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那段時間裏我的壓抑，還另有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到過在騎士廣場上弗朗科的房間，我和他單獨去了巴黎，去了維西利亞，大家覺得我是一個輕浮的女生。我是接受了性解放思想，但我為此付出的代價真是一言難盡。弗朗科是性解放的熱烈擁護者，我極力掩藏自己的傳統，想在他麵前表現得很開放，對他沒有成見。我不能到處宣揚他像福音書一樣傳遞給我的思想——他說那些假正經的女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姑娘，寧可把屁股奉獻出去，也不願意做該做的事情；我也不能跟他們說，我在那不勒斯有一個朋友，她在十六歲就已經結婚了，在十八歲有了一個情人，懷上情人的孩子，後來回到了丈夫身邊，誰知道她還會做出什麽事情。總之，我覺得我和弗朗科上床，這和莉拉動蕩的生活相比，簡直不算什麽事兒。我不得不忍受女生們含沙射影的話，還有那些男生讓人作嘔的調戲，以及他們停留在我豐滿的胸脯上的目光，我不得不義正詞嚴地推開那些站在我麵前，公然說要取代我前男友的人，遭到我拒絕之後，那些男生會用非常粗俗的話攻擊我，我不得不忍氣吞聲。我咬著牙向前走，我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會結束！
一天下午，在聖弗萊蒂阿諾路上的一家咖啡館，我和兩個女生正要從咖啡館出去，一個曾被我拒絕的男生，當著很多學生的麵，一臉嚴肅地對我喊：“那不勒斯！別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間的毛衣帶給我。”身後一片哄笑聲，我出去了，沒有接茬。但是我很快發現有一個男生跟了上來，在上課時我已經注意到他了，他的樣子很怪，既不像尼諾那種陰鬱的年輕學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種開朗的男生。他戴著眼鏡，非常害羞，身體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腳。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學，最後終於叫了我：
“格雷科。”
無論他是誰，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於禮貌，我停了下來。那個男生做了自我介紹：彼得羅·艾羅塔。然後他說了一些語無倫次的話，說他為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臉紅，他沒能捍衛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膽怯。
“捍衛什麽？”我用帶著諷刺的語氣說，但同時也覺得很詫異，一個像他那樣的男生，彎腰駝背，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還有很搞笑的發型，臉上的表情一本正經，一口的學生腔，他居然覺得自己應該像我們城區的那些小夥子，像法國聖殿騎士一樣捍衛我。
“捍衛你的聲譽。”
“我沒有好聲譽。”
他嘀咕了一句什麽，我覺得是夾雜著道歉的告別，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課時我開始坐在他旁邊，我們一起散步。他讓我很驚訝：他像我一樣已經開始準備寫論文了，和我一樣，他寫的也是古羅馬文學，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說我的“論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兩次他甚至不小心說那是他的“書”，他正在完成一本書，在畢業之後馬上就會出版的書。研究？書？他在說什麽？盡管他才二十二歲，但是他的語氣很莊重，他引經據典，表現得他好像在師範學院，或者別的什麽大學已經有了自己的職位。
“你真的要出版你的論文？”我覺得難以置信，有一次我問他。
他用同樣不解的目光看著我說：“假如寫得好，為什麽不能呢？”
“所有寫得好的論文都會出版嗎？”
“為什麽不呢。”
他在研究酒神崇拜，我研究的是《埃涅阿斯紀》的第四卷。我小聲嘀咕了一句：
“可能酒神要比狄多女王有意思。”
“假如你知道怎麽研究的話，所有主題都有意思。”
我們從來都不談論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沒有談到美國人可能會把核武器交到聯邦德國手裏，我們也沒有談論費裏尼和安東尼奧尼誰更好的問題。我們沒有談論任何之前我習慣和弗朗科談論的那些事情，我們隻談論古羅馬文學和希臘文學。彼得羅的記憶力驚人：他能把不同文本裏的東西信手拈來，就好像這些作品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但他從來都不會賣弄學問，也不會表現得很自負，我們在一起交談，就好像是兩個學習古羅馬文學人在隨便交流。我越和他來往，就越發現他非常出色。我覺得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像他那麽出色，因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擔心說錯丟臉的領域，他卻從容自如，表現得深思熟慮，從來都不會信口胡說。
我和他出去走了兩三次，經過意大利路，或者從教堂走到公墓，我看到自己的處境又一次發生了變化。一天早上，一個我認識的女生用一種夾雜著憤恨和嫉妒的語氣對我說：
“你對那些男生都做了些什麽？你居然征服了艾羅塔的兒子。”
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羅的父親是誰，但是我所有的同學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都帶著敬意，於是我又開始被邀請參加聚會，或者去館子聚餐。我甚至懷疑，他們邀請我是為了讓我也叫上彼得羅，因為他通常都一個人獨來獨往，忙自己的事情，對集體活動毫無熱情。我向周圍的人打聽，才漸漸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親是什麽樣的權威人物——他在熱內亞大學教授古希臘文學，也是一個社會黨的要人。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在彼得羅的麵前，我變得不再那麽活躍，因為我害怕自己會說錯話，或者過去已經說錯話了。當他繼續說著自己的論文（論著）的時候，我擔心會因為說錯話而丟臉，我越來越少說到我的論文。
一個星期天，他氣喘籲籲地跑到我的宿舍來找我，想讓我和他家人吃飯。他說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會來大學找他。我馬上變得非常不安起來，我想盡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們麵前，我也許會說錯虛擬式，我也許會笨手笨腳，他們都是闊人，會有一輛大汽車，還有私人司機。我會說什麽呢？我一定會呆若木雞。但一看到他們，我就平靜下來了。艾羅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皺巴巴的灰色衣服，臉很寬，滿臉疲憊，戴著一副大眼鏡，當他摘掉帽子時，我看到他的頭頂已經全禿了。他的妻子阿黛爾是一個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優雅精致，服飾一點兒也不誇張。他們的汽車和索拉拉兄弟買跑車之前開的那輛“菲亞特1100”一模一樣，我發現，車子不是司機從熱內亞一路開過來的，而是馬麗婭羅莎——彼得羅的姐姐開過來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來很聰慧，她馬上擁抱了我，親了我的臉頰，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你一直從熱內亞開到這裏？”我問她。
“是的，我喜歡開車。”
“駕照很難考嗎？”
“一點兒也不難。”
她二十四歲，已經在米蘭大學教授藝術史了，她研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關於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說，她弟弟知道的事兒——我的研究興趣，她知道，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爾當然也知道。
我和他們度過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早上，他們讓我感到很自在。他們和彼得羅不同，我和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談論的內容非常廣泛。我們在他們住的賓館餐廳裏吃午飯，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女兒，就一些政治問題進行了調侃和辯論，這些問題我從帕斯卡萊、尼諾，還有弗朗科那裏聽說過，但我實際上了解得很少，對有些事情甚至一無所知。他們會說出類似這樣的話：“你們落入了階級合作主義的陷阱，你們把這稱之為‘陷阱’，我把這叫做‘調解’；這種調解隻對天主教民主黨人有束縛；中左派的政治很複雜，假如你們覺得它太複雜，可以回來繼續做社會黨；國家陷入了核危機，迫切地需要改革；你們什麽事兒都不知道；你們站在我們的立場會怎麽做？革命，革命，還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帶出中世紀。要不是我們社會黨的執政，學生如果在學校裏談論性的問題，可能會被關起來，那些在街上發和平主義傳單的人也可能會被關起來；想想看，你們怎麽對待《北大西洋公約》的；我們是一貫反戰的，反對所有形式的帝國主義；你們和天主教民主黨黨爭，你們還能抗美嗎？”
他們快言快語地說著這些話，興致勃勃地辯論，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以來養成的習慣。在這對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從來沒有過的體驗，我永遠都不可能有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什麽呢？我一時也無法具體地說出來，那也許是一種因訓練而得來的能力，讓世界上的事情成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試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總能考到一個好成績，但這根本算不上是一種重要的能力，思維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僅僅是把每件事情都縮小為個體的戰爭，還有自我的表現。馬麗婭羅莎很友好，她父親也一樣；他們倆講話都很嚴謹，一點都沒有加利亞尼的兒子——阿爾曼多或者是尼諾身上的那種言過其實；而且，他們在談論政治問題時，語氣裏充滿了熱情，而我在其他場合聽人們談論政治的時候，我都會覺得那些談話冷冰冰的，隻是為了炫耀，和我沒有什麽關係。現在，他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唇槍舌劍，沒有前後聯係地談起了對越南北部的轟炸，這個大學那個大學的學生運動，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萬個反帝國主義策源地。女兒好像比父親更了解情況，馬麗婭羅莎知道的事兒可真多，她說話的時候好像總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來，艾羅塔用一種責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爾對女兒說：
“你是唯一一個沒有選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馬上停止了長篇大論，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著她，她會開車，她生活在米蘭，在大學教書，她毫不羞怯地和父親進行爭論。我呢？我害怕得不敢開口，同時我又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後來忍不住大聲地說了一句：
“在廣島和長崎事件之後，美國人應該作為反人類罪犯，被送上軍事法庭。”
一陣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馬麗婭羅莎說我說得好，然後伸過手來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著說了一些我道聽途說的事情。我談到了計劃經濟、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波折，談到革命、非洲、亞洲、幼兒園、皮亞傑、新資本主義、法官和警察的縱容，國家機構裏殘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說得亂七八糟，毫無頭緒。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記了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感覺到我周圍的氣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讚同我的話，我很高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麵子。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個可愛的家庭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就像通常人們會問的：我從哪裏來，我父親做什麽，我母親做什麽。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個下午我都和他們聊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吃飯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幾步，艾羅塔教授就會遇到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們會停下來，熱情地和對方打招呼，他們還遇到了兩個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妻子。
一天下午，在聖弗萊蒂阿諾路上的一家咖啡館，我和兩個女生正要從咖啡館出去，一個曾被我拒絕的男生，當著很多學生的麵，一臉嚴肅地對我喊：“那不勒斯！別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間的毛衣帶給我。”身後一片哄笑聲，我出去了，沒有接茬。但是我很快發現有一個男生跟了上來，在上課時我已經注意到他了，他的樣子很怪，既不像尼諾那種陰鬱的年輕學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種開朗的男生。他戴著眼鏡，非常害羞，身體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腳。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學，最後終於叫了我：
“格雷科。”
無論他是誰，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於禮貌，我停了下來。那個男生做了自我介紹：彼得羅·艾羅塔。然後他說了一些語無倫次的話，說他為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臉紅，他沒能捍衛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膽怯。
“捍衛什麽？”我用帶著諷刺的語氣說，但同時也覺得很詫異，一個像他那樣的男生，彎腰駝背，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還有很搞笑的發型，臉上的表情一本正經，一口的學生腔，他居然覺得自己應該像我們城區的那些小夥子，像法國聖殿騎士一樣捍衛我。
“捍衛你的聲譽。”
“我沒有好聲譽。”
他嘀咕了一句什麽，我覺得是夾雜著道歉的告別，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課時我開始坐在他旁邊，我們一起散步。他讓我很驚訝：他像我一樣已經開始準備寫論文了，和我一樣，他寫的也是古羅馬文學，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說我的“論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兩次他甚至不小心說那是他的“書”，他正在完成一本書，在畢業之後馬上就會出版的書。研究？書？他在說什麽？盡管他才二十二歲，但是他的語氣很莊重，他引經據典，表現得他好像在師範學院，或者別的什麽大學已經有了自己的職位。
“你真的要出版你的論文？”我覺得難以置信，有一次我問他。
他用同樣不解的目光看著我說：“假如寫得好，為什麽不能呢？”
“所有寫得好的論文都會出版嗎？”
“為什麽不呢。”
他在研究酒神崇拜，我研究的是《埃涅阿斯紀》的第四卷。我小聲嘀咕了一句：
“可能酒神要比狄多女王有意思。”
“假如你知道怎麽研究的話，所有主題都有意思。”
我們從來都不談論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沒有談到美國人可能會把核武器交到聯邦德國手裏，我們也沒有談論費裏尼和安東尼奧尼誰更好的問題。我們沒有談論任何之前我習慣和弗朗科談論的那些事情，我們隻談論古羅馬文學和希臘文學。彼得羅的記憶力驚人：他能把不同文本裏的東西信手拈來，就好像這些作品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但他從來都不會賣弄學問，也不會表現得很自負，我們在一起交談，就好像是兩個學習古羅馬文學人在隨便交流。我越和他來往，就越發現他非常出色。我覺得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像他那麽出色，因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擔心說錯丟臉的領域，他卻從容自如，表現得深思熟慮，從來都不會信口胡說。
我和他出去走了兩三次，經過意大利路，或者從教堂走到公墓，我看到自己的處境又一次發生了變化。一天早上，一個我認識的女生用一種夾雜著憤恨和嫉妒的語氣對我說：
“你對那些男生都做了些什麽？你居然征服了艾羅塔的兒子。”
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羅的父親是誰，但是我所有的同學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都帶著敬意，於是我又開始被邀請參加聚會，或者去館子聚餐。我甚至懷疑，他們邀請我是為了讓我也叫上彼得羅，因為他通常都一個人獨來獨往，忙自己的事情，對集體活動毫無熱情。我向周圍的人打聽，才漸漸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親是什麽樣的權威人物——他在熱內亞大學教授古希臘文學，也是一個社會黨的要人。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在彼得羅的麵前，我變得不再那麽活躍，因為我害怕自己會說錯話，或者過去已經說錯話了。當他繼續說著自己的論文（論著）的時候，我擔心會因為說錯話而丟臉，我越來越少說到我的論文。
一個星期天，他氣喘籲籲地跑到我的宿舍來找我，想讓我和他家人吃飯。他說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會來大學找他。我馬上變得非常不安起來，我想盡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們麵前，我也許會說錯虛擬式，我也許會笨手笨腳，他們都是闊人，會有一輛大汽車，還有私人司機。我會說什麽呢？我一定會呆若木雞。但一看到他們，我就平靜下來了。艾羅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皺巴巴的灰色衣服，臉很寬，滿臉疲憊，戴著一副大眼鏡，當他摘掉帽子時，我看到他的頭頂已經全禿了。他的妻子阿黛爾是一個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優雅精致，服飾一點兒也不誇張。他們的汽車和索拉拉兄弟買跑車之前開的那輛“菲亞特1100”一模一樣，我發現，車子不是司機從熱內亞一路開過來的，而是馬麗婭羅莎——彼得羅的姐姐開過來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來很聰慧，她馬上擁抱了我，親了我的臉頰，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你一直從熱內亞開到這裏？”我問她。
“是的，我喜歡開車。”
“駕照很難考嗎？”
“一點兒也不難。”
她二十四歲，已經在米蘭大學教授藝術史了，她研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關於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說，她弟弟知道的事兒——我的研究興趣，她知道，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爾當然也知道。
我和他們度過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早上，他們讓我感到很自在。他們和彼得羅不同，我和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談論的內容非常廣泛。我們在他們住的賓館餐廳裏吃午飯，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女兒，就一些政治問題進行了調侃和辯論，這些問題我從帕斯卡萊、尼諾，還有弗朗科那裏聽說過，但我實際上了解得很少，對有些事情甚至一無所知。他們會說出類似這樣的話：“你們落入了階級合作主義的陷阱，你們把這稱之為‘陷阱’，我把這叫做‘調解’；這種調解隻對天主教民主黨人有束縛；中左派的政治很複雜，假如你們覺得它太複雜，可以回來繼續做社會黨；國家陷入了核危機，迫切地需要改革；你們什麽事兒都不知道；你們站在我們的立場會怎麽做？革命，革命，還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帶出中世紀。要不是我們社會黨的執政，學生如果在學校裏談論性的問題，可能會被關起來，那些在街上發和平主義傳單的人也可能會被關起來；想想看，你們怎麽對待《北大西洋公約》的；我們是一貫反戰的，反對所有形式的帝國主義；你們和天主教民主黨黨爭，你們還能抗美嗎？”
他們快言快語地說著這些話，興致勃勃地辯論，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以來養成的習慣。在這對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從來沒有過的體驗，我永遠都不可能有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什麽呢？我一時也無法具體地說出來，那也許是一種因訓練而得來的能力，讓世界上的事情成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試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總能考到一個好成績，但這根本算不上是一種重要的能力，思維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僅僅是把每件事情都縮小為個體的戰爭，還有自我的表現。馬麗婭羅莎很友好，她父親也一樣；他們倆講話都很嚴謹，一點都沒有加利亞尼的兒子——阿爾曼多或者是尼諾身上的那種言過其實；而且，他們在談論政治問題時，語氣裏充滿了熱情，而我在其他場合聽人們談論政治的時候，我都會覺得那些談話冷冰冰的，隻是為了炫耀，和我沒有什麽關係。現在，他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唇槍舌劍，沒有前後聯係地談起了對越南北部的轟炸，這個大學那個大學的學生運動，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萬個反帝國主義策源地。女兒好像比父親更了解情況，馬麗婭羅莎知道的事兒可真多，她說話的時候好像總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來，艾羅塔用一種責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爾對女兒說：
“你是唯一一個沒有選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馬上停止了長篇大論，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著她，她會開車，她生活在米蘭，在大學教書，她毫不羞怯地和父親進行爭論。我呢？我害怕得不敢開口，同時我又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後來忍不住大聲地說了一句：
“在廣島和長崎事件之後，美國人應該作為反人類罪犯，被送上軍事法庭。”
一陣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馬麗婭羅莎說我說得好，然後伸過手來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著說了一些我道聽途說的事情。我談到了計劃經濟、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波折，談到革命、非洲、亞洲、幼兒園、皮亞傑、新資本主義、法官和警察的縱容，國家機構裏殘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說得亂七八糟，毫無頭緒。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記了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感覺到我周圍的氣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讚同我的話，我很高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麵子。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個可愛的家庭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就像通常人們會問的：我從哪裏來，我父親做什麽，我母親做什麽。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個下午我都和他們聊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吃飯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幾步，艾羅塔教授就會遇到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們會停下來，熱情地和對方打招呼，他們還遇到了兩個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