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我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帶著艾達給我的地址想馬上去聖約翰找莉拉，但是這時候，在我身上也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一天早上，我正心不在焉地看著彼得羅給我寫的一封長信，在那封信的最下麵，我看他用短短的幾句話，告訴我他讓他母親看了我寫的“文本”（他用的就是這個詞），阿黛爾覺得這篇小說寫得很好，她讓人用打字機打印了出來，交給了一家米蘭的出版社，很多年來，她一直在這家出版社做文學翻譯，出版社很欣賞這本小說，他們打算出版。
那是一個深秋的早晨，已經快接近中午了，我記得當時天上是一種灰蒙蒙的光。我坐在廚房桌子前麵，我母親正在那張桌子上熨衣服，她那把老熨鬥在布料上有力地壓過，木桌麵在我的胳膊肘下麵顫動。我長時間地看著那幾行字。我用意大利語輕聲地說，隻是為了讓我自己相信這件事情是真的：“媽媽，這封信裏說，他們要出版我寫的一本小說。”我母親停了下來，把熨鬥從衣服上拿開，立起來放著。
“你寫了一本小說？”她用方言問我。
“我覺得是的。”
“你到底寫了沒有？”
“寫了。”
“他們給你錢嗎？”
“我不知道。”
我出去了，我跑到索拉拉的酒吧裏，在那裏可以打長途電話，比較方便。吉耀拉在櫃台那裏對著我喊道：來吧，打吧。在嚐試了好幾次之後，是彼得羅接的電話，但他有事兒，要馬上走。他說關於那本小說的事兒，他都在信裏告訴我了，他就知道那麽多。
“你讀了嗎？”我非常激動地問他。
“是的。”
“但你沒有做任何評論。”
他嘀咕了一句，說他時間很少，他要學習，有很多事兒要做。
“你覺得怎麽樣？”
“很好。”
“沒有別的了嗎？”
“是很好。你跟我母親談談吧！我是搞文獻的，不是搞文學的。”
他給了我一個他父母家裏的電話。
“我沒辦法打電話，我覺得很尷尬。”
我感覺他有一絲不耐煩，他往常都是很客氣，他說：
“你寫了一本小說，你現在要承擔責任。”
我對於阿黛爾·艾羅塔很不了解，我總共見過她四次，我們隻是禮節性地聊過幾句。我一直以為她是一個富裕、有文化，好出身的母親。艾羅塔家的人從來都不談論自己，他們表現得好像他們在世界上的活動沒什麽意義，但同時他們又覺得那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隻有在這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她有一份工作，她是有影響力的人物。我很不安地打電話給她，是他們家裏打掃衛生的阿姨接的電話，後來阿黛爾接了電話。我們很客氣地相互打了招呼，她用“您”稱呼我，我也用“您”稱呼她。她說出版社的人都很確信那是一本好書，就她所知，他們已經開始起草一份合同了。
“合同？”
“當然了，您已經和其他出版社有交涉嗎？”
“沒有。我還沒再讀一讀我寫的東西。”
“您是一氣嗬成寫的？”她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問我。
“是的。”
“我向您保證，這本書這樣就可以出版了。”
“我還需要改改。”
“您要相信我。一個逗號都不要改，文字裏透露出一種真誠和自然，是那些真正的書才有的魅力。”
她又表揚了我，盡管有一種戲謔的意味。她說，據我所知，《埃涅阿斯紀》也沒有經過修訂。她覺得我已經練了很久寫作，她問我抽屜裏還有沒有什麽其他存貨，我向她坦白說，這是我第一次寫東西，她覺得很驚訝。“天分加上運氣！”她感歎說。她對我說，近期出版行業忽然出現了一片空白，我的小說不僅僅被看好，簡直是應運而生，他們想在春天推出這本書。
“這麽早？”
“您不願意？”
我馬上說不是。
吉耀拉當時在櫃台後麵，她聽到了我的談話，最後她好奇地問我：
“發生什麽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說，就匆匆離開了。
我在城區裏轉悠，感覺到一種難以置信的幸福，我的太陽穴在跳。我給吉耀拉的回答，並不是因為我不想理她，隨便應付她，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這個出人意料的通知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彼得羅寫給我的幾句話，我打的長途電話，這一切是不是都不是真的？合同到底是什麽？合同裏會不會談到錢，也會談到權利和義務？我會不會陷入麻煩和危險？我想，幾天之後，他們也許會改變主意，這本書不會被出版的。他們會重讀我的小說，之前覺得寫得好的人，後來會覺得這個故事很空洞，之前從來沒有讀過的人，看了之後也許會感覺很氣憤，居然有人想著出版它。也許，所有的人都會批評阿黛爾，她自己也會改變主意，感覺到很屈辱，會把自己丟臉的事兒算到我頭上，會說服她兒子離開我。我正好經過城區的那座老圖書館，我想，我有多長時間沒有進去了？我走了進去，裏麵空蕩蕩的，散發著灰塵和無聊的氣息。我漫不經心地在書架中間走著，用手撫摸著那些破爛的書，我沒有看書的標題，也不看作者，隻是用手指掠過，掠過那些紙張很舊的書，還有纏在一起的棉線、字母、油墨、書籍，紛亂的詞語。我在找《小婦人》，後來我找到了。有沒有可能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有沒有可能是我，真的是我，命中注定完成了莉拉和我小時候一起計劃的事情？再過幾個月，就會有一本書出版，印的全是我寫的話，線裝書，書脊用膠水粘好，封麵上寫著我的大名：埃萊娜·格雷科。我打破了我們家族長期的文盲半文盲的狀況，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姓氏現在充滿了光輝。再過幾年，也許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這本書也會被放到這些書架上，出現在我出生的這個城區的圖書館裏，會被編號，人們會來這裏借這本書，想知道那個門房的女兒到底寫了什麽東西。我聽見了洗手間裏的水聲，我等著費拉羅老師的出現，我還是一個勤奮的小姑娘時，他是這裏的圖書管理員，長著一張消瘦、爬滿皺紋的臉，頭發雪白，一根根都立在腦門上，發際線很低。他會讚賞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兒，他會理解我頭腦裏的風暴，還有太陽穴的跳動。但從廁所裏出來了一個陌生人，一個胖乎乎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您要借書嗎？”他問我，“要快一點了，我要關門了。”
“我找費拉羅老師。”
“費拉羅退休了。”
要快點，他要關門了。
我走了。我現在要成為一個作家，但整個城區裏卻沒一個人能對我說這樣的話：你做到了！真是了不起，真是太棒了！
那是一個深秋的早晨，已經快接近中午了，我記得當時天上是一種灰蒙蒙的光。我坐在廚房桌子前麵，我母親正在那張桌子上熨衣服，她那把老熨鬥在布料上有力地壓過，木桌麵在我的胳膊肘下麵顫動。我長時間地看著那幾行字。我用意大利語輕聲地說，隻是為了讓我自己相信這件事情是真的：“媽媽，這封信裏說，他們要出版我寫的一本小說。”我母親停了下來，把熨鬥從衣服上拿開，立起來放著。
“你寫了一本小說？”她用方言問我。
“我覺得是的。”
“你到底寫了沒有？”
“寫了。”
“他們給你錢嗎？”
“我不知道。”
我出去了，我跑到索拉拉的酒吧裏，在那裏可以打長途電話，比較方便。吉耀拉在櫃台那裏對著我喊道：來吧，打吧。在嚐試了好幾次之後，是彼得羅接的電話，但他有事兒，要馬上走。他說關於那本小說的事兒，他都在信裏告訴我了，他就知道那麽多。
“你讀了嗎？”我非常激動地問他。
“是的。”
“但你沒有做任何評論。”
他嘀咕了一句，說他時間很少，他要學習，有很多事兒要做。
“你覺得怎麽樣？”
“很好。”
“沒有別的了嗎？”
“是很好。你跟我母親談談吧！我是搞文獻的，不是搞文學的。”
他給了我一個他父母家裏的電話。
“我沒辦法打電話，我覺得很尷尬。”
我感覺他有一絲不耐煩，他往常都是很客氣，他說：
“你寫了一本小說，你現在要承擔責任。”
我對於阿黛爾·艾羅塔很不了解，我總共見過她四次，我們隻是禮節性地聊過幾句。我一直以為她是一個富裕、有文化，好出身的母親。艾羅塔家的人從來都不談論自己，他們表現得好像他們在世界上的活動沒什麽意義，但同時他們又覺得那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隻有在這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她有一份工作，她是有影響力的人物。我很不安地打電話給她，是他們家裏打掃衛生的阿姨接的電話，後來阿黛爾接了電話。我們很客氣地相互打了招呼，她用“您”稱呼我，我也用“您”稱呼她。她說出版社的人都很確信那是一本好書，就她所知，他們已經開始起草一份合同了。
“合同？”
“當然了，您已經和其他出版社有交涉嗎？”
“沒有。我還沒再讀一讀我寫的東西。”
“您是一氣嗬成寫的？”她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問我。
“是的。”
“我向您保證，這本書這樣就可以出版了。”
“我還需要改改。”
“您要相信我。一個逗號都不要改，文字裏透露出一種真誠和自然，是那些真正的書才有的魅力。”
她又表揚了我，盡管有一種戲謔的意味。她說，據我所知，《埃涅阿斯紀》也沒有經過修訂。她覺得我已經練了很久寫作，她問我抽屜裏還有沒有什麽其他存貨，我向她坦白說，這是我第一次寫東西，她覺得很驚訝。“天分加上運氣！”她感歎說。她對我說，近期出版行業忽然出現了一片空白，我的小說不僅僅被看好，簡直是應運而生，他們想在春天推出這本書。
“這麽早？”
“您不願意？”
我馬上說不是。
吉耀拉當時在櫃台後麵，她聽到了我的談話，最後她好奇地問我：
“發生什麽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說，就匆匆離開了。
我在城區裏轉悠，感覺到一種難以置信的幸福，我的太陽穴在跳。我給吉耀拉的回答，並不是因為我不想理她，隨便應付她，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這個出人意料的通知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彼得羅寫給我的幾句話，我打的長途電話，這一切是不是都不是真的？合同到底是什麽？合同裏會不會談到錢，也會談到權利和義務？我會不會陷入麻煩和危險？我想，幾天之後，他們也許會改變主意，這本書不會被出版的。他們會重讀我的小說，之前覺得寫得好的人，後來會覺得這個故事很空洞，之前從來沒有讀過的人，看了之後也許會感覺很氣憤，居然有人想著出版它。也許，所有的人都會批評阿黛爾，她自己也會改變主意，感覺到很屈辱，會把自己丟臉的事兒算到我頭上，會說服她兒子離開我。我正好經過城區的那座老圖書館，我想，我有多長時間沒有進去了？我走了進去，裏麵空蕩蕩的，散發著灰塵和無聊的氣息。我漫不經心地在書架中間走著，用手撫摸著那些破爛的書，我沒有看書的標題，也不看作者，隻是用手指掠過，掠過那些紙張很舊的書，還有纏在一起的棉線、字母、油墨、書籍，紛亂的詞語。我在找《小婦人》，後來我找到了。有沒有可能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有沒有可能是我，真的是我，命中注定完成了莉拉和我小時候一起計劃的事情？再過幾個月，就會有一本書出版，印的全是我寫的話，線裝書，書脊用膠水粘好，封麵上寫著我的大名：埃萊娜·格雷科。我打破了我們家族長期的文盲半文盲的狀況，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姓氏現在充滿了光輝。再過幾年，也許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這本書也會被放到這些書架上，出現在我出生的這個城區的圖書館裏，會被編號，人們會來這裏借這本書，想知道那個門房的女兒到底寫了什麽東西。我聽見了洗手間裏的水聲，我等著費拉羅老師的出現，我還是一個勤奮的小姑娘時，他是這裏的圖書管理員，長著一張消瘦、爬滿皺紋的臉，頭發雪白，一根根都立在腦門上，發際線很低。他會讚賞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兒，他會理解我頭腦裏的風暴，還有太陽穴的跳動。但從廁所裏出來了一個陌生人，一個胖乎乎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您要借書嗎？”他問我，“要快一點了，我要關門了。”
“我找費拉羅老師。”
“費拉羅退休了。”
要快點，他要關門了。
我走了。我現在要成為一個作家，但整個城區裏卻沒一個人能對我說這樣的話：你做到了！真是了不起，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