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溯源:東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長歲月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西方是什麽
“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塞繆爾·約翰遜說過，“他便厭倦了生活，因為生活所能提供的，倫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種思潮，每一種新奇的發明，都使約翰遜博士的家鄉充滿活力。倫敦有大教堂和皇宮，公園和河流，高樓大廈和貧民窟。最重要的是，倫敦有可以購買的商品——花色之齊全，種類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時代的人們最為天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致的淑女和紳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馬車，選購新奇的商品，如雨傘（這是18世紀60年代的發明，英國人立刻發現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兩者都是那個10年裏的新產品）。不僅僅是富人在享受這種新的消費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驚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裏消磨時光，窮人把下午茶稱為“必需品”，而農民的妻子則在購買鋼琴。
英國人開始感到，他們與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蘇格蘭智者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國稱作“小店主之國”，但他的本意是讚美。斯密堅信，英國人對自身福利的重視使得每個人更加富有。他說，隻要想想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反差就知道了。長久以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土地豐饒，文化燦爛，人民勤勞，人口眾多”，但是已經“在法律與製度允許的範圍內，富庶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也沒有餘地”。簡而言之，中國人陷入了動彈不得的境地。“勞動力的競爭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預測道，“將很快使他們淪落到普通人類生存的最低水平”，結果是“中國底層人民的貧困程度，將遠遠超過歐洲最為貧困的國家……任何腐肉，例如死貓死狗的殘骸，雖然臭氣熏天，招人厭惡，但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國家的人們看來最為有益的食物一樣”。
約翰遜和斯密是言之有理的。雖然在18世紀70年代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但在英國，人們的平均收入比中國更高，收入分配也更均衡。關於西方主宰地位的長期注定理論往往是以這一事實為出發點的，這一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而不是其結果，我們需要上溯更長的時間——或許要長得多——來解釋它。
我們需要這樣做嗎？曆史學家彭慕蘭（我曾在前言部分提到過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堅稱，亞當·斯密和他之後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學者實際上是在拿錯誤的東西進行比較。彭慕蘭指出，中國的廣袤和多樣與整個歐洲大陸相當。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時代，歐洲最為發達的地區英國單獨挑出來，同整個中國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英國將勝出。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反過來，把長江三角洲地區（18世紀70年代中國最為發達的地區）與整個歐洲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長江三角洲會勝出。彭慕蘭認為，較之將英國與歐洲不發達地區相比，或者將長江三角洲與中國不發達地區相比，18世紀的英國與長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處——產業主義萌芽、市場繁榮、有著複雜的勞動分工。這一切都使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為思考太過草率，長期注定派理論家們把事情整個兒顛倒了過來。如果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在18世紀是如此相似，彭慕蘭評論道，那麽對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解釋就必須是在此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點是明確的：如果我們想知道西方為何主宰世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麽。但是，一旦我們提出這一問題，事情就複雜了。對於究竟是什麽構成了“西方”這一問題，我們大多數人的感覺是出於一種本能。有些人將西方等同於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還有一些人想到的則是世俗的理性主義。事實上，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種關於西方的學術定義，並用他所稱的“彈性地理”統一在一起。每一種定義都賦予西方不同的形態，而這一定會造成混亂，關於這一點，彭慕蘭曾在書中抱怨過。戴維斯說：“對於西方的定義，它的辯護者們可以以任何一種他們認為恰當的方式進行。”戴維斯的意思是，當我們著手定義西方的時候，“西方文明本質上是知識建構的混合物，可以被用來增進作者們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關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問題不過是任意地選取某一價值觀來定義西方，聲稱某些特定國家是這一價值的典範，然後將這些國家與一些同樣任意的“非西方”國家相比較，以得出我們想要的任何自圓其說的結論。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們的觀點，可以直接選用一種不同的價值觀作為西方性的典範，拿一些不同的國家來代表這一價值觀，再選取一個不同的對照組，那麽自然就會得出一個不同的但是同樣自圓其說的結論。
這樣做毫無意義，所以我想選擇一個不同的路徑，我不會一開始就從結論出發，先臆斷西方價值觀，然後回溯曆史尋找其根源。我將從最初開始探尋，一路往下，直到我們看見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從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現。然後，我將把這些各具特色的地區中最西端的稱為“西方”，最東端的稱為“東方”，以地理標記來區分東西方，而不是通過價值觀進行判斷。
想要從頭開始是一回事，可要真正尋找到這個源頭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們將看到，在遙遠的過去，學者們曾多次試圖從生物學的角度定義東西方，這些學者否認我在前言部分提出的觀點，即群體的人類是大致相同的。他們認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在基因上要優於其他地方的人。一些持類似觀點的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某些地區自洪荒之時起便在文化上優於其他地區。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這些觀點，因為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裏走錯一步，那麽在關於曆史形態以及未來形態的問題上，我們就會謬以千裏。 元初之時
關於萬事萬物的起源，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傳說。但是在過去一些年內，天體物理學家給了我們一些新的科學解釋。現在大多數專家認為，時間和空間開始於130億年前，雖然關於時空是如何開始的這一問題，他們之間還存在爭議。在眾多理論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宇宙膨脹理論，該理論認為，宇宙最初從一個極其致密微小的點開始膨脹，膨脹速度超過光速；而與宇宙膨脹理論相抗衡的周期循環理論則認為，這個宇宙的出現始於上個宇宙的坍塌。兩個理論一致認為，我們的宇宙還在繼續膨脹。但是，宇宙膨脹論者認為，膨脹仍會繼續，恒星會湮滅，最終永恒的黑暗和寒冷會降臨。而周期循環論者則認為，宇宙會自行收縮，然後再度爆炸，開始另一個新的宇宙。
除非接受過經年累月的高等數學訓練，否則很難弄明白這些理論的意義，但幸運的是，我們的問題並不需要我們追溯至那麽早。當方向和自然的法則都不存在的時候，本無所謂東方或者西方。在45億年前，也就是太陽和地球形成之前，東方和西方也不是什麽有意義的概念。或許在地殼形成後，或者至少在大陸漂移到了它們現在的位置之後（那是在幾百萬年前），我們才能談論東方和西方。但是事實上，以上這些討論都偏離了主題。對於本書的問題來說，隻有加入另一個要素——人類之後，東方和西方才有意義。
研究早期人類的古人類學家比曆史學家們更喜歡爭論。他們研究的領域十分年輕，並且瞬息萬變，新的發現不斷地推翻已經確立的事實。如果兩個古人類學家同處一室，他們可能帶著三個人類進化理論走出房間，而就在關門的刹那，一切又都落伍了。
人類與前人類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有些古人類學家認為，一旦猿能夠直立行走，就意味著人類的誕生。從髖骨和趾骨的化石來看，某些東非猿類從六七百萬年前便已開始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數專家覺得這一標準太低了。事實上，生物學上準確的人類界定標準是，腦容量從400～500立方厘米增至大約630立方厘米（我們的腦容量通常是其兩倍），並且能製造粗糙石器（這是直立行走猿人的第一證據）。大約距今250萬年前，這兩個過程發生在了兩足東非猿類身上。在坦桑尼亞的奧杜威峽穀從事發掘工作的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和瑪麗·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將這些腦容量相對較大並且使用工具的生物稱為“能人”。
當能人行走於大地之上的時候，東方與西方的區分還沒有多大的意義。首先，這是因為這些生物隻生活在東非的森林裏，還沒有演化出區域性的變種。其次，因為“行走在大地上”這一表述過於籠統了。能人同我們一樣有腳趾和腳踝，當然也能行走，但他們有長臂，這意味著他們同時也會花很多時間在樹上。這些隻是想象中的猿人，僅此而已。能人製作的石器留在動物骨骼上的印記表明，他們既食用肉類，也食用植物，但是看起來他們仍然處於食物鏈的低端。有些古人類學家堅持狩獵者理論，認為能人既聰明又勇敢，僅憑棍棒與石頭便能殺死獵物。但另一些人（或許更可信）則認為能人是食腐者，追隨諸如獅子等真正的殺手，以它們丟棄的殘餘食物為食。顯微鏡下的觀察表明，能人所使用的工具在動物的骨骼上留下的印記至少在鬣狗牙齒之前。
25000代來，能人奔跑穿梭於世界一隅的林間，他們削製石器，互相梳理毛發，求偶交配。然後，在大約180萬年前，他們消失了。目前所知道的是，他們消失得很突然，但是很難精確地確定消失的時間，而這正是研究人類進化史的一大難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化石或工具所在的岩石層中含有不穩定的放射性同位素，這種同位素的衰減速度是已知的，因此，通過測量同位素之間的比例，就能確定具體的時間。然而，這樣確定的時間的誤差範圍可以有上萬年，所以當我們說能人突然消失，“突然”一詞既可能指幾代人，也可能指幾千代人。
當19世紀四五十年代達爾文思考自然選擇的時候，他認為，進化是通過微小變化的自然累積實現的。可到了20世紀70年代，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認為進化是這樣進行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變化都十分細微，然後某一事件引發了一係列大變化。進化論者現在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漸變論（這被批評者譏稱為“匍匐式進化”）更符合進化的一般模式；另一派則讚同古爾德的“間斷平衡論”（“跳躍式進化”）。但是，在能人絕跡的問題上後者顯然更有說服力。大約180萬年前，東非的氣候變得更幹燥，開闊的熱帶大草原取代了能人先前居住的森林，正是在那時，新型猿人[1]取代了能人的位置。
我暫不為這些新型猿人冠名，現在僅僅指出，他們的腦容量要大於能人，通常為800立方厘米。他們不像能人那樣擁有長長的、黑猩猩般的手臂，這很可能意味著他們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地上活動。他們的身材也更為高大。從肯尼亞的納利奧克托米出土的一具150萬年前的骨架被稱為“圖爾卡納男孩”——5英尺高的孩子，他如果活到成年，身高能達到6英尺。他的骨骼不僅更為修長，而且不如能人的骨骼堅固，這意味著他和他的同代人更多的是依靠智慧和工具而生活，而不是倚仗蠻力。
我們大多數人認為，聰明不言自明是好的。那麽，既然能人有變聰明的潛力，為什麽卻在“突然”轉變為更高大、腦容量也更大的生物之前，白白消磨了50萬年之久？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想使一個碩大的腦袋運轉，代價是高昂的。我們的大腦重量一般占我們體重的2%，卻要消耗我們能量的20%。大腦袋還會帶來其他的問題：需要一個碩大的顱骨才能裝得下大腦——事實上，由於腦袋太大，現代女性分娩時胎兒的腦袋很難順利通過產道。因此，事實上婦女通過早產來解決這一問題。如果胎兒在子宮裏待到幾乎能夠自給自足（如同其他哺乳動物那樣），那麽他們的腦袋就會大到無法分娩。
但是，充滿風險的分娩、經年累月的滋養、消耗掉1/5食物的大腦，這些我們都能接受——無論如何，這要比消耗同樣多的能量去發育爪子、更多肌肉或者巨大的牙齒要好。比起這些因素，智力對人更有益。但不太明了的是，為何幾百萬年前會發生基因突變，賦予猿人更大的大腦，使他們獲得了足以彌補多消耗的能量的優勢。如果變得更聰明得不償失，聰明的猿類將無法賽過他們蠢笨的親戚，他們的聰明基因也將很快從種群中消失。
或許我們應該將原因歸結為天氣。當久旱不雨，猿人們棲身的樹木開始枯死，更聰明合群的變異體會比他們那些更像猿類的親戚占優勢。這些聰明的猿類沒有在草原上絕跡，而是設法生存了下來。然後，就在一眨眼之間（從進化的時間量程上來看），一小撮變異體將他們的基因擴散到了整個種群，最終完全取代了腦袋愚笨、身形瘦小、喜愛居住在樹林中的能人。 東西之始？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的活動範圍太狹窄了，還是因為群內紛爭，或者僅僅是因為好奇，這些新型猿人是第一批離開東非的此類生物。從非洲大陸南端到亞洲的太平洋沿岸，到處都發現了他們的骨骼。但是，我們不應把大批猿人的遷移想象成類似西部片中的場景。猿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當然是不自覺的，並且穿越這麽漫長的距離需要花費非常漫長的時間。從奧杜威峽穀到南非的開普敦是很長的一段距離——足足有2000英裏，但要在10萬年內（顯然花了這麽長的時間）走完這麽長的路，猿人們隻需要平均每年將覓食範圍拓展35碼[2]。以同樣的速度向北遷移，他們將到達亞洲的門戶。2002年，在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德馬尼西出土了一塊170萬年前的顱骨，這塊顱骨兼具了能人和新型猿人的特征。在中國發現的石器和在爪哇島（那時與亞洲大陸相連）發現的化石年代可能差不多同樣久遠，這說明離開非洲大陸後，猿人加快了遷移，平均速度達到了每年140碼。[3]
實際上，要想區分東西方生活方式，隻能等到猿人離開了東非，散布到遠至中國的溫暖的亞熱帶地區。東西之別可能正如我們所發現的那樣。到160萬年前，在考古記錄上已經有了明顯的東西方模式。問題是，這些對比是否足夠重要，以至於我們應當設想其背後是兩種判然有別的生活方式。
20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哈勒姆·莫維斯（ham movius）注意到聰明的新型猿人骨骼往往與新品種的石器碎片同時發現，此時考古學家們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方的差異。考古學家們將這些石器中最具特點的稱為阿舍利手斧（稱其為“斧”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像斧頭，盡管它們顯然是用於切割、戳刺、搗碎和劈斬的；稱其為“手斧”是因為它們是手持的，而不是捆在棍棒上；稱其為“阿舍利手斧”是因為此類石器的首次大量發現是在法國小鎮聖阿舍爾）。把這些工具稱為藝術品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了，但是它們簡單對稱的外形比能人的粗糙石片和石刀要美觀得多。
莫維斯注意到，盡管阿舍利手斧在非洲、歐洲和西南亞極為普遍，在東亞和東南亞卻未曾發現。而在東部地點出土的工具要較為粗糙，很像前阿舍利時期與非洲能人有關的發現。
如果所謂的莫維斯分割線真的標誌著區分東西方生活方式的開始，這也可以算是個令人驚奇的長期注定理論——認為猿人離開非洲後，他們的文化便分裂為兩種：一種是在非洲和西南亞以阿舍利手斧為代表，技術上領先的文化；另一種則是在東亞以石片和石刀為代表，技術上落後的文化。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難怪今日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在技術上領先世界已達150萬年之久。
然而，發現莫維斯分割線比解釋它要容易。發現於非洲的最早的阿舍利手斧，距今約有160萬年，但在那之前10萬年，格魯吉亞的德馬尼西便已有猿人存在。顯然，在阿舍利手斧變成最初猿人的日常工具之前，他們便已離開非洲，他們帶著前阿舍利時代的技術穿越亞洲，而西方/非洲地區則繼續發展阿舍利時期的工具。
但是，莫維斯分割線並沒有把非洲同亞洲分割開來，這條線實際上穿越了北印度。這是個很重要的細節。在阿舍利手斧發明之前，最初遷移的猿人便離開了非洲，所以肯定有後續的移民浪潮湧出非洲，把手斧帶到西北亞和印度。那麽，我們就需要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這些後續移民浪潮裏的猿人，為何沒將阿舍利時期的技術帶到更遠的東方？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莫維斯分割線並不是技術領先的西方和技術落後的東方之間的界限，而僅僅分割了易於獲取製作手斧所需石材的西方地區，和不易獲取此類石材，卻容易獲得竹子（它結實耐用卻不易保存，因而考古發掘中不易發現）等其他材料的東方地區。根據這一解釋，當手斧的使用者們跨越了莫維斯分割線，他們便逐漸放棄了阿舍利時期的工具，因為舊的工具壞了以後無法更新。他們繼續製造石刀和石片，因為這類工具用舊卵石就可以製作，而原來需要用石質手斧完成的工作，他們現在則可能用竹器取而代之。
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在中國南部的百色盆地的一些發現支持這一論點。大約80萬年前，一塊巨大的隕石撞擊了這裏。這一撞擊造成了一場大規模災難，大火燒毀了數百萬英畝的森林。在撞擊之前，生活在百色盆地的猿人像其他東亞地區的猿人一樣，使用石刀、石片和（假定）竹器。大火之後，他們回到百色盆地，開始製作和阿舍利時期十分相似的手斧——根據這一理論，有可能大火燃盡了這一地區的竹子，同時將可用的鵝卵石暴露於地表。幾個世紀後，當植被又重新生長起來，當地人便不再製作手斧，重新使用竹器。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的話，隻要條件允許，東亞的猿人也完全可以製作手斧，但是他們通常不這麽做，因為其他材料更易獲得。石質手斧和竹器隻是做同樣工作的兩種不同工具，並且不論是在摩洛哥還是馬來半島，猿人的生活方式都大致相同。
這一說法言之成理，但是，既然是史前考古學，還有其他看待莫維斯分割線的思路。到此為止，我尚未給出使用阿舍利手斧的猿人的命名，現在，給他們命名的重要意義開始顯現出來。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多數古人類學家把這種大約180萬年前在非洲進化而來的新型猿人稱為“直立人”，並斷定這些生物在亞熱帶地區漫遊，並到達了太平洋沿岸。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專家開始研究非洲發現的直立人顱骨與東亞地區發現的直立人顱骨的微小差異。這些專家懷疑，他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種類的猿人。於是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稱——“匠人”，用於指代那些180萬年前在非洲進化，然後一直散布至中國的猿人。他們認為，僅當匠人到達了東亞地區，直立人才從匠人進化而來。因此，直立人是個純粹的東亞人種，區別於遍布非洲、西南亞和印度的匠人。
如果這一理論成立的話，莫維斯分割線就不僅標誌著使用工具類型的細微差異，還是區別兩種不同的早期猿人的基因分水嶺。事實上，這一論斷所提出的可能性，可以稱為長期注定理論之祖：東西方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為100多萬年以來，東方人和西方人根本就是兩種不同種類的人類。 最早的東方人：北京人
這一關於史前人類骨骼分類的技術爭論，有著令人警醒的潛在影響。種族主義者往往急於抓住這一細節大做文章，為偏見、暴力甚至種族滅絕正名。讀者可能會感到，花時間論述此類理論僅僅是為頑固的偏見提供依據，或許我們應該直接將之忽略不提。但是，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僅僅將種族主義理論宣稱為可鄙的，這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摒棄這些理論，並且得出結論說，（群體的）人們事實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必須是因為種族主義理論是錯誤的，而不僅僅是因為今天大多數人都不喜歡這些理論。
基本上，我們並不清楚，在大約150萬年以前，地球上是否僅存在一種猿人——意思是說從非洲到印度尼西亞，（群體的）猿人是大致相同的——或者，在莫維斯分割線以西與莫維斯分割線以東，分別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猿人，即匠人與直立人。要想澄清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毫無疑問，在過去100萬年內，在東方與西方，確實進化出了兩種不同的猿人。
地理因素很可能發揮了很大作用。大約170萬年前從非洲遷移出來的猿人十分適應亞熱帶環境，但是當他們向北漫遊，深入歐洲和亞洲時，他們不得不麵對更為漫長、嚴寒的冬季。當他們行進到大約北緯40度的地方（這條緯度線橫貫葡萄牙頂端到北京）時，像他們的非洲祖先一樣露天而居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據我們所知，他們當時的智力還不足以建造棚屋和製作衣物，但是他們可以想出一種應對之策——棲身於洞穴中。這樣，我們兒時所聞的穴居人就誕生了。
穴居生活對於猿人來說是福禍交加，他們常常不得不與熊和大如獅子的鬣狗相處，後者的牙齒足以咬碎骨頭。但這卻給考古學家們帶來了意外的好運，因為洞穴能夠很好地保存史前堆積物，使我們得以追尋猿人是如何在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開始分化演進，最終成為寒冷氣候中的不同變異體的。
要想理解東方猿人，最重要的考古地點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周口店正好位於北緯40度緯度線上，從距今41～67萬年前，斷斷續續地有猿人居住於此。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可以稱得上是部史詩，這也構成了譚恩美（amy tan）的出色小說《接骨師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的部分背景。1921～1937年間，正當歐洲、美國和中國的考古學家們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中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那裏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派國內軍閥殘酷內戰的前線。考古發掘人員常常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工作，並且不得不躲開強盜和哨卡，把他們的發現運回北京。當日本侵略中國時，這一考古發掘計劃最終付諸東流，周口店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個基地，日本軍隊還殘害了三名考古隊的成員。
形勢江河日下。1941年11月，日本與美國即將開戰，這些考古發現資料被運往紐約保管。技工將資料裝入兩個大板條箱內，等待裝到美國使館派來的車中。沒人確切地知道，那輛車來了沒有，或者，如果那輛車真的來了，它又將那兩個大板條箱運到了何方。有一種說法是，正當日機轟炸珍珠港之時，日本士兵截獲了護送資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將他們逮捕，並丟棄了無價的資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生命如草芥，沒人關注幾箱石頭和骨頭。
但並非一切盡失。周口店考古隊巧妙地公布了他們的發現，並將猿人骨骼的石膏模型送到了紐約——這是證明數據備份重要性的早期案例。這些發現表明，到了距今60萬年前，北京人（這是考古發掘隊員對周口店猿人的命名）已經從圖爾卡納男孩那樣身材高大瘦長的非洲人中分化出來，變得更為矮胖結實，以更好地適應寒冷氣候。北京人的身高通常在5英尺3英寸，毛發比現代猿類要少，盡管如此，如果你在大街上撞見一個北京人，你一定會張皇失措。北京人的臉短而寬，前額又低又平，有著粗大的眉骨，下顎很大，幾乎沒有下巴。
北京人之間的交流很困難。據我們所知，直立人的基底核（大腦的一個部位，負責使現代人一係列小的嘴部動作組合成無數言辭）發育很不完善。保存完好的圖爾卡納男孩的骨架顯示，他的椎管寬度（脊髓所在之處）隻有現代人的3/4，這表明他無法精確地控製呼吸，像我們一樣隨心所欲地交談。
盡管如此，其他發現間接地表明，生活在舊世界東方的猿人能夠互相交流，但隻是勉強為之。1994年，在爪哇島附近的一個叫弗洛勒斯的小島上，考古學家發掘出了一批石器，看起來有80萬年的曆史。80萬年前，弗洛勒斯一定是個小島，12英裏的海域將它與大陸分隔開來。這一切似乎意味著，直立人一定能夠很好地交流，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能夠製造船隻，駛過地平線，移居弗洛勒斯島。但是，其他考古學家則不讚同直立人製造船隻這一說法，他們反對說，這些“工具”可能根本就不是什麽工具，隻是被自然作用撞擊成了一定的形狀，從而引起了人們的誤解。
這一爭論本來很可能陷入僵局，因為考古學的爭論往往如此，但是在2003年，弗洛勒斯島又有了更令人震驚的發現。深度探測發現了8具骨架，年代都在公元前16000年左右，都是成人的骨架，身高都在4英尺以下。那時，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的電影《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係列剛剛推出了第一部，記者們立刻把這些身材矮小的史前人類稱為“霍比特人”，這一名稱取自該電影原著作者英國作家j·r·r·托爾金（j.r.r.tolkien）筆下覆著毛發的半身人。當動物種群被隔絕於島上，又沒有天敵，它們往往進化成身材矮小的模樣，據推測，這可能就是霍比特人身材如此矮小的原因。如果在公元前16000年，他們身材已經縮小至霍比特人這麽大，猿人一定在此之前數千萬世代就已移居到弗洛勒斯島上了——據1994年發現的石器顯示，可能早在80萬年前他們便已移居至此了。這再次說明了，直立人能夠很好地交流從而越過海洋。
周口店的猿人之間互相交流的效果應該比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要好得多，山洞中的沉積物顯示，他們還能隨心所欲地生火。至少有一次，北京人烘烤一匹野馬的頭。野馬顱骨上的切痕表明，北京人食用馬舌和馬腦，這些都是馬頭上富含脂肪的部位。他們可能也喜歡食用同胞的大腦：在20世紀30年代，考古發掘人員從骨頭破裂的痕跡判斷，他們甚至同胞相食，享用人腦。但是20世紀80年代對北京人骨骼石膏模型的研究則表明，顱骨上的大多數裂痕是由史前巨獸鬣狗的牙齒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北京人留下的，不過有一塊顱骨——1966年又出土了它的另一塊碎片——確實帶有石器的印記。
你當然不可能在現代大街上撞見一個北京人，但你可以乘坐時光機器返回50萬年前的周口店，那將是一次令人迷惑而驚恐的經曆。你將看到穴居人類互相交流，可能是邊打手勢邊嘟噥作聲，但是你無法與他們交談。你也無法通過畫畫與他們交流：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藝術對於直立人的意義比對於黑猩猩的意義大多少。在舊世界的東方進化的北京人與現在的我們迥然不同。 最早的西方人：尼安德特人
但是，北京人與在舊世界的西方進化的猿人也有所不同嗎？年代最久遠的發現來自歐洲，是1997年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一係列洞穴中發現的，距今大約80萬年（與直立人可能造船移居弗洛勒斯島的時間大致相當）。在某些地方，阿塔普爾卡的發現與周口店的發現頗為類似，很多骨骼上留有縱橫交錯的石器刻痕，很像是出自屠夫之手。
猿人可能存在同胞相食的消息登上了報紙頭條，但是古人類學家對於阿塔普爾卡人與周口店猿人的區別更為激動。阿塔普爾卡人顱骨上的凹處比直立人更大，他們的鼻子和顴骨也更接近現代人。古人類學家由此得出結論，一種新的人種出現了，他們把這種人稱做“前人”。
前人的出現使得1907年以來的一係列發現有了意義，當時技工在德國的一處沙坑中翻出了一塊奇怪的下顎骨。這一人種以發現地附近的一個大學城的名字命名，被稱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看起來很像直立人，但是他們的頭更像現在的我們，有著又高又圓的顱骨，腦容量大約為1000立方厘米——比直立人800立方厘米的平均腦容量要大得多。看起來，80萬年前猿人穿越舊世界進入寒冷的北方，遭遇了迥異的氣候條件，結果產生了大量隨機的基因變異，從而加快了進化的步伐。[4]至此，我們終於有了些無可爭議的事實。到了60萬年以前，當海德堡人登上曆史舞台，北京人統治著周口店的棲息地之時，在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存在著千差萬別的人種：在東方有腦容量較小的直立人，在西方則有腦容量較大的前人和海德堡人。
說到大腦，容量並不是一切。阿納托爾·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192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腦容量並不比海德堡人大。但是，海德堡人看起來確實比更早期的猿人，或者與他們同時期的北京人要聰明得多。在海德堡人出現以前的100萬年間，石器幾乎沒發生多少變化，但到了公元前500000年，海德堡人開始製作更薄也更輕便的石器，用軟錘（很可能是木製的）打造更為精巧的石片，而且僅僅通過撞擊石頭製作石器。這意味著更好的手眼協作能力。海德堡人會製作更專門的工具，他們開始準備形狀特殊的石核，並進一步加工成適當的工具。這意味著，在思考他們需要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麽，以及如何得到方麵，他們比直立人進步得多。海德堡人能在海德堡這個北緯40度線以北很遠的地方生存下來，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他們是聰明得多的猿人。
在距今41～67萬年之間，居住在周口店的猿人變化很少，而西方的猿人在這一時期則持續演進。如果你深入西班牙阿塔普爾卡陰濕的洞穴，匍匐行進數百碼（主要是爬行，有時也使用繩索），你會在一個40英尺驟降處進入名副其實的“萬骨坑”——有史以來發現的猿人遺跡最為豐富密集的地方。在這裏，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發現了超過4000件猿人骨骼碎片，年代在距今56.4～60萬年之間。這些骨骼大多數屬於青壯年。他們在地下這麽深處做些什麽，始終是個謎，但和更早的阿塔普爾卡遺址一樣，萬骨坑也有著十分多樣的人類遺骸。西班牙考古發掘者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歸類為海德堡人，但很多國外學者認為，他們看起來更像另一種人種——尼安德特人。
這些最著名的穴居人是在1856年首次被確認的，當時尼安德穀（德語中稱為tal或thal）采石場的工人們向一名當地教師展示他們發現的一塊頭蓋骨和15塊骨頭（20世紀90年代的發掘工作從當時的廢石堆中又出土了62塊猿人骨骼碎片）。這名教師將這些殘骨給一名解剖學家看，後者判定，這些骨頭屬於“日耳曼人以前”的時期。
阿塔普爾卡的發現表明，尼安德特人是在25萬年間逐漸演化而來的。這可能隻是一個遺傳漂變的案例，許多不同種類的猿人同時進化，而不是由於氣候變化或者擴張進入新的區域為一些變異體更快繁衍提供了條件從而取代了海德堡人。“標準的”尼安德特人在20萬年前出現，在接下來的10萬年之內，他們散布到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東至西伯利亞，但據我們所知，他們並沒有到達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有多大的差異？他們與東方猿人的身高大致相當，看起來更原始，前額傾斜，頦骨無力。他們有碩大的門牙，因為經常當工具使用而磨損。麵孔前突，可能是為了適應冰河時期歐洲寒冷的空氣。他們的鼻子很大。尼安德特人比北京人身材更為健碩，臀部和肩膀都更寬。他們同摔跤運動員一般強壯，擁有馬拉鬆運動員的耐力，看起來似乎是凶殘的鬥士。
盡管尼安德特人的骨頭比大多數猿人要重得多，他們還是經常受傷；如果為他們骨斷裂的方式找個最近似的現代的例子，那就是職業騎手。由於10萬年前他們不太可能從猛然弓背躍起的野馬背上摔下來（現代馬類直到公元前4000年才進化出來），古人類學家堅信，尼安德特人是因為搏鬥而受傷的——既同彼此搏鬥，也同野生動物搏鬥。他們是專心致誌的獵手，他們骨骼中的氮同位素分析顯示，他們大量進食肉類，從中獲取數量驚人的蛋白質。長期以來，考古學家懷疑尼安德特人吃的有些肉是通過同胞相食的方式獲取的，就像北京人一樣，20世紀90年代在法國的發現證實了這一點。發現表明，6個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和5隻馬鹿的骨骼混雜在一起。這些猿人和馬鹿受到了同樣的對待，他們被用石器切成小片，然後他們的肉被從骨頭上削下來，最後他們的腦殼和長骨被敲碎以取出腦和骨髓。
迄今我強調的細節使得尼安德特人聽起來和北京人相差無幾，但他們其實有很大的差別。其中一點是，尼安德特人腦容量很大——比我們的腦容量還大，事實上，他們的腦容量平均在1520立方厘米左右，而我們的腦容量大約為1350立方厘米。他們的椎管也比圖爾卡納男孩要寬，這些粗大的脊髓賦予他們更為靈巧的手藝。他們的石器比北京人製作的更為精良，種類也更為豐富，有專門的刮器、鋒刃和尖端。在敘利亞曾發現過一塊石器的尖端，嵌在一頭野驢的頸部，上麵有柏油塗抹的痕跡，表明這曾是一個縛在木棒上的矛尖。石器上的磨損痕跡說明，尼安德特人主要用石器來切割木頭，而木頭很難保存下來，但在被水淹沒的德國考古地點舍寧根，在堆積的野馬骨旁，發現了4根雕工精美的7英尺長矛。長矛很重，被用於戳刺，而不是投擲。雖然尼安德特人很聰明，但他們還沒學會互相協作使用投擲武器。
可能是因為尼安德特人要靠近恐怖的動物，所以他們身上才會留下騎手般的傷痕，但是有些發現，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沙尼達爾洞穴的發現，則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啟示。一具骨架表明，一名男性在一條手臂萎縮、雙腿變形的情況下生活了數年，他還失去了右前臂和左眼[在瓊·奧爾（jean auel）的暢銷小說《洞熊家族》（the n of the cave bear）中，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克萊伯——一位生活在克裏木半島的殘疾的尼安德特部落精神領袖——就是以這具骨架為原型的]。在沙尼達爾發現的另一名男性，右踝因關節炎而致殘，但他也挺了過來，直到因一處戳傷而喪命。有更大的腦容量無疑有助於虛弱受傷的人們自力更生。尼安德特人能夠隨意生火，很可能還會用動物皮製作衣物。同樣，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身體健全的朋友和家庭的幫助，沙尼達爾人將如何渡過難關。即使最一絲不苟的科學家也讚同，尼安德特人——與早先的人類以及與他們同時代的周口店猿人相比——表現出了我們可以稱之為“人道”的精神。
有些古人類學家甚至認為，尼安德特人碩大的大腦和粗大的脊髓使得他們多多少少能夠像我們一樣交談。像現代人一樣，他們有舌骨，這樣就可以固定舌頭，使得喉嚨可以做發言所需的一係列複雜動作。但是，也有些學者持否定意見，他們認為，尼安德特人的大腦雖然碩大，卻比我們的更長，也更扁平，所以負責語言功能的區域可能發育得不是那麽完善。他們還指出，雖然隻有三塊顱骨，但相關區域還是殘存了下來，看起來尼安德特人的喉在頸部很高的位置上，這意味著盡管他們有舌骨，但隻能發出為數很少的聲音。或許他們隻能嘟噥單音節（我們可將之稱為“我泰山，你簡”模式），或者他們可以通過邊打手勢邊發聲表達重要概念，如“過來”、“我們打獵去吧”、“我們做石器/做飯/做愛吧”（我們可將之稱為《洞熊家族》模式，其中尼安德特人有複雜的符號語言）。
到了2001年，遺傳學似乎可以解決問題。科學家發現，一個英國家族三代人都患有一種被稱為語音產生不能的言語障礙，他們都有一個變異的基因foxp2。研究表明，這一基因為影響大腦處理語音和語言的蛋白質編碼。這並不意味著foxp2是“語言基因”：言語是極端複雜的過程，無數基因協同工作，其原理我們至今尚未完全明了。foxp2基因之所以引起遺傳學家的注意，是因為隻要一處出了差錯，整個係統就會崩潰。隻要一隻老鼠咬斷了價值兩美分的電線，我那價值兩萬美元的汽車就沒法發動；foxp2基因出了故障，大腦複雜的言語網絡就運轉不靈了。有些考古學家則認為，可能就是產生foxp2和相關基因的偶然變異，賦予了現代人類語言能力，而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內的早前的物種都不曾擁有這一能力。
但是事情到了這裏開始變得複雜起來。眾所周知，脫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基本構成，2000年，遺傳學家們成功繪製出了現代人類的基因組序列圖。但鮮為人知的是，退回到1997年，發生了類似於電影《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中的一幕，德國萊比錫的科學家從1856年尼安德穀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手臂上提取出了古老的dna。這實在是驚人之舉，因為人一旦死亡，dna便開始分解，在如此年代久遠的材料上，隻有少量碎片殘存。據我所知，萊比錫小組並不想克隆穴居人，建一個尼安德特人公園[5]，但在2007年，繪製尼安德特人基因組序列圖的過程（於2009年完成）產生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尼安德特人也有foxp2基因。
這可能意味著，尼安德特人像我們一樣愛閑聊；也可能意味著，foxp2基因不是言語的關鍵所在。總有一天我們會弄明白，但是現在，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關注尼安德特人互動的結果。他們生活的群體比早先的猿人更大，狩獵更為有效，占據地盤的時間更長，互相關心的方式也是早先的猿人所不能企及的。
他們也會慎重地埋葬一些死去的同伴，甚至可能還舉行某些祭奠儀式——如果我們的解讀正確的話，這意味著精神生活，這是最早的屬於人類的最顯著特征。例如，在沙尼達爾，幾具遺骸明顯是經埋葬的，有一個墓中的泥土富含花粉，這可能意味著，有些尼安德特人將他們親愛的逝者的遺體安放在鋪滿鮮花的花床上。也有些考古學家不那麽浪漫地指出，這個墓被老鼠挖成了蜂窩狀，而老鼠經常將花朵運回它們的巢穴。
在第二個案例中，在羅馬附近的奇爾切奧山，1939年，建築工人發現了一個洞穴，這個洞穴在5萬年前被大量落石封存。工人們告訴考古學家，在地上的一圈石頭中間有一塊尼安德特人的顱骨，但是因為在專家看到以前，工人們動過那塊顱骨，很多考古學家對此存疑。
最後，還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特錫克塔什的案例。在那裏，哈勒姆·莫維斯說，他發現一具男孩的骨架被五六副山羊角環繞著。但是，特錫克塔什的遺址滿是山羊角，而莫維斯從未發表過關於該發現的計劃或者照片，以說服懷疑者那些特定的山羊角組成了有意義的排列。
要想讓這個問題塵埃落定，我們還需要更為明顯的證據。就個人而言，我認為“無風不起浪”，尼安德特人確實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生活。或許，他們甚至有像《洞熊家族》中的伊薩和克萊伯那樣的女醫生和巫師。不管那推斷正確與否，如果我早前所說的時間機器能帶你到沙尼達爾和周口店，你將看到東方北京人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真真切切的行為差異。你可能很難避免做出如下論斷：西方比東方更發達。
當160萬年前莫維斯分割線形成的時候，這可能已經是事實了，而10萬年前這一定是事實。種族主義的長期注定理論的幽靈再一次抬頭了：西方今天主宰著世界，是否是因為歐洲人是基因上占優勢的尼安德特人的後裔，而亞洲人則是更為原始的直立人的後裔？ 歐洲人的祖先和亞洲人的祖先
不是的。
曆史學家們喜歡對簡單的問題做出長而複雜的回答，但是這次，問題似乎真的是簡單明了的。歐洲人並不是優等的尼安德特人的後裔，亞洲人也並不是劣等的直立人的後裔。大約從7萬年前開始[6]，一種新的人類——我們——遷移出非洲，並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種[7]。這種人種，即“智人”，將其他人種一掃而空：現在我們都是非洲人了。當然，進化還在繼續，從我們開始散布遍及地球起，兩千代人之間，膚色、臉形、身高、乳糖耐受度以及無數其他方麵都在發生著本土化變異。不過當我們認真研究的時候，這些方麵都是細枝末節。不管你走到哪裏，不管你做些什麽，（群體的）人們總是大致相仿的。
我們這個人種進化並占領了地球，使得人類有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統一性，這就為解釋西方緣何主宰世界提供了基礎。人類生物學上的統一性否定了這些基於種族立場的理論。但是，盡管這些過程至關重要，關於現代人類起源的許多問題仍然不甚明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們知道，與我們相仿的骨架最初出現於距今15萬年前左右的東南非。新人種與早先的猿人相比，有著更為扁平的麵部，前額之下縮得更明顯。他們較少用牙齒做工具，四肢更修長而且上麵的肌肉更少，他們的椎管更寬，喉嚨的位置更利於言語。他們大腦的凹處比尼安德特人要小些，但頭蓋骨更高，形狀更接近於穹頂，這樣就為大腦更大的語音和語言中心留下了空間，也更利於安放層層疊疊同時進行大規模運算的神經元。
骨骼表明，最早的智人可以像我們一樣行走，但奇怪的是，考古發現表明，有10萬年的時間他們頑固地拒絕像我們一樣說話。智人的工具和行為很像早先的猿人，並且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是，早期智人似乎隻有一種行事方式。不管考古學家們在非洲的什麽地方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他們總是獲得同樣的、不那麽令人激動的發現，除非他們發掘的智人遺址年代在距今5萬年以內。在這些年代較近的遺址，智人開始做各種各樣有趣的事情，並且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埃及的尼羅河穀，考古學家們至少發現了6種風格完全不同的使用中的石器，年代在公元前50000～公元前25000年之間，而在此之前，從南非到地中海沿岸隻流行一種樣式的石器。
人類發明了樣式。把石器這樣切割，而不是那樣切割，使一群人和他們的鄰居區別開來；把石器以第三種方式切割，使一代人和他們的長輩區別開來。按照我們習慣的標準，改變是非常緩慢的。拿出一部用了四年的手機，不能拍視頻，不能查地圖，不能收郵件，這讓我看起來像個老古董，但與過去的一切相比較，這種變化不過是刹那間的事情。
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回到家，頭發染成了綠色，身體上又新穿了孔，他會告訴你，表達自我的最佳方式是裝飾自我，但直到5萬年前，似乎沒有人這麽看。後來，顯然每個人都這麽看。
在年代為公元前50000年之後的一個又一個非洲考古地點，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裝飾用的骨骼、動物牙齒，還有象牙。這些還是有跡可循的活動。其他我們所熟知的個人裝飾形式，如發型、化妝、文身、服飾等，很有可能也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出現。一個令人不快的遺傳研究顯示，生活在我們衣服中並吸我們血的體虱，在大約5萬年前進化而來，像是給最初“時尚人士”的禮物。
“人類是多麽偉大的傑作！”當哈姆雷特的朋友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特恩來監視他的時候，他發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麽的高貴！稟賦多麽的無窮！行動多麽的迅捷，外形多麽的可讚！舉止多麽像天使！悟性多麽像上帝！”在這麽多方麵，人與猿人有多麽不同。到了公元前50000年，現代人類的思想和行為與他們的祖先完全不在一個層麵上。似乎發生了某些異乎尋常的事情——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至於20世紀90年代平素清醒持重的科學家都開始使用浮誇的言辭。有些人說起了大躍進，還有些人說起了人類文明的曙光，甚至還有人說是人類意識的大爆炸。
盡管如此具有戲劇性，這些理論總是有點不那麽令人滿意。這些理論要求我們設想兩大轉變，而不是一大轉變，即在大約15萬年前，第一大轉變塑造了現代人類的形體，卻沒有塑造現代人類的行為；到了大約5萬年前，第二大轉變塑造了現代人類的行為，而人類的形體卻沒有發生改變。最廣為人知的解釋是，第二次轉變僅僅從神經方麵的變化開始，重塑了大腦的內部線路，使得現代的言語成為可能，進而推動了行為的革命。但是這次對大腦內部線路的重塑包括哪些內容（以及為何顱骨沒有發生相應變化），至今仍然是個謎。
如果說進化論科學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留有某些餘地的話，某種超能力將一點神性之光吹入猿人遲鈍的泥坯之中，顯然就是在這裏。當我年紀很輕的時候，特別喜歡亞瑟·c·克拉克（arthur c.rke）的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斯坦利·庫布裏克（stanley kubrick）令人難忘、難有後繼的電影版開篇的那個故事。神秘的水晶巨石從外層空間墜入地球，使得我們星球上的猿人在餓死滅絕之前跳躍式進化。夜複一夜，月球守望者，這個地球居民中的猿人首領，當巨石發送給他幻象並教會他投擲石塊的時候，感覺到克拉克所說的“好奇的卷須狀物沿著大腦未曾使用過的通道悄悄爬下”。克拉克寫道：“他簡簡單單的大腦中的原子被扭曲，構成新的模式。”於是，巨石的使命完成了：月球守望者撿起一根丟棄的骨頭，用它敲擊一頭小豬的腦袋致死。令人沮喪的是，克拉克眼中的人類意識大爆炸僅僅包括殺戮，以月球守望者殺死敵對部落的猿人首領單耳告終。讀者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們處於太空時代。
克拉克把他的2001年設置在300萬年以前，可能是為了把能人發明工具涵蓋在內，但是我經常感到，一塊巨石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應是在完全現代的人類出現之時。到了我上大學學習考古學的時候，已經知道不應做此評論，但是這樣一種感覺仍然很難動搖，即專業解釋比起克拉克的解釋來，要無趣得多。
在我讀大學本科的那些遙遠日子裏，考古學家麵臨的一大問題是，他們還沒有發掘出很多年代在距今5～20萬年之間的考古遺址。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發現的積累，一切開始變得明朗起來，我們畢竟不需要巨石。事實上，大躍進也開始分解為一係列的向前蹣跚學步，跨越數萬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知道幾處年代在公元前50000年以前的考古遺址，那裏有令人驚奇的、看起來頗為現代的行為跡象。就以平納克爾角為例，這一山洞在南非海岸，發掘於2007年。大約16萬年前，智人移居這裏。這本身就頗為有趣：早期猿人一般忽視沿海地點，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不知如何在此找到食物。然而，智人不僅向海灘走去——這是極為現代的行為——而且當他們到了海邊，他們足夠聰明，會采集、打開並烹製貝類。
他們還把石頭削成又小又輕的尖頭，考古學家們將之稱為似石葉，很適合作為標槍或者箭矢的尖端——這是北京人和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從未做過的事。
在其他的一些非洲考古遺址中，人們從事著不同的、但是看起來同樣極具現代感的活動。大約10萬年前，在讚比亞的蒙布瓦洞穴，人們在一組壁爐邊排上石板，營造舒適的小角落，我們很容易想象他們坐在一起講故事的情形。從非洲南端到北邊的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甚至在非洲之外的以色列），在幾十個非洲沿海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當時的人們耐心地將鴕鳥蛋殼切割琢磨成小珠子，有些珠子的直徑隻有1/4英寸。到了9萬年前，剛果卡坦達的人們已經變成了嚴格意義上的漁夫，他們會把骨頭雕刻成魚叉。然而，最有趣的考古遺址還要數非洲南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那兒除了蛋殼製作成的珠子，考古發掘者還發現了一根有7.7萬年曆史的赭石棒（赭石是一種鐵礦石）。赭石可以用來把東西粘起來，製作防水帆，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用途。但近來赭石特別流行的用途是畫畫，它能在樹皮、洞壁和人體上繪製令人滿意的粗重的紅色線條。在平納克爾角共發現了57根赭石棒。到了公元前100000年，大多數非洲考古遺址都有赭石棒出土，這很可能意味著早期人類喜愛畫畫。但關於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赭石棒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上麵刻了一個幾何圖形，這使得它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藝術品——並且它是用來製作更多藝術品的。
在這些考古遺址中的每一處，我們都發現了一兩種現代人類行為的蛛絲馬跡，但並不是公元前50000年後我們熟悉的一整套活動。現在也沒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看起來極具現代感的行為是與日俱增的，它們逐漸累積，最終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考古學家們已經開始尋找答案，來解釋這些走向完全現代人類的蹣跚學步，他們認為，這主要是氣候變化所致。
地理學家們意識到，回溯至19世紀30年代，在歐洲和北美部分地區發現的蜿蜒數英裏的碎石帶，一定是冰蓋推動碎石形成的（而不是像以前推測的那樣由《聖經》中記載的大洪水形成）。“冰河時期”的概念由此產生，雖然科學家們要弄明白冰河時期為何產生，還要再過50年。
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並不是標準的圓形，因為地球還受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在10萬年間，我們地球的公轉軌道從近乎正圓形（如同現在的樣子）到橢圓形，然後再循環往複。地軸的傾斜角度也會發生變化，周期是2.2萬年；地球圍繞地軸自轉也會呈現周期性變化，周期是4.1萬年。科學家們將這些周期性變化稱為米蘭柯維奇循環，以計算出這些周期的塞爾維亞數學家米蘭柯維奇（mnkovich）的名字命名。米蘭柯維奇在“一戰”被軟禁期間，一筆一畫計算出這些循環周期（這是個寬鬆的軟禁，米蘭柯維奇有充裕的時間在匈牙利科學院的圖書館中工作）。這些循環周期以極其複雜的方式互相作用，大約每隔10萬年，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我們從接受比平均量稍多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稍有不均，到接受比平均量稍少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較為均衡。
米蘭柯維奇循環如果不是與其他兩個地理趨勢相互作用，它可能不會造成多大影響。第一個趨勢是，在過去5000萬年中，大陸漂移使得赤道以北陸地更多，北半球以陸地為主，南半球以海洋為主，這就擴大了日照的季節性變化效應。第二個趨勢是，在同一時期火山活動減弱。（目前）我們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比恐龍時代要少，因為這一原因，地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直到不久前——逐漸降溫。
在地球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冬季非常寒冷，兩極降雪，雪水冰凍起來，但是一般來說，每年夏季太陽都會將冰雪融化。但是到了1400萬年前，火山活動的減弱使得地球急劇降溫，導致在有著大片陸地的南極，夏季的陽光無法融化冰雪。北極沒有陸地，冰雪更易融化，但到了275萬年前，氣溫已經降到了連北極也常年積雪的地步。這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為一旦米蘭柯維奇循環使得地球接受的日照更少，全年日照分布更為平均，北極冰蓋就會擴張至北歐、亞洲和美洲，鎖住更多水分，使得地球更為幹旱，海平麵更低，反射更多日照，氣溫進一步降低。然後地球便隨著這一循環進入冰河時期，直到地球搖擺，傾斜，運轉至更溫暖之處，冰川後撤。
根據計算方式的不同，已經曆的冰河時期的數目在40～50個，其中跨越公元前190000～前90000年的兩個冰河時期——這是人類進化史上至關重要的幾個千年——特別的嚴寒難熬。例如，馬拉維湖今天的水量僅有公元前135000年時的1/20。更為嚴酷的環境必然改變了生存的規則，這可能解釋了為何有利於智力發展的變異大量產生。這可能也可以解釋為何我們發現的這一時期的考古遺址特別少，很可能大多數人類始祖死亡殆盡。事實上，有些考古學家和遺傳學家估計，在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存活於世的智人可能僅有兩萬人。
如果這一新理論成立的話，人口危機會產生幾大影響。一方麵，由於基因庫的縮水，更易產生大量變異；但是另一方麵，如果智人群落變得更小，他們就更易滅絕，任何變異帶來的優勢也就隨之消失了。如果（從這一時期數量極少的考古遺址看來）智人群落數也減少了，群落間相遇的頻率就會降低，共用他們的基因和知識的機會也就更少。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設想，10萬年間，在非洲惡劣難測的環境中，人類始祖的小小群落掙紮度日，勉強維生。他們並不常相遇，不常互相通婚，也不常交換物品和信息。在這些相互隔絕的群體中，基因變異層出不窮，有些產生了很像我們的人類，有些則不。有些群落製作魚叉，有些製作小珠子，但大多數群落這兩樣都不做，滅絕的幽靈始終縈繞著這些群落。
這是智人的黑暗歲月，但大約7萬年前，他們的運氣發生了改變。非洲的東部和南部變得更為溫暖和潮濕，這使得狩獵和采集更容易，人類同他們的食物來源一樣快速增長。現代智人已經進化了10萬年，經曆了許多波折和滅絕危險，但是一旦氣候條件改善，那些擁有有利的基因變異的人群就會更快速地繁衍，超過不那麽聰明的人類。沒有巨石，也沒有大躍進，有的隻是大量的性愛和嬰兒。
在幾千年間，早期人類遇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既是人口統計學上的轉折點，也是生物學上的轉折點。早期人類再也沒有如此頻繁地滅絕，相反，他們的群落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早期人類可以經常保持聯係，共用他們的基因和知識。變異開始積累起來，智人的行為很快從其他猿人中分化出來。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東西方生物學差異的出現便指日可待了。 我們都是非洲人的後代嗎
氣候變化往往是很複雜的，當7萬年前非洲東部和南部智人的家鄉變得更為濕潤時，北非則麵臨幹旱。我們的祖先在家園範圍之內迅速繁衍，決定不向北非散布。智人的小群落從今天的索馬裏出發開始漫遊，跨越大陸橋到達阿拉伯南部，然後到達伊朗。至少，我們認為他們做到了。南亞的考古探索相對較少，但是我們認為，有些現代人類的群落也朝這個方向遷移，因為到了公元前60000年，他們已經到達了印度尼西亞，並乘船穿越50英裏的開闊水麵，漫遊至澳大利亞南部的蒙戈湖。這些移居者的移動速度比直立人/匠人離開非洲時要快上50倍，與早期猿人每年35碼的移動速度相比，他們的速度超過每年一英裏。
在距今40萬～50萬年前，第二次移民潮很可能穿越埃及，到達西南亞和中亞，並從那兒進一步散布至歐洲。這些現代人類足夠聰明，會製作精巧的石刃和骨針，他們用猛獁象的象牙和毛皮縫製合身的衣物並建造房屋，在西伯利亞這樣一個寒冷的荒原上建起了家園。大約在公元前15000年，人類跨越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大陸橋，然後/或者沿著大陸邊緣作短程航行。到了公元前12000年，他們在俄勒岡州的洞穴中留下糞化石，並在智利的山間留下海藻。（有些考古學家認為，人類還沿著當時連接歐洲和美洲的冰蓋邊緣穿越了大西洋，但目前為止這僅僅是個推測。）
東亞的情形不甚明了。在中國柳江出土的一塊完全現代人類的顱骨可能有6.8萬年的曆史，但是關於這一時間的確定還有些技術問題，沒有爭議的時間最多僅能上溯至公元前40000年。現代人類到達中國的時間是較早還是較晚，還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去證明[8]，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到了公元前20000年，他們已經到達了日本。
不管新的人類到達哪裏，他們看來都帶來了大破壞。當智人到達的時候，那些早期猿人從未涉足的大陸有著豐富的大型獵物。最早到達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人類，遭遇了400磅[9]重的不會飛的鳥和一噸重的巨蜥；到了公元前35000年，這些動物滅絕了。蒙戈湖和其他幾處考古遺址的發現表明，人類到達那裏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60000年，這意味著人類和巨型動物群共存了2.5萬年，但是有些考古學家對於這一時間尚有爭議，他們把人類到達的時間推後至距今4萬年前。如果他們的說法成立，那麽巨獸在人類到達以後十分可疑地迅速消失了。在美洲，1.5萬年前，最早的人類移居者到達那裏的時候，遇到了駱駝、大象和地麵生活的大型樹懶。在短短4000年之內，這些動物也全都滅絕了。智人的到來和巨獸的滅絕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巧合。我接下去將述及這一問題。
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人類狩獵這些動物從而導致它們滅絕，或者人類將這些動物趕出它們的領地。而且關於它們為何滅絕的其他解釋（如氣候變化，或者彗星撞擊）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當現代人類進入了猿人占據的環境，猿人便滅絕了，關於這一事實的爭議較少。到了公元前35000年，現代人類進入了歐洲，在一萬年內，歐洲大陸除了邊遠山區之外的其他地方，尼安德特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遺址位於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羅陀，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5000年。在統治了歐洲15萬年之後，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然而，現代人類如何取代猿人的細節問題，對於決定西方主宰的種族解釋是否成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尚不知道，我們的祖先是主動殺死了智力不如我們發達的猿人，還是僅僅在爭奪食物的競爭中賽過了他們。在大多數考古遺址，現代人類遺跡直接取代了那些與尼安德特人有關的遺跡，這意味著改變是在突然之間發生的。主要的例外是法國的馴鹿洞穴，在那裏，在距今3.3萬～3.5萬年之間，由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類交替占據，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殘留層包括棚屋的石基、骨具，還有動物牙齒製成的項鏈。考古發掘工作者認為，尼安德特人向現代人類學習，正邁向尼安德特人覺醒的曙光。在法國的幾處尼安德特人考古遺址發現的赭石（在其中一個洞穴裏發現了20磅之多）可能也指向這一點。
很容易想象，肌肉發達、頭腦簡單的尼安德特人看到動作靈敏、言談自如的新到訪者在身體上繪畫並建造棚屋，於是他們笨手笨腳地模仿這些動作，或者用獵物的肉與新到訪者交換首飾。在《洞熊家族》中，瓊·奧爾想象現代人類傲慢地將尼安德特“平頭家夥們”趕走，而尼安德特人則試圖對“他者”敬而遠之——除了艾拉，一個現代人類的小女孩，5歲的孤兒，尼安德特人的洞熊部落接受了她，結果是翻天覆地的。當然，這些都隻是想象，但是這同任何其他人的猜想一樣貌似可信（除非我們接納那些一點也不浪漫的考古學家的觀點，認為考古發掘工作匆忙草率，是造成馴鹿洞穴尼安德特人遺跡和現代人類遺跡交錯模式的最合理解釋，意味著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平頭家夥們”向其他人學習）。
要點在於性。如果現代人類沒有通過異種繁衍取代舊世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東方的直立人，種族主義理論將現代西方的主宰地位上溯到史前的生物學差異，便肯定不能成立。但果真如此嗎？
在20世紀30年代，即所謂的科學種族主義的全盛時期，一些體質人類學家堅稱，現代中國人比歐洲人更原始，因為他們的顱骨與北京猿人近似（頭頂有小的隆起，臉的上半部分相對扁平，頜骨不突出，門牙呈鏟狀）。這些人類學家還指出，澳洲原住居民的顱骨同100萬年前的印度尼西亞直立人近似——同樣有著附著頸部肌肉的背後脊狀突起，像擱架似的眉毛，後縮的前額，還有碩大的牙齒。這些（西方）學者總結道，現代東方人一定是更為原始的猿人後代，而現代西方人則是更為先進的尼安德特人後代，這就解釋了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今天沒人如此草率地做出論斷了，但是如果我們要嚴肅地探求西方緣何主宰世界這一問題的答案，我們便不得不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智人與前現代人類異種通婚繁育後代，而東方人則在生物學上比西方人原始。我們不可能發掘出正在交媾的穴居人化石，以證明智人是否與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交流基因，或者與東方的北京人交流基因，但幸運的是我們不必如此做。如果這樣的約會的確發生過，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的身體上觀察結果。
我們每個人都從我們的祖先那裏繼承了dna，這意味著遺傳學家可以通過比較每個在世的人的dna，利用畫族譜的方式追溯到人類最近的共同祖先。但事實上，由於你身體裏的dna有一半來自你母親的家族，另一半則來自你父親的家族，這使得破解遺傳信息困難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遺傳學家們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方法繞開這一問題，這就是關注線粒體dna。線粒體dna不像大多數dna那樣有性繁殖，而是僅通過母本繼承（男性繼承他們母親的線粒體dna，卻不遺傳下去）。我們曾經一度擁有相同的線粒體dna，所以線粒體dna在你我身體中的任何不同一定是偶然變異的結果，而不是通過有性繁殖導致的。
1987年，遺傳學家麗貝卡·卡恩（reba cann）領導的小組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全世界在世的人的線粒體dna。他們在數據中區分了大約150種類型的線粒體dna，並且意識到不管他們怎樣處理統計數據，總會得到三個關鍵結果：第一，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基因更為多樣；第二，世界其他地方基因多樣性僅僅是非洲基因多樣性的子集；第三，最深遠也就是最古老的線粒體dna譜係都來自非洲。他們很自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最近一個女性始祖一定曾經生活在非洲——這個女性始祖被冠名為“非洲夏娃”。通過卡恩和她的同事的觀察，“非洲夏娃”是個“幸運的母親”。在對線粒體dna的變異率進行標準估測後，他們得出結論，“非洲夏娃”生活在20萬年以前。
整個20世紀90年代，古人類學家們就卡恩小組得出的結論爭論不休。有些學者質疑他們的方法（製作族譜的方式有成千上萬種，理論上一樣有效），也有些學者質疑他們的證據（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多數“非洲人”事實上是非洲裔美國人），但是不管是誰重做樣本和數據，得到的結果都大致相同。唯一確實的變動是將“非洲夏娃”的生活年代後推到了距今15萬年前。問題的解決在於，20世紀90年代末，當技術的進步允許遺傳學家們檢驗y染色體上的核dna時，“非洲夏娃”有了伴侶。同線粒體dna一樣，y染色體上的核dna是無性繁殖的，但僅通過父本遺傳。研究發現，y染色體上的核dna同樣在非洲有最豐富的多樣性和最深遠的譜係，這些證據指向一個生活在距今6萬年至9萬年前的“非洲亞當”和一個大約在5萬年前的非非洲變種祖先[10]。基因數據似乎完全支持這樣一個論斷：每個今天在世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後代，沒有人的血管裏流淌著尼安德特人或者北京猿人的血液。
但是有些古人類學家還是不予置信，堅持認為遺傳學的可信度不如他們觀察到的西方智人與尼安德特人、東方智人與直立人骨骼上的近似度。他們提出一個“多區域模型”以取代“走出非洲”模型。他們不情願地承認，或許人類最初的蹣跚學步確實發生在非洲，但是在此之後，在非洲、歐洲和亞洲間的人口遷移造成了快速的基因流動，某個地區有益的基因變異很快在幾千年內到處擴散。結果是，略有差異的現代人類在世界幾個地方同時分別進化。這可以同時解釋骨骼和基因的證據，同時也意味著，東方人與西方人在生物學上確實是不同的。
和許多理論一樣，多區域分別進化理論是模棱兩可的。有些中國科學家堅稱，中國是個例外，因為正如《中國日報》（china daily）所載的：“現代中國人類發源自現在中國的所在區域，而不是非洲。”
但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證據逐漸不利於這一論斷。在歐洲，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線粒體dna與我們的線粒體dna完全不同，這似乎否定了尼安德特人與智人異種通婚的假說。甚至連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異種通婚，後來偶然滅絕了，所以我們的基因庫裏沒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這一說法看起來也不能成立：2003年，遺傳學家在歐洲從距今2.4萬年的智人骨骼中提取出了線粒體dna，它與我們的線粒體dna高度一致，卻與尼安德特人的毫不吻合。
在東亞，關於遠古的dna的分析要少些，但是已經完成的研究似乎也排除了異種通婚的可能性。一項y染色體核dna研究的作者甚至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數據表明，原始人類完全不可能是解剖學意義上的東亞現代人的始祖。”基因數據看起來是明確的了。智人從非洲進化而來，並沒有——或者不能——與猿人異種通婚。
爭論還在進行著，直到2007年，周口店新出土的牙齒和許昌新出土的顱骨碎片，還被作為現代人類是從中國的直立人進化而來的證據。然而，即便這些發現公開發表，其他學者還是給了多區域分別進化理論最後的致命一擊。他們通過極為複雜的多元回歸分析，分析了從6000多個顱骨上測得的數據，分析表明，當控製了氣候因素這一變量，全世界顱骨類型的變異事實上與dna分析所得證據是一致的。我們都是非洲人。在過去6萬年內，我們從非洲散布出去，把過去50萬年內出現的所有基因差別一掃而空。事實上，種族主義理論將西方主宰地位歸結為生物學因素是毫無根據的。不管在哪裏，群體的人們總是大體相同的，我們從非洲祖先那裏繼承了相同的躁動不安、善於創造的頭腦。生物學本身無法解釋西方的主宰地位。 史前畢加索們
那麽，如果種族主義理論不能成立，東方與西方到底從何處開始？100多年來，對許多歐洲人來說，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沒有生物學這個因素，他們也已經自信地斷言，自從現代人類出現以來，歐洲人便在文化上比東方人優越。使他們確信的證據在1879年開始出現。達爾文發表於之前20年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使得尋找化石成了紳士們一項體麵的愛好。像與他同一階層的許多人一樣，唐馬塞利諾·桑斯·德·索圖歐拉（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在他位於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上尋找穴居人。有一天，他和女兒探訪了阿爾塔米拉洞穴。對於8歲大的小孩來說，考古並沒有多大樂趣，所以當索圖歐拉的眼睛緊緊盯著地上的時候，他的女兒小瑪麗亞開始跑來跑去玩起了遊戲。很多年以後，她對一位記者說：“突然，我認出了洞頂上的外形和輪廓。”她喘著氣驚呼：“爸爸，看，公牛！”
所有的考古學家都夢想著驚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那一刻，麵對著令人敬畏的驚人發現，完全難以置信，時間停下了腳步，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事實上，沒有多少考古學家有過這樣的一刻，甚至或許沒有一個有過類似的一刻。索圖歐拉看到了野牛、鹿，層層疊疊的色彩豐富的動物圖案覆蓋了洞穴頂部20平方英尺的麵積，有些蜷縮著身子，有些在互相嬉鬧，還有些則在歡快地跳躍（見圖1-1）。每一個都繪製得優美而生動。當畢加索多年後造訪這一考古遺址時，他驚得目瞪口呆。“我們中沒有人能夠那樣作畫，”他說，“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盡頹。”
瑪麗亞回憶道，索圖歐拉的第一反應是大笑，但很快他變得“非常興奮”，“幾乎不能作聲”。他漸漸說服自己，這些壁畫真的是遠古時期留下的（最近一項研究表明，有些壁畫的曆史在2.5萬年以上）。但是，回到1879年，沒有人知道這一點。事實上，1880年，當索圖歐拉在裏斯本的國際人類學和史前考古學大會上提交他的這一發現的時候，專家們哄笑著將他轟下台去。那時候，人人都知道，穴居人不可能創造出這樣精湛的藝術作品。他們一致認為，索圖歐拉不是騙子就是傻瓜。索圖歐拉將這嘲笑視為對他尊嚴的攻擊。8年後，他精神崩潰，離開了人世。他驚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毀了他的人生。 <h5>圖1-1 “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盡頹……”8歲的瑪麗亞·桑斯·德·索圖歐拉在1879年發現的令人震驚的壁頂公牛岩畫的一部分，這一發現毀了她父親的人生，也使畢加索驚歎得無法呼吸</h5>
直到1902年，索圖歐拉的主要批評者才實地造訪了阿爾塔米拉洞穴，並且公開認錯。自那以後，又發現了數百個繪有史前壁畫的洞穴。壁畫最為壯觀的洞穴之一是法國的肖維洞，直到1994年才被發現。洞內壁畫保存得非常完好，看起來好像壁畫作者剛剛出門去看一眼馴鹿，隨時都會回來似的。肖維洞穴的一幅畫作有3萬年曆史，它是西歐現代人類的最早遺跡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沒發現過與這些洞穴壁畫類似的東西。現代人類走出非洲的遷徙泯滅了莫維斯分割線帶來的一切差異，也將先前猿人種族間的差異一掃而空。3萬年以前，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一種獨具創造性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史前畢加索，我們應當從中探明獨特（而優越）的西方傳統嗎？
令人吃驚的是，答案或許藏在嚴寒的南極洲荒原。那裏每年都降雪，將先前的雪覆蓋，積壓成層層的薄冰。這些冰層就像是遠古時候天氣的編年史。通過將它們分離，氣候學家可以測量這些冰層的厚度，告訴我們下了多少雪；建立氧同位素間的平衡，揭示溫度；比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闡明溫室效應。但是在冰蓋上鑽芯取冰是科學上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2004年，歐洲的一個小組成功提取了差不多兩英裏深的冰芯，年代可以上溯到75萬年前，時間之久遠令人吃驚。盡管冬季的氣溫驟降至零下58華氏度[11]，並且從未高於零下13華氏度，並且在1999年，鑽頭卡住了，科學家們不得不從頭再來，在最後的幾百碼還不得不用一個裝滿乙醇的塑料袋權且替代鑽頭，但他們最後還是完成了任務。
這些科學超人從冰芯中提取出來的結果證明了一件事情：阿爾塔米拉的藝術家們生活的世界是很寒冷的。現代人類離開非洲以後，氣溫又開始驟降，大約兩萬年前，即用赭石和木炭在洞穴壁上塗鴉的藝術家數量多得空前絕後之時，最後一個冰河時期達到了嚴寒的頂點。平均氣溫比現在要低14華氏度。這導致了驚人的變化。數英裏厚的冰川覆蓋了亞洲北部、歐洲和美洲，鎖住了大量的水分，那時的海平麵比現在要低300英尺以上。你可以從非洲走到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卻看不到海洋。你不會希望造訪這些地方，在冰川邊緣，狂風呼嘯，卷起的沙塵暴肆虐廣袤貧瘠的幹草原，這些幹草原冬季寒冷，夏季荒蕪。甚至在最適宜人居住的地區，即赤道南北40度範圍之內，夏季苦短，降水稀少，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下降，阻礙了植物生長，也使動物（包括人類）種群數量保持在較低水平。情況的嚴峻程度，與現代人類走出非洲前不相上下。
當時，在今天的熱帶地區，生活不像西伯利亞那樣艱難，但是不管考古學家們審視哪個地方，他們發現，人們適應冰河時期的方式都大體相似。他們結成小部落而居。在寒冷的環境中，12個人就算得上一個大部落了；而在氣候較為溫和的地區，聚居部落的規模可能是前者的兩倍。他們知道了不同的植物什麽時候成熟，在哪裏能找到這些植物；動物何時遷徙，在哪裏能截獲這些動物。他們到處追蹤搜尋這些動物和植物。不知道這些的人就會挨餓。
這些小部落掙紮求生，繁衍後代。像現代邊緣環境中的狩獵——采集者們一樣，他們一定時不時地聚在一起，交換配偶，交易物品，講述故事，或許還對著他們的神、鬼怪和祖先說話。這些聚會將會是一年中最激動人心的社交大事。當然，我們僅僅是在猜測，但是很多考古學家認為，西歐令人歎為觀止的洞穴壁畫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一些節日，在這些節日裏，每個人都披上他們最好的獸皮，戴上最好的珠子，臉上畫上畫，竭盡所能裝飾他們神聖的聚會地點，使這些地方非同尋常。
但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麽——如果縱觀非洲、亞洲和歐洲，生活都是同樣的艱難——我們隻在西歐發現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洞穴壁畫。傳統的回答是，歐洲人比其他人在文化上更具創造力，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們還能更進一步，改變這一觀點。歐洲藝術史並不是從肖維洞穴到夏加爾（chagall）一脈相承，放眼盡是曠世之作。公元前11500年之後，洞穴壁畫便絕跡了，到我們所知的能與之媲美的畫作出現，又過去了許多個千年。
在3萬年以前的歐洲創造力傳統中尋找源頭，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這一傳統已經斷絕了幾千年。或許，我們應該問的是，洞穴壁畫傳統為何斷絕了，因為我們一旦提出這一問題，便會意識到，史前歐洲的這些驚人發現，同任何特殊的西方文化一樣，與地理和氣候因素大有關係。
冰河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裏，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是絕佳的狩獵之所，在那裏，一群群馴鹿從夏季牧場遷徙到冬季牧場，然後再返回。但在大約1.5萬年前，當氣溫開始回升（關於這一問題，本書第二章中還會有更多論述），馴鹿冬季不再向南遷徙到這麽遠的地方，獵人們也隨之北遷。
就在這時，西歐洞穴壁畫衰落了，這不能說是個巧合。提著油脂燈，拿著赭石棒，在地下艱難行進的藝術家越來越少。大約在13500年以前，最後一個藝術家也離開了。當時這名最後的藝術家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是就在那一天，古老的傳統斷絕了。洞穴中黑暗降臨，幾千年來，隻有蝙蝠和滴水打破墳墓般的死寂。
公元前11500年之後，為何美麗的洞穴壁畫沒有隨著獵人追蹤馴鹿的步伐一路向北，穿越歐洲？或許是因為北歐的獵人沒有如此方便的洞穴可以繪畫。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有著為數眾多的幽深的石灰石洞穴，而北歐要少得多。史前人類對他們聚會之所的裝飾很少能保存下來，留待我們去發現，除非狩獵之處正好有幽深的洞穴。如果不巧狩獵之處沒有幽深的洞穴，人們的聚會場所就會更靠近地麵，或者就在地麵之上。經過兩萬年的風吹、日曬和雨淋，他們的藝術作品能殘存於世的，已經很少了。
但是，“遺跡很少”不等於“蕩然無存”，有時我們還是能很幸運地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在納米比亞的阿波羅11號洞穴，繪有犀牛和斑馬的石板從洞壁剝落，掉落到地上，在距今19000～26000年形成的沉積物之下得以保存。在澳大利亞的某些發現的年代甚至更為久遠。在桑迪河洞壁的一處雕刻上形成的礦物沉積物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0年前，而顏料殘跡則有26000～32000年的曆史。在卡彭特山口，繪有岩畫的洞壁部分掉入有4萬年曆史的居住區碎石土中，這塊壁畫的曆史甚至比肖維洞穴還要久遠。
從美學意義上講，非洲與澳洲發現的例子都無法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現的最好作品媲美，還有很多西歐以外的幽深洞穴沒有壁畫（如周口店，兩萬年前又有猿人在此居住）。如果聲稱人類對於洞穴繪畫藝術都投入了同樣多的精力，這顯然是個愚蠢的說法，更不必說所有的藝術傳統都同樣成功了。但是鑒於保存條件，以及考古學家們在歐洲比在其他地方尋找的時間更長，也更努力，其他大陸保存下來的作品說明了，現代人類，不管身處何方，都有創造藝術的強烈願望。當洞穴壁畫的條件不像西歐那麽理想時，人們就把精力投入其他媒介上。
當洞穴繪畫藝術在西歐興盛之時，石製、黏土製還有骨製的人體和動物形態在東方區域更為普遍。如果條件允許，我可以展示幾十幅精美絕倫的小塑像的照片，發現地從德國到西伯利亞，處處都有。由於條件不允許，我僅介紹最近的發現，2008年發現於德國的霍勒·費爾斯（見圖1-2）——一尊兩英寸高的女性小雕像，無頭而巨乳，雕於35000年前，以猛獁象牙雕刻而成。大約在相同的年代，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旁的馬來亞思雅——那肯定是地球上最不宜居住的地點之一——獵人們在骨頭上雕刻動物圖案；到了公元前25000年，在捷克共和國的下維斯特尼采，120多人的群體聚集在用猛獁象牙和象皮搭起的棚屋裏，製作成千上萬的小雕像，有雕動物的，也有雕巨乳女性的。東亞的藝術紀錄還不多，但最早的發現——一尊鹿角雕刻的小鳥，或許有1.5萬年的曆史，是2009年在許昌發現的——雕工非常複雜，我們相信，進一步發掘將會揭示，中國也擁有欣欣向榮的冰河時期藝術傳統。
“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塞繆爾·約翰遜說過，“他便厭倦了生活，因為生活所能提供的，倫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種思潮，每一種新奇的發明，都使約翰遜博士的家鄉充滿活力。倫敦有大教堂和皇宮，公園和河流，高樓大廈和貧民窟。最重要的是，倫敦有可以購買的商品——花色之齊全，種類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時代的人們最為天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致的淑女和紳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馬車，選購新奇的商品，如雨傘（這是18世紀60年代的發明，英國人立刻發現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兩者都是那個10年裏的新產品）。不僅僅是富人在享受這種新的消費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驚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裏消磨時光，窮人把下午茶稱為“必需品”，而農民的妻子則在購買鋼琴。
英國人開始感到，他們與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蘇格蘭智者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國稱作“小店主之國”，但他的本意是讚美。斯密堅信，英國人對自身福利的重視使得每個人更加富有。他說，隻要想想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反差就知道了。長久以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土地豐饒，文化燦爛，人民勤勞，人口眾多”，但是已經“在法律與製度允許的範圍內，富庶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也沒有餘地”。簡而言之，中國人陷入了動彈不得的境地。“勞動力的競爭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預測道，“將很快使他們淪落到普通人類生存的最低水平”，結果是“中國底層人民的貧困程度，將遠遠超過歐洲最為貧困的國家……任何腐肉，例如死貓死狗的殘骸，雖然臭氣熏天，招人厭惡，但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國家的人們看來最為有益的食物一樣”。
約翰遜和斯密是言之有理的。雖然在18世紀70年代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但在英國，人們的平均收入比中國更高，收入分配也更均衡。關於西方主宰地位的長期注定理論往往是以這一事實為出發點的，這一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而不是其結果，我們需要上溯更長的時間——或許要長得多——來解釋它。
我們需要這樣做嗎？曆史學家彭慕蘭（我曾在前言部分提到過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堅稱，亞當·斯密和他之後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學者實際上是在拿錯誤的東西進行比較。彭慕蘭指出，中國的廣袤和多樣與整個歐洲大陸相當。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時代，歐洲最為發達的地區英國單獨挑出來，同整個中國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英國將勝出。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反過來，把長江三角洲地區（18世紀70年代中國最為發達的地區）與整個歐洲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長江三角洲會勝出。彭慕蘭認為，較之將英國與歐洲不發達地區相比，或者將長江三角洲與中國不發達地區相比，18世紀的英國與長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處——產業主義萌芽、市場繁榮、有著複雜的勞動分工。這一切都使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為思考太過草率，長期注定派理論家們把事情整個兒顛倒了過來。如果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在18世紀是如此相似，彭慕蘭評論道，那麽對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解釋就必須是在此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點是明確的：如果我們想知道西方為何主宰世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麽。但是，一旦我們提出這一問題，事情就複雜了。對於究竟是什麽構成了“西方”這一問題，我們大多數人的感覺是出於一種本能。有些人將西方等同於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還有一些人想到的則是世俗的理性主義。事實上，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種關於西方的學術定義，並用他所稱的“彈性地理”統一在一起。每一種定義都賦予西方不同的形態，而這一定會造成混亂，關於這一點，彭慕蘭曾在書中抱怨過。戴維斯說：“對於西方的定義，它的辯護者們可以以任何一種他們認為恰當的方式進行。”戴維斯的意思是，當我們著手定義西方的時候，“西方文明本質上是知識建構的混合物，可以被用來增進作者們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關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問題不過是任意地選取某一價值觀來定義西方，聲稱某些特定國家是這一價值的典範，然後將這些國家與一些同樣任意的“非西方”國家相比較，以得出我們想要的任何自圓其說的結論。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們的觀點，可以直接選用一種不同的價值觀作為西方性的典範，拿一些不同的國家來代表這一價值觀，再選取一個不同的對照組，那麽自然就會得出一個不同的但是同樣自圓其說的結論。
這樣做毫無意義，所以我想選擇一個不同的路徑，我不會一開始就從結論出發，先臆斷西方價值觀，然後回溯曆史尋找其根源。我將從最初開始探尋，一路往下，直到我們看見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從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現。然後，我將把這些各具特色的地區中最西端的稱為“西方”，最東端的稱為“東方”，以地理標記來區分東西方，而不是通過價值觀進行判斷。
想要從頭開始是一回事，可要真正尋找到這個源頭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們將看到，在遙遠的過去，學者們曾多次試圖從生物學的角度定義東西方，這些學者否認我在前言部分提出的觀點，即群體的人類是大致相同的。他們認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在基因上要優於其他地方的人。一些持類似觀點的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某些地區自洪荒之時起便在文化上優於其他地區。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這些觀點，因為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裏走錯一步，那麽在關於曆史形態以及未來形態的問題上，我們就會謬以千裏。 元初之時
關於萬事萬物的起源，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傳說。但是在過去一些年內，天體物理學家給了我們一些新的科學解釋。現在大多數專家認為，時間和空間開始於130億年前，雖然關於時空是如何開始的這一問題，他們之間還存在爭議。在眾多理論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宇宙膨脹理論，該理論認為，宇宙最初從一個極其致密微小的點開始膨脹，膨脹速度超過光速；而與宇宙膨脹理論相抗衡的周期循環理論則認為，這個宇宙的出現始於上個宇宙的坍塌。兩個理論一致認為，我們的宇宙還在繼續膨脹。但是，宇宙膨脹論者認為，膨脹仍會繼續，恒星會湮滅，最終永恒的黑暗和寒冷會降臨。而周期循環論者則認為，宇宙會自行收縮，然後再度爆炸，開始另一個新的宇宙。
除非接受過經年累月的高等數學訓練，否則很難弄明白這些理論的意義，但幸運的是，我們的問題並不需要我們追溯至那麽早。當方向和自然的法則都不存在的時候，本無所謂東方或者西方。在45億年前，也就是太陽和地球形成之前，東方和西方也不是什麽有意義的概念。或許在地殼形成後，或者至少在大陸漂移到了它們現在的位置之後（那是在幾百萬年前），我們才能談論東方和西方。但是事實上，以上這些討論都偏離了主題。對於本書的問題來說，隻有加入另一個要素——人類之後，東方和西方才有意義。
研究早期人類的古人類學家比曆史學家們更喜歡爭論。他們研究的領域十分年輕，並且瞬息萬變，新的發現不斷地推翻已經確立的事實。如果兩個古人類學家同處一室，他們可能帶著三個人類進化理論走出房間，而就在關門的刹那，一切又都落伍了。
人類與前人類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有些古人類學家認為，一旦猿能夠直立行走，就意味著人類的誕生。從髖骨和趾骨的化石來看，某些東非猿類從六七百萬年前便已開始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數專家覺得這一標準太低了。事實上，生物學上準確的人類界定標準是，腦容量從400～500立方厘米增至大約630立方厘米（我們的腦容量通常是其兩倍），並且能製造粗糙石器（這是直立行走猿人的第一證據）。大約距今250萬年前，這兩個過程發生在了兩足東非猿類身上。在坦桑尼亞的奧杜威峽穀從事發掘工作的著名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和瑪麗·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將這些腦容量相對較大並且使用工具的生物稱為“能人”。
當能人行走於大地之上的時候，東方與西方的區分還沒有多大的意義。首先，這是因為這些生物隻生活在東非的森林裏，還沒有演化出區域性的變種。其次，因為“行走在大地上”這一表述過於籠統了。能人同我們一樣有腳趾和腳踝，當然也能行走，但他們有長臂，這意味著他們同時也會花很多時間在樹上。這些隻是想象中的猿人，僅此而已。能人製作的石器留在動物骨骼上的印記表明，他們既食用肉類，也食用植物，但是看起來他們仍然處於食物鏈的低端。有些古人類學家堅持狩獵者理論，認為能人既聰明又勇敢，僅憑棍棒與石頭便能殺死獵物。但另一些人（或許更可信）則認為能人是食腐者，追隨諸如獅子等真正的殺手，以它們丟棄的殘餘食物為食。顯微鏡下的觀察表明，能人所使用的工具在動物的骨骼上留下的印記至少在鬣狗牙齒之前。
25000代來，能人奔跑穿梭於世界一隅的林間，他們削製石器，互相梳理毛發，求偶交配。然後，在大約180萬年前，他們消失了。目前所知道的是，他們消失得很突然，但是很難精確地確定消失的時間，而這正是研究人類進化史的一大難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化石或工具所在的岩石層中含有不穩定的放射性同位素，這種同位素的衰減速度是已知的，因此，通過測量同位素之間的比例，就能確定具體的時間。然而，這樣確定的時間的誤差範圍可以有上萬年，所以當我們說能人突然消失，“突然”一詞既可能指幾代人，也可能指幾千代人。
當19世紀四五十年代達爾文思考自然選擇的時候，他認為，進化是通過微小變化的自然累積實現的。可到了20世紀70年代，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認為進化是這樣進行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變化都十分細微，然後某一事件引發了一係列大變化。進化論者現在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漸變論（這被批評者譏稱為“匍匐式進化”）更符合進化的一般模式；另一派則讚同古爾德的“間斷平衡論”（“跳躍式進化”）。但是，在能人絕跡的問題上後者顯然更有說服力。大約180萬年前，東非的氣候變得更幹燥，開闊的熱帶大草原取代了能人先前居住的森林，正是在那時，新型猿人[1]取代了能人的位置。
我暫不為這些新型猿人冠名，現在僅僅指出，他們的腦容量要大於能人，通常為800立方厘米。他們不像能人那樣擁有長長的、黑猩猩般的手臂，這很可能意味著他們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地上活動。他們的身材也更為高大。從肯尼亞的納利奧克托米出土的一具150萬年前的骨架被稱為“圖爾卡納男孩”——5英尺高的孩子，他如果活到成年，身高能達到6英尺。他的骨骼不僅更為修長，而且不如能人的骨骼堅固，這意味著他和他的同代人更多的是依靠智慧和工具而生活，而不是倚仗蠻力。
我們大多數人認為，聰明不言自明是好的。那麽，既然能人有變聰明的潛力，為什麽卻在“突然”轉變為更高大、腦容量也更大的生物之前，白白消磨了50萬年之久？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想使一個碩大的腦袋運轉，代價是高昂的。我們的大腦重量一般占我們體重的2%，卻要消耗我們能量的20%。大腦袋還會帶來其他的問題：需要一個碩大的顱骨才能裝得下大腦——事實上，由於腦袋太大，現代女性分娩時胎兒的腦袋很難順利通過產道。因此，事實上婦女通過早產來解決這一問題。如果胎兒在子宮裏待到幾乎能夠自給自足（如同其他哺乳動物那樣），那麽他們的腦袋就會大到無法分娩。
但是，充滿風險的分娩、經年累月的滋養、消耗掉1/5食物的大腦，這些我們都能接受——無論如何，這要比消耗同樣多的能量去發育爪子、更多肌肉或者巨大的牙齒要好。比起這些因素，智力對人更有益。但不太明了的是，為何幾百萬年前會發生基因突變，賦予猿人更大的大腦，使他們獲得了足以彌補多消耗的能量的優勢。如果變得更聰明得不償失，聰明的猿類將無法賽過他們蠢笨的親戚，他們的聰明基因也將很快從種群中消失。
或許我們應該將原因歸結為天氣。當久旱不雨，猿人們棲身的樹木開始枯死，更聰明合群的變異體會比他們那些更像猿類的親戚占優勢。這些聰明的猿類沒有在草原上絕跡，而是設法生存了下來。然後，就在一眨眼之間（從進化的時間量程上來看），一小撮變異體將他們的基因擴散到了整個種群，最終完全取代了腦袋愚笨、身形瘦小、喜愛居住在樹林中的能人。 東西之始？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的活動範圍太狹窄了，還是因為群內紛爭，或者僅僅是因為好奇，這些新型猿人是第一批離開東非的此類生物。從非洲大陸南端到亞洲的太平洋沿岸，到處都發現了他們的骨骼。但是，我們不應把大批猿人的遷移想象成類似西部片中的場景。猿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當然是不自覺的，並且穿越這麽漫長的距離需要花費非常漫長的時間。從奧杜威峽穀到南非的開普敦是很長的一段距離——足足有2000英裏，但要在10萬年內（顯然花了這麽長的時間）走完這麽長的路，猿人們隻需要平均每年將覓食範圍拓展35碼[2]。以同樣的速度向北遷移，他們將到達亞洲的門戶。2002年，在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德馬尼西出土了一塊170萬年前的顱骨，這塊顱骨兼具了能人和新型猿人的特征。在中國發現的石器和在爪哇島（那時與亞洲大陸相連）發現的化石年代可能差不多同樣久遠，這說明離開非洲大陸後，猿人加快了遷移，平均速度達到了每年140碼。[3]
實際上，要想區分東西方生活方式，隻能等到猿人離開了東非，散布到遠至中國的溫暖的亞熱帶地區。東西之別可能正如我們所發現的那樣。到160萬年前，在考古記錄上已經有了明顯的東西方模式。問題是，這些對比是否足夠重要，以至於我們應當設想其背後是兩種判然有別的生活方式。
20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哈勒姆·莫維斯（ham movius）注意到聰明的新型猿人骨骼往往與新品種的石器碎片同時發現，此時考古學家們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方的差異。考古學家們將這些石器中最具特點的稱為阿舍利手斧（稱其為“斧”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像斧頭，盡管它們顯然是用於切割、戳刺、搗碎和劈斬的；稱其為“手斧”是因為它們是手持的，而不是捆在棍棒上；稱其為“阿舍利手斧”是因為此類石器的首次大量發現是在法國小鎮聖阿舍爾）。把這些工具稱為藝術品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了，但是它們簡單對稱的外形比能人的粗糙石片和石刀要美觀得多。
莫維斯注意到，盡管阿舍利手斧在非洲、歐洲和西南亞極為普遍，在東亞和東南亞卻未曾發現。而在東部地點出土的工具要較為粗糙，很像前阿舍利時期與非洲能人有關的發現。
如果所謂的莫維斯分割線真的標誌著區分東西方生活方式的開始，這也可以算是個令人驚奇的長期注定理論——認為猿人離開非洲後，他們的文化便分裂為兩種：一種是在非洲和西南亞以阿舍利手斧為代表，技術上領先的文化；另一種則是在東亞以石片和石刀為代表，技術上落後的文化。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難怪今日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在技術上領先世界已達150萬年之久。
然而，發現莫維斯分割線比解釋它要容易。發現於非洲的最早的阿舍利手斧，距今約有160萬年，但在那之前10萬年，格魯吉亞的德馬尼西便已有猿人存在。顯然，在阿舍利手斧變成最初猿人的日常工具之前，他們便已離開非洲，他們帶著前阿舍利時代的技術穿越亞洲，而西方/非洲地區則繼續發展阿舍利時期的工具。
但是，莫維斯分割線並沒有把非洲同亞洲分割開來，這條線實際上穿越了北印度。這是個很重要的細節。在阿舍利手斧發明之前，最初遷移的猿人便離開了非洲，所以肯定有後續的移民浪潮湧出非洲，把手斧帶到西北亞和印度。那麽，我們就需要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這些後續移民浪潮裏的猿人，為何沒將阿舍利時期的技術帶到更遠的東方？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莫維斯分割線並不是技術領先的西方和技術落後的東方之間的界限，而僅僅分割了易於獲取製作手斧所需石材的西方地區，和不易獲取此類石材，卻容易獲得竹子（它結實耐用卻不易保存，因而考古發掘中不易發現）等其他材料的東方地區。根據這一解釋，當手斧的使用者們跨越了莫維斯分割線，他們便逐漸放棄了阿舍利時期的工具，因為舊的工具壞了以後無法更新。他們繼續製造石刀和石片，因為這類工具用舊卵石就可以製作，而原來需要用石質手斧完成的工作，他們現在則可能用竹器取而代之。
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在中國南部的百色盆地的一些發現支持這一論點。大約80萬年前，一塊巨大的隕石撞擊了這裏。這一撞擊造成了一場大規模災難，大火燒毀了數百萬英畝的森林。在撞擊之前，生活在百色盆地的猿人像其他東亞地區的猿人一樣，使用石刀、石片和（假定）竹器。大火之後，他們回到百色盆地，開始製作和阿舍利時期十分相似的手斧——根據這一理論，有可能大火燃盡了這一地區的竹子，同時將可用的鵝卵石暴露於地表。幾個世紀後，當植被又重新生長起來，當地人便不再製作手斧，重新使用竹器。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的話，隻要條件允許，東亞的猿人也完全可以製作手斧，但是他們通常不這麽做，因為其他材料更易獲得。石質手斧和竹器隻是做同樣工作的兩種不同工具，並且不論是在摩洛哥還是馬來半島，猿人的生活方式都大致相同。
這一說法言之成理，但是，既然是史前考古學，還有其他看待莫維斯分割線的思路。到此為止，我尚未給出使用阿舍利手斧的猿人的命名，現在，給他們命名的重要意義開始顯現出來。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多數古人類學家把這種大約180萬年前在非洲進化而來的新型猿人稱為“直立人”，並斷定這些生物在亞熱帶地區漫遊，並到達了太平洋沿岸。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專家開始研究非洲發現的直立人顱骨與東亞地區發現的直立人顱骨的微小差異。這些專家懷疑，他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種類的猿人。於是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稱——“匠人”，用於指代那些180萬年前在非洲進化，然後一直散布至中國的猿人。他們認為，僅當匠人到達了東亞地區，直立人才從匠人進化而來。因此，直立人是個純粹的東亞人種，區別於遍布非洲、西南亞和印度的匠人。
如果這一理論成立的話，莫維斯分割線就不僅標誌著使用工具類型的細微差異，還是區別兩種不同的早期猿人的基因分水嶺。事實上，這一論斷所提出的可能性，可以稱為長期注定理論之祖：東西方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為100多萬年以來，東方人和西方人根本就是兩種不同種類的人類。 最早的東方人：北京人
這一關於史前人類骨骼分類的技術爭論，有著令人警醒的潛在影響。種族主義者往往急於抓住這一細節大做文章，為偏見、暴力甚至種族滅絕正名。讀者可能會感到，花時間論述此類理論僅僅是為頑固的偏見提供依據，或許我們應該直接將之忽略不提。但是，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僅僅將種族主義理論宣稱為可鄙的，這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摒棄這些理論，並且得出結論說，（群體的）人們事實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必須是因為種族主義理論是錯誤的，而不僅僅是因為今天大多數人都不喜歡這些理論。
基本上，我們並不清楚，在大約150萬年以前，地球上是否僅存在一種猿人——意思是說從非洲到印度尼西亞，（群體的）猿人是大致相同的——或者，在莫維斯分割線以西與莫維斯分割線以東，分別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猿人，即匠人與直立人。要想澄清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毫無疑問，在過去100萬年內，在東方與西方，確實進化出了兩種不同的猿人。
地理因素很可能發揮了很大作用。大約170萬年前從非洲遷移出來的猿人十分適應亞熱帶環境，但是當他們向北漫遊，深入歐洲和亞洲時，他們不得不麵對更為漫長、嚴寒的冬季。當他們行進到大約北緯40度的地方（這條緯度線橫貫葡萄牙頂端到北京）時，像他們的非洲祖先一樣露天而居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據我們所知，他們當時的智力還不足以建造棚屋和製作衣物，但是他們可以想出一種應對之策——棲身於洞穴中。這樣，我們兒時所聞的穴居人就誕生了。
穴居生活對於猿人來說是福禍交加，他們常常不得不與熊和大如獅子的鬣狗相處，後者的牙齒足以咬碎骨頭。但這卻給考古學家們帶來了意外的好運，因為洞穴能夠很好地保存史前堆積物，使我們得以追尋猿人是如何在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開始分化演進，最終成為寒冷氣候中的不同變異體的。
要想理解東方猿人，最重要的考古地點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周口店正好位於北緯40度緯度線上，從距今41～67萬年前，斷斷續續地有猿人居住於此。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可以稱得上是部史詩，這也構成了譚恩美（amy tan）的出色小說《接骨師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的部分背景。1921～1937年間，正當歐洲、美國和中國的考古學家們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中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那裏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派國內軍閥殘酷內戰的前線。考古發掘人員常常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工作，並且不得不躲開強盜和哨卡，把他們的發現運回北京。當日本侵略中國時，這一考古發掘計劃最終付諸東流，周口店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個基地，日本軍隊還殘害了三名考古隊的成員。
形勢江河日下。1941年11月，日本與美國即將開戰，這些考古發現資料被運往紐約保管。技工將資料裝入兩個大板條箱內，等待裝到美國使館派來的車中。沒人確切地知道，那輛車來了沒有，或者，如果那輛車真的來了，它又將那兩個大板條箱運到了何方。有一種說法是，正當日機轟炸珍珠港之時，日本士兵截獲了護送資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將他們逮捕，並丟棄了無價的資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生命如草芥，沒人關注幾箱石頭和骨頭。
但並非一切盡失。周口店考古隊巧妙地公布了他們的發現，並將猿人骨骼的石膏模型送到了紐約——這是證明數據備份重要性的早期案例。這些發現表明，到了距今60萬年前，北京人（這是考古發掘隊員對周口店猿人的命名）已經從圖爾卡納男孩那樣身材高大瘦長的非洲人中分化出來，變得更為矮胖結實，以更好地適應寒冷氣候。北京人的身高通常在5英尺3英寸，毛發比現代猿類要少，盡管如此，如果你在大街上撞見一個北京人，你一定會張皇失措。北京人的臉短而寬，前額又低又平，有著粗大的眉骨，下顎很大，幾乎沒有下巴。
北京人之間的交流很困難。據我們所知，直立人的基底核（大腦的一個部位，負責使現代人一係列小的嘴部動作組合成無數言辭）發育很不完善。保存完好的圖爾卡納男孩的骨架顯示，他的椎管寬度（脊髓所在之處）隻有現代人的3/4，這表明他無法精確地控製呼吸，像我們一樣隨心所欲地交談。
盡管如此，其他發現間接地表明，生活在舊世界東方的猿人能夠互相交流，但隻是勉強為之。1994年，在爪哇島附近的一個叫弗洛勒斯的小島上，考古學家發掘出了一批石器，看起來有80萬年的曆史。80萬年前，弗洛勒斯一定是個小島，12英裏的海域將它與大陸分隔開來。這一切似乎意味著，直立人一定能夠很好地交流，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能夠製造船隻，駛過地平線，移居弗洛勒斯島。但是，其他考古學家則不讚同直立人製造船隻這一說法，他們反對說，這些“工具”可能根本就不是什麽工具，隻是被自然作用撞擊成了一定的形狀，從而引起了人們的誤解。
這一爭論本來很可能陷入僵局，因為考古學的爭論往往如此，但是在2003年，弗洛勒斯島又有了更令人震驚的發現。深度探測發現了8具骨架，年代都在公元前16000年左右，都是成人的骨架，身高都在4英尺以下。那時，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的電影《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係列剛剛推出了第一部，記者們立刻把這些身材矮小的史前人類稱為“霍比特人”，這一名稱取自該電影原著作者英國作家j·r·r·托爾金（j.r.r.tolkien）筆下覆著毛發的半身人。當動物種群被隔絕於島上，又沒有天敵，它們往往進化成身材矮小的模樣，據推測，這可能就是霍比特人身材如此矮小的原因。如果在公元前16000年，他們身材已經縮小至霍比特人這麽大，猿人一定在此之前數千萬世代就已移居到弗洛勒斯島上了——據1994年發現的石器顯示，可能早在80萬年前他們便已移居至此了。這再次說明了，直立人能夠很好地交流從而越過海洋。
周口店的猿人之間互相交流的效果應該比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要好得多，山洞中的沉積物顯示，他們還能隨心所欲地生火。至少有一次，北京人烘烤一匹野馬的頭。野馬顱骨上的切痕表明，北京人食用馬舌和馬腦，這些都是馬頭上富含脂肪的部位。他們可能也喜歡食用同胞的大腦：在20世紀30年代，考古發掘人員從骨頭破裂的痕跡判斷，他們甚至同胞相食，享用人腦。但是20世紀80年代對北京人骨骼石膏模型的研究則表明，顱骨上的大多數裂痕是由史前巨獸鬣狗的牙齒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北京人留下的，不過有一塊顱骨——1966年又出土了它的另一塊碎片——確實帶有石器的印記。
你當然不可能在現代大街上撞見一個北京人，但你可以乘坐時光機器返回50萬年前的周口店，那將是一次令人迷惑而驚恐的經曆。你將看到穴居人類互相交流，可能是邊打手勢邊嘟噥作聲，但是你無法與他們交談。你也無法通過畫畫與他們交流：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藝術對於直立人的意義比對於黑猩猩的意義大多少。在舊世界的東方進化的北京人與現在的我們迥然不同。 最早的西方人：尼安德特人
但是，北京人與在舊世界的西方進化的猿人也有所不同嗎？年代最久遠的發現來自歐洲，是1997年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一係列洞穴中發現的，距今大約80萬年（與直立人可能造船移居弗洛勒斯島的時間大致相當）。在某些地方，阿塔普爾卡的發現與周口店的發現頗為類似，很多骨骼上留有縱橫交錯的石器刻痕，很像是出自屠夫之手。
猿人可能存在同胞相食的消息登上了報紙頭條，但是古人類學家對於阿塔普爾卡人與周口店猿人的區別更為激動。阿塔普爾卡人顱骨上的凹處比直立人更大，他們的鼻子和顴骨也更接近現代人。古人類學家由此得出結論，一種新的人種出現了，他們把這種人稱做“前人”。
前人的出現使得1907年以來的一係列發現有了意義，當時技工在德國的一處沙坑中翻出了一塊奇怪的下顎骨。這一人種以發現地附近的一個大學城的名字命名，被稱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看起來很像直立人，但是他們的頭更像現在的我們，有著又高又圓的顱骨，腦容量大約為1000立方厘米——比直立人800立方厘米的平均腦容量要大得多。看起來，80萬年前猿人穿越舊世界進入寒冷的北方，遭遇了迥異的氣候條件，結果產生了大量隨機的基因變異，從而加快了進化的步伐。[4]至此，我們終於有了些無可爭議的事實。到了60萬年以前，當海德堡人登上曆史舞台，北京人統治著周口店的棲息地之時，在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存在著千差萬別的人種：在東方有腦容量較小的直立人，在西方則有腦容量較大的前人和海德堡人。
說到大腦，容量並不是一切。阿納托爾·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192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腦容量並不比海德堡人大。但是，海德堡人看起來確實比更早期的猿人，或者與他們同時期的北京人要聰明得多。在海德堡人出現以前的100萬年間，石器幾乎沒發生多少變化，但到了公元前500000年，海德堡人開始製作更薄也更輕便的石器，用軟錘（很可能是木製的）打造更為精巧的石片，而且僅僅通過撞擊石頭製作石器。這意味著更好的手眼協作能力。海德堡人會製作更專門的工具，他們開始準備形狀特殊的石核，並進一步加工成適當的工具。這意味著，在思考他們需要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麽，以及如何得到方麵，他們比直立人進步得多。海德堡人能在海德堡這個北緯40度線以北很遠的地方生存下來，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他們是聰明得多的猿人。
在距今41～67萬年之間，居住在周口店的猿人變化很少，而西方的猿人在這一時期則持續演進。如果你深入西班牙阿塔普爾卡陰濕的洞穴，匍匐行進數百碼（主要是爬行，有時也使用繩索），你會在一個40英尺驟降處進入名副其實的“萬骨坑”——有史以來發現的猿人遺跡最為豐富密集的地方。在這裏，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發現了超過4000件猿人骨骼碎片，年代在距今56.4～60萬年之間。這些骨骼大多數屬於青壯年。他們在地下這麽深處做些什麽，始終是個謎，但和更早的阿塔普爾卡遺址一樣，萬骨坑也有著十分多樣的人類遺骸。西班牙考古發掘者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歸類為海德堡人，但很多國外學者認為，他們看起來更像另一種人種——尼安德特人。
這些最著名的穴居人是在1856年首次被確認的，當時尼安德穀（德語中稱為tal或thal）采石場的工人們向一名當地教師展示他們發現的一塊頭蓋骨和15塊骨頭（20世紀90年代的發掘工作從當時的廢石堆中又出土了62塊猿人骨骼碎片）。這名教師將這些殘骨給一名解剖學家看，後者判定，這些骨頭屬於“日耳曼人以前”的時期。
阿塔普爾卡的發現表明，尼安德特人是在25萬年間逐漸演化而來的。這可能隻是一個遺傳漂變的案例，許多不同種類的猿人同時進化，而不是由於氣候變化或者擴張進入新的區域為一些變異體更快繁衍提供了條件從而取代了海德堡人。“標準的”尼安德特人在20萬年前出現，在接下來的10萬年之內，他們散布到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東至西伯利亞，但據我們所知，他們並沒有到達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有多大的差異？他們與東方猿人的身高大致相當，看起來更原始，前額傾斜，頦骨無力。他們有碩大的門牙，因為經常當工具使用而磨損。麵孔前突，可能是為了適應冰河時期歐洲寒冷的空氣。他們的鼻子很大。尼安德特人比北京人身材更為健碩，臀部和肩膀都更寬。他們同摔跤運動員一般強壯，擁有馬拉鬆運動員的耐力，看起來似乎是凶殘的鬥士。
盡管尼安德特人的骨頭比大多數猿人要重得多，他們還是經常受傷；如果為他們骨斷裂的方式找個最近似的現代的例子，那就是職業騎手。由於10萬年前他們不太可能從猛然弓背躍起的野馬背上摔下來（現代馬類直到公元前4000年才進化出來），古人類學家堅信，尼安德特人是因為搏鬥而受傷的——既同彼此搏鬥，也同野生動物搏鬥。他們是專心致誌的獵手，他們骨骼中的氮同位素分析顯示，他們大量進食肉類，從中獲取數量驚人的蛋白質。長期以來，考古學家懷疑尼安德特人吃的有些肉是通過同胞相食的方式獲取的，就像北京人一樣，20世紀90年代在法國的發現證實了這一點。發現表明，6個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和5隻馬鹿的骨骼混雜在一起。這些猿人和馬鹿受到了同樣的對待，他們被用石器切成小片，然後他們的肉被從骨頭上削下來，最後他們的腦殼和長骨被敲碎以取出腦和骨髓。
迄今我強調的細節使得尼安德特人聽起來和北京人相差無幾，但他們其實有很大的差別。其中一點是，尼安德特人腦容量很大——比我們的腦容量還大，事實上，他們的腦容量平均在1520立方厘米左右，而我們的腦容量大約為1350立方厘米。他們的椎管也比圖爾卡納男孩要寬，這些粗大的脊髓賦予他們更為靈巧的手藝。他們的石器比北京人製作的更為精良，種類也更為豐富，有專門的刮器、鋒刃和尖端。在敘利亞曾發現過一塊石器的尖端，嵌在一頭野驢的頸部，上麵有柏油塗抹的痕跡，表明這曾是一個縛在木棒上的矛尖。石器上的磨損痕跡說明，尼安德特人主要用石器來切割木頭，而木頭很難保存下來，但在被水淹沒的德國考古地點舍寧根，在堆積的野馬骨旁，發現了4根雕工精美的7英尺長矛。長矛很重，被用於戳刺，而不是投擲。雖然尼安德特人很聰明，但他們還沒學會互相協作使用投擲武器。
可能是因為尼安德特人要靠近恐怖的動物，所以他們身上才會留下騎手般的傷痕，但是有些發現，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沙尼達爾洞穴的發現，則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啟示。一具骨架表明，一名男性在一條手臂萎縮、雙腿變形的情況下生活了數年，他還失去了右前臂和左眼[在瓊·奧爾（jean auel）的暢銷小說《洞熊家族》（the n of the cave bear）中，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克萊伯——一位生活在克裏木半島的殘疾的尼安德特部落精神領袖——就是以這具骨架為原型的]。在沙尼達爾發現的另一名男性，右踝因關節炎而致殘，但他也挺了過來，直到因一處戳傷而喪命。有更大的腦容量無疑有助於虛弱受傷的人們自力更生。尼安德特人能夠隨意生火，很可能還會用動物皮製作衣物。同樣，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身體健全的朋友和家庭的幫助，沙尼達爾人將如何渡過難關。即使最一絲不苟的科學家也讚同，尼安德特人——與早先的人類以及與他們同時代的周口店猿人相比——表現出了我們可以稱之為“人道”的精神。
有些古人類學家甚至認為，尼安德特人碩大的大腦和粗大的脊髓使得他們多多少少能夠像我們一樣交談。像現代人一樣，他們有舌骨，這樣就可以固定舌頭，使得喉嚨可以做發言所需的一係列複雜動作。但是，也有些學者持否定意見，他們認為，尼安德特人的大腦雖然碩大，卻比我們的更長，也更扁平，所以負責語言功能的區域可能發育得不是那麽完善。他們還指出，雖然隻有三塊顱骨，但相關區域還是殘存了下來，看起來尼安德特人的喉在頸部很高的位置上，這意味著盡管他們有舌骨，但隻能發出為數很少的聲音。或許他們隻能嘟噥單音節（我們可將之稱為“我泰山，你簡”模式），或者他們可以通過邊打手勢邊發聲表達重要概念，如“過來”、“我們打獵去吧”、“我們做石器/做飯/做愛吧”（我們可將之稱為《洞熊家族》模式，其中尼安德特人有複雜的符號語言）。
到了2001年，遺傳學似乎可以解決問題。科學家發現，一個英國家族三代人都患有一種被稱為語音產生不能的言語障礙，他們都有一個變異的基因foxp2。研究表明，這一基因為影響大腦處理語音和語言的蛋白質編碼。這並不意味著foxp2是“語言基因”：言語是極端複雜的過程，無數基因協同工作，其原理我們至今尚未完全明了。foxp2基因之所以引起遺傳學家的注意，是因為隻要一處出了差錯，整個係統就會崩潰。隻要一隻老鼠咬斷了價值兩美分的電線，我那價值兩萬美元的汽車就沒法發動；foxp2基因出了故障，大腦複雜的言語網絡就運轉不靈了。有些考古學家則認為，可能就是產生foxp2和相關基因的偶然變異，賦予了現代人類語言能力，而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內的早前的物種都不曾擁有這一能力。
但是事情到了這裏開始變得複雜起來。眾所周知，脫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基本構成，2000年，遺傳學家們成功繪製出了現代人類的基因組序列圖。但鮮為人知的是，退回到1997年，發生了類似於電影《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中的一幕，德國萊比錫的科學家從1856年尼安德穀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手臂上提取出了古老的dna。這實在是驚人之舉，因為人一旦死亡，dna便開始分解，在如此年代久遠的材料上，隻有少量碎片殘存。據我所知，萊比錫小組並不想克隆穴居人，建一個尼安德特人公園[5]，但在2007年，繪製尼安德特人基因組序列圖的過程（於2009年完成）產生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尼安德特人也有foxp2基因。
這可能意味著，尼安德特人像我們一樣愛閑聊；也可能意味著，foxp2基因不是言語的關鍵所在。總有一天我們會弄明白，但是現在，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關注尼安德特人互動的結果。他們生活的群體比早先的猿人更大，狩獵更為有效，占據地盤的時間更長，互相關心的方式也是早先的猿人所不能企及的。
他們也會慎重地埋葬一些死去的同伴，甚至可能還舉行某些祭奠儀式——如果我們的解讀正確的話，這意味著精神生活，這是最早的屬於人類的最顯著特征。例如，在沙尼達爾，幾具遺骸明顯是經埋葬的，有一個墓中的泥土富含花粉，這可能意味著，有些尼安德特人將他們親愛的逝者的遺體安放在鋪滿鮮花的花床上。也有些考古學家不那麽浪漫地指出，這個墓被老鼠挖成了蜂窩狀，而老鼠經常將花朵運回它們的巢穴。
在第二個案例中，在羅馬附近的奇爾切奧山，1939年，建築工人發現了一個洞穴，這個洞穴在5萬年前被大量落石封存。工人們告訴考古學家，在地上的一圈石頭中間有一塊尼安德特人的顱骨，但是因為在專家看到以前，工人們動過那塊顱骨，很多考古學家對此存疑。
最後，還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特錫克塔什的案例。在那裏，哈勒姆·莫維斯說，他發現一具男孩的骨架被五六副山羊角環繞著。但是，特錫克塔什的遺址滿是山羊角，而莫維斯從未發表過關於該發現的計劃或者照片，以說服懷疑者那些特定的山羊角組成了有意義的排列。
要想讓這個問題塵埃落定，我們還需要更為明顯的證據。就個人而言，我認為“無風不起浪”，尼安德特人確實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生活。或許，他們甚至有像《洞熊家族》中的伊薩和克萊伯那樣的女醫生和巫師。不管那推斷正確與否，如果我早前所說的時間機器能帶你到沙尼達爾和周口店，你將看到東方北京人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真真切切的行為差異。你可能很難避免做出如下論斷：西方比東方更發達。
當160萬年前莫維斯分割線形成的時候，這可能已經是事實了，而10萬年前這一定是事實。種族主義的長期注定理論的幽靈再一次抬頭了：西方今天主宰著世界，是否是因為歐洲人是基因上占優勢的尼安德特人的後裔，而亞洲人則是更為原始的直立人的後裔？ 歐洲人的祖先和亞洲人的祖先
不是的。
曆史學家們喜歡對簡單的問題做出長而複雜的回答，但是這次，問題似乎真的是簡單明了的。歐洲人並不是優等的尼安德特人的後裔，亞洲人也並不是劣等的直立人的後裔。大約從7萬年前開始[6]，一種新的人類——我們——遷移出非洲，並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種[7]。這種人種，即“智人”，將其他人種一掃而空：現在我們都是非洲人了。當然，進化還在繼續，從我們開始散布遍及地球起，兩千代人之間，膚色、臉形、身高、乳糖耐受度以及無數其他方麵都在發生著本土化變異。不過當我們認真研究的時候，這些方麵都是細枝末節。不管你走到哪裏，不管你做些什麽，（群體的）人們總是大致相仿的。
我們這個人種進化並占領了地球，使得人類有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統一性，這就為解釋西方緣何主宰世界提供了基礎。人類生物學上的統一性否定了這些基於種族立場的理論。但是，盡管這些過程至關重要，關於現代人類起源的許多問題仍然不甚明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們知道，與我們相仿的骨架最初出現於距今15萬年前左右的東南非。新人種與早先的猿人相比，有著更為扁平的麵部，前額之下縮得更明顯。他們較少用牙齒做工具，四肢更修長而且上麵的肌肉更少，他們的椎管更寬，喉嚨的位置更利於言語。他們大腦的凹處比尼安德特人要小些，但頭蓋骨更高，形狀更接近於穹頂，這樣就為大腦更大的語音和語言中心留下了空間，也更利於安放層層疊疊同時進行大規模運算的神經元。
骨骼表明，最早的智人可以像我們一樣行走，但奇怪的是，考古發現表明，有10萬年的時間他們頑固地拒絕像我們一樣說話。智人的工具和行為很像早先的猿人，並且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是，早期智人似乎隻有一種行事方式。不管考古學家們在非洲的什麽地方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他們總是獲得同樣的、不那麽令人激動的發現，除非他們發掘的智人遺址年代在距今5萬年以內。在這些年代較近的遺址，智人開始做各種各樣有趣的事情，並且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埃及的尼羅河穀，考古學家們至少發現了6種風格完全不同的使用中的石器，年代在公元前50000～公元前25000年之間，而在此之前，從南非到地中海沿岸隻流行一種樣式的石器。
人類發明了樣式。把石器這樣切割，而不是那樣切割，使一群人和他們的鄰居區別開來；把石器以第三種方式切割，使一代人和他們的長輩區別開來。按照我們習慣的標準，改變是非常緩慢的。拿出一部用了四年的手機，不能拍視頻，不能查地圖，不能收郵件，這讓我看起來像個老古董，但與過去的一切相比較，這種變化不過是刹那間的事情。
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回到家，頭發染成了綠色，身體上又新穿了孔，他會告訴你，表達自我的最佳方式是裝飾自我，但直到5萬年前，似乎沒有人這麽看。後來，顯然每個人都這麽看。
在年代為公元前50000年之後的一個又一個非洲考古地點，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裝飾用的骨骼、動物牙齒，還有象牙。這些還是有跡可循的活動。其他我們所熟知的個人裝飾形式，如發型、化妝、文身、服飾等，很有可能也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出現。一個令人不快的遺傳研究顯示，生活在我們衣服中並吸我們血的體虱，在大約5萬年前進化而來，像是給最初“時尚人士”的禮物。
“人類是多麽偉大的傑作！”當哈姆雷特的朋友羅森格蘭茨和吉爾登斯特恩來監視他的時候，他發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麽的高貴！稟賦多麽的無窮！行動多麽的迅捷，外形多麽的可讚！舉止多麽像天使！悟性多麽像上帝！”在這麽多方麵，人與猿人有多麽不同。到了公元前50000年，現代人類的思想和行為與他們的祖先完全不在一個層麵上。似乎發生了某些異乎尋常的事情——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至於20世紀90年代平素清醒持重的科學家都開始使用浮誇的言辭。有些人說起了大躍進，還有些人說起了人類文明的曙光，甚至還有人說是人類意識的大爆炸。
盡管如此具有戲劇性，這些理論總是有點不那麽令人滿意。這些理論要求我們設想兩大轉變，而不是一大轉變，即在大約15萬年前，第一大轉變塑造了現代人類的形體，卻沒有塑造現代人類的行為；到了大約5萬年前，第二大轉變塑造了現代人類的行為，而人類的形體卻沒有發生改變。最廣為人知的解釋是，第二次轉變僅僅從神經方麵的變化開始，重塑了大腦的內部線路，使得現代的言語成為可能，進而推動了行為的革命。但是這次對大腦內部線路的重塑包括哪些內容（以及為何顱骨沒有發生相應變化），至今仍然是個謎。
如果說進化論科學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留有某些餘地的話，某種超能力將一點神性之光吹入猿人遲鈍的泥坯之中，顯然就是在這裏。當我年紀很輕的時候，特別喜歡亞瑟·c·克拉克（arthur c.rke）的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斯坦利·庫布裏克（stanley kubrick）令人難忘、難有後繼的電影版開篇的那個故事。神秘的水晶巨石從外層空間墜入地球，使得我們星球上的猿人在餓死滅絕之前跳躍式進化。夜複一夜，月球守望者，這個地球居民中的猿人首領，當巨石發送給他幻象並教會他投擲石塊的時候，感覺到克拉克所說的“好奇的卷須狀物沿著大腦未曾使用過的通道悄悄爬下”。克拉克寫道：“他簡簡單單的大腦中的原子被扭曲，構成新的模式。”於是，巨石的使命完成了：月球守望者撿起一根丟棄的骨頭，用它敲擊一頭小豬的腦袋致死。令人沮喪的是，克拉克眼中的人類意識大爆炸僅僅包括殺戮，以月球守望者殺死敵對部落的猿人首領單耳告終。讀者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們處於太空時代。
克拉克把他的2001年設置在300萬年以前，可能是為了把能人發明工具涵蓋在內，但是我經常感到，一塊巨石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應是在完全現代的人類出現之時。到了我上大學學習考古學的時候，已經知道不應做此評論，但是這樣一種感覺仍然很難動搖，即專業解釋比起克拉克的解釋來，要無趣得多。
在我讀大學本科的那些遙遠日子裏，考古學家麵臨的一大問題是，他們還沒有發掘出很多年代在距今5～20萬年之間的考古遺址。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發現的積累，一切開始變得明朗起來，我們畢竟不需要巨石。事實上，大躍進也開始分解為一係列的向前蹣跚學步，跨越數萬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知道幾處年代在公元前50000年以前的考古遺址，那裏有令人驚奇的、看起來頗為現代的行為跡象。就以平納克爾角為例，這一山洞在南非海岸，發掘於2007年。大約16萬年前，智人移居這裏。這本身就頗為有趣：早期猿人一般忽視沿海地點，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不知如何在此找到食物。然而，智人不僅向海灘走去——這是極為現代的行為——而且當他們到了海邊，他們足夠聰明，會采集、打開並烹製貝類。
他們還把石頭削成又小又輕的尖頭，考古學家們將之稱為似石葉，很適合作為標槍或者箭矢的尖端——這是北京人和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從未做過的事。
在其他的一些非洲考古遺址中，人們從事著不同的、但是看起來同樣極具現代感的活動。大約10萬年前，在讚比亞的蒙布瓦洞穴，人們在一組壁爐邊排上石板，營造舒適的小角落，我們很容易想象他們坐在一起講故事的情形。從非洲南端到北邊的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甚至在非洲之外的以色列），在幾十個非洲沿海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當時的人們耐心地將鴕鳥蛋殼切割琢磨成小珠子，有些珠子的直徑隻有1/4英寸。到了9萬年前，剛果卡坦達的人們已經變成了嚴格意義上的漁夫，他們會把骨頭雕刻成魚叉。然而，最有趣的考古遺址還要數非洲南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那兒除了蛋殼製作成的珠子，考古發掘者還發現了一根有7.7萬年曆史的赭石棒（赭石是一種鐵礦石）。赭石可以用來把東西粘起來，製作防水帆，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用途。但近來赭石特別流行的用途是畫畫，它能在樹皮、洞壁和人體上繪製令人滿意的粗重的紅色線條。在平納克爾角共發現了57根赭石棒。到了公元前100000年，大多數非洲考古遺址都有赭石棒出土，這很可能意味著早期人類喜愛畫畫。但關於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赭石棒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上麵刻了一個幾何圖形，這使得它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藝術品——並且它是用來製作更多藝術品的。
在這些考古遺址中的每一處，我們都發現了一兩種現代人類行為的蛛絲馬跡，但並不是公元前50000年後我們熟悉的一整套活動。現在也沒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看起來極具現代感的行為是與日俱增的，它們逐漸累積，最終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考古學家們已經開始尋找答案，來解釋這些走向完全現代人類的蹣跚學步，他們認為，這主要是氣候變化所致。
地理學家們意識到，回溯至19世紀30年代，在歐洲和北美部分地區發現的蜿蜒數英裏的碎石帶，一定是冰蓋推動碎石形成的（而不是像以前推測的那樣由《聖經》中記載的大洪水形成）。“冰河時期”的概念由此產生，雖然科學家們要弄明白冰河時期為何產生，還要再過50年。
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並不是標準的圓形，因為地球還受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在10萬年間，我們地球的公轉軌道從近乎正圓形（如同現在的樣子）到橢圓形，然後再循環往複。地軸的傾斜角度也會發生變化，周期是2.2萬年；地球圍繞地軸自轉也會呈現周期性變化，周期是4.1萬年。科學家們將這些周期性變化稱為米蘭柯維奇循環，以計算出這些周期的塞爾維亞數學家米蘭柯維奇（mnkovich）的名字命名。米蘭柯維奇在“一戰”被軟禁期間，一筆一畫計算出這些循環周期（這是個寬鬆的軟禁，米蘭柯維奇有充裕的時間在匈牙利科學院的圖書館中工作）。這些循環周期以極其複雜的方式互相作用，大約每隔10萬年，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我們從接受比平均量稍多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稍有不均，到接受比平均量稍少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較為均衡。
米蘭柯維奇循環如果不是與其他兩個地理趨勢相互作用，它可能不會造成多大影響。第一個趨勢是，在過去5000萬年中，大陸漂移使得赤道以北陸地更多，北半球以陸地為主，南半球以海洋為主，這就擴大了日照的季節性變化效應。第二個趨勢是，在同一時期火山活動減弱。（目前）我們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比恐龍時代要少，因為這一原因，地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直到不久前——逐漸降溫。
在地球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冬季非常寒冷，兩極降雪，雪水冰凍起來，但是一般來說，每年夏季太陽都會將冰雪融化。但是到了1400萬年前，火山活動的減弱使得地球急劇降溫，導致在有著大片陸地的南極，夏季的陽光無法融化冰雪。北極沒有陸地，冰雪更易融化，但到了275萬年前，氣溫已經降到了連北極也常年積雪的地步。這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為一旦米蘭柯維奇循環使得地球接受的日照更少，全年日照分布更為平均，北極冰蓋就會擴張至北歐、亞洲和美洲，鎖住更多水分，使得地球更為幹旱，海平麵更低，反射更多日照，氣溫進一步降低。然後地球便隨著這一循環進入冰河時期，直到地球搖擺，傾斜，運轉至更溫暖之處，冰川後撤。
根據計算方式的不同，已經曆的冰河時期的數目在40～50個，其中跨越公元前190000～前90000年的兩個冰河時期——這是人類進化史上至關重要的幾個千年——特別的嚴寒難熬。例如，馬拉維湖今天的水量僅有公元前135000年時的1/20。更為嚴酷的環境必然改變了生存的規則，這可能解釋了為何有利於智力發展的變異大量產生。這可能也可以解釋為何我們發現的這一時期的考古遺址特別少，很可能大多數人類始祖死亡殆盡。事實上，有些考古學家和遺傳學家估計，在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存活於世的智人可能僅有兩萬人。
如果這一新理論成立的話，人口危機會產生幾大影響。一方麵，由於基因庫的縮水，更易產生大量變異；但是另一方麵，如果智人群落變得更小，他們就更易滅絕，任何變異帶來的優勢也就隨之消失了。如果（從這一時期數量極少的考古遺址看來）智人群落數也減少了，群落間相遇的頻率就會降低，共用他們的基因和知識的機會也就更少。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設想，10萬年間，在非洲惡劣難測的環境中，人類始祖的小小群落掙紮度日，勉強維生。他們並不常相遇，不常互相通婚，也不常交換物品和信息。在這些相互隔絕的群體中，基因變異層出不窮，有些產生了很像我們的人類，有些則不。有些群落製作魚叉，有些製作小珠子，但大多數群落這兩樣都不做，滅絕的幽靈始終縈繞著這些群落。
這是智人的黑暗歲月，但大約7萬年前，他們的運氣發生了改變。非洲的東部和南部變得更為溫暖和潮濕，這使得狩獵和采集更容易，人類同他們的食物來源一樣快速增長。現代智人已經進化了10萬年，經曆了許多波折和滅絕危險，但是一旦氣候條件改善，那些擁有有利的基因變異的人群就會更快速地繁衍，超過不那麽聰明的人類。沒有巨石，也沒有大躍進，有的隻是大量的性愛和嬰兒。
在幾千年間，早期人類遇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既是人口統計學上的轉折點，也是生物學上的轉折點。早期人類再也沒有如此頻繁地滅絕，相反，他們的群落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早期人類可以經常保持聯係，共用他們的基因和知識。變異開始積累起來，智人的行為很快從其他猿人中分化出來。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東西方生物學差異的出現便指日可待了。 我們都是非洲人的後代嗎
氣候變化往往是很複雜的，當7萬年前非洲東部和南部智人的家鄉變得更為濕潤時，北非則麵臨幹旱。我們的祖先在家園範圍之內迅速繁衍，決定不向北非散布。智人的小群落從今天的索馬裏出發開始漫遊，跨越大陸橋到達阿拉伯南部，然後到達伊朗。至少，我們認為他們做到了。南亞的考古探索相對較少，但是我們認為，有些現代人類的群落也朝這個方向遷移，因為到了公元前60000年，他們已經到達了印度尼西亞，並乘船穿越50英裏的開闊水麵，漫遊至澳大利亞南部的蒙戈湖。這些移居者的移動速度比直立人/匠人離開非洲時要快上50倍，與早期猿人每年35碼的移動速度相比，他們的速度超過每年一英裏。
在距今40萬～50萬年前，第二次移民潮很可能穿越埃及，到達西南亞和中亞，並從那兒進一步散布至歐洲。這些現代人類足夠聰明，會製作精巧的石刃和骨針，他們用猛獁象的象牙和毛皮縫製合身的衣物並建造房屋，在西伯利亞這樣一個寒冷的荒原上建起了家園。大約在公元前15000年，人類跨越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大陸橋，然後/或者沿著大陸邊緣作短程航行。到了公元前12000年，他們在俄勒岡州的洞穴中留下糞化石，並在智利的山間留下海藻。（有些考古學家認為，人類還沿著當時連接歐洲和美洲的冰蓋邊緣穿越了大西洋，但目前為止這僅僅是個推測。）
東亞的情形不甚明了。在中國柳江出土的一塊完全現代人類的顱骨可能有6.8萬年的曆史，但是關於這一時間的確定還有些技術問題，沒有爭議的時間最多僅能上溯至公元前40000年。現代人類到達中國的時間是較早還是較晚，還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去證明[8]，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到了公元前20000年，他們已經到達了日本。
不管新的人類到達哪裏，他們看來都帶來了大破壞。當智人到達的時候，那些早期猿人從未涉足的大陸有著豐富的大型獵物。最早到達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人類，遭遇了400磅[9]重的不會飛的鳥和一噸重的巨蜥；到了公元前35000年，這些動物滅絕了。蒙戈湖和其他幾處考古遺址的發現表明，人類到達那裏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60000年，這意味著人類和巨型動物群共存了2.5萬年，但是有些考古學家對於這一時間尚有爭議，他們把人類到達的時間推後至距今4萬年前。如果他們的說法成立，那麽巨獸在人類到達以後十分可疑地迅速消失了。在美洲，1.5萬年前，最早的人類移居者到達那裏的時候，遇到了駱駝、大象和地麵生活的大型樹懶。在短短4000年之內，這些動物也全都滅絕了。智人的到來和巨獸的滅絕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巧合。我接下去將述及這一問題。
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人類狩獵這些動物從而導致它們滅絕，或者人類將這些動物趕出它們的領地。而且關於它們為何滅絕的其他解釋（如氣候變化，或者彗星撞擊）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當現代人類進入了猿人占據的環境，猿人便滅絕了，關於這一事實的爭議較少。到了公元前35000年，現代人類進入了歐洲，在一萬年內，歐洲大陸除了邊遠山區之外的其他地方，尼安德特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遺址位於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羅陀，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5000年。在統治了歐洲15萬年之後，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然而，現代人類如何取代猿人的細節問題，對於決定西方主宰的種族解釋是否成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尚不知道，我們的祖先是主動殺死了智力不如我們發達的猿人，還是僅僅在爭奪食物的競爭中賽過了他們。在大多數考古遺址，現代人類遺跡直接取代了那些與尼安德特人有關的遺跡，這意味著改變是在突然之間發生的。主要的例外是法國的馴鹿洞穴，在那裏，在距今3.3萬～3.5萬年之間，由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類交替占據，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殘留層包括棚屋的石基、骨具，還有動物牙齒製成的項鏈。考古發掘工作者認為，尼安德特人向現代人類學習，正邁向尼安德特人覺醒的曙光。在法國的幾處尼安德特人考古遺址發現的赭石（在其中一個洞穴裏發現了20磅之多）可能也指向這一點。
很容易想象，肌肉發達、頭腦簡單的尼安德特人看到動作靈敏、言談自如的新到訪者在身體上繪畫並建造棚屋，於是他們笨手笨腳地模仿這些動作，或者用獵物的肉與新到訪者交換首飾。在《洞熊家族》中，瓊·奧爾想象現代人類傲慢地將尼安德特“平頭家夥們”趕走，而尼安德特人則試圖對“他者”敬而遠之——除了艾拉，一個現代人類的小女孩，5歲的孤兒，尼安德特人的洞熊部落接受了她，結果是翻天覆地的。當然，這些都隻是想象，但是這同任何其他人的猜想一樣貌似可信（除非我們接納那些一點也不浪漫的考古學家的觀點，認為考古發掘工作匆忙草率，是造成馴鹿洞穴尼安德特人遺跡和現代人類遺跡交錯模式的最合理解釋，意味著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平頭家夥們”向其他人學習）。
要點在於性。如果現代人類沒有通過異種繁衍取代舊世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東方的直立人，種族主義理論將現代西方的主宰地位上溯到史前的生物學差異，便肯定不能成立。但果真如此嗎？
在20世紀30年代，即所謂的科學種族主義的全盛時期，一些體質人類學家堅稱，現代中國人比歐洲人更原始，因為他們的顱骨與北京猿人近似（頭頂有小的隆起，臉的上半部分相對扁平，頜骨不突出，門牙呈鏟狀）。這些人類學家還指出，澳洲原住居民的顱骨同100萬年前的印度尼西亞直立人近似——同樣有著附著頸部肌肉的背後脊狀突起，像擱架似的眉毛，後縮的前額，還有碩大的牙齒。這些（西方）學者總結道，現代東方人一定是更為原始的猿人後代，而現代西方人則是更為先進的尼安德特人後代，這就解釋了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今天沒人如此草率地做出論斷了，但是如果我們要嚴肅地探求西方緣何主宰世界這一問題的答案，我們便不得不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智人與前現代人類異種通婚繁育後代，而東方人則在生物學上比西方人原始。我們不可能發掘出正在交媾的穴居人化石，以證明智人是否與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交流基因，或者與東方的北京人交流基因，但幸運的是我們不必如此做。如果這樣的約會的確發生過，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的身體上觀察結果。
我們每個人都從我們的祖先那裏繼承了dna，這意味著遺傳學家可以通過比較每個在世的人的dna，利用畫族譜的方式追溯到人類最近的共同祖先。但事實上，由於你身體裏的dna有一半來自你母親的家族，另一半則來自你父親的家族，這使得破解遺傳信息困難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遺傳學家們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方法繞開這一問題，這就是關注線粒體dna。線粒體dna不像大多數dna那樣有性繁殖，而是僅通過母本繼承（男性繼承他們母親的線粒體dna，卻不遺傳下去）。我們曾經一度擁有相同的線粒體dna，所以線粒體dna在你我身體中的任何不同一定是偶然變異的結果，而不是通過有性繁殖導致的。
1987年，遺傳學家麗貝卡·卡恩（reba cann）領導的小組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全世界在世的人的線粒體dna。他們在數據中區分了大約150種類型的線粒體dna，並且意識到不管他們怎樣處理統計數據，總會得到三個關鍵結果：第一，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基因更為多樣；第二，世界其他地方基因多樣性僅僅是非洲基因多樣性的子集；第三，最深遠也就是最古老的線粒體dna譜係都來自非洲。他們很自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最近一個女性始祖一定曾經生活在非洲——這個女性始祖被冠名為“非洲夏娃”。通過卡恩和她的同事的觀察，“非洲夏娃”是個“幸運的母親”。在對線粒體dna的變異率進行標準估測後，他們得出結論，“非洲夏娃”生活在20萬年以前。
整個20世紀90年代，古人類學家們就卡恩小組得出的結論爭論不休。有些學者質疑他們的方法（製作族譜的方式有成千上萬種，理論上一樣有效），也有些學者質疑他們的證據（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多數“非洲人”事實上是非洲裔美國人），但是不管是誰重做樣本和數據，得到的結果都大致相同。唯一確實的變動是將“非洲夏娃”的生活年代後推到了距今15萬年前。問題的解決在於，20世紀90年代末，當技術的進步允許遺傳學家們檢驗y染色體上的核dna時，“非洲夏娃”有了伴侶。同線粒體dna一樣，y染色體上的核dna是無性繁殖的，但僅通過父本遺傳。研究發現，y染色體上的核dna同樣在非洲有最豐富的多樣性和最深遠的譜係，這些證據指向一個生活在距今6萬年至9萬年前的“非洲亞當”和一個大約在5萬年前的非非洲變種祖先[10]。基因數據似乎完全支持這樣一個論斷：每個今天在世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後代，沒有人的血管裏流淌著尼安德特人或者北京猿人的血液。
但是有些古人類學家還是不予置信，堅持認為遺傳學的可信度不如他們觀察到的西方智人與尼安德特人、東方智人與直立人骨骼上的近似度。他們提出一個“多區域模型”以取代“走出非洲”模型。他們不情願地承認，或許人類最初的蹣跚學步確實發生在非洲，但是在此之後，在非洲、歐洲和亞洲間的人口遷移造成了快速的基因流動，某個地區有益的基因變異很快在幾千年內到處擴散。結果是，略有差異的現代人類在世界幾個地方同時分別進化。這可以同時解釋骨骼和基因的證據，同時也意味著，東方人與西方人在生物學上確實是不同的。
和許多理論一樣，多區域分別進化理論是模棱兩可的。有些中國科學家堅稱，中國是個例外，因為正如《中國日報》（china daily）所載的：“現代中國人類發源自現在中國的所在區域，而不是非洲。”
但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證據逐漸不利於這一論斷。在歐洲，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線粒體dna與我們的線粒體dna完全不同，這似乎否定了尼安德特人與智人異種通婚的假說。甚至連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異種通婚，後來偶然滅絕了，所以我們的基因庫裏沒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這一說法看起來也不能成立：2003年，遺傳學家在歐洲從距今2.4萬年的智人骨骼中提取出了線粒體dna，它與我們的線粒體dna高度一致，卻與尼安德特人的毫不吻合。
在東亞，關於遠古的dna的分析要少些，但是已經完成的研究似乎也排除了異種通婚的可能性。一項y染色體核dna研究的作者甚至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數據表明，原始人類完全不可能是解剖學意義上的東亞現代人的始祖。”基因數據看起來是明確的了。智人從非洲進化而來，並沒有——或者不能——與猿人異種通婚。
爭論還在進行著，直到2007年，周口店新出土的牙齒和許昌新出土的顱骨碎片，還被作為現代人類是從中國的直立人進化而來的證據。然而，即便這些發現公開發表，其他學者還是給了多區域分別進化理論最後的致命一擊。他們通過極為複雜的多元回歸分析，分析了從6000多個顱骨上測得的數據，分析表明，當控製了氣候因素這一變量，全世界顱骨類型的變異事實上與dna分析所得證據是一致的。我們都是非洲人。在過去6萬年內，我們從非洲散布出去，把過去50萬年內出現的所有基因差別一掃而空。事實上，種族主義理論將西方主宰地位歸結為生物學因素是毫無根據的。不管在哪裏，群體的人們總是大體相同的，我們從非洲祖先那裏繼承了相同的躁動不安、善於創造的頭腦。生物學本身無法解釋西方的主宰地位。 史前畢加索們
那麽，如果種族主義理論不能成立，東方與西方到底從何處開始？100多年來，對許多歐洲人來說，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沒有生物學這個因素，他們也已經自信地斷言，自從現代人類出現以來，歐洲人便在文化上比東方人優越。使他們確信的證據在1879年開始出現。達爾文發表於之前20年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使得尋找化石成了紳士們一項體麵的愛好。像與他同一階層的許多人一樣，唐馬塞利諾·桑斯·德·索圖歐拉（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在他位於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上尋找穴居人。有一天，他和女兒探訪了阿爾塔米拉洞穴。對於8歲大的小孩來說，考古並沒有多大樂趣，所以當索圖歐拉的眼睛緊緊盯著地上的時候，他的女兒小瑪麗亞開始跑來跑去玩起了遊戲。很多年以後，她對一位記者說：“突然，我認出了洞頂上的外形和輪廓。”她喘著氣驚呼：“爸爸，看，公牛！”
所有的考古學家都夢想著驚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那一刻，麵對著令人敬畏的驚人發現，完全難以置信，時間停下了腳步，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事實上，沒有多少考古學家有過這樣的一刻，甚至或許沒有一個有過類似的一刻。索圖歐拉看到了野牛、鹿，層層疊疊的色彩豐富的動物圖案覆蓋了洞穴頂部20平方英尺的麵積，有些蜷縮著身子，有些在互相嬉鬧，還有些則在歡快地跳躍（見圖1-1）。每一個都繪製得優美而生動。當畢加索多年後造訪這一考古遺址時，他驚得目瞪口呆。“我們中沒有人能夠那樣作畫，”他說，“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盡頹。”
瑪麗亞回憶道，索圖歐拉的第一反應是大笑，但很快他變得“非常興奮”，“幾乎不能作聲”。他漸漸說服自己，這些壁畫真的是遠古時期留下的（最近一項研究表明，有些壁畫的曆史在2.5萬年以上）。但是，回到1879年，沒有人知道這一點。事實上，1880年，當索圖歐拉在裏斯本的國際人類學和史前考古學大會上提交他的這一發現的時候，專家們哄笑著將他轟下台去。那時候，人人都知道，穴居人不可能創造出這樣精湛的藝術作品。他們一致認為，索圖歐拉不是騙子就是傻瓜。索圖歐拉將這嘲笑視為對他尊嚴的攻擊。8年後，他精神崩潰，離開了人世。他驚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毀了他的人生。 <h5>圖1-1 “阿爾塔米拉之後，一切盡頹……”8歲的瑪麗亞·桑斯·德·索圖歐拉在1879年發現的令人震驚的壁頂公牛岩畫的一部分，這一發現毀了她父親的人生，也使畢加索驚歎得無法呼吸</h5>
直到1902年，索圖歐拉的主要批評者才實地造訪了阿爾塔米拉洞穴，並且公開認錯。自那以後，又發現了數百個繪有史前壁畫的洞穴。壁畫最為壯觀的洞穴之一是法國的肖維洞，直到1994年才被發現。洞內壁畫保存得非常完好，看起來好像壁畫作者剛剛出門去看一眼馴鹿，隨時都會回來似的。肖維洞穴的一幅畫作有3萬年曆史，它是西歐現代人類的最早遺跡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沒發現過與這些洞穴壁畫類似的東西。現代人類走出非洲的遷徙泯滅了莫維斯分割線帶來的一切差異，也將先前猿人種族間的差異一掃而空。3萬年以前，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一種獨具創造性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史前畢加索，我們應當從中探明獨特（而優越）的西方傳統嗎？
令人吃驚的是，答案或許藏在嚴寒的南極洲荒原。那裏每年都降雪，將先前的雪覆蓋，積壓成層層的薄冰。這些冰層就像是遠古時候天氣的編年史。通過將它們分離，氣候學家可以測量這些冰層的厚度，告訴我們下了多少雪；建立氧同位素間的平衡，揭示溫度；比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闡明溫室效應。但是在冰蓋上鑽芯取冰是科學上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2004年，歐洲的一個小組成功提取了差不多兩英裏深的冰芯，年代可以上溯到75萬年前，時間之久遠令人吃驚。盡管冬季的氣溫驟降至零下58華氏度[11]，並且從未高於零下13華氏度，並且在1999年，鑽頭卡住了，科學家們不得不從頭再來，在最後的幾百碼還不得不用一個裝滿乙醇的塑料袋權且替代鑽頭，但他們最後還是完成了任務。
這些科學超人從冰芯中提取出來的結果證明了一件事情：阿爾塔米拉的藝術家們生活的世界是很寒冷的。現代人類離開非洲以後，氣溫又開始驟降，大約兩萬年前，即用赭石和木炭在洞穴壁上塗鴉的藝術家數量多得空前絕後之時，最後一個冰河時期達到了嚴寒的頂點。平均氣溫比現在要低14華氏度。這導致了驚人的變化。數英裏厚的冰川覆蓋了亞洲北部、歐洲和美洲，鎖住了大量的水分，那時的海平麵比現在要低300英尺以上。你可以從非洲走到英國、澳大利亞或美國，卻看不到海洋。你不會希望造訪這些地方，在冰川邊緣，狂風呼嘯，卷起的沙塵暴肆虐廣袤貧瘠的幹草原，這些幹草原冬季寒冷，夏季荒蕪。甚至在最適宜人居住的地區，即赤道南北40度範圍之內，夏季苦短，降水稀少，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下降，阻礙了植物生長，也使動物（包括人類）種群數量保持在較低水平。情況的嚴峻程度，與現代人類走出非洲前不相上下。
當時，在今天的熱帶地區，生活不像西伯利亞那樣艱難，但是不管考古學家們審視哪個地方，他們發現，人們適應冰河時期的方式都大體相似。他們結成小部落而居。在寒冷的環境中，12個人就算得上一個大部落了；而在氣候較為溫和的地區，聚居部落的規模可能是前者的兩倍。他們知道了不同的植物什麽時候成熟，在哪裏能找到這些植物；動物何時遷徙，在哪裏能截獲這些動物。他們到處追蹤搜尋這些動物和植物。不知道這些的人就會挨餓。
這些小部落掙紮求生，繁衍後代。像現代邊緣環境中的狩獵——采集者們一樣，他們一定時不時地聚在一起，交換配偶，交易物品，講述故事，或許還對著他們的神、鬼怪和祖先說話。這些聚會將會是一年中最激動人心的社交大事。當然，我們僅僅是在猜測，但是很多考古學家認為，西歐令人歎為觀止的洞穴壁畫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一些節日，在這些節日裏，每個人都披上他們最好的獸皮，戴上最好的珠子，臉上畫上畫，竭盡所能裝飾他們神聖的聚會地點，使這些地方非同尋常。
但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麽——如果縱觀非洲、亞洲和歐洲，生活都是同樣的艱難——我們隻在西歐發現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洞穴壁畫。傳統的回答是，歐洲人比其他人在文化上更具創造力，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們還能更進一步，改變這一觀點。歐洲藝術史並不是從肖維洞穴到夏加爾（chagall）一脈相承，放眼盡是曠世之作。公元前11500年之後，洞穴壁畫便絕跡了，到我們所知的能與之媲美的畫作出現，又過去了許多個千年。
在3萬年以前的歐洲創造力傳統中尋找源頭，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這一傳統已經斷絕了幾千年。或許，我們應該問的是，洞穴壁畫傳統為何斷絕了，因為我們一旦提出這一問題，便會意識到，史前歐洲的這些驚人發現，同任何特殊的西方文化一樣，與地理和氣候因素大有關係。
冰河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裏，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是絕佳的狩獵之所，在那裏，一群群馴鹿從夏季牧場遷徙到冬季牧場，然後再返回。但在大約1.5萬年前，當氣溫開始回升（關於這一問題，本書第二章中還會有更多論述），馴鹿冬季不再向南遷徙到這麽遠的地方，獵人們也隨之北遷。
就在這時，西歐洞穴壁畫衰落了，這不能說是個巧合。提著油脂燈，拿著赭石棒，在地下艱難行進的藝術家越來越少。大約在13500年以前，最後一個藝術家也離開了。當時這名最後的藝術家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是就在那一天，古老的傳統斷絕了。洞穴中黑暗降臨，幾千年來，隻有蝙蝠和滴水打破墳墓般的死寂。
公元前11500年之後，為何美麗的洞穴壁畫沒有隨著獵人追蹤馴鹿的步伐一路向北，穿越歐洲？或許是因為北歐的獵人沒有如此方便的洞穴可以繪畫。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有著為數眾多的幽深的石灰石洞穴，而北歐要少得多。史前人類對他們聚會之所的裝飾很少能保存下來，留待我們去發現，除非狩獵之處正好有幽深的洞穴。如果不巧狩獵之處沒有幽深的洞穴，人們的聚會場所就會更靠近地麵，或者就在地麵之上。經過兩萬年的風吹、日曬和雨淋，他們的藝術作品能殘存於世的，已經很少了。
但是，“遺跡很少”不等於“蕩然無存”，有時我們還是能很幸運地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在納米比亞的阿波羅11號洞穴，繪有犀牛和斑馬的石板從洞壁剝落，掉落到地上，在距今19000～26000年形成的沉積物之下得以保存。在澳大利亞的某些發現的年代甚至更為久遠。在桑迪河洞壁的一處雕刻上形成的礦物沉積物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0年前，而顏料殘跡則有26000～32000年的曆史。在卡彭特山口，繪有岩畫的洞壁部分掉入有4萬年曆史的居住區碎石土中，這塊壁畫的曆史甚至比肖維洞穴還要久遠。
從美學意義上講，非洲與澳洲發現的例子都無法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現的最好作品媲美，還有很多西歐以外的幽深洞穴沒有壁畫（如周口店，兩萬年前又有猿人在此居住）。如果聲稱人類對於洞穴繪畫藝術都投入了同樣多的精力，這顯然是個愚蠢的說法，更不必說所有的藝術傳統都同樣成功了。但是鑒於保存條件，以及考古學家們在歐洲比在其他地方尋找的時間更長，也更努力，其他大陸保存下來的作品說明了，現代人類，不管身處何方，都有創造藝術的強烈願望。當洞穴壁畫的條件不像西歐那麽理想時，人們就把精力投入其他媒介上。
當洞穴繪畫藝術在西歐興盛之時，石製、黏土製還有骨製的人體和動物形態在東方區域更為普遍。如果條件允許，我可以展示幾十幅精美絕倫的小塑像的照片，發現地從德國到西伯利亞，處處都有。由於條件不允許，我僅介紹最近的發現，2008年發現於德國的霍勒·費爾斯（見圖1-2）——一尊兩英寸高的女性小雕像，無頭而巨乳，雕於35000年前，以猛獁象牙雕刻而成。大約在相同的年代，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旁的馬來亞思雅——那肯定是地球上最不宜居住的地點之一——獵人們在骨頭上雕刻動物圖案；到了公元前25000年，在捷克共和國的下維斯特尼采，120多人的群體聚集在用猛獁象牙和象皮搭起的棚屋裏，製作成千上萬的小雕像，有雕動物的，也有雕巨乳女性的。東亞的藝術紀錄還不多，但最早的發現——一尊鹿角雕刻的小鳥，或許有1.5萬年的曆史，是2009年在許昌發現的——雕工非常複雜，我們相信，進一步發掘將會揭示，中國也擁有欣欣向榮的冰河時期藝術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