天堂”。
“我們現在正處在土匪窩裏呢！”
在一陣哈哈大笑之後，鮑威爾和貝呂比洗漱完畢，在淩晨2點左右，昏昏睡去。
淩晨2點50分左右，伴隨著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整列列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和顛簸，鮑威爾從夢中驚醒，趕緊掏出了手槍。
一群中國人拿著槍闖進了一等車廂，一個羅馬尼亞人（一說為英國人）抄起手邊的茶壺扔向了對方，換來的是幾聲槍響——他被當場擊斃。
鮑威爾立刻選擇交出手槍。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國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這位小姐，名叫露茜·奧爾達裏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後來她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國人質的意思。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質，被稱為“本票”。
在遇劫之後，車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隊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車票——那張小小的車票，此時成了衡量他們身價的唯一憑證：三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2000塊大洋的贖金；二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1萬塊大洋的贖金；頭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3萬塊大洋的贖金。車票丟了怎麽辦？沒關係，就按頭等車廂贖金計算。
至於洋人，不分幾等車廂，統一價格：一人5萬塊大洋。
人質們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土匪們完成了車廂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輕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犢崮”，在嶧縣、臨沂、費縣、騰縣四縣交界處，高約800米，是周圍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頂平坦，有良田400餘畝。當初為了耕種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農民隻能抱小牛犢上崮，養大後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犢崮”。
抱犢崮如今已被開辟為國家森林公園，距棗莊市駐地23公裏，麵積達665.5公頃，為aaaa級景區
這時候，天色已經微亮，露茜小姐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數：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著舊式的日製槍械。
那個下令上山的年輕土匪，身邊大概圍著300個左右的隨從，露茜後來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所有土匪的頭目，他的名字，叫孫美瑤。
孫美瑤，山東北莊鎮（今棗莊市山亭鳧城鄉）白莊村人，生於1898年。孫美瑤的胞兄孫美珠聯合各地方武裝力量和各省饑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犢崮“紮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與官軍圍剿的交戰中，孫美珠被殺，孫美瑤繼任為“總司令”。
劫持“藍鋼皮”，是孫美瑤蓄謀已久的行動。他們早早就挖開了臨城那段的津浦線鐵軌，然後埋伏在鐵路兩旁，安靜地等候遠東唯一一列超豪華列車的出軌。
隻是，和美國人鮑威爾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孫美瑤組織的這次搶劫，還不是一般的搶劫。
孫美瑤的土匪隊伍，有一個響亮的稱號：“山東建國自治軍”。
所以，他們搶劫的目的，還不僅僅是錢。
左一為孫美瑤，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3
“藍鋼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
第一時間做出強烈反應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國政府。
一開始，各國政府亂作一團，以為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義和團”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來龍去脈之後，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連續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嚴厲的抗議，提出下列要求：一、列國共同質問臨城事件責任；二、限日放回被綁架人員；三、保證今後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時，外國聯軍得采取應急手段；四、自5月9日起，3日之內責成釋放所有人質，不然每過24小時則加賠償金若幹。
在各國使節中，最興奮的是日本。事件發生的當天，日本的4艘驅逐艦就開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們登岸遊行，抗議人員被劫。
但在這次劫持事件中，其實一個日本人質都沒有。
在日本的攛掇下，英國表示已對自己在中國的駐軍下達了動員令，美國國防部長也向國務卿建議出兵中國。
麵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北洋政府拋開了其他一切事務，把所有精力放到了這樁大劫案上——山東督軍田中玉派出兩萬大軍，包圍了抱犢崮，隨時準備剿滅孫美瑤所領導的“山東建國自治軍”。
千鈞一發之際，田中玉的部隊收到了綁匪傳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鮑威爾寫的。信裏說：
建國自救軍的首領命令我們給你寫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隊立刻停止射擊，否則土匪就要殺死所有的外國人質和中國人質。
——外國人質代表j.b.鮑威爾
這是土匪得知鮑威爾是記者後，讓他寫的這封信。而鮑威爾答應寫的條件，就是先要將被綁乘客中的婦女和兒童全部釋放。
在鮑威爾的信發出後，土匪信守諾言，釋放了全部婦女和兒童，包括前麵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實不僅如此，據趙焰《晚清之後是民國》一書考證，當時土匪還釋放了另外一些人質：和孫中山的組織有聯係的；曾參加過海州暴動和亳州暴動的；家裏不足四十畝地的；有醫務百工技藝的。一家人同時被擄的，隻留一個，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孫美瑤似乎在用行動說明，他們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時，他也在釋放“不想魚死網破”的信號。
在釋放一批人質之後，土匪手中總共還有20個“洋票”和30個“本票”。
一位叫李·所羅門（右二）的“洋票”曾在後來的記述中，這樣描寫到達抱犢崮時的情況：“頭12小時內，我們都隻穿著衣衫、內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壘時，匪徒們才發回給我們自己的衣物。總之，我們與匪徒幾乎沒有分別，像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匪徒的穿著有一部分是他們從火車上偷來的，其餘則是他們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和一些我們的衣物。他們個個有手表、珠寶等東西，新來這兒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裝備齊全精良。”
鮑威爾的信引起了各國政府的一致擔心，它們紛紛施壓北洋政府：為了保證人質安全，不許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麽辦？
那就隻能派人開始和談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談判開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規格很高：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省長熊炳奇，綁匪方麵派出的代表叫周天鬆。
周天鬆帶來了綁匪的條件：一、政府軍解除包圍，撤回原防；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補充軍火。
等到這些條件提出，孫美瑤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麵：1923年，孫美瑤的隊伍在官軍的連年圍剿之下，已經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所以他們策劃了這次震驚中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目的絕不僅是為了求財，更是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條不可接受外，前兩個要求對於政府來說並沒有什麽損失，所以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一致。但雙方要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縣、滕縣、嶧縣三縣士紳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
原來，孫美瑤還是信不過政府。民國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過一次綁票，政府答應“釋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編招安”，但釋放人質後，17個土匪全部被殺。
政府表示同意，雙方簽字畫押。
眼看談判成功，在山東“督陣”的交通總長吳毓麟隨即往北京發了封電報，表示自己“義憤填膺”，自願入山當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
當時外媒對“臨城火車大劫案”的報道
這一“義舉”讓在北京的政府官員感動不已，時任總統黎元洪立刻發電嘉獎，一幹官員接連發電，勸阻吳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了山東後，每天都在打麻將，沒有過問任何事情，就等著談判達成後發出那一封電報，然後載譽回京。
但吳毓麟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除包圍，並任命孫美瑤為招撫司令，希望開始釋放人質。但孫美瑤當著官方代表的麵，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認之前簽訂的條約，官軍先全部撤退，然後他召集山中領袖舉行會議，再提出正式的條件。
土匪變卦了。 5
孫美瑤之所以會變卦，還是因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麽輕易就答應了自己的條件，孫美瑤不禁開始後悔起來：條件開低了！
在和山寨裏的眾人商議之後，孫美瑤重新開出了條件：一、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二、將自己部眾改編為兩個師；三、將滕縣、鄒縣、嶧縣作為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一百裏外；四、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五、六國提供保證。
這些條件開始變得越來越荒謬，北京的政府火氣也開始越來越大。到京述職的山東督軍田中玉力主“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表示支持。不過這個計劃被泄露了出去，各國使節也開始不斷勸阻中國政府：不許動用武力！繼續談！
為了避免動用武力而使得本國人質遇難，外國使節們找到了當時北洋政府的實力派曹錕，希望他勸說政府不要動用武力。
這場大劫案發展到這一地步，已經成了各方勢力達成自己目的的一種工具——曹錕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借助洋人繼續擴大和鞏固自己勢力的機會。在答應美國公使舒爾曼不使用武力之後，曹錕也得到了美國人對於他擠走黎元洪，當選民國大總統之後的一些承諾和約定。
在曹錕的強烈反對下，動用武力的提議被否決了。田中玉隻能親自去找曹錕，匯報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撫”：明麵上強硬宣稱將使用武力，但暗地裏還是以安撫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還是對的。
由於官方不肯答應條件，抱犢崮的土匪們開始慢慢慌了起來。思慮再三，孫美瑤在外國人質中找了一名法國人，中文名字叫作裴雨鬆。裴雨鬆在“一戰”的時候得到過勇士勳章，土匪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於是便讓他宣誓肯定會回來，然後就讓他帶著新的條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鬆一下山，就失去了蹤影。這種行為讓土匪們大吃一驚：原來外國人也會不講信用！
無奈之下，糧食緊缺的孫美瑤隻能先同意，讓外界送些糧食進來，不然人質和土匪們就都要餓死了。
紅十字會駐華代表克勞立刻答應了孫美瑤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隊，往抱犢崮送來成箱的青菜罐頭、麵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犢崮的生活條件頓時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勞在送食物的過程中，發現很多人質急於給家人寫信，讓苦力帶下山。有生意頭腦的克勞立刻臨時設計了兩款郵票，要求人質寄出的信，必須購買由他製作的“土匪郵票”。
土匪郵票共有兩種，分別為5分和10分。5分的上麵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犢崮，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字樣。雕刻時，由於刻字人的疏忽，誤將“5”後麵多加了個“0”，5分郵票變成了50分票，成為一張錯票。10分的郵票上麵沒有圖案，也沒有中文，隻用英文寫著“pao tzu ku bandit post（抱犢崮土匪郵政）”。
如今這兩款“土匪郵票”已成為收藏界的搶手貨，一個小小的實寄封前幾年在美國拍賣，以1萬美元成交
盡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無，但實質性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到底什麽時候釋放人質？
比山下官軍更急的，其實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國勇士”裴雨鬆一去不複返之後，土匪決定讓鮑威爾宣誓，帶著新的條件下山。
鮑威爾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帶著新的三個條件找到了政府：一、發給匪軍6個月的軍餉；二、收編匪軍1萬人；三、以張敬堯為山東督軍。
官方再一次拒絕了匪方這三個條件。
鮑威爾遵守自己的諾言，於當天返回了抱犢崮的土匪營地。
5月2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從北京回來了，根據當初和曹錕達成的約定，他命令政府軍加強合圍，並且開始派飛機繞山投放傳單。
土匪更慌了，讓鮑威爾再次下山，帶去了兩個讓步的條件：一、政府軍解圍撤退；二、收編以二旅為限。
田中玉提出了兩個反條件：一、先釋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編匪軍以有槍者為限。
土匪沒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釋放了多病的中老年英國人質斯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為了治療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國來旅行的，不過沒有人知道他在抱犢崮的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國之行原本還有東北最後一站，當他聽說張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後，毅然決然地提前結束了這次中國之行，返回了英國。
史密斯回國後發表了一篇通訊，敘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間的感想，他表示這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萬美元，他也不願意再有這種經曆了。
人質一個一個被釋放，但危機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膠著狀態，需要一個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陳調元。
陳調元當時的職位是徐海鎮守使，屬於江蘇官員。臨城的這樁大劫案原本和他沒有關係。但因為整個案子處理得實在太拖遝，他受命進入山東，協調此事。
陳調元到了山東，很快就發現了僵局的關鍵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該怎麽辦？就必須要有一個人，願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進入土匪的老巢，表達誠意。
此時，當初那個“義憤填膺”，願意進山替換人質的交通總長吳毓麟早已不知蹤影，陳調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陳調元帶著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美國人安德臣、嶧滕兩縣士紳及上海總商會代表孫壽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麵上，他們說是去接引人質下山，其實就是去做“抵押品”。
陳調元後來官拜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不過被人評價軍事才能極其一般，但為人處世圓滑。他的兒子叫陳度，給他生了個孫女，叫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兒，叫洪晃。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叫喬冠華
陳調元敢進山，還是有一點底氣的：去臨城的時候，他帶了兩個旅的兵力。
這兩個旅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土匪釋放人質，而山東督軍田中玉反悔，那麽那兩個旅為了陳調元的人身安全，就會向山東軍隊發起進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放人質也不放陳調元，那麽那兩個旅就會全力向土匪發動進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陳調元上山後，展現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樣。
他先是要取得孫美瑤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孫美瑤雙眼紅腫，陳調元忙問為何。孫美瑤說自己這幾天一直在熬夜辦事，陳調元當即拿出一副名貴墨鏡送給孫美瑤，表示作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
然後還要讓土匪放下戒備。陳調元當時自己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貼身衛兵上山，孫美瑤的族叔孫桂枝（此人後來被證明是真正的幕後指使，孫美瑤對他言聽計從）對他賠笑：“我們這裏崗哨眾多，絕不會出什麽事，也請您帶來的幾位弟兄最好別出去，以免發生誤會……”陳調元心領神會，二話不說，當即命令衛兵將所有武器卸下交給孫桂枝。
陳調元還和一同前來的各方士紳打理好關係。他一進山就拿出一本日記本，請每個人簽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來辦這種尷尬事情，可算是患難之交，不妨留個紀念，大家今後都好做朋友。
陳調元上山時，還帶來了一件大禮——2000套正規軍的軍服，這讓土匪們心裏非常開心。再加上陳調元的一路協調，土匪很快就答應了當初政府提出的兩個條件，然後開始分批釋放人質。
1923年6月12日，最後一批8名外國人質被釋放，至此，所有的人質均已被釋放。孫美瑤隨後陪同陳調元檢驗所有土匪：實數3000人，有槍的不到1200人。土匪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準其攜帶回家。
一場曆時37天，轟動中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就此畫上了句號。 7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
你們不想知道一下孫美瑤的結局嗎？
根據當初的約定，6月27日，孫美瑤和他的手下如願被招安，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任旅長。
25歲的孫美瑤幹了一票驚動世界的大案，最終還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風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了北洋軍閥直係和皖係的紛爭旋渦中。
臨城一案，使得原本屬於皖係的山東督軍田中玉被迫辭職，直係幹將鄭士琦接任。而孫美瑤等土匪崇拜的張敬堯，卻是皖係的，而且是當時曹錕手下第一幹將吳佩孚的死對頭。
身處風口浪尖，年輕的孫美瑤還頗為高調，在完成了幾次“剿匪”任務後，認為自己已經成功“洗白”，又開始暴露了一些土匪習氣，比如剿匪獲得的槍支，小部分上繳，大部分自己私存起來。
孫美瑤不知道，從曹錕到吳佩孚，都隻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兗州鎮守使張培榮親自打電話給孫美瑤，邀請孫美瑤帶上旅裏的高級軍官們，到棗莊中興煤礦俱樂部玩耍，順便調解孫部與駐棗莊的吳可璋團之間的矛盾——吳可璋曾舉報孫美瑤扣槍不繳，孫美瑤曾說：“我就是要造反，怎麽樣？”
為了給自己找幾棵大樹，孫美瑤曾拜張培榮為師。自己老師邀請，自然要去。孫美瑤興衝衝帶上一隊護衛，外加幾隻心愛的鵪鶉（他和張培榮都喜歡鬥鵪鶉），前去赴宴。
到了中興煤礦俱樂部，孫美瑤被張培榮的副官單獨帶到正廳。一進門，一把石灰粉撒了上來，然後孫美瑤被人按在牆上，剝去軍裝，推到了俱樂部門口。
一刀斬首。
饅頭說
1925年，魯迅在他的《燈下漫筆》中，還專門提到過孫美瑤和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
魯迅這篇文章全文和孫美瑤並沒有太大關係，但當時孫美瑤的行為，在中國民間還是得到過頗多的讚譽，一度被稱為是“義匪”，甚至還被提拔到“與帝國主義做鬥爭的革命團體”這個高度。
為什麽會得到這樣的評價？主要可能還是因為，孫美瑤當時煞了洋大人們的威風吧。
隻是孫美瑤和他的兄弟們的所作所為，和“革命”實在沒有什麽關係，他們劫持人質的目的，也是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這就是一次徹頭徹尾、標準的綁架和搶劫。
唯一和其他綁架不太一樣的是，土匪們對人質的待遇是相當不錯的——但這待遇隻是對洋人的，孫美瑤他們對本國人質的態度就要差很多。
從這個道理上說，魯迅其實也沒說錯。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向美國宣戰。當時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鮑威爾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籃橋監獄。在監獄的牢房裏，鮑威爾驚奇地發現，同處一屋的英國人，居然也是當年“臨城火車大劫案”的人質之一。
鮑威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這兩位山東土匪的前俘虜，此時此刻重逢於斯，禁不住緊緊擁抱在一起，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流氓！”
唉，不知已成為遊魂的孫美瑤若看到這句評價，會做何感想。
讀者評論
dali zhou：按照這個購買力，49塊大洋，大概是現在的2000元。在鐵路稀缺的年代，已經很良心了吧。（作者回複：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一個普通巡警月薪大概15塊大洋，一個衛生局科長月薪大概30塊大洋。）
漢韻：我是滕州人，以前家裏人時不時提出領我去抱犢崮玩，我都覺得沒意思不去。看完這篇，覺得放了暑假一定要去看看。這或許就是曆史的一種作用吧，能讓原本普通冰冷的景色有了不同的溫度。中華五千多年的曆史積澱，讓每一座普通的山、每一條普通的河，都因為人事而有了自己獨特的意味。
涼涼：我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地長大的，洋行舊址還在，但很破舊了。順便提一下中興公司，中國近代第一隻股票是這個公司發行的。西門子當時先進的采煤設備在這裏，張學良、黎元洪，還有一批當時社會大佬都是這裏的股東，股票實物都在。公司還有近代中國最大遠洋船隊，好像抗戰爆發後，公司自己都給炸了，不留給日本人。貌似上海碼頭也是中興公司的，新中國成立後讓上海港務代理，相關文件還在中興展館裏，我記得還有周總理的簽字。饅頭老師有興趣，這個公司可以單寫一篇，很有意思，我覺得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剛說的如有出入，請大夥指正。
這不是一樁普通的劫案，從某種程度上說，堪稱“民國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正在津浦鐵路上疾馳。
在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能坐得起這列列車的人，依舊不多。這列列車是時任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訂購而來，車廂為全鋼打造，外麵漆著藍漆，俗稱“藍鋼皮”——在當時整個遠東地區，這樣的列車隻有一列。
車好，自然票貴。
1924年，四川文學家吳虞，從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兒，曾搭乘過一段津浦線上的這列火車，連火車票在內，一共在火車上花費了49塊大洋。
49塊大洋在當時是什麽概念呢？在當時的北京，一塊大洋，可以訂半個月的牛奶，或買2斤鮮羊肉，或買20斤大米。
由此可見，當時能坐這列火車的，都是些什麽人。
“藍鋼皮”列車的另一特征，就是車窗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這列“藍鋼皮”。
“藍鋼皮”分一、二、三等車廂，一等車廂由一間間的軟臥構成。能買得起一等車廂車票的，多半是外國人，當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中國生意人。
那一晚，在“藍鋼皮”的一等車廂裏，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讚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是來參加中國關稅會議的。而另一群外國人，如《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蘇裏新聞報》駐遠東記者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是到山東境內采訪的。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約翰·鮑威爾，在中國已經待了8年，很自然獲得了一個稱號：“中國通”。作為一位媒體界人士，鮑威爾一直保持著一個良好的習慣：到哪裏都喜歡記上一筆。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個習慣，我們後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後發生的所有故事。
約翰·本傑明·鮑威爾
那一夜，鮑威爾在一等車廂裏和同車廂的法國人貝呂比閑聊。他告訴法國人，火車現在剛剛進入山東境內，目前處於三省交界處，是土匪的“天堂”。
“我們現在正處在土匪窩裏呢！”
在一陣哈哈大笑之後，鮑威爾和貝呂比洗漱完畢，在淩晨2點左右，昏昏睡去。
淩晨2點50分左右，伴隨著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整列列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和顛簸，鮑威爾從夢中驚醒，趕緊掏出了手槍。
一群中國人拿著槍闖進了一等車廂，一個羅馬尼亞人（一說為英國人）抄起手邊的茶壺扔向了對方，換來的是幾聲槍響——他被當場擊斃。
鮑威爾立刻選擇交出手槍。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國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這位小姐，名叫露茜·奧爾達裏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後來她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國人質的意思。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質，被稱為“本票”。
在遇劫之後，車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隊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車票——那張小小的車票，此時成了衡量他們身價的唯一憑證：三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2000塊大洋的贖金；二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1萬塊大洋的贖金；頭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3萬塊大洋的贖金。車票丟了怎麽辦？沒關係，就按頭等車廂贖金計算。
至於洋人，不分幾等車廂，統一價格：一人5萬塊大洋。
人質們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土匪們完成了車廂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輕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犢崮”，在嶧縣、臨沂、費縣、騰縣四縣交界處，高約800米，是周圍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頂平坦，有良田400餘畝。當初為了耕種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農民隻能抱小牛犢上崮，養大後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犢崮”。
抱犢崮如今已被開辟為國家森林公園，距棗莊市駐地23公裏，麵積達665.5公頃，為aaaa級景區
這時候，天色已經微亮，露茜小姐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數：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著舊式的日製槍械。
那個下令上山的年輕土匪，身邊大概圍著300個左右的隨從，露茜後來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所有土匪的頭目，他的名字，叫孫美瑤。
孫美瑤，山東北莊鎮（今棗莊市山亭鳧城鄉）白莊村人，生於1898年。孫美瑤的胞兄孫美珠聯合各地方武裝力量和各省饑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犢崮“紮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與官軍圍剿的交戰中，孫美珠被殺，孫美瑤繼任為“總司令”。
劫持“藍鋼皮”，是孫美瑤蓄謀已久的行動。他們早早就挖開了臨城那段的津浦線鐵軌，然後埋伏在鐵路兩旁，安靜地等候遠東唯一一列超豪華列車的出軌。
隻是，和美國人鮑威爾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孫美瑤組織的這次搶劫，還不是一般的搶劫。
孫美瑤的土匪隊伍，有一個響亮的稱號：“山東建國自治軍”。
所以，他們搶劫的目的，還不僅僅是錢。
左一為孫美瑤，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3
“藍鋼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
第一時間做出強烈反應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國政府。
一開始，各國政府亂作一團，以為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義和團”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來龍去脈之後，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連續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嚴厲的抗議，提出下列要求：一、列國共同質問臨城事件責任；二、限日放回被綁架人員；三、保證今後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時，外國聯軍得采取應急手段；四、自5月9日起，3日之內責成釋放所有人質，不然每過24小時則加賠償金若幹。
在各國使節中，最興奮的是日本。事件發生的當天，日本的4艘驅逐艦就開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們登岸遊行，抗議人員被劫。
但在這次劫持事件中，其實一個日本人質都沒有。
在日本的攛掇下，英國表示已對自己在中國的駐軍下達了動員令，美國國防部長也向國務卿建議出兵中國。
麵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北洋政府拋開了其他一切事務，把所有精力放到了這樁大劫案上——山東督軍田中玉派出兩萬大軍，包圍了抱犢崮，隨時準備剿滅孫美瑤所領導的“山東建國自治軍”。
千鈞一發之際，田中玉的部隊收到了綁匪傳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鮑威爾寫的。信裏說：
建國自救軍的首領命令我們給你寫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隊立刻停止射擊，否則土匪就要殺死所有的外國人質和中國人質。
——外國人質代表j.b.鮑威爾
這是土匪得知鮑威爾是記者後，讓他寫的這封信。而鮑威爾答應寫的條件，就是先要將被綁乘客中的婦女和兒童全部釋放。
在鮑威爾的信發出後，土匪信守諾言，釋放了全部婦女和兒童，包括前麵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實不僅如此，據趙焰《晚清之後是民國》一書考證，當時土匪還釋放了另外一些人質：和孫中山的組織有聯係的；曾參加過海州暴動和亳州暴動的；家裏不足四十畝地的；有醫務百工技藝的。一家人同時被擄的，隻留一個，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孫美瑤似乎在用行動說明，他們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時，他也在釋放“不想魚死網破”的信號。
在釋放一批人質之後，土匪手中總共還有20個“洋票”和30個“本票”。
一位叫李·所羅門（右二）的“洋票”曾在後來的記述中，這樣描寫到達抱犢崮時的情況：“頭12小時內，我們都隻穿著衣衫、內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壘時，匪徒們才發回給我們自己的衣物。總之，我們與匪徒幾乎沒有分別，像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匪徒的穿著有一部分是他們從火車上偷來的，其餘則是他們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和一些我們的衣物。他們個個有手表、珠寶等東西，新來這兒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裝備齊全精良。”
鮑威爾的信引起了各國政府的一致擔心，它們紛紛施壓北洋政府：為了保證人質安全，不許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麽辦？
那就隻能派人開始和談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談判開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規格很高：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省長熊炳奇，綁匪方麵派出的代表叫周天鬆。
周天鬆帶來了綁匪的條件：一、政府軍解除包圍，撤回原防；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補充軍火。
等到這些條件提出，孫美瑤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麵：1923年，孫美瑤的隊伍在官軍的連年圍剿之下，已經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所以他們策劃了這次震驚中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目的絕不僅是為了求財，更是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條不可接受外，前兩個要求對於政府來說並沒有什麽損失，所以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一致。但雙方要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縣、滕縣、嶧縣三縣士紳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
原來，孫美瑤還是信不過政府。民國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過一次綁票，政府答應“釋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編招安”，但釋放人質後，17個土匪全部被殺。
政府表示同意，雙方簽字畫押。
眼看談判成功，在山東“督陣”的交通總長吳毓麟隨即往北京發了封電報，表示自己“義憤填膺”，自願入山當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
當時外媒對“臨城火車大劫案”的報道
這一“義舉”讓在北京的政府官員感動不已，時任總統黎元洪立刻發電嘉獎，一幹官員接連發電，勸阻吳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了山東後，每天都在打麻將，沒有過問任何事情，就等著談判達成後發出那一封電報，然後載譽回京。
但吳毓麟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除包圍，並任命孫美瑤為招撫司令，希望開始釋放人質。但孫美瑤當著官方代表的麵，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認之前簽訂的條約，官軍先全部撤退，然後他召集山中領袖舉行會議，再提出正式的條件。
土匪變卦了。 5
孫美瑤之所以會變卦，還是因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麽輕易就答應了自己的條件，孫美瑤不禁開始後悔起來：條件開低了！
在和山寨裏的眾人商議之後，孫美瑤重新開出了條件：一、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二、將自己部眾改編為兩個師；三、將滕縣、鄒縣、嶧縣作為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一百裏外；四、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五、六國提供保證。
這些條件開始變得越來越荒謬，北京的政府火氣也開始越來越大。到京述職的山東督軍田中玉力主“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表示支持。不過這個計劃被泄露了出去，各國使節也開始不斷勸阻中國政府：不許動用武力！繼續談！
為了避免動用武力而使得本國人質遇難，外國使節們找到了當時北洋政府的實力派曹錕，希望他勸說政府不要動用武力。
這場大劫案發展到這一地步，已經成了各方勢力達成自己目的的一種工具——曹錕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借助洋人繼續擴大和鞏固自己勢力的機會。在答應美國公使舒爾曼不使用武力之後，曹錕也得到了美國人對於他擠走黎元洪，當選民國大總統之後的一些承諾和約定。
在曹錕的強烈反對下，動用武力的提議被否決了。田中玉隻能親自去找曹錕，匯報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撫”：明麵上強硬宣稱將使用武力，但暗地裏還是以安撫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還是對的。
由於官方不肯答應條件，抱犢崮的土匪們開始慢慢慌了起來。思慮再三，孫美瑤在外國人質中找了一名法國人，中文名字叫作裴雨鬆。裴雨鬆在“一戰”的時候得到過勇士勳章，土匪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於是便讓他宣誓肯定會回來，然後就讓他帶著新的條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鬆一下山，就失去了蹤影。這種行為讓土匪們大吃一驚：原來外國人也會不講信用！
無奈之下，糧食緊缺的孫美瑤隻能先同意，讓外界送些糧食進來，不然人質和土匪們就都要餓死了。
紅十字會駐華代表克勞立刻答應了孫美瑤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隊，往抱犢崮送來成箱的青菜罐頭、麵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犢崮的生活條件頓時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勞在送食物的過程中，發現很多人質急於給家人寫信，讓苦力帶下山。有生意頭腦的克勞立刻臨時設計了兩款郵票，要求人質寄出的信，必須購買由他製作的“土匪郵票”。
土匪郵票共有兩種，分別為5分和10分。5分的上麵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犢崮，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字樣。雕刻時，由於刻字人的疏忽，誤將“5”後麵多加了個“0”，5分郵票變成了50分票，成為一張錯票。10分的郵票上麵沒有圖案，也沒有中文，隻用英文寫著“pao tzu ku bandit post（抱犢崮土匪郵政）”。
如今這兩款“土匪郵票”已成為收藏界的搶手貨，一個小小的實寄封前幾年在美國拍賣，以1萬美元成交
盡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無，但實質性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到底什麽時候釋放人質？
比山下官軍更急的，其實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國勇士”裴雨鬆一去不複返之後，土匪決定讓鮑威爾宣誓，帶著新的條件下山。
鮑威爾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帶著新的三個條件找到了政府：一、發給匪軍6個月的軍餉；二、收編匪軍1萬人；三、以張敬堯為山東督軍。
官方再一次拒絕了匪方這三個條件。
鮑威爾遵守自己的諾言，於當天返回了抱犢崮的土匪營地。
5月2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從北京回來了，根據當初和曹錕達成的約定，他命令政府軍加強合圍，並且開始派飛機繞山投放傳單。
土匪更慌了，讓鮑威爾再次下山，帶去了兩個讓步的條件：一、政府軍解圍撤退；二、收編以二旅為限。
田中玉提出了兩個反條件：一、先釋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編匪軍以有槍者為限。
土匪沒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釋放了多病的中老年英國人質斯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為了治療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國來旅行的，不過沒有人知道他在抱犢崮的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國之行原本還有東北最後一站，當他聽說張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後，毅然決然地提前結束了這次中國之行，返回了英國。
史密斯回國後發表了一篇通訊，敘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間的感想，他表示這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萬美元，他也不願意再有這種經曆了。
人質一個一個被釋放，但危機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膠著狀態，需要一個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陳調元。
陳調元當時的職位是徐海鎮守使，屬於江蘇官員。臨城的這樁大劫案原本和他沒有關係。但因為整個案子處理得實在太拖遝，他受命進入山東，協調此事。
陳調元到了山東，很快就發現了僵局的關鍵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該怎麽辦？就必須要有一個人，願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進入土匪的老巢，表達誠意。
此時，當初那個“義憤填膺”，願意進山替換人質的交通總長吳毓麟早已不知蹤影，陳調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陳調元帶著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美國人安德臣、嶧滕兩縣士紳及上海總商會代表孫壽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麵上，他們說是去接引人質下山，其實就是去做“抵押品”。
陳調元後來官拜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不過被人評價軍事才能極其一般，但為人處世圓滑。他的兒子叫陳度，給他生了個孫女，叫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兒，叫洪晃。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叫喬冠華
陳調元敢進山，還是有一點底氣的：去臨城的時候，他帶了兩個旅的兵力。
這兩個旅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土匪釋放人質，而山東督軍田中玉反悔，那麽那兩個旅為了陳調元的人身安全，就會向山東軍隊發起進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放人質也不放陳調元，那麽那兩個旅就會全力向土匪發動進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陳調元上山後，展現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樣。
他先是要取得孫美瑤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孫美瑤雙眼紅腫，陳調元忙問為何。孫美瑤說自己這幾天一直在熬夜辦事，陳調元當即拿出一副名貴墨鏡送給孫美瑤，表示作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
然後還要讓土匪放下戒備。陳調元當時自己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貼身衛兵上山，孫美瑤的族叔孫桂枝（此人後來被證明是真正的幕後指使，孫美瑤對他言聽計從）對他賠笑：“我們這裏崗哨眾多，絕不會出什麽事，也請您帶來的幾位弟兄最好別出去，以免發生誤會……”陳調元心領神會，二話不說，當即命令衛兵將所有武器卸下交給孫桂枝。
陳調元還和一同前來的各方士紳打理好關係。他一進山就拿出一本日記本，請每個人簽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來辦這種尷尬事情，可算是患難之交，不妨留個紀念，大家今後都好做朋友。
陳調元上山時，還帶來了一件大禮——2000套正規軍的軍服，這讓土匪們心裏非常開心。再加上陳調元的一路協調，土匪很快就答應了當初政府提出的兩個條件，然後開始分批釋放人質。
1923年6月12日，最後一批8名外國人質被釋放，至此，所有的人質均已被釋放。孫美瑤隨後陪同陳調元檢驗所有土匪：實數3000人，有槍的不到1200人。土匪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準其攜帶回家。
一場曆時37天，轟動中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就此畫上了句號。 7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
你們不想知道一下孫美瑤的結局嗎？
根據當初的約定，6月27日，孫美瑤和他的手下如願被招安，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任旅長。
25歲的孫美瑤幹了一票驚動世界的大案，最終還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風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了北洋軍閥直係和皖係的紛爭旋渦中。
臨城一案，使得原本屬於皖係的山東督軍田中玉被迫辭職，直係幹將鄭士琦接任。而孫美瑤等土匪崇拜的張敬堯，卻是皖係的，而且是當時曹錕手下第一幹將吳佩孚的死對頭。
身處風口浪尖，年輕的孫美瑤還頗為高調，在完成了幾次“剿匪”任務後，認為自己已經成功“洗白”，又開始暴露了一些土匪習氣，比如剿匪獲得的槍支，小部分上繳，大部分自己私存起來。
孫美瑤不知道，從曹錕到吳佩孚，都隻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兗州鎮守使張培榮親自打電話給孫美瑤，邀請孫美瑤帶上旅裏的高級軍官們，到棗莊中興煤礦俱樂部玩耍，順便調解孫部與駐棗莊的吳可璋團之間的矛盾——吳可璋曾舉報孫美瑤扣槍不繳，孫美瑤曾說：“我就是要造反，怎麽樣？”
為了給自己找幾棵大樹，孫美瑤曾拜張培榮為師。自己老師邀請，自然要去。孫美瑤興衝衝帶上一隊護衛，外加幾隻心愛的鵪鶉（他和張培榮都喜歡鬥鵪鶉），前去赴宴。
到了中興煤礦俱樂部，孫美瑤被張培榮的副官單獨帶到正廳。一進門，一把石灰粉撒了上來，然後孫美瑤被人按在牆上，剝去軍裝，推到了俱樂部門口。
一刀斬首。
饅頭說
1925年，魯迅在他的《燈下漫筆》中，還專門提到過孫美瑤和他的“臨城火車大劫案”：“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
魯迅這篇文章全文和孫美瑤並沒有太大關係，但當時孫美瑤的行為，在中國民間還是得到過頗多的讚譽，一度被稱為是“義匪”，甚至還被提拔到“與帝國主義做鬥爭的革命團體”這個高度。
為什麽會得到這樣的評價？主要可能還是因為，孫美瑤當時煞了洋大人們的威風吧。
隻是孫美瑤和他的兄弟們的所作所為，和“革命”實在沒有什麽關係，他們劫持人質的目的，也是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這就是一次徹頭徹尾、標準的綁架和搶劫。
唯一和其他綁架不太一樣的是，土匪們對人質的待遇是相當不錯的——但這待遇隻是對洋人的，孫美瑤他們對本國人質的態度就要差很多。
從這個道理上說，魯迅其實也沒說錯。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向美國宣戰。當時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鮑威爾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籃橋監獄。在監獄的牢房裏，鮑威爾驚奇地發現，同處一屋的英國人，居然也是當年“臨城火車大劫案”的人質之一。
鮑威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這兩位山東土匪的前俘虜，此時此刻重逢於斯，禁不住緊緊擁抱在一起，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流氓！”
唉，不知已成為遊魂的孫美瑤若看到這句評價，會做何感想。
讀者評論
dali zhou：按照這個購買力，49塊大洋，大概是現在的2000元。在鐵路稀缺的年代，已經很良心了吧。（作者回複：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一個普通巡警月薪大概15塊大洋，一個衛生局科長月薪大概30塊大洋。）
漢韻：我是滕州人，以前家裏人時不時提出領我去抱犢崮玩，我都覺得沒意思不去。看完這篇，覺得放了暑假一定要去看看。這或許就是曆史的一種作用吧，能讓原本普通冰冷的景色有了不同的溫度。中華五千多年的曆史積澱，讓每一座普通的山、每一條普通的河，都因為人事而有了自己獨特的意味。
涼涼：我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地長大的，洋行舊址還在，但很破舊了。順便提一下中興公司，中國近代第一隻股票是這個公司發行的。西門子當時先進的采煤設備在這裏，張學良、黎元洪，還有一批當時社會大佬都是這裏的股東，股票實物都在。公司還有近代中國最大遠洋船隊，好像抗戰爆發後，公司自己都給炸了，不留給日本人。貌似上海碼頭也是中興公司的，新中國成立後讓上海港務代理，相關文件還在中興展館裏，我記得還有周總理的簽字。饅頭老師有興趣，這個公司可以單寫一篇，很有意思，我覺得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剛說的如有出入，請大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