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夷猾夏，中國不絕如縷者數，影響及於華夏世界憲製及路徑，至深至大，非徒曆史之半，實與曆史相始終，牽涉之廣，遠遠超出事實範圍，深入元曆史或道德價值複合體境界。迄今一切專業史家，於此重負無不心膽俱裂，故而本文隻知觀照，不作考訂。讀者必須具備文化形態學前理解，同時信任作者記憶力猶如信任羅馬教皇。
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請自滿蒙始。
滿蒙拓殖，屬於“內亞次級殖民主義”[135]問題，依托東清鐵路，以“滿洲國”時代為拓殖高峰。滿蒙日益窘困，求庇於日本，乃造成日中戰爭之直接原因，一如國府求庇於美國，乃造成日美戰爭之直接原因。“滿洲國”立製，以複辟民初“五族共和”（國民革命鬥爭對象）為辭，以平衡漢民優勢為國本，然不能阻止直魯流民用腳投票及其沙丁魚淹沒戰術。拓殖退潮，始於太平洋戰爭-關東經濟管製及經濟衰退。
明之華夷秩序，以蒙古為敵體，以女直朝鮮為屬國，故而蒙古構成明國政治犯主要避難所。武宗以疆，臣民幾於無歲不叛，跨邊牆出亡、為蒙軍引路者相繼於道。僅世宗一朝，白蓮教徒出亡者以百萬計。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孫夷狄。由此觀之，漢文化之無限同化能力純屬神話。女直朝鮮之於遼民，血統無大差別。安北府外韓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後裔。建州酋長不雜漢家血統者鮮，滿洲為後出之神話。
元之上都遼陽河套，農業人口繁盛，見於西方及伊斯蘭記載，其中必有大量漢民。明興，亞述式大流放橫掃全國。[136]鳳陽花鼓、洪洞槐樹之對應物有二：遷口外居民以實內地；強製內地胡人改漢名，聯姻漢民。顧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漢姓之雜糅。明初武臣為胡人改漢名者畸多，不遜於唐。無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時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遼金口外居民有延續性，中原內戰不斷驅民出塞。遼亡，郡縣北界已逾民國以前任何時代。此類居民後裔若非為蒙古所殺，勢必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內亂出塞者亦以百萬計，似乎並未貽北狄重大政治問題，而番將胡兵與唐五代相始終，餘波及於楊家將-河東吐穀渾集團。開邊問題=雇傭番兵問題；藩鎮問題=番兵不能漢化問題；廢藩釋兵=無胡化即無戰鬥力問題。[137]
五胡北朝，胡人貴族集團與東京儒化世族共治，演為隋唐政治及戰鬥力基礎。同時，內戰不斷驅逐失敗者出塞，而後無聲無息，唯有解為胡化泯滅。
漢魏徙戎保塞，實質在於馴犬禦狼，終至狼犬合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內地生育率下降（意義體係崩潰之確鑿證據），光武以來積極解除地方武裝、推行內地非軍事化，依賴雇傭兵乃遲早之事，而胡兵永遠構成雇傭兵之最忠誠、淳樸、善戰部分。此際，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記錄。
戰國秦漢期，塞內外文化斷層尚不存在。匈奴體製不同於鮮卑突厥，顯係戰國之餘，酷似鮮虞、中山、樓、代[138]之屬。相邦（即漢之相國，避高祖諱而改戰國舊稱）領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當時儒道猶有憲製意義，並非君主個人偏好，實為貴族封建製投影，證明法家—官僚集權製—軍國主義發育遲滯。鮮虞、中山於列強競相廢封建、立郡縣之際大行儒道，啟趙主父（趙武靈王）覬覦之心，即為顯例。此時夷夏犬牙交錯，尚未一線隔絕。趙王曆代聯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異族。漢家刻薄寡恩、單於寬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專製之別。匈奴若能於景武之際問鼎鹹陽，其效力猶近於封建憲製-多國體係複辟，迨周之薄海、楚之臨河、秦之叩關[140]順流而擴大，非後世胡漢文明戰爭可比。然武宣雜霸王道、陽儒陰法，曆史步入終結；鮮卑代匈奴，即無責任阿米巴組織取代負責任複雜組織，此後不再有路徑選擇機會。
漢匈戰爭實質後果，在於塞外政治組織日益退化，過渡文化區一變為斷裂帶，簡陋部落因耐破壞力強，日益取代複雜製度；塞內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與官僚化國家結合，春秋民兵、戰國義務兵日益為雇傭兵取代，胡兵乃雇傭兵邏輯終點。此間沒番漢民有記錄者，皆聯姻胡女而後胡化消失；降人有記錄者，皆化為漢家雇傭兵，為五胡先聲。屬國製實質在於避免漢化，保持其戰鬥力。
[1] 根據《論語》、《春秋》三傳的記載，春秋末年魯國的政治社會形勢如下。魯君為周公嫡係，周禮盡在魯。國人是西周貴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統治階級身份君臨土著，祭諸侯宗社。野人（鄉下人和土著）沒有統治階級資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於亳社（殷商-環渤海文化圈的傳統祭祀）。國人內部的融合已經相當徹底，殷周後裔對魯國的認同相去不遠，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國君和執政貴族的黨派糾紛。野人對魯國缺乏認同，但魯國日益需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國君（含宗室世族）、國人（孔子一類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沒有政治權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鬥爭。魯定公時代的政變中，執政的黨派感到有必要爭取各階級的正式盟約。這種形勢非常接近約翰王時代的西歐封建：各等級的勢力均衡產生了某種混合政體的萌芽。
[2] 齊景公。盡管司馬遷將齊國和萊夷的戰爭追溯到太公望時代，但主流曆史學家認為齊國的決定性勝利發生在齊景公時代。在這場戰爭中，齊國有效統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當然，這是以犧牲土著為代價的。齊景公的大臣命令萊夷向魯國君臣獻禮，孔子認為這是極其無禮的舉動。齊國人的動機顯然是把俘虜或歸附的萊夷當作戰利品，向鄰國炫耀勝利。
[3]利特爾·哈特在《戰略論》當中提出的概念，涵蓋了軍事以外的經濟、人口和地緣布局，強調“勢”強於“力”，良好的戰略布局能夠收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盤庚，祖丁子，陽甲弟。陽甲駕崩之後，盤庚作為其弟繼承王位。盤庚即位之初，國都位於奄（今山東曲阜）。盤庚力排眾議，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西北），史稱“盤庚遷殷”。盤庚遷殷後，“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複興”，故後世又稱商為“殷商”。
[5]朝歌。衛國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紂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統和首都。
[6] 衛懿公，姬姓，衛氏，名赤，衛國第18代國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鶴成癮，人稱“鶴將軍”，不理朝政，漠視民疾，民怨沸騰，國勢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衛國，兵敗被殺。衛國經此變故，由大國變為小國。
[7] 清人沈曾植《還家雜詩》。
[8]春秋五霸中齊桓公與晉文公的並稱。
[9]《公羊傳·僖公四年》稱：“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因此，從“救中國”足見此時的“中國”已經擴大到被認為是“諸夏”的國家。
[10] 齊桓晉文的“會盟”發揮了國際聯盟的作用。華夏係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後裔）通過會盟將自己和非華夏邦國、部族（包括日益強大的楚國）區別開來，視後者為野蠻人。會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周室衰微後，借助諸侯聯盟的力量挽救華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傳·閔公二年》雲：“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經·清人》：“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鑣鑣。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12] 項羽封魯，號魯公。戰國末期魯亡於楚。
[13] 參見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此外，宗族兼任軍事單位是殷商末年的傳統。一族就是一個完整的作戰單位，叛變或歸附都是以全族為單位的。周公收編殷民，並不改變族內結構。祭祀同時兼任軍事訓練或演習。年輕貴族隻有在祭祀時表現優異的射箭或駕車技術，成年後才有飛黃騰達的機會。
[14]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獨立的政治單位，承擔相當於手工業者的任務（包括極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製造業），他們的叛變或歸附具備重要的政治意義。王子帶事件證明，他們的敵意足以顛覆正統君主。因此，懷柔這個階級是政績的體現。招徠外邦移民，證明本國政治清明，同時增加了本國的人口、技術和戰鬥力。盟主不僅要強大，而且需要有道義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應該出兵保護或幫助殘民複國。齊桓公對衛國、燕國就是這樣做的。亡國就是宗社香煙斷絕，複國就是斷絕的宗社後繼有人。
[15] 這是宋襄公在泓之戰當中提出的騎士原則，源出《司馬法》（西周貴族戰爭的榮譽法典），意思是：戰爭的目的在於追求榮譽（相當於足球隊球風好比成績好重要），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年紀大的敵人即使俘虜了也要立即釋放，敵人受了一次傷就不能打第二次。這樣的打法才體麵，不擇手段追求勝利是體麵人所不齒的。然而，宋襄公的敵人采取了隻顧利益不顧榮譽的戰法。《司馬法》最終失傳，隻剩下其他文獻間接保存的片段。隻講利益的《孫子兵法》取而代之，戰國取代了春秋。
[16] 當時的趙王是張敖。他是前任趙王張耳的兒子，漢高祖劉邦的女婿。劉邦訪問趙國，對趙王無禮。趙國宰相貫高及其班底認為這是侮辱趙國，要求國王為國家榮譽而報複。張敖拒絕，他們就自己動手。
[17] “全民總體戰”就是全體男性從軍的毀滅性戰爭，隻有在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國時期才出現。春秋時代和歐洲中世紀的戰爭隻由少數貴族負責，與平民無關。
[18] 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戰爭是貴族和專業人員的戰爭，大多數國民不參戰。法國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動員。兩次世界大戰是全民戰爭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國（周政）和專製、統一的中國（秦政）不能兩立，其間多次反複。雖然秦始皇的勝利使後者占了上風，但周政派並沒有徹底滅亡。漢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複周。東方諸侯出於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圖複辟列國並立的局麵。他們並不像漢代以後的儒生和藩王那樣，反對朝廷隻是為了自己做大官和當皇帝：不改變體製，隻想改變當權者。
[20] 軌轍，就是軌道、車轍的意思。古代的馬車輪子相當於現代的火車輪子，如果輪子和軌轍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統一車輪。
[21] 衛國是殷商的故國（朝歌），衛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級親王。春秋時代的衛國人口密集、經濟發達，把豐富的遺產留給了秦漢大一統帝國。錢氏吳越政權在杭、越大興水利，促進貿易，奠定了兩浙繁榮的基石，把遺產留給了宋朝。
[22] 參見《三國誌·蜀書·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23]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24] 曹操：《蒿裏行》。
[25] 曹操：《蒿裏行》。
[26] 韓侯少無賴，以帶劍受胯下之辱。蓋俗見以帶劍尚榮皆貴族事，帶劍而畏死者可恥之尤。
[27] 馮諼對孟嚐君的主要不滿是：主人給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讓他在社會上維持體麵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願意給主人作出重大貢獻。
[28] 蘇秦在齊國，答應讓齊國的外交政策配合張儀在秦國和魏國的外交政策。這段故事可能是《戰國策》作者的虛構和誇張，但足以說明當時遊士並不認為自己有義務忠於他們的東道主。從秦國對待遊士的法律來看，他們的東道主對遊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濟會被認為是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國團體，19世紀歐洲有許多真假難辨的流言指控他們打入政府高階層，從事國際性顛覆活動，主要是密謀反對各國的君主製政權。傑斐遜和羅斯福都曾遭到這種攻擊。
[29] 戰國晚期諸子從開明自信轉向悲觀懷疑，從孟子和荀子的對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終會勝利。荀子則相信人性本惡，集權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學說再進一步，就會變成殘酷的韓非子學說。這些理論不是抽象的哲學人性論（古代中國沒有脫離政治的抽象哲學），而是諸子在當時現實政治中的切身體會。在戰國晚期的軍國主義競爭中，齊宣王、魏文侯這樣的開明君主銷聲匿跡了。，呂不韋和黃歇這樣冷酷功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取而代之。韓非子冷靜而無情地宣布：競爭道德和賢能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屬於赤裸裸的暴力鬥爭。
[30] “皮洛士式勝利”是指得不償失的勝利。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敗了羅馬人，但軍隊損失太大，得不償失，因此表示再也經不起一次這樣的勝利。
[31]顧炎武：《日知錄：兩漢風俗》。
[32] 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譴責蘇聯體製、鼓吹蘇聯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這是西班牙知識分子的段子。他們在卡洛斯國王實行民主後，失去了攻擊對象（佛朗哥將軍）和同仇敵愾的感覺，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競技式戰爭，以追求榮譽而非勝利為目的。
[35] 白起的長平之戰取代了宋襄公的仁義大旗。春秋的貴族戰爭強調風度和禮儀，目標在於爭取最大聲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將對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親）斬盡殺絕，因此孔子讚美的齊桓公、晉文公願意以騎士風度保護弱小國家。戰國的群眾性戰爭隻講實力，勝利者會消滅失敗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嚴重破壞了秦國的聲譽，但輿論譴責絲毫阻止不了秦國的鐵蹄前進。在這種情況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論變成尖刻的諷刺。
[36] 香港報刊對自由黨及其同路人（香港的親企業家勢力）的嘲笑。這些人在殖民時代是積極的親英派，反對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後突然變成積極的建製派，同樣反對泛民主派。這種說法暗示他們不過是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不像老左派始終親北京、泛民主派對倫敦和北京同樣要求擴大民主。
[37] 《後漢書·楊彪傳》載“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據理力爭，後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揚州東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禦覽》引《魏書》：“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漢書·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42] 範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國藩）。
[43] 指王權、貴族與國民之間的三角鬥爭。
[44] 《世說新語·輕詆》：“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45] 表麵上是哲學問題，骨子裏是政治問題，詳見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爭論焦點是，現在的執政者能不能自稱“不知道”而逃避曆史的責任？揭露真相，應該導致和解還是清算？
[47] 馬棰是南朝名士對北府軍人的蔑視性代稱。劉裕政權象征著流民軍人集團對士大夫門第的勝利，後者既不滿又無可奈何。他們不肯像陶淵明一樣索性歸隱田園，隻能自嘲馬棰下富貴（侍候大老粗）。參見蕭華榮《簪纓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馬氏。《晉書·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49] 《晉書·顧榮傳》載，陳敏“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後“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事平，還吳”。
[50]參見《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51] 王導的特長就是在官場內部和僑、吳士大夫之間打圓場。反對他的人認為他毫無原則。讚成他的人則認為：如果沒有他不斷調解，矛盾重重的東晉政權很可能從內部崩潰。僑人士大夫沒有武裝，但有文化。他們能通過鄉裏清議（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輿論）剝奪反對者的任官資格，因此清議絕不是空洞的道德譴責，而是有極大的政治分量。隻有極少數軍事強人（包括劉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團，宣布準許鄉裏清議排斥的人士鹹與維新。
[52] 謝朏（441-506年），字敬衝，陳郡謝氏子弟，拒絕卷入蕭道成的篡位計劃。
[53] 玉通，號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認為陳朝的滅亡和建鄴的平毀（隋文帝為防止南朝複活而采取的破壞性措施）是禮樂正統的中斷。
[54] 賢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為賢能的標準。儒家幾乎做到這一點，但教育又產生了學閥世家，使家教變成另一種階級分化的源頭。清議監督政治是漢儒的夢想，但必須依靠掌握文化資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執行。禮樂價值是儒學家族幹政的道義依據，隻有他們能充當禮樂的裁斷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輿論的政治）隻有依賴家教家學來傳承。琅琊王氏稱禮學為“青箱學”，視為傳家之寶。禮學是大家族維持秩序的規範，在小家庭中沒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禮學的興盛源於門第的投入，在此期間朝廷對學術的支持急劇減少。大家族又稱“唐式家族”，這是相對於秦漢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門第其實是魏晉的產物，隻是魏晉六朝的自然延續。通常所謂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就是宗法製大家族社會，在秦漢時期尚不存在，產生於東漢以後儒家的長期培養。“差序格局”意味著個人隻對家族共同體有義務，對外人沒有或隻有很少的義務。大家族不同於小家庭的特點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風險能力。東漢和羅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蠻族闌入為特征，都以蠻族入侵為結局。大家族主義和絕後恐懼文化是對這種危險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機。
[55]北魏置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鎮，正光五年（524）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起兵叛亂。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陽，“五胡亂華”的時代開始。
[57] 永嘉蠻族入侵類似日耳曼蠻族入侵，開啟了隋唐以後的近世。
[58] 江統，著《徒戎論》建議朝廷將散居中原的外旗人遷徒出境，以防微杜漸，阻止叛亂。但這一建議並沒有實行，不久“五胡亂華”，後人評之有“先見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爾朱氏之亂，屠殺王公百官兩千多人。
[60]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頭禪。
[61] 參見《韓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63] 台灣報刊常用的術語：盡可能求同存異，爭取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中間路線。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橋聚之地，民風勁悍，故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謝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關洛，置大本營於彭城（戰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複製曹公父子鄴城（魏國）-許都（漢朝）模式，卒篡晉室。至今劉氏仍以彭城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團也。
齊高起家淮右，以青齊流民為骨幹。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齊二州於廣固曆陽，盡誅鮮卑王族，起青齊大姓為長吏。明帝朝，建鄴、尋陽爭立，北朝入寇，虜青齊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齊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蕭氏以其渠帥健者為選鋒，卒成王業。流民帥=邊防軍，此東晉用郭默、蔡豹以來之成例。三吳財賦之區，其民柔懦不堪戰，素畏流民之輕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蘇（青州）以來，稱兵內向者相望於道。齊高之齊，淮右青齊集團也。
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請自滿蒙始。
滿蒙拓殖，屬於“內亞次級殖民主義”[135]問題，依托東清鐵路，以“滿洲國”時代為拓殖高峰。滿蒙日益窘困，求庇於日本，乃造成日中戰爭之直接原因，一如國府求庇於美國，乃造成日美戰爭之直接原因。“滿洲國”立製，以複辟民初“五族共和”（國民革命鬥爭對象）為辭，以平衡漢民優勢為國本，然不能阻止直魯流民用腳投票及其沙丁魚淹沒戰術。拓殖退潮，始於太平洋戰爭-關東經濟管製及經濟衰退。
明之華夷秩序，以蒙古為敵體，以女直朝鮮為屬國，故而蒙古構成明國政治犯主要避難所。武宗以疆，臣民幾於無歲不叛，跨邊牆出亡、為蒙軍引路者相繼於道。僅世宗一朝，白蓮教徒出亡者以百萬計。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孫夷狄。由此觀之，漢文化之無限同化能力純屬神話。女直朝鮮之於遼民，血統無大差別。安北府外韓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後裔。建州酋長不雜漢家血統者鮮，滿洲為後出之神話。
元之上都遼陽河套，農業人口繁盛，見於西方及伊斯蘭記載，其中必有大量漢民。明興，亞述式大流放橫掃全國。[136]鳳陽花鼓、洪洞槐樹之對應物有二：遷口外居民以實內地；強製內地胡人改漢名，聯姻漢民。顧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漢姓之雜糅。明初武臣為胡人改漢名者畸多，不遜於唐。無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時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遼金口外居民有延續性，中原內戰不斷驅民出塞。遼亡，郡縣北界已逾民國以前任何時代。此類居民後裔若非為蒙古所殺，勢必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內亂出塞者亦以百萬計，似乎並未貽北狄重大政治問題，而番將胡兵與唐五代相始終，餘波及於楊家將-河東吐穀渾集團。開邊問題=雇傭番兵問題；藩鎮問題=番兵不能漢化問題；廢藩釋兵=無胡化即無戰鬥力問題。[137]
五胡北朝，胡人貴族集團與東京儒化世族共治，演為隋唐政治及戰鬥力基礎。同時，內戰不斷驅逐失敗者出塞，而後無聲無息，唯有解為胡化泯滅。
漢魏徙戎保塞，實質在於馴犬禦狼，終至狼犬合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內地生育率下降（意義體係崩潰之確鑿證據），光武以來積極解除地方武裝、推行內地非軍事化，依賴雇傭兵乃遲早之事，而胡兵永遠構成雇傭兵之最忠誠、淳樸、善戰部分。此際，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記錄。
戰國秦漢期，塞內外文化斷層尚不存在。匈奴體製不同於鮮卑突厥，顯係戰國之餘，酷似鮮虞、中山、樓、代[138]之屬。相邦（即漢之相國，避高祖諱而改戰國舊稱）領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當時儒道猶有憲製意義，並非君主個人偏好，實為貴族封建製投影，證明法家—官僚集權製—軍國主義發育遲滯。鮮虞、中山於列強競相廢封建、立郡縣之際大行儒道，啟趙主父（趙武靈王）覬覦之心，即為顯例。此時夷夏犬牙交錯，尚未一線隔絕。趙王曆代聯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異族。漢家刻薄寡恩、單於寬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專製之別。匈奴若能於景武之際問鼎鹹陽，其效力猶近於封建憲製-多國體係複辟，迨周之薄海、楚之臨河、秦之叩關[140]順流而擴大，非後世胡漢文明戰爭可比。然武宣雜霸王道、陽儒陰法，曆史步入終結；鮮卑代匈奴，即無責任阿米巴組織取代負責任複雜組織，此後不再有路徑選擇機會。
漢匈戰爭實質後果，在於塞外政治組織日益退化，過渡文化區一變為斷裂帶，簡陋部落因耐破壞力強，日益取代複雜製度；塞內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與官僚化國家結合，春秋民兵、戰國義務兵日益為雇傭兵取代，胡兵乃雇傭兵邏輯終點。此間沒番漢民有記錄者，皆聯姻胡女而後胡化消失；降人有記錄者，皆化為漢家雇傭兵，為五胡先聲。屬國製實質在於避免漢化，保持其戰鬥力。
[1] 根據《論語》、《春秋》三傳的記載，春秋末年魯國的政治社會形勢如下。魯君為周公嫡係，周禮盡在魯。國人是西周貴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統治階級身份君臨土著，祭諸侯宗社。野人（鄉下人和土著）沒有統治階級資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於亳社（殷商-環渤海文化圈的傳統祭祀）。國人內部的融合已經相當徹底，殷周後裔對魯國的認同相去不遠，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國君和執政貴族的黨派糾紛。野人對魯國缺乏認同，但魯國日益需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國君（含宗室世族）、國人（孔子一類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沒有政治權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鬥爭。魯定公時代的政變中，執政的黨派感到有必要爭取各階級的正式盟約。這種形勢非常接近約翰王時代的西歐封建：各等級的勢力均衡產生了某種混合政體的萌芽。
[2] 齊景公。盡管司馬遷將齊國和萊夷的戰爭追溯到太公望時代，但主流曆史學家認為齊國的決定性勝利發生在齊景公時代。在這場戰爭中，齊國有效統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當然，這是以犧牲土著為代價的。齊景公的大臣命令萊夷向魯國君臣獻禮，孔子認為這是極其無禮的舉動。齊國人的動機顯然是把俘虜或歸附的萊夷當作戰利品，向鄰國炫耀勝利。
[3]利特爾·哈特在《戰略論》當中提出的概念，涵蓋了軍事以外的經濟、人口和地緣布局，強調“勢”強於“力”，良好的戰略布局能夠收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盤庚，祖丁子，陽甲弟。陽甲駕崩之後，盤庚作為其弟繼承王位。盤庚即位之初，國都位於奄（今山東曲阜）。盤庚力排眾議，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西北），史稱“盤庚遷殷”。盤庚遷殷後，“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複興”，故後世又稱商為“殷商”。
[5]朝歌。衛國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紂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統和首都。
[6] 衛懿公，姬姓，衛氏，名赤，衛國第18代國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鶴成癮，人稱“鶴將軍”，不理朝政，漠視民疾，民怨沸騰，國勢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衛國，兵敗被殺。衛國經此變故，由大國變為小國。
[7] 清人沈曾植《還家雜詩》。
[8]春秋五霸中齊桓公與晉文公的並稱。
[9]《公羊傳·僖公四年》稱：“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因此，從“救中國”足見此時的“中國”已經擴大到被認為是“諸夏”的國家。
[10] 齊桓晉文的“會盟”發揮了國際聯盟的作用。華夏係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後裔）通過會盟將自己和非華夏邦國、部族（包括日益強大的楚國）區別開來，視後者為野蠻人。會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周室衰微後，借助諸侯聯盟的力量挽救華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傳·閔公二年》雲：“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經·清人》：“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鑣鑣。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12] 項羽封魯，號魯公。戰國末期魯亡於楚。
[13] 參見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此外，宗族兼任軍事單位是殷商末年的傳統。一族就是一個完整的作戰單位，叛變或歸附都是以全族為單位的。周公收編殷民，並不改變族內結構。祭祀同時兼任軍事訓練或演習。年輕貴族隻有在祭祀時表現優異的射箭或駕車技術，成年後才有飛黃騰達的機會。
[14]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獨立的政治單位，承擔相當於手工業者的任務（包括極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製造業），他們的叛變或歸附具備重要的政治意義。王子帶事件證明，他們的敵意足以顛覆正統君主。因此，懷柔這個階級是政績的體現。招徠外邦移民，證明本國政治清明，同時增加了本國的人口、技術和戰鬥力。盟主不僅要強大，而且需要有道義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應該出兵保護或幫助殘民複國。齊桓公對衛國、燕國就是這樣做的。亡國就是宗社香煙斷絕，複國就是斷絕的宗社後繼有人。
[15] 這是宋襄公在泓之戰當中提出的騎士原則，源出《司馬法》（西周貴族戰爭的榮譽法典），意思是：戰爭的目的在於追求榮譽（相當於足球隊球風好比成績好重要），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年紀大的敵人即使俘虜了也要立即釋放，敵人受了一次傷就不能打第二次。這樣的打法才體麵，不擇手段追求勝利是體麵人所不齒的。然而，宋襄公的敵人采取了隻顧利益不顧榮譽的戰法。《司馬法》最終失傳，隻剩下其他文獻間接保存的片段。隻講利益的《孫子兵法》取而代之，戰國取代了春秋。
[16] 當時的趙王是張敖。他是前任趙王張耳的兒子，漢高祖劉邦的女婿。劉邦訪問趙國，對趙王無禮。趙國宰相貫高及其班底認為這是侮辱趙國，要求國王為國家榮譽而報複。張敖拒絕，他們就自己動手。
[17] “全民總體戰”就是全體男性從軍的毀滅性戰爭，隻有在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國時期才出現。春秋時代和歐洲中世紀的戰爭隻由少數貴族負責，與平民無關。
[18] 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戰爭是貴族和專業人員的戰爭，大多數國民不參戰。法國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動員。兩次世界大戰是全民戰爭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國（周政）和專製、統一的中國（秦政）不能兩立，其間多次反複。雖然秦始皇的勝利使後者占了上風，但周政派並沒有徹底滅亡。漢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複周。東方諸侯出於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圖複辟列國並立的局麵。他們並不像漢代以後的儒生和藩王那樣，反對朝廷隻是為了自己做大官和當皇帝：不改變體製，隻想改變當權者。
[20] 軌轍，就是軌道、車轍的意思。古代的馬車輪子相當於現代的火車輪子，如果輪子和軌轍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統一車輪。
[21] 衛國是殷商的故國（朝歌），衛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級親王。春秋時代的衛國人口密集、經濟發達，把豐富的遺產留給了秦漢大一統帝國。錢氏吳越政權在杭、越大興水利，促進貿易，奠定了兩浙繁榮的基石，把遺產留給了宋朝。
[22] 參見《三國誌·蜀書·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23]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24] 曹操：《蒿裏行》。
[25] 曹操：《蒿裏行》。
[26] 韓侯少無賴，以帶劍受胯下之辱。蓋俗見以帶劍尚榮皆貴族事，帶劍而畏死者可恥之尤。
[27] 馮諼對孟嚐君的主要不滿是：主人給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讓他在社會上維持體麵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願意給主人作出重大貢獻。
[28] 蘇秦在齊國，答應讓齊國的外交政策配合張儀在秦國和魏國的外交政策。這段故事可能是《戰國策》作者的虛構和誇張，但足以說明當時遊士並不認為自己有義務忠於他們的東道主。從秦國對待遊士的法律來看，他們的東道主對遊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濟會被認為是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國團體，19世紀歐洲有許多真假難辨的流言指控他們打入政府高階層，從事國際性顛覆活動，主要是密謀反對各國的君主製政權。傑斐遜和羅斯福都曾遭到這種攻擊。
[29] 戰國晚期諸子從開明自信轉向悲觀懷疑，從孟子和荀子的對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終會勝利。荀子則相信人性本惡，集權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學說再進一步，就會變成殘酷的韓非子學說。這些理論不是抽象的哲學人性論（古代中國沒有脫離政治的抽象哲學），而是諸子在當時現實政治中的切身體會。在戰國晚期的軍國主義競爭中，齊宣王、魏文侯這樣的開明君主銷聲匿跡了。，呂不韋和黃歇這樣冷酷功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取而代之。韓非子冷靜而無情地宣布：競爭道德和賢能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屬於赤裸裸的暴力鬥爭。
[30] “皮洛士式勝利”是指得不償失的勝利。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敗了羅馬人，但軍隊損失太大，得不償失，因此表示再也經不起一次這樣的勝利。
[31]顧炎武：《日知錄：兩漢風俗》。
[32] 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譴責蘇聯體製、鼓吹蘇聯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這是西班牙知識分子的段子。他們在卡洛斯國王實行民主後，失去了攻擊對象（佛朗哥將軍）和同仇敵愾的感覺，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競技式戰爭，以追求榮譽而非勝利為目的。
[35] 白起的長平之戰取代了宋襄公的仁義大旗。春秋的貴族戰爭強調風度和禮儀，目標在於爭取最大聲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將對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親）斬盡殺絕，因此孔子讚美的齊桓公、晉文公願意以騎士風度保護弱小國家。戰國的群眾性戰爭隻講實力，勝利者會消滅失敗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嚴重破壞了秦國的聲譽，但輿論譴責絲毫阻止不了秦國的鐵蹄前進。在這種情況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論變成尖刻的諷刺。
[36] 香港報刊對自由黨及其同路人（香港的親企業家勢力）的嘲笑。這些人在殖民時代是積極的親英派，反對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後突然變成積極的建製派，同樣反對泛民主派。這種說法暗示他們不過是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不像老左派始終親北京、泛民主派對倫敦和北京同樣要求擴大民主。
[37] 《後漢書·楊彪傳》載“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據理力爭，後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陳琳，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揚州東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禦覽》引《魏書》：“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漢書·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42] 範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國藩）。
[43] 指王權、貴族與國民之間的三角鬥爭。
[44] 《世說新語·輕詆》：“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45] 表麵上是哲學問題，骨子裏是政治問題，詳見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爭論焦點是，現在的執政者能不能自稱“不知道”而逃避曆史的責任？揭露真相，應該導致和解還是清算？
[47] 馬棰是南朝名士對北府軍人的蔑視性代稱。劉裕政權象征著流民軍人集團對士大夫門第的勝利，後者既不滿又無可奈何。他們不肯像陶淵明一樣索性歸隱田園，隻能自嘲馬棰下富貴（侍候大老粗）。參見蕭華榮《簪纓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馬氏。《晉書·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49] 《晉書·顧榮傳》載，陳敏“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後“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事平，還吳”。
[50]參見《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51] 王導的特長就是在官場內部和僑、吳士大夫之間打圓場。反對他的人認為他毫無原則。讚成他的人則認為：如果沒有他不斷調解，矛盾重重的東晉政權很可能從內部崩潰。僑人士大夫沒有武裝，但有文化。他們能通過鄉裏清議（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輿論）剝奪反對者的任官資格，因此清議絕不是空洞的道德譴責，而是有極大的政治分量。隻有極少數軍事強人（包括劉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團，宣布準許鄉裏清議排斥的人士鹹與維新。
[52] 謝朏（441-506年），字敬衝，陳郡謝氏子弟，拒絕卷入蕭道成的篡位計劃。
[53] 玉通，號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認為陳朝的滅亡和建鄴的平毀（隋文帝為防止南朝複活而采取的破壞性措施）是禮樂正統的中斷。
[54] 賢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為賢能的標準。儒家幾乎做到這一點，但教育又產生了學閥世家，使家教變成另一種階級分化的源頭。清議監督政治是漢儒的夢想，但必須依靠掌握文化資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執行。禮樂價值是儒學家族幹政的道義依據，隻有他們能充當禮樂的裁斷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輿論的政治）隻有依賴家教家學來傳承。琅琊王氏稱禮學為“青箱學”，視為傳家之寶。禮學是大家族維持秩序的規範，在小家庭中沒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禮學的興盛源於門第的投入，在此期間朝廷對學術的支持急劇減少。大家族又稱“唐式家族”，這是相對於秦漢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門第其實是魏晉的產物，隻是魏晉六朝的自然延續。通常所謂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就是宗法製大家族社會，在秦漢時期尚不存在，產生於東漢以後儒家的長期培養。“差序格局”意味著個人隻對家族共同體有義務，對外人沒有或隻有很少的義務。大家族不同於小家庭的特點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風險能力。東漢和羅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蠻族闌入為特征，都以蠻族入侵為結局。大家族主義和絕後恐懼文化是對這種危險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機。
[55]北魏置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鎮，正光五年（524）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起兵叛亂。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陽，“五胡亂華”的時代開始。
[57] 永嘉蠻族入侵類似日耳曼蠻族入侵，開啟了隋唐以後的近世。
[58] 江統，著《徒戎論》建議朝廷將散居中原的外旗人遷徒出境，以防微杜漸，阻止叛亂。但這一建議並沒有實行，不久“五胡亂華”，後人評之有“先見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爾朱氏之亂，屠殺王公百官兩千多人。
[60]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頭禪。
[61] 參見《韓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63] 台灣報刊常用的術語：盡可能求同存異，爭取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中間路線。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橋聚之地，民風勁悍，故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謝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關洛，置大本營於彭城（戰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複製曹公父子鄴城（魏國）-許都（漢朝）模式，卒篡晉室。至今劉氏仍以彭城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團也。
齊高起家淮右，以青齊流民為骨幹。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齊二州於廣固曆陽，盡誅鮮卑王族，起青齊大姓為長吏。明帝朝，建鄴、尋陽爭立，北朝入寇，虜青齊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齊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蕭氏以其渠帥健者為選鋒，卒成王業。流民帥=邊防軍，此東晉用郭默、蔡豹以來之成例。三吳財賦之區，其民柔懦不堪戰，素畏流民之輕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蘇（青州）以來，稱兵內向者相望於道。齊高之齊，淮右青齊集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