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後來居上:東方領先的世紀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盲人摸象：長期注定論和短期偶然論的片麵之處
南亞有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一個人抓住象鼻，說這是一條蛇；另一個人摸象尾，認為這是一根繩；第三個人靠著象腿，得出這是一棵樹的結論，如此等等。關於西方為什麽統治世界有兩個理論，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讀到這些理論時我們不免會想到這個故事，長期注定理論擁護者和短期偶然理論擁護者就像那些盲人，隻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卻誤認為這就是整個大象。相比之下，社會發展的特征讓我們看到事物的真麵目，因此也就不會再有關於蛇、繩、樹的錯誤判斷了。每個人都必須認識到，我們隻摸到了長牙象的一部分。
圖4-1總結了第二章留給我們的印象。最後一個冰河時期末期，氣候和生態因素導致西方社會發展比東方起步早，雖然新仙女木事件使西方發生了氣候災難，但是西方還是明顯地領先於東方。不可否認，早至公元前10000年前，我們的電鋸藝術的確十分粗糙。在東方，很難發現4000年內有任何可衡量的社會發展變化，西方社會在公元前11000年比公元前14000年發展程度高，但即使在這裏我們也無法找到社會發展變化的微妙痕跡。雖然這些社會發展指數不能反映出什麽，但是有數據總比沒有強，而且這些指數反映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正如長期注定理論所預測的，西方一開始就搶先了一步，而且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但是圖4-2就沒有圖4-1那麽簡單了，圖4-2繼續描述公元前5000～前1000年的社會發展。它和圖4-1的差別就像繩和蛇的差別一樣。兩幅圖像繩和蛇，有相似之處：兩幅圖中，東西方都繼續向前發展，相差不大，西方的發展總是領先於東方。但是，兩者的差別也一樣顯著。首先，圖4-2的發展曲線比圖4-1上升更快。在公元前14000～前5000年的9000年間，西方的社會發展水平翻了一番，東方上升了2/3，但是在接下來的4000年間——是圖4-1所覆蓋時間段的一半不到——西方發展水平增至3倍，東方增至2.5倍。其次，我們看到，公元前1300年後，西方社會發展勢頭在曆史上首次下滑。 <h5>圖4-1 至今的發展形勢：公元前14000～前5000年，西方社會發展處於領先地位，第二章已對此做出闡述</h5> <h5>圖4-2 東西方繼續向前發展，差距先拉大，後縮小：公元前5000～前1000年，東西方社會發展速度加快、發展差距擴大和縮小</h5>
我試圖在本章解釋這些事實。我認為，西方的加速發展和公元前1300年後的下滑，事實上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我把這個過程叫作發展悖論。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會看到，在解釋為什麽西方統治世界時，在這些解釋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時，這個悖論的規律發揮主要作用。但在這之前，我們需要研究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間發生了什麽。 伊拉克地區：逝去的輝煌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間，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翻了一番，農村從側翼丘陵區發展蔓延至亞洲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然而，公元前5000年，雖然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離側翼丘陵區相距僅數天步行路程，但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還是幾乎沒有出現農業——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這片“兩河流域的土地”現在是伊拉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是現在的伊拉克，這並不奇怪。2003年以來，因為各種新聞報道，我們對伊拉克的惡劣環境十分熟悉。夏天氣溫高達120華氏度，幾乎不下雨，周圍呈現荒漠化。很難想象農民居然會選擇在那裏居住，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甚至更熱、更潮濕，農民的主要問題不是如何尋找水源，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水。印度洋季風會帶來一些雨水，這些雨水剛好能促進農業發展。然而，如果農民能控製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的夏季洪水，在恰當的時候將這些水導入他們的田地，灌溉莊稼，那此地發展前景光明。
在廣袤的歐洲大陸上，一些人選擇農業生活方式，鄰國人學到農業耕作並依靠農業生活，他們都不斷修正傳統農藝，適應新的環境。但是，有些農藝隻適用於側翼丘陵區的旱作農業，要讓其適用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灌溉農業，僅僅進行“修正”是不夠的。農民不得不從零開始。經過20代人的努力，他們改善了溝渠、渠道和蓄水池，不但使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邊緣耕地漸漸充滿生氣，而且使其比側翼丘陵區更多產。他們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經濟學家有時候把這個過程叫作探索後發優勢。當人們將一項適用於發達核心地區的技術用於欠發達的邊緣地區時，他們改善這項技術有時候能使這項技術得到更好的應用，以至於邊遠地區變成了新的核心地區。公元前5000年，這樣的事情在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生了，縱橫交錯的溝渠滋養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村莊，供養了大約4000人。這麽多人可以建造更精致的神廟。在一個村莊埃利都，我們就發現了層進式神廟，這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以磚為平台的神廟，這些神廟總是采用相同的基礎建築方案，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神廟越造越大，裝飾得也越來越華麗。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積累了如此多的優勢，以至於古老的核心地區側翼丘陵區開始效仿這個泛洪平原上充滿活力的新社會。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伊朗西南靠近側翼丘陵區的平原上的蘇薩居民甚至超越了埃利都居民，用磚塊建造了一座長250英尺、高30英尺的平台。雖然19世紀的挖掘者考古技術還不夠精湛，在挖掘這個遺址時破壞了證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推斷，這個平台在當時可能支撐著一座宏偉的神廟。然而，即使是這些挖掘技術不夠精湛的考古學家，也不會錯過這些越來越複雜的組織，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銅飾，標誌著行政控製的印章或黏土壓痕，以及一些圖像，專家認為這些圖像是“僧侶王”。考古學家常常想象這樣的情景，區域首領住在蘇薩，蘇薩比周圍的村莊都大，偏僻村莊的村民可能到蘇薩來崇拜神靈，感謝神靈，並用食品交換飾物和武器。
當然，村民沒有這樣做——因為從如此粗糙的遺址中很難看出這一點。但是考古學家不得不依靠蘇薩來理解這段時期的曆史，因為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村莊經曆了6000年的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的洪水，被深深地埋在了淤泥之下，讓考古學家難以研究（此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原因是，自從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或者自從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這裏幾乎再沒有新探索）。公元前4500年後，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類似的改變可能正在發生，但是直到公元前3800年，考古學家才看到了這些改變。
關於為什麽村莊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這個問題，考古學家中還存在爭議。公元前6000年，當農民開始搬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時，由於地球公轉時不斷改變圍繞太陽的軌道，自轉也不穩定，因此美索不達米亞達到了史上最熱、最潮濕的頂點，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世界又開始降溫。你可能認為這對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民來說是個好消息，但是你錯了。更涼爽的夏季意味著能帶來降雨的印度洋季風越來越弱。降雨越來越少，越來越難預測，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被炙烤之地，正如我們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上看到的一樣。問題一個個出現：春季降雨減少，意味著莊稼生長季節變短，莊稼在每年夏天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發洪水前成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民2000年來辛勤建立起來的農作係統再也無法適用。
氣候變化使美索不達米亞人麵臨艱難的抉擇。當沙塵來襲，侵入他們的田地時，他們可以逃避現實，繼續自己的生活，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是有代價的，饑餓、貧窮，甚至饑荒會接踵而來。或者他們也可以遷移到不太依賴季風的區域，但是對於農民來說，要讓他們放棄照料得很好的土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如何，側翼丘陵區很明顯是該去的地方，但是那裏已經有很多村莊了。2006年，敘利亞東北地區的布拉克的考古學家挖掘出兩座公元前3800年的集體墓地，埋葬的都是年輕人，他們明顯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因此，讓農民搬回擁擠、充滿暴力的側翼丘陵區，這也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如果美索不達米亞人都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都逃跑了，那這個新的核心地區就會瓦解。但這時出現了第三種選擇。人們可以拋棄他們的村莊，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一些較大的地區聚集。這看起來違反常理，因為如果莊稼收成減少，更多人來到更小的地方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但是，一些美索不達米亞人似乎想出了辦法：如果更多人齊心協力，他們可以建造更大的灌溉係統，儲存洪水，灌溉莊稼。他們可以向更多的礦工提供食物，讓他們從地下開采銅，讓更多的鐵匠製造飾物、武器和工具，讓更多商人將這些商品帶到周邊地區。事實證明他們非常成功，到公元前3000年，青銅（銅和小部分錫的合金）大量代替了石頭，成為新的武器和大多數工具的原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戰士和工人的效率。
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有組織。集中管理就能解決問題。到公元前3300年，人們在小泥板上刻畫他們的活動的記錄，大多數考古學家將這些複雜的記錄稱為書寫符號（即使現在也隻有一小部分研究符號的精英才能看懂）。無法書寫符號的小村莊發展碰壁了，但是有一處遺址——烏魯克發展成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約有兩萬居民。
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了管理、會議和備忘錄——對現在很多人來說，這些東西是禍根，但卻是人類成就的標誌。然而，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就會更清楚，這些事物往往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組織促使側翼丘陵區的村莊、黃河兩岸的村莊成為城市、國家和帝國；組織失敗則導致這些城市、國家和帝國的失敗。組織的有些管理者是我們故事中的英雄，有些也是惡棍。
隨著季風的停止，管理的誕生肯定造成了創傷。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畫麵，頹廢又饑餓的敗兵縱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沒精打采地向烏魯克行走，就像連破車都沒有的貧困移民，更不用提新政了。我們還可以想象憤怒的村民拒絕將權力交給高傲的官僚，那些官僚企圖征用他們的田地和莊稼。結果往往是使用暴力。這樣烏魯克就很可能分裂，很多競爭城鎮確實已經分裂了。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古代管理者如何幫助烏魯克度過危機，但是考古學家懷疑，他們依靠了神廟。很多證據都指向這一點，這些證據互相支持，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一樣。比如說，考古學家在神廟遺址挖掘出成堆的大小相同的碗碟，這些碗碟被稱做“斜沿碗”，可能被用來分配食物。最早刻有符號的陶片主要來自神廟，陶片上代表“配額”的符號就是斜沿碗的圖畫。當書寫係統發展至人們可以記錄這些信息時，這些符號告訴我們，神廟控製著大片灌溉土地以及在這些土地上工作的勞動者。
神廟迅速發展成為名勝古跡，使建造這些神廟的群落相形見絀。長長的階梯通向上百英尺高的壇廟，專家在壇廟內與神靈進行交流。我們在第二章提到公元前10000年的聖壇，如果說這是人們向神靈傳達信息的擴音器，那這個公元前4000年烏魯克的宏大神殿就是一個擴音係統，這套擴音設備能讓齊柏林飛船樂隊大顯身手。如果這樣神靈們還不能聽到人們的呼喊，那他們肯定是耳聾了。
正是這些對神靈的呼喊讓我開始對考古產生興趣。1970年，我的父母帶我去看伊迪絲·內斯比特（edith nesbit）的電影——愛德華時代的經典《鐵路少年》（the railway children）。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但是這部電影之前放的紀錄短片更讓我心潮澎湃（那時人們常這麽說）。那天晚上，我迷上了阿波羅11號，想成為一位宇航員，但是這部低成本製作的電影——一部根據埃裏克·馮·丹尼肯（erich von d?niken）的書《眾神的戰車》（chariots of the gods）改編的紀錄片（勉強稱得上紀錄片）——讓我意識到考古是我必走的道路。
和亞瑟·c·克拉克在小說《2001太空漫遊》中聲稱的一樣（類似出版於1968年的《眾神的戰車》），馮·丹尼肯也聲稱外星人在遠古時代訪問過地球，並告訴人類天大的秘密。然而，馮·丹尼肯與克拉克不同，他強調他沒有胡編亂造，外星人會經常回到地球。外星人激發了人們建造巨石陣和埃及金字塔，希伯來《聖經》和印度史詩描述了外星人的宇宙飛船與核武器。馮·丹尼肯堅持認為，早期文明中，一些國王聲稱自己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談，原因是他們的確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談過。
雖然證據不足（委婉地說），但是這個論證說服了許多人，很多人對它堅信不疑，馮·丹尼肯賣了6000萬冊書。他現在仍有很多粉絲。幾年前，我站在烤肉架旁考慮著自己的事情時，我被他的粉絲——非常嚴肅地——指控為密謀掩蓋這些事實。
人們常常批評科學家將奇跡從世間帶走，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希望揭示真理。如果是這樣的話，真理就是我們不需要太空人來解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神王，我們更不需要《2001太空漫遊》中的場景來解釋智人的進化。自從農業出現後，宗教專家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因為當神靈要拋棄人類，停止給人類雨水時，美索不達米亞人會本能地依賴牧師的幫助，這些牧師聲稱自己有特殊方法能與神靈交流，然後轉告人們應該怎麽做。在這些艱難的時代裏，組織是生存的關鍵，因此，有越多人按牧師說的做，事情就會變得越順利（前提是牧師給出合理的建議）。
兩個過程互為因果，其邏輯和馮·丹尼肯的論證邏輯一樣，都是循環的，但是前者更有說服力。野心勃勃的人聲稱自己有特殊方式可以和神靈交流，他們說他們需要富麗堂皇的神廟、隆重的儀式和大筆的財富才能讓神靈聽到他們說話。一旦得到這些東西，他們就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和神靈親近，因為他們有富麗堂皇的神廟、隆重的儀式和大筆的財富——畢竟，神靈隻會把這些財富給他所愛的人。公元前2700年左右，當記錄員正在記錄這些事件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國王們甚至宣稱，神靈是他們的祖先。有時候，將權力委任給與神靈交流的人會創造奇跡，比如在烏魯克（但是我懷疑），但是當他們失敗時——失敗是常有的事——留給考古學家去發現的就寥寥無幾了。
烏魯克不僅成了一個城市，而且成了一個國家，有中央機構征稅、為整個社會做決策，並依靠軍隊維護社會秩序。一些人有最高地位（但是明顯不包括女士），還有一大隊勇士、地主、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僚輔佐他們。幾乎對於每個人來說，國家的崛起意味著自由的喪失，但是在艱難的時代，這是成功的代價。與國家形成前的社會相比，付出如此代價的社會能聚集更多人口、財富和權力。
公元前3500年後，城市和國家促進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社會發展，然後向外延伸，就像側翼丘陵區曾經的農村一樣。烏魯克式的物質文化（斜沿碗、書寫陶土片、華麗的神廟）被傳播到了敘利亞和伊朗。關於它們是如何傳播的爭論和農業最初是如何傳播的爭論很相似。人口密集、組織嚴密的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可能曾對人煙稀少、權力分散的北部地區進行殖民，這些殖民地包括北敘利亞的哈布巴凱比拉，這看起來像有人複製了一個烏魯克街區，並將它丟棄在1000英裏外。相反，早在斜沿碗發明之前，布拉克就是一座大市鎮，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地方社區，對烏魯克的風俗挑三揀四。村民努力依靠微薄收入為生，他們看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城市繁榮，於是允許當地牧師成為國王；野心勃勃的牧師看到烏魯克的宗教首領飛黃騰達，可能就和他的村民交談，或者哄騙他們，或者威嚇他們，讓村民允許他們擁有類似的權力。有些人更喜歡村莊生活，但是他們肯定會發現，無論以何種方式，國家的形成是大勢所趨，就像幾千年前覓食者發現農耕時代的到來是大勢所趨一樣。 埃及的法老為什麽如此成功
公元前5000年左右，當第一批農民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汗流浹背地種植莊稼的時候，更多勇敢的人從約旦河穀向西奈沙漠走去，到尼羅河流域去碰運氣，尋找肥沃的土地。埃及幾乎沒有可馴育栽培的本土植物，在農業發展方麵也落後於側翼丘陵區，但是一旦引進合適的種子和動物，埃及就繁榮發展起來。尼羅河每年泛濫的時候剛好是灌溉莊稼的季節，大麵積的綠洲受雨水滋潤，在沙漠中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然而，這些優勢意味著，公元前3800年季風的退去對埃及造成的影響比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影響還要大。很多埃及人離開了他們的綠洲，來到了尼羅河流域，那裏水源充足，但是土地缺乏，尤其是在上埃及尼羅河流域變狹窄的地方[1]。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人們通過管理解決了這個問題。挖掘出的墳墓表明，上埃及的村莊首領既要管理軍事，又要管理宗教事務。成功的首領在村莊獲得更多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失敗的首領不知去向。公元前3300年，形成了三個小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安葬國王——如果“國王”這個稱謂不是太高貴的話暫且用之——的富麗堂皇的墓地，這些墓地模仿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建築風格，墓地內還埋葬有黃金、武器和從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進口的物品。
這些國家互相戰鬥，直到公元前3100年統一成一個國家。那時候皇家宏偉建築物的規模迅速擴大，獨特的埃及象形文字突然出現。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樣，書寫可能隻限於一小部分人群，但是埃及的文字記錄一開始就不光包含敘述性文字，還包含官僚的賬目。一個引人注目的文本描述道，一位叫那爾邁的上埃及國王在公元前3100年征服了下埃及，還有一個文本寫到了一個叫“蠍子王”[2]的國王。後來還有文本提到了征服者美尼斯（可能和那爾邁是同一個人）。雖然細節方麵令人困惑，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經清晰：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尼羅河流域，那時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統一了，約有100萬名臣民。
公元前3100年後，上埃及的物質文化迅速向尼羅河流域傳播。幾千年前隨著農業的發展，烏魯克文化在當時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傳播，和烏魯克文化的傳播方式一樣，下埃及人可能仿效了（或是自願，或是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與之競爭）上埃及的生活方式。有明顯證據表明，組織成國家的上埃及比以村莊為基礎的下埃及發展得更快，政治統一含有一些南方征服北方的意味。
公元前3500年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進行擴張，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也進行擴張，兩者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卻有著不同的結果。首先，當那爾邁/美尼斯/蠍子王於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的時候，烏魯克的擴張突然終結。烏魯克城被燒毀，很多剛剛發展起來的有著烏魯克式物質文化的地區也被遺棄。為什麽會這樣，這是個謎。公元前2700年左右，象形文字開始記錄更多信息時，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分裂成了35個城邦，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神聖的國王，那時美索不達米亞人開始稱呼自己為蘇美爾人。因為烏魯克管理鬆散，統一的埃及成為主要的西方核心地區。
為什麽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展不同，這仍然無法解釋。可能因為埃及隻有一條河流和三角洲以及一些周圍都是沙漠的綠洲，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有兩條河流、很多順暢的支流，周圍還有很多山丘，這使得埃及比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更易征服。也可能是因為那爾邁比烏魯克國王做了更明智的決策，這個國王的名字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因為某些其他關鍵因素。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和埃及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蘇美爾國王宣稱自己像神靈，而埃及國王宣稱自己就是神靈。電影和電視劇《星際之門》改編自馮·丹尼肯的書，它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那爾邁一行人是真正的太空人，而烏魯克國王隻是太空人的朋友。雖然這個解釋引人注目而又直接易懂，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很多人認為，事實上法老（埃及國王的稱號）在提升自己的神聖形象方麵下了不少工夫。
我們大多數人認為，自我神化是瘋子的行為，在5000年前也不是容易的事。那這些國王是如何做到的呢？那爾邁和他的朋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神靈是不需要自我解釋的），根據後來馬其頓王國的亞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們有了最佳線索。亞曆山大於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宣稱自己是法老。在和他的將軍爭奪權力的時候，他發現傳播一個謠言很有用，這個謠言就是，他也是神靈，就像之前的法老一樣。幾乎沒有馬其頓人去認真核實這個謠言，這為亞曆山大增加了籌碼。當他的軍隊到達現在巴基斯坦的地方時，他召集了10位當地的智者，並命令他們回答他提出的最深奧難解的問題，違者處死。當輪到第七位智者時，亞曆山大問：“一個人如何變成神靈？”這位哲學家很簡單地回答道：“做一件凡人無法完成的事。”很容易想象，亞曆山大假裝搔頭不解：最近有人做了凡人無法做到的事嗎？答案非常明顯，他可能已經告訴自己了：是的，那就是我。我剛剛推翻了波斯帝國。沒有凡人可以做到。我是神，所以當我的朋友反對我時，我殺死他們不應該感到不安。
事實也可能是亞曆山大和他的支持者編造了整個故事，但是從某種程度上看，故事的真假沒有公元前4世紀20年代的這個現象重要：一個國王宣傳自己是神的最好方法是展現非凡的軍事威力。對於3000年前這是不是已經是最好的方法，我們隻能進行猜測，但是在統一尼羅河流域這件事上，蠍子王、那爾邁或者美尼斯的確做到了人們所認為的凡人做不到的事。可能將一個神聖的國王和一位偉大的征服者結合在一起能讓自我神化聽起來更可信。
這也不是法老唯一成功的政變。上埃及的首批國王們肯定發展了烏魯克式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讓人們向他們提供資源，讓人們接受中央管理，但是法老們從整個尼羅河流域吸收了當地精英，讓他們擔任管理者。法老們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頗具策略性地將其建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中間，讓地方貴族加入他們。法老們在孟菲斯分配恩惠，小貴族對這個政體有所貢獻，法老們給予他們一些獎勵，讓他們繼續鞏固這個體係。當地的領主從農民身上榨取稅收，在讓農民能勉強生存的情況下，他們盡可能多地征稅，然後將收入上交，以此換取法老的恩惠。
法老的成功一部分依靠政治活動，一部分依靠他們和貴族之間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一部分依靠華麗的粉飾，比如假裝是神靈而不隻是神靈的朋友，這些手段當然更容易成功。哪位當地的權貴不想為神靈服務？然而，為慎重起見，法老也創造了強大的符號語言。公元前2700年後不久，卓瑟法老（king djoser）的藝術家設計了篆刻象形文字的樣式，描述存在了500年的神王。人們看到一位不朽之人死去，卓瑟理解了其中神學的微妙，因此他設計了埃及王權的根本象征——金字塔——來保存神聖的法老的屍體。高450英尺的胡夫金字塔建於公元前2550年左右，在1880年德國的科隆大教堂超過它的高度前，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迄今它仍然是最重的建築，重約100萬噸。成千上萬的勞工花了幾十年建造金字塔：采石，讓石頭沿尼羅河漂下，然後拖到建築地。金字塔腳下的所謂工人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給工人提供食物、指揮他們行動需要增加大量的官僚，加入工人群對於那些可能從未離開過家的村民來說肯定是一次變化非常大的經曆。如果有人在金字塔建造之前懷疑法老的神聖性，那他們在金字塔造好後肯定不會懷疑了。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蘇美爾城邦的發展趨勢和埃及相似，但是它發展得更慢、更謹慎。根據象形文字記錄，每個城市被分為很多“家族”，每個家族包含很多一夫一妻製家庭。每個家族有一戶家庭作為首領，組織土地和勞力，其他家庭按等級負責不同的事務，有些家庭在田地裏工作，有些家庭製作工藝品，完成安排的工作份額，以此換取口糧。規模最大、最富有的家族理論上由神靈領導，可能管理成千上萬英畝的土地和成百上千的工人。為神靈管理這些家族的人通常是城市的首領，由國王領導城市的守護神家族。保護守護神的利益是國王的工作。如果國王在這方麵做得很好，他的守護神也會發達；如果國王沒有做好，守護神也會沒落。
公元前2500年以後，這成了一個問題。農業的發展讓人們可以供養規模更大的家庭，人口的增長促使人們為了更肥沃的土地而爭鬥，也促使爭鬥方式變得更有效。有些城市戰勝並占領了另外一些城市。其中的神學意義和埃及神王的死亡一樣棘手：既然一個國王保護他的守護神的利益，那如果另一位自稱是其他神靈的國王占領了這個城邦，這又意味著什麽？有些牧師提出“廟城”理論，使宗教等級製度和守護神的利益獨立於國王。成功的國王為回應這種理論，聲稱自己不僅僅是神靈的代表。公元前2440年左右，一位國王宣布他是他的守護神的兒子，還有人創作了詩歌，描寫吉爾伽美什國王如何在世界之外旅行以尋求永生，這些詩歌開始傳播，成為《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的一部分，這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學巨著。
統治者尋找新的場所顯示他們的威嚴，因此出現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宏偉的建築，烏爾皇家墓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墓地中華麗的金銀殉葬物像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一樣，暗示著死者絕非凡人；74人被毒死給普阿比王後陪葬，這暗示著統治者為與神靈的關係而爭鬥對蘇美爾老百姓來說簡直是噩耗。
公元前2350年左右，衝突開始白熱化，出現了暴力政變、武力征伐，還有革命性的財產和神權的再分配。公元前2334年，一個叫薩爾貢（sargon）的人（意思可能是“合法的統治者”，雖然這很可疑，他可能是在奪權後開始使用這個名字）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名為阿卡德。現在這座城市可能埋於巴格達地下，還沒有挖掘出土，這毫不奇怪。但是其他遺址的陶片記錄著，薩爾貢並沒有和其他蘇美爾國王戰鬥，他劫掠了敘利亞和黎巴嫩，直到有足夠的財富組織一支5000人的全職軍隊。然後他攻打了其他蘇美爾地區，通過外交手段和暴力征服了那些城市。
教科書常常稱薩爾貢為世界上第一個帝國創立者，但是公元8世紀前，埃及也有統治者統一國家，他們的做法並無二致。薩爾貢本人並沒有成為神，但是在鎮壓公元前2240年左右的一場叛亂後，他的孫子納拉姆辛（naram-sin）宣布，八位蘇美爾神靈想讓他加入他們的行列。蘇美爾藝術家開始描述納拉姆辛為尊貴的、超越生命和傳統性質的神明。
到公元前2230年，西方有了兩大核心地區——蘇美爾和埃及，它們使側翼丘陵區原來的核心地區黯然失色。為了應對生態問題，人們創建了城市；為了應對城市之間的爭鬥，他們創建了有百萬人口的國家，這些國家由神靈或者神王統治，由官僚管理。隨著核心地區的爭鬥促進社會向前發展，城市網絡蔓延至敘利亞和黎凡特更原始的農村，經過伊朗蔓延到現代土庫曼斯坦的邊界。在克裏特島，人們不久也開始建造宮殿，馬耳他建起了巨石廟，西班牙東南沿海開始零星出現要塞城鎮。在更遠的西北方，農民在每個可生存的生態環境中生活。在西方世界最邊遠的地方，大西洋海浪拍打著不列顛的寒冷海岸，人們投入了大約3000萬小時的勞動，建造了最神秘的不朽建築——巨石陣。公元前2230年，馮·丹尼肯的故事中訪問地球的太空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外星人沒有必要繼續介入人類的發展了，因為這些聰明的猩猩正在促使社會發展穩步前進。 荒野西部：核心地區的分裂和鬥爭
如果太空人50年後重返地球，他們會感到震驚。西方各個核心地區都在分裂，人們互相鬥爭，顛沛流離。在接下來的幾千年中，一係列的社會動蕩（一個聽起來比較中性的詞，卻包含了各種恐怖的屠殺、痛苦、逃離和通緝）將西部地區的人們逼向荒野。當我們問是誰或者是什麽擾亂了社會發展時，我們會得到一個驚人的答案：這可以歸咎於社會發展本身。
人們試著改變命運的主要方式往往是傳播信息、傳遞物品和四處遷移，因為在一個地方富足的東西在另外一個地方可能稀有而珍貴。這使結果變得越來越複雜，人們住在一起，組建社會，按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行管理。4000年前，神廟和宮殿占有最好的土地，中央官僚機構沒有將土地直接分給農民家庭，因為每戶家庭都試圖種植他們需要的所有作物，中央官僚機構規定哪些農民應該種什麽。擁有肥沃莊稼地的村莊可能隻種小麥，而山區的村莊種植葡萄樹，還有的村莊專門製作金屬製品。然後官僚就可以重新分配這些產品，從中拿去一些官僚所需要的，儲存一些以備不時之需，將其餘的作為配額口糧分配給臣民。公元前3500年烏魯克就開始實行這種分工分配，1000年後這成了社會規範。
國王之間也互贈自己喜歡的禮物。埃及法老們有大量的黃金和穀物，他們將這些物品送給黎巴嫩城市的次級統治者，這些統治者則贈予雪鬆木作為答謝，因為埃及缺乏上等木材。無法贈送合適的禮物是非常失禮的事情。因為心理原因，同時出於鞏固地位的考慮，再加上拉動經濟的需要，埃及法老互贈禮物這個現象就約定俗成了，而且這使物品運送、人們的遷移和觀點的傳播變得十分有效。在這些傳播網絡終端的國王和中間的很多商人變得越來越富有。
現在，我們往往認為指令經濟肯定效率低下，因為指令經濟由國王、獨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規定每個人應該做什麽，但是大多數早期的文明都依靠這種經濟體製。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裏，市場經濟無法運作，這種經濟體製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但是它們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比皇室卑微的獨立商人總能依靠皇家和牧師的事業而飛黃騰達。鄰裏之間用奶酪交換麵包，或者幫助別人挖茅坑來換取照顧小孩的服務。城鎮和國家人民在集市進行交易。修補匠用驢子裝載著壇壇罐罐，來往於集市。在國家的邊境地區，耕地慢慢退化成沙漠或山川，村民用麵包和青銅武器與牧羊人或覓食者交換牛奶、奶酪、羊毛和牲畜。
關於這些交易的最有名的記述來自希伯來《聖經》。在希布倫附近（現在的約旦河西岸）的山丘上，雅各是一名成功的牧羊人。他有12個兒子，但是他偏寵第11個兒子約瑟，送給他一件多彩服。約瑟的10個哥哥一氣之下把約瑟賣給了去往埃及的奴隸販子。幾年後，希布倫缺乏糧食，雅各派他的10個兒子去換取穀物。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那遇到的埃及宰相正是他們的兄弟約瑟，雖然他是一個奴隸，但是在服侍法老的過程中得到提拔（不可否認，是在強奸未遂被判入獄一段時間後，當然，他是被陷害的）。當時商人不可信，因此當約瑟假裝認為他們是間諜而把他們關入大牢時，他們一點也沒覺得奇怪。但是故事結局很圓滿，雅各和他的兒子們以及所有的後裔來到了埃及。“於是他們在埃及有了社會地位，”《聖經》寫道，“在那裏繁衍生息。”
約瑟的故事可能發生在公元前16世紀，那時人們已經追隨這部《聖經》長達2000年之久，這些人到現在姓名已經失傳。亞摩利人來自敘利亞沙漠邊界，庫提人來自伊朗的山區，他們以商人或者勞工身份來到埃及，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城市裏的熟麵孔；來到埃及的還有尼羅河流域的“亞細亞人”，埃及人用這個帶有輕蔑性的詞指亞洲。社會的不斷發展使核心地區與毗鄰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互相滲透，使核心地區不斷擴大，人們對環境的控製力增強，從而促進社會發展。但是發展得越來越複雜是有代價的，社會體係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始終是社會發展悖論的核心部分。
神王納拉姆辛有一個同樣神聖的兒子沙爾卡利沙利，公元前2200年左右，當他在阿卡德的正殿統治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分地區時，問題開始出現。耶魯大學的哈維·韋斯（harvey weiss）是挖掘出敘利亞的恩利爾遺址的考古學家，他認為自己知道出了什麽問題。恩利爾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薩爾貢時期是一座有著兩萬人口的城市，但是一個世紀後卻成了一座被人遺棄、荒無人煙的城鎮。為了尋找原因，韋斯研究小組的地質學家通過地質沉積物的微觀研究發現，公元前2200年前，恩利爾和毗鄰地區的土壤中的灰塵數量劇增。灌溉渠被淤泥堵塞，這可能是因為降水量減少，人們漸漸離開此地。
1000英裏以外的尼羅河流域也出現了問題。在約瑟的故事中，法老依靠解夢人來預測農業收成，但是真正的法老有一種測量工具，叫作尼羅河水位計，用來測量河水的流量，並預示收成好壞。記錄測量讀數的文字顯示，公元前2200年左右，河水流量大量減少，埃及也變得越來越幹旱。
公元前3800年左右，幹旱的天氣促使烏魯克發展成為偉大的城市，並且發動戰爭統一了埃及，但是在這個複雜、互相關聯的世界裏，舍棄恩利爾這樣的城市也意味著，亞摩利人和亞細亞人所依靠的商業活動會隨之消失。就好像約瑟的兄弟來到埃及買穀物，但是卻沒有發現任何穀物。他們本可以回到希布倫，告訴父親不得不挨餓了，或者他們也可以繼續走入法老的領地，如果可行的話就買食物或者用工作來換取食物，如果不可行就搶奪或者偷竊食物。
在其他情況下，阿卡德和埃及民兵組織可能已經殺了這些令人討厭的人（經濟移民或者罪犯，就在於你怎麽看了），而公元前2200年，這些武裝力量本身就很鬆散。有些美索不達米亞人將他們的阿卡德國王看作殘暴的征服者。當假裝神聖的沙爾卡利沙利未能處理好公元前22世紀90年代麵臨的問題時，很多牧師家庭不再與他合作。他的軍隊慢慢解散，將軍宣稱自己是國王，亞摩利幫派占領了所有城市。在不到10年內，帝國瓦解了。每個城鎮各行其是——正如一位蘇美爾編年史家描述的：“那誰是國王？誰又不是國王？”
在埃及，宮廷和貴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開始升溫，國王佩皮二世已經在位60年，麵對質問，他證明宮廷和貴族是不平等的。當他的朝臣一個個密謀反對他時，當地的上層人士卻自行其是。軍事政變爆發，公元前2160年左右，下埃及建立了一個新王朝，這時幾十個獨立領主和難以統治的亞細亞人團夥在鄉村胡作非為。更糟糕的是，下埃及底比斯的卡爾納克神廟的大祭司逐漸使用越來越響亮的頭銜，最終與下埃及發生內戰。
到公元前2150年左右，埃及和阿卡德分裂成了很多小國，為了爭奪農民手中逐年減少的糧食，這些國家互相爭鬥。一些武裝團體因此發財，但是少數保留下來的記錄大體上都是描述當時令人絕望的情況。還有記錄顯示，這個危機還波及了核心地區以外的地方。考古學家很難判斷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何時與另一地區產生聯係，況且我們應該認識到，有時候不起眼的巧合也含有重要的信息，但是希臘最大建築的灰飛煙滅、馬耳他神廟的終結、西班牙海岸線上要塞的廢棄都發生在公元前2200～前2150年之間，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這些事情之間的聯係。
西方核心地區要建立更加龐大和複雜的社會體製，需要依靠人口、商品和信息的定期流動，而氣候或社會局勢的突變——比如恩利爾的氣候突然幹旱，或者佩皮二世年邁時期社會的動蕩——同時也破壞了這些社會體製。一些破壞性事件不一定會造成社會混亂，比如公元前2200年後的氣候幹旱和移民，但是這些事件影響了曆史前進的方向。至少在短期內，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佩皮有一位像約瑟那樣的顧問，那他或許能扭轉乾坤；如果沙爾卡利沙利妥善處理他與將軍和牧師的關係，那他的帝國就不會滅亡。然而，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後烏爾城利用阿卡德的瓦解，建立了一座新的帝國，這個帝國比阿卡德小，但是因為官僚強行征稅，留下了各類稅單，我們對該國的了解更多。4萬份稅票被公開，還有更多的等待專家去研究。
舒爾吉（shulgi）於公元前2094年登上了烏爾的王位，宣稱自己是神靈並實行“個人崇拜”。他甚至創造了一種新的音樂體裁“舒爾吉聖歌”，來讚美他各方麵的能力，從唱歌到預言，讓人們敬畏他。雖然舒爾吉才華橫溢，但是在他死去（公元前2047年）後的幾年內，他的帝國也開始衰落。公元前21世紀30年代，烏爾頻遭襲擊，問題嚴重，因此這裏的人們建造了100英裏長的城牆來抵禦亞摩利人，但是公元前2028年，很多城市開始抵製烏爾的稅收製度，因此國家財政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破產了。當一些將軍企圖為烏爾征收穀物，還有一些將軍宣布獨立的時候，烏爾麵臨嚴重的饑荒，就像是阿卡德沒落過程的重演。蘇美爾詩歌《烏爾哀歌》（thementation over ur）中寫道：“饑荒就像洪水一樣淹沒了城市。臣民像被洪水包圍，費力喘息。國王在宮殿孤獨一人，呼吸沉重，人們放下武器……”公元前2004年，襲擊者洗劫烏爾，俘虜了烏爾最後的國王。
當美索不達米亞四分五裂時，埃及又統一了。當時上埃及的底比斯大祭司當了國王，在公元前2056年擊退了主要敵人，並於公元前2040年統治了整個尼羅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這個西方核心地區看起來非常像它1000年以前的樣子，埃及在神王的統治下統一，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分裂成很多城邦，由國王統治，這些國王最多隻是“像神”而不是神。
4000多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區的野蠻社會形勢令人目眩，到那時，一些促使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已經很明顯。社會發展不是克拉克書中的巨石或者馮·丹尼肯書中的外星人施與人類的禮物或者詛咒，社會發展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但不是以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出的，歸根結底，因為人類懶惰、貪婪、恐懼、總是尋找又簡單又有利可圖的方式做事，社會才不斷發展。從烏魯克的崛起到埃及底比斯的統一，懶惰、貪婪和恐懼推動著社會的每次發展。但是人們無法以自己的意願推動社會發展，每次社會發展都以之前所有的發展成果為基礎。社會發展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包含各個前進階段，必須以正確的順序進行。烏魯克的首領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無法實施烏爾1000年以後在舒爾吉的統治下才發展成熟的官僚體製，就像征服者威廉在中世紀的英格蘭無法製造電腦一樣。正如美國人所說，你無法一下就從這到那。這種積累的社會發展模式也解釋了為什麽社會發展速度在不斷加快：每次創新都建立在前人創新的基礎上，並且為後人做鋪墊，這意味著，社會發展程度越高，發展越快。
然而，創新過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創新意味著改變，會帶來同樣多的歡樂和痛苦。社會發展造就贏家和失敗者，造就新的富有和貧窮的社會階級，造就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新關係。因為後發優勢理論，之前被邊緣化的人被賦予了權力，這時社會發展甚至還創造出新的核心地區。社會發展需要社會擴張，社會變得更複雜、更難管理。同時，社會發展程度越高，越能威脅到社會發展本身。因此就產生了這個悖論：社會發展產生的強大力量能危害社會發展本身。當這些力量失去控製——特別是變化的環境使不確定因素大量增加——社會的混亂、毀滅和瓦解就會隨之而來，正如公元前2200年發生的那樣。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將會看到，社會發展悖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長期注定理論不可能是正確的。 越過國界線：由貿易和戰爭塑造的時代
雖然公元前2200年後，社會動蕩橫掃西方核心地區，但是這也不是“黃昏時刻”。公元前2200年後的衰落甚至沒有在圖4-2中表現出來[3]。這可能低估了破壞性事件的規模，即使是這樣，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確的：到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比公元前3000年快50%。社會發展不斷向前，西方社會發展規模擴大，形式更複雜。
核心地區在其他方麵也發生了變化。公元前2000年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統治者再也不宣稱自己是神靈，甚至在埃及，人們也不再那麽信任法老。公元前2000年，雕像和詩歌將法老刻畫為比公元前3000年更好戰、厭世和令人失望。國家權力肯定也因此縮水：雖然宮殿和神廟還是很重要，但是更多的土地和貿易掌握在私人手中。
然而，破壞性事件之所以沒有使曆史發展倒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危機發生的過程中，核心地區不斷擴張，吸引邊緣地區的加入，這些邊緣地區在倒退時發現了新優勢，於是加入了核心地區。從伊朗到克裏特島，這些地區都依靠雨養農業，邊境線常常劇烈變動，人們在此建造埃及式或美索不達米亞式的宮殿，並采用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的經濟體係。總的來說，邊境地區的國王比依靠灌溉農業的核心地區的國王更需要依靠軍事力量，並且更少宣稱自己是神靈，可能是因為埃及和蘇美爾的統治者看上去太莊嚴，以至於伊朗和克裏特島的國王很難讓自己看起來像神靈。
社會的不斷發展再次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對社會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舊核心地區的北部邊緣地區有更大的優勢。現在烏克蘭地區的牧人在公元前4000年馴化了野馬，2000年後，在現在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馴馬人在強壯的馬身上套上繩索，來駕馭輕便的二輪馬車。一些草原牧人駕著馬車出行，他們不關心核心地區的情況，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購買4000輛馬車，那情況就不一樣了。馬車不是坦克，可以壓垮敵人的陣線（很多曆史巨片的導演喜歡這樣描述），但是登上馬車，弓箭手隊伍能迅速移動，這使行進緩慢的老式步兵部隊徹底過時。
馬車的優勢看起來十分明顯，但是在一種戰略係統下運籌帷幄的軍隊往往很難采用另外一種戰略係統。如果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駕駛戰車的軍隊，等級分明的純步兵軍隊就會陷入混亂，一群新的精銳部隊就會被授權。雖然缺乏證據，但是有著根深蒂固的等級製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似乎慢慢地采用了這種新的戰略係統。北方的新城市則更靈活，比如神秘的胡裏安人所居住的城市，很明顯，他們在公元前2200年從高加索移居至美索不達米亞北方地區和敘利亞。胡裏安大草原讓他們能更有效地使用新武器，而且因為社會結構鬆散，或許他們更容易采取新的戰略係統。胡裏安人、伊朗西部地區的加喜特人、安納托利亞的赫梯人[4]、現代的以色列和約旦地區的西克索人以及希臘的邁錫尼人都沒有埃及或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巴比倫城組織嚴密，但是嚴密的組織一時變得無關緊要，因為有了馬車，這些之前被邊緣化的人們就有了更好的作戰方針，他們就能侵略，甚至占領曆史更悠久、更富有的鄰國。西克索人不斷向埃及遷移，在公元前1720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並在公元前1674年奪取了王位。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侵略了巴比倫，不久加喜特人占領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城市。到公元前1500年，胡裏安人創建了一個王國，名為米坦尼，邁錫尼人征服了克裏特人。
那是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但是從長遠看，那些動亂使核心地區擴張，而沒有使社會發展倒退。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因為奴役、放逐、屠殺和劫掠，北方的移民取代了當地的統治者。在埃及，底比斯人領導的叛亂於公元前1552年終結了西克索王朝，社會也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新的王國在舊核心地區的北部邊緣地區形成，它們發展迅速，很快成為一個擴大版的舊核心地區。這些大國互相聯係緊密，因此曆史學家將接下來的300年稱為國際化時代。
貿易蓬勃發展。皇家的記錄文本充滿了關於這方麵的記載。在阿馬那發現的公元前14世紀的書信顯示，巴比倫、埃及、亞述、米坦尼和赫梯等新興強國的國王謀取更高地位，索取禮物，嫁出公主。他們創造了共同的外交辭令，並互稱“兄弟”。二級統治者被排除在強國俱樂部之外，強國俱樂部的國王稱他們為“仆人”，但是等級是可以重新商量的。比如說，阿希亞瓦（可能是希臘）是一個陸地邊界的強國。在阿馬那的記錄中沒有阿希亞瓦的書信，但是赫梯國王在一份公元前13世紀的條約中列了一張“和我等級相當的國王”的列表，他列了“埃及國王、巴比倫國王、亞述國王和阿希亞瓦國王”——為了完善這張列表，他把亞述國王從列表中除去。
這些兄弟國家之間的交往越密切，他們的競爭就越激烈。公元前8世紀的西克索侵略使埃及的上層人士受到創傷，無法逾越的沙漠會保護他們不受攻擊的想法被粉碎，他們決定防止這樣的侵害再次發生，因此他們將鬆散的民兵組織升級為永久軍隊，配備職業軍官和當代馬車軍隊。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沿著地中海岸征伐至敘利亞，沿途建築要塞。
公元前1400年爆發了軍備競賽，落後者遭殃。在公元前1350～前1320年之間，赫梯和亞述人吞並了米坦尼。亞述幹涉了巴比倫的內戰，到公元前1300年，赫梯打敗了另一個鄰國阿爾查瓦。赫梯和埃及國王發動了一場殊死的冷戰，派出了很多間諜，發動了很多次秘密行動，控製敘利亞的城邦。公元前1274年，冷戰變成熱戰，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支軍隊——估計每支有3萬名步兵、5000輛戰車——在卡疊什發生衝突。很明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困境。既然他被人們視為神靈，這個困境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拉美西斯二世在7座以上的神廟張貼了以下告示，告訴我們他發動了史泰龍的電影中蘭博式的狂暴行為： <blockquote>
國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殲滅了我們的敵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個軍隊，還有他們的軍隊首領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們同夥的國家的所有首領、步兵和戰車騎兵，他們一個個倒下。國王陛下以牙還牙，將他們殺死。他們橫屍於他的馬前，而且國王陛下獨自征戰，並沒有他人陪同。 </blockquote>
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說的，“哈梯的卑鄙首領”後來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要從神王的誇大言辭中得出軍事史實，這很困難，但是所有其他的證據都顯示，事實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噓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點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著海岸線不斷向前行進，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們因為遇到了新的戰鬥而停止前行，一場是與亞述在安納托利亞南部的山脈交戰，另一場是與希臘的冒險家在安納托利亞西部海岸交戰。有些曆史學家認為，5個世紀後希臘的史詩——荷馬的《伊利亞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希臘的盟軍圍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遠在東南地區，一場更具破壞性的圍攻正在進行，這場戰爭以亞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倫告終。
這些都是野蠻的搏鬥。失敗意味著被殲滅——男人被屠殺，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殘破不堪，漸漸被人遺忘。因此，為了贏得勝利，人們不惜犧牲一切。更多武裝上層人士出現了，他們比之前的更富有，他們的內部宿怨發生了變化。國王們在他們的宮殿修築防禦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階層人士煩擾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稅收和強製勞役劇增，而且隨著貴族依靠借貸保證奢華的生活方式、農民抵押糧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負債不斷增加。國王們將自己描述為人們的牧者，但是他們花更多時間去剪人們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護他們。國王們控製勞動力，迫使人們為他的建築工程工作。為法老的城市辛勞工作的希伯來人、雅各兒子們的遙遠後代，隻是這些奴隸人口中最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後，國家權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區隨之擴張。人們在西西裏、撒丁島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臘製造的陶器，這表明，其他更值錢的（但是考古更難發現）的商品也被帶到遙遠的地方。考古學家深入安納托利亞海岸，發現了當時的貿易機製，這令人驚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烏魯布倫失事的船隻裝載著大量銅和錫，這些銅和錫能夠鍛造10噸青銅，還裝載著從熱帶非洲運來的烏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鬆木、敘利亞的玻璃、希臘和現在以色列地區的武器。簡而言之，能贏利的東西都有一些，這些東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員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輪船航行路線的各個港口，收集各種各樣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區逐漸開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銅武器的富有者的墳墓顯示，在撒丁島和西西裏，村莊首領慢慢成為國王。記錄文本顯示，年輕人離開這些島上的村莊，就像核心地區戰爭中的雇傭兵那樣，去尋求自己的財富。撒丁島人在巴比倫停了下來，甚至還到了現在的蘇丹。在這裏，埃及軍隊為了尋找黃金向南行進，沿路襲擊當地的國家，建造神廟。在更遠的地方，瑞典的軍隊首領們不斷被戰車埋葬，戰車是西方核心地區的地位象征，瑞典軍隊還使用其他進口的軍事武器，尤其是鋒利的青銅劍。
隨著地中海變成了新的邊界，不斷前進的社會發展又一次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公元前4000年，因為灌溉農業和城市的發展，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大河流域開始變得比側翼丘陵區的舊核心地區更發達，在公元前2000年，遠距離貿易迅速發展，使地中海廣闊的航路創造更多價值。公元前1500年後，動蕩的西方核心地區進入了擴張的新時代。 天下萬國：中國為什麽沒有金字塔
考古學家往往會遭受這樣的煩惱，我認為這個煩惱是埃及嫉妒症。無論我們在何處挖掘，挖掘出何物，我們都會認為，如果我們在埃及挖掘的話，我們會找到更好的東西。埃及嫉妒症也會影響到其他行業的人，知道這一點我們就會感到很寬慰。1995年，中國時任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宋健正式訪問了埃及。考古學家告訴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國的年代更久遠。回到北京後，他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4年後，該工程宣布了發現成果：埃及古物的確比中國的年代久遠。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久遠多少時間。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農業生活方式就開始在西方發展，足足比中國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農業傳播至邊緣地區，比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當公元前3800年季風開始轉而向南吹時，這些農民為了保護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國家。東方也有很多幹旱的邊緣地區，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們才開始接觸農業，因此更寒冷、更幹旱的天氣沒有導致城市和國家的崛起。如果溫暖潮濕的長江和黃河流域更幹旱一些、更易控製一些，可能會使兩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長江流域的大片區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亞熱帶森林，這在現在很難想象。在北京現在堵車嚴重的地方，那時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國沒有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樣，發展並建立城市和國家，但人口緩慢增長。人們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莊，老村莊發展成城鎮。人們獲取能量的能力越強，人口增長越快，人們的壓力也越大。因此，他們像西方人一樣，不斷改進，不斷試驗，尋找新方法，從土壤中獲取更多東西，更有效地組織自己，並從別人手中奪取他們想要的東西。在更大的區域周圍出現了用夯土建築的堅固要塞，這意味著當時有戰爭；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組織，這意味著出現了群落規劃；房屋變得越來越大，我們在房屋裏麵發現了更多物品，這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間的差距也在增大，這可能意味著富有的農民正在將自己同鄰居區別開來。有些考古學家認為，房屋內工具的分配也顯示了性別差異。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東，一些人的最後容身地——大墳墓中比別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別是男人的墳墓，有些墳墓中甚至還有精致的玉雕飾物。
雖然這些玉飾很漂亮，考古學家在挖掘中國公元前2500年的遺址時，還是很難避免埃及嫉妒症帶來的說不出的痛苦。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偉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實上，他們的發現更像是考古學家發現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區的遺址，在城市和國家出現不久之前。東方走著像西方一樣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後1500年。按照這樣的模式，東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經曆了社會轉變，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間經曆的轉變一樣。
在長江和黃河流域周圍，社會變化加速，但是一個有趣的模式出現了。最快的改變不是發生在最廣闊的有著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狹窄的地方。在這種地方，如果人們在村莊內為搶奪資源而鬥爭失敗或者戰爭失敗，就很難逃跑，很難重建家園。比如說，考古學家發現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在山東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個大城鎮發展起來，這個城鎮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圍分布著較小的衛星鎮，每個衛星鎮又有各自更小的衛星村。調查發現，伊朗西南地區的蘇薩在1500年前也有著相同的模式。當一個群落取得政治控製權時，可能都會采取這種模式。
有些人的葬禮上會有奢華的祭品，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公元前2500年之後，真正的國王在山東可能很難享受到這樣的待遇。一些墳墓中有十分豪華的玉飾，其中有一座墳墓中有一個看起來很像皇冠的綠鬆石頭飾。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也隻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簡陋的陶瓷碎片。這片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陶瓷碎片剛剛出土時，挖掘人員隻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裏，但是當他們回到實驗室清洗這塊陶瓷碎片時，他們發現在碎片表麵刻有11個符號，這些符號和中國後來的文字有關，卻又與之不同。挖掘人員提出疑問，這是不是廣泛流傳、寫在易毀壞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東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統治者一樣，有官僚幫他處理事務？事實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學家認為，這些文字的鑒定非同尋常，他們懷疑日期鑒定錯誤，他們甚至懷疑這是偽造的。隻有之後的發現才能解釋這些疑問。無論有沒有這些文字，掌管山東群落的人肯定權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類獻祭變得很尋常，有些墳墓還有祖先崇拜。
這些掌管者是誰？陶寺[6]是400英裏以外汾河流域的一處遺址，可能會提供一些線索。這是到當時為止最大的村落，大約有1萬居民。一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撐起了中國第一座宮殿，雖然唯一的直接證據隻是被毀壞的牆上的一片裝飾碎塊，碎塊是在一個考古坑穴中被發現的。
在陶寺，成千上萬的墳墓被挖掘出來，這些發現暗示，當時有著森嚴的社會等級製度。10座墳墓中有9座是小墳墓，隻有很少的祭品。10座墳墓中約有一座較大的墳墓，但是約100座墳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墳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墳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畫龍的花瓶、玉飾和整豬，這些豬被用來獻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麗的墳墓還含有樂器：黏土或木質鼓，鼓皮用鱷魚皮製成，還有大石鍾、外形奇特的銅鈴，這和第二章已經談論過的史前墓地賈湖有著驚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講述賈湖時提到了考古學家張光直的理論：東方的君王從史前的薩滿發展而來，這些薩滿用酒、音樂和重複的儀式來向自己（和他人）證明，他們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與神靈交流。當張光直提出這個想法時，賈湖遺址還沒有被挖掘，而且他隻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證據。但是說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遺址時，他指出，中國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被具體化。
2000年後，一本關於禮儀的儒家著作《周禮》列出了在陶寺的墳墓中發現的所有種類的樂器，將其列為上層人士儀式中演奏的樂器。
張光直認為，和《周禮》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也顯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時期的狀況。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呂氏春秋》，這是一部包含很多實用知識的著作，由秦國丞相呂不韋於公元前239年編撰。呂不韋宣稱：“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據說聖王是地神的後代，最後一位聖王禹通過開鑿水渠，抵禦黃河的洪水，拯救了人類。有文本記載：“苟非禹，吾屬皆為魚矣。”[7]充滿感激的人們讓禹成為他們的大王，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朝代——夏。
呂不韋對自己編撰的《呂氏春秋》的準確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懸賞，誰能把書中的文字增加一個或減少一個，他就賞黃金千兩。（幸運的是，現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這麽幹了。）雖然呂不韋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聽起來和諾亞方舟的故事一樣缺乏可信度，諾亞方舟是拯救人類使其逃離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曆史學家認為這些聖王完全是虛構的。然而，張光直認為呂不韋的書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實信息，雖然這些信息有點歪曲。在那個時代，類似王權的權力在東方正在形成。
呂不韋書中描述，聖王將天圓地方作為他們立天下的法則，張光直認為，這和一種玉卮“琮”有關係。公元前2500年的長江三角洲區域，在富麗的墓地裏就有琮，後來傳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種內圓外方的筒形玉器，圓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統一。方圓一直代表著皇權的強大，一直到1912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終結。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擁擠的人群中探視昏暗的宮殿內部，你就會看到同樣的符號——方形王座、圓形藻井——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形狀。
古代的僧侶王宣稱他們可以在我們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並且將琮作為他們權力的象征。張光直指出，這些記憶一直保留至呂不韋所處的時代。張光直將公元前2500～前2000年這段時期稱為“玉琮時代，在這段時期薩滿教和政治活動聯合起來，上層階級出現，用薩滿教來控製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琮當然是皇家財富，比如，最大的琮刻著神人和動物，考古學家將它命名為琮王（他們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張光直的理論是正確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宗教專家們就把自己變成了統治精英，就像美索不達米亞地區1000多年前的宗教專家一樣，他們還將夯土平台上的廟宇作為向神靈傳達信息的擴音器。一處遺址甚至還有一座形狀似琮的聖壇（不可否認，雖然很小，斜邊長隻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來就像發展中的烏魯克，他們有了完整的宮殿、平台，當地的首領正要成為天子。很突然的，他們沒有成功。上層階級的宮殿被摧毀，這也是為什麽當時的宮殿留下的唯一痕跡是在垃圾坑裏發現的一塊牆壁碎塊，我之前提到過。40具屍骨被扔進當時宮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屍骨被肢解，有些屍骨上還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奪。陶寺的麵積變成了原來的一半，在幾英裏開外，一座新的大城鎮發展了起來。
考古學家感到最沮喪的是，我們常常能發現事情的結果，卻找不到原因。我們可以編造故事（野蠻人燒毀了陶寺！內戰摧毀了陶寺！內部爭執讓陶寺分裂！新的鄰國侵略了陶寺），但是我們幾乎無法分辨出哪一個故事是真的。這樣的話，我們最多也隻能認為，陶寺的衰落是社會發展進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東最大的地區也被廢棄，中國北部地區人口減少——這時，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當然也在遭受幹旱和饑荒災害。氣候變化會造成當時世界範圍內的危機嗎？
如果像埃及的尼羅河水位計那樣，陶寺也用一個黃河水位計來記錄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國的考古學家也像敘利亞恩利爾的考古學家那樣進行微觀研究，那我們就能回答上麵這個問題，但是我們並沒有這些證據。這些事件發生2000年後，有相關文字記錄，我們可以搜尋這些記錄來找到相關信息，就像我們從《呂氏春秋》中找到關於聖王的故事一樣，但是我們無法辨別，這些文字的作者對如此久遠的年代了解多少。
《呂氏春秋》中寫道：“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很多考古學家認為這裏的“國”指的是“酋邦”，是一個城牆包圍的小型政治單位，他們覺得這個詞能十分恰當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黃河流域的情況。還有些學者主張，禹王的確存在，他終結了萬國時代，並建立了夏朝。文獻資料甚至還提供了氣候原因：黃河不是美索不達米亞式的風沙中心，黃河流域10年中有9年會下傾盆大雨，這也是為什麽禹需要疏導黃河的水。當然，這些學者的推測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黃河有些地方開始幹旱，人們經常把黃河幹旱叫作“黃禍”，因為大多數年間黃河都會發洪水，使大批農民遭受苦難。
禹的故事可能的確是基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場真正的災難，也可能隻是一個民間故事。我們無法確定。但是我們又一次發現，雖然我們不清楚發生社會變化的原因是什麽，但是結果卻很明顯。公元前2000年，山東和汾河流域的城鎮再次發展起來（陶寺甚至還有一座高20英尺，對角線長200英尺的大平台），後發優勢開始顯露——這個理論在西方曆史中如此重要，在從前的窮鄉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紀念性建築開始建立起來。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伊洛人為什麽不模仿陶寺的建築，而是創造了全新的建築風格。之前的1000年，中國北方流行從每個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築，陶寺的建築代替了這種建築，宮殿變成封閉式的，庭院被有頂的走廊包圍，隻有幾處入口，然後用高高的夯土牆將宮殿隱蔽起來。解釋建築風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築風格可能意味著，隨著僧侶統治傳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斷變化的邊緣地區，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等級製度變得更森嚴。
我們可以將這看作東方的烏魯克時代，一個群落遠遠超過它的競爭對手，並發展成為一個國家，統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強行做出決策，強行征稅。這個群落就是二裏頭，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裏頭迅速發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國的考古學家認為，二裏頭是夏朝都城，傳說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國家的學者大體上都反對這個說法，他們指出，到二裏頭廢棄以後1000多年才有關於夏朝的文獻資料。可能他們認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們編造的。這些學者指責中國的學者，說得好聽點，就是認為他們輕易相信這些神話；說得難聽點，就是認為他們別有用心，利用這些神話進行宣傳鼓吹，以提升現代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毫不奇怪，這些爭辯變得很令人討厭。
這些爭論與我們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是我們也不能避而不談。就我來說，即使關於禹的故事大多數是民間傳說，我也傾向於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裏頭是夏朝的都城。我們在接下來的部分會看到，當我們想要證實它的準確性時，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曆史學家非常善於將名人代代相傳，我無法想象禹和夏是憑空編造出來的。
無論事實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統治二裏頭的人可以指揮更多勞工來建造一係列宮殿，可能還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閉式宗廟。支撐一號宮殿的平台總共花費了10萬個工作日的勞動來完成。在距離此地0.25英裏的地方，考古學家從青銅鑄件中發現了熔爐、渣滓和鑄模。公元前3000年，人們就發現了銅，但是銅對人們來說一直是新事物，多數人隻是把它當做小飾品。當二裏頭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發展起來時，武器還不常見，石頭、骨頭和貝殼還隻是農業工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裏頭的鑄造工藝較之早期的工藝有了重大突破，產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這幫助這個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時也生產出了非凡的禮器——陶寺早期的銅鈴、鑲嵌綠鬆石獸麵紋青銅牌飾和直徑一英尺多的青銅觚。在二裏頭發明的這些器物（青銅斝、青銅鼎、青銅爵、青銅盉）成為東方人傳達宗教旨意的終極擴音器，它們代替了琮，在接下來的幾千年間在宗教儀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偉大的器物隻能在二裏頭找到。張光直認為，皇室的權力是由這些禮器和超自然世界來體現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確，那青銅禮器對二裏頭的神權來說可能和青銅劍同樣重要。二裏頭的國王有最大的擴音器和神靈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國領主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與最能向神靈傳達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對於國王來說，青銅器皿是一種工具，同時也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青銅器異常昂貴，需要無數工匠，一噸又一噸的銅、錫、燃料——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裏頭不僅建立了一個小國家（一些考古學家通過定居的格局，猜測這個國家占地2000平方英裏），還派出殖民者去掠奪原材料。比如，東下馮地處丘陵，有豐富的銅礦，在二裏頭以西100英裏，有二裏頭式陶瓷和大量煉銅殘渣，但是沒有宮殿、富麗的墳墓或者鑄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說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學家挖掘錯地方了，雖然他們在東下馮尋找了很長時間。最可能的原因是，銅在東下馮被開采並提煉，然後被送到二裏頭這個東方第一殖民政權。 從二裏頭文化到甲骨文的發掘
後發可能會有優勢，但是也有不利之處，尤其是當一個周邊國家進入一個舊核心地區時，它就會麵臨新的周邊國家，這些國家和它一樣想進入舊核心地區。公元前1650年，二裏頭是東方最耀眼的城市，廟宇中閃耀著青銅鼎，悅耳的鍾聲不絕於耳，但是如果有大膽的二裏頭城裏人走出黃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會置身於一個充滿軍事要塞和敵對領主的暴力世界。在離二裏頭40英裏的地方發現了兩具被剝掉頭皮的屍骨。
二裏頭和這些荒野邊界的關係，可能很像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阿卡德帝國和亞摩利的關係，貿易和劫掠對雙方都有利，一直到這個平衡被打破。偃師建於公元前1600年，距二裏頭5英裏，這個軍事要塞的出現意味著東方出現了動蕩。後來，文獻資料顯示，在這段時期，一個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師發現的最早文物結合了二裏頭式的物質風格和黃河以北地區的文化傳統，大多數中國的考古學家（現在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家）認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黃河，擊敗了二裏頭，建立了偃師來統治那些更卑下卻更久經世故的敵人。當二裏頭逐漸衰退時，偃師迅速發展成一座偉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朝的君王可能不想離之前的敵人二裏頭人太近，於是遷都50英裏以東的新城市鄭州。
看起來，人們在二裏頭能做的事，在鄭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規模更大。鄭州的內城和二裏頭差不多大小，鄭州還有1平方英裏的市郊，每個郊區有各自的夯土牆。據估計，這需要1萬勞工花費8年建造完成。後來一首詩這樣描述建造這類牆的勞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8]那時鄭州肯定縈繞著轟轟、噔噔、乒乒的建造之聲。鄭州需要不止一處的青銅鑄造間，其中一處就留下了8英畝的廢料堆。鄭州的禮器延續了二裏頭的傳統，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為戰亂）的一座青銅鼎高約3英尺，重約200磅。
鄭州同時也擴張了二裏頭的殖民範圍。在長江之外400英裏，礦工為了尋找銅礦，挖遍了銅陵的山穀，開采了上百個豎井，破壞了當地的山水，留下了30萬噸殘渣。他們留下的物品（保存相當完善，考古學家甚至還找到了他們的木質和竹質工具，還有蘆葦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當烏魯克的物質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後沿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傳播時，有些遺址看起來就像烏魯克的複製品，甚至連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樣。同樣，商朝的殖民者在盤龍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鄭州，商朝式的宮殿、富麗的葬禮、青銅禮器一應俱全，開通了從銅陵到商朝中心城區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榮起來。根據傳說，1899年，北京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主管官員王懿榮的親戚得了瘧疾，派人去買一劑中藥龜甲[9]。這位生病的親戚是個受過教育的人，當他看到仆人帶回的龜甲上刻有一排符號時，他猜測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字。他把龜甲送到王懿榮家，詢問他的意見，王懿榮猜測，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榮買了更多龜甲，在譯解這些符號上有了很大進展，但是進展還不夠迅速。1900年夏天，義和團運動使人們對西方的憤怒爆發。皇太後支持這些人對西方的反抗，並派包括王懿榮在內的朝廷官員掌管民兵隊伍。義和團團民包圍了外國大使館，但是兩萬外國軍隊——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和法國——突襲了北京。王懿榮的家在這場災難中被掠奪殆盡，他和他的夫人，還有長媳一同服毒跳井自盡。
王懿榮的刻有甲骨文的龜甲傳到了他的一個老朋友手中。10年內，這位朋友被發配到中國荒涼的西部地區，忍辱負重，最後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關於甲骨文的書。這在當時引起了一陣甲骨狂熱。國內外的學者紛紛搶購龜甲，有一位學者出價每字3盎司白銀，而那時北京的勞動者每天隻能賺到1/6盎司的白銀。壞消息是，這股熱潮導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裝團夥在西紅柿田裏為了搶奪龜甲碎塊而決一死戰。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榮的判斷是正確的，這些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而且這些甲骨文還記錄了中國到商朝為止的曆代帝王，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紀曆史學家司馬遷的記載不謀而合。
古董商試圖將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們很快就知道它們來自安陽。1928年，國民政府在那裏啟動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挖掘一樣，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軍閥和強盜在附近爭鬥，盜墓者用自製手槍向警察射擊，日本軍隊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將要結束前一小時，考古學家發現了史上規模最大的甲骨文龜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學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將這些龜甲挖出土，他們知道這些龜甲可能永遠也不會再入土了。在接下來戰亂的10年，他們的大多數發現都消失了，但是青銅器和甲骨文龜甲在1949年被運往台灣。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陽的挖掘改變了中國早期的曆史。
這幾次挖掘表明，安陽是商朝最後一個都城，建於公元前1300年。安陽用城牆圍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發現，占地約3平方英裏，但是像鄭州一樣，安陽的市郊使城區相形見絀。廟宇、墓地和鑄銅間在周圍10平方英裏以內都可見到，整個麵積相當於曼哈頓的1/3。一處在2004年被挖掘的鑄造間占地10英畝，但是這個用來舉辦儀式的地方的中心處正在舉行一項不同的活動：國王通過舉行儀式祈求祖先保佑，這些儀式在甲骨文記錄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統治時期就開始出現了，根據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們可以將當時儀式的各個階段拚湊在一起。國王會向祖先提出問題，在流經安陽的河流對岸，國王從華麗的墳墓中召喚祖先的靈魂。他將一根燒燙的木棒壓在龜殼或骨頭上，然後解釋碎裂的聲音的含義，專家就會在甲骨上記錄下結果。
這些儀式使武丁王成為祖先首領，負責為最近死去的國王舉辦祭祀活動，將這些國王的靈魂召集在一起，讓他們召集並招待各自的祖先，這些祖先——為了特別嚴肅的事情——會召集所有祖先的靈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靈“帝”。不會說話的烏龜能讓人們聽到祖先的旨意，這種思想在6000年前的賈湖就存在了，我們在第二章討論過。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規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學家在安陽發現了2萬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鬥古德煒（david keightley）計算，當時大約製造了200萬～400萬片，用去了10萬隻烏龜和牛。儀式還包括飲酒狂歡，可能是為了讓君王和巫師進入狀態，和神靈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後都會舉行規模宏大的葬禮，下一任君主會傳承這個傳統。考古學家發現了八座皇家墳墓，從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墳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滅亡的時候，帝辛還在位。所有墳墓都被掠奪，但是墓地仍然規模宏大——每座墳墓挖出幾千噸泥土，根據埃及的墓地規模標準來看，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商朝葬禮的特色：暴力。
中國古代文學講述過人們為社會上層人士“陪葬”，但是安陽的挖掘者在挖掘出這麽多殘酷的發現之前還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第1001號墳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裏有200具屍體——豎井底部有9具屍體，每個坑穴放一具屍體和一條狗，還有一些被故意折斷的青銅劍，在豎井周圍的壁架上還有11具屍體，墳墓封土的斜麵上還分散著73～136具屍體（很難從這些破碎的屍體殘骸判斷精確數量），墳墓表麵附近還有80具屍體。墳墓周圍大約共有5000個祭祀坑，每個祭祀坑裏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數是男人，有些人因為苦役而傷了關節）和動物（從鳥類到大象）。這些被命運詛咒的人沒有安詳地死去。有些人被砍頭，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斬，還有些人被綁得身體扭曲，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這些數字令人震驚。甲骨文記載了13052次儀式性凶殺，如果像古德煒說的那樣，我們隻發現了其中的5%～10%，那麽受害人總共有25萬人。平均算來，150年內，每天有4～5人死於非命。然而，事實上，他們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禮上。在這場貴族的狂歡會上，他們被刀劈，哭喊著死去，墓地的確是用鮮血建造成的。大約3000年後，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國王為了向他們嗜血的神靈魁紮爾科亞特爾提供戰俘的血，發動了戰爭。商朝的君王可能為了祖先，做了同樣殘忍的事，尤其是對羌族人，在甲骨文記載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偉大國王那樣，在這個世界建造墓地，同時和另外一個世界的神靈交流。因為個人崇拜和戰爭，他們成了君王，葬禮使死去的君王變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這充滿了軍事象征意味。第1004號墳墓（可能是廩辛的墓地，廩辛死於公元前1160年左右）雖然被掠奪，但仍然有731支矛頭、69把斧頭和141隻頭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關於戰爭的。甲骨文記載：“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佑。”
南亞有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一個人抓住象鼻，說這是一條蛇；另一個人摸象尾，認為這是一根繩；第三個人靠著象腿，得出這是一棵樹的結論，如此等等。關於西方為什麽統治世界有兩個理論，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讀到這些理論時我們不免會想到這個故事，長期注定理論擁護者和短期偶然理論擁護者就像那些盲人，隻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卻誤認為這就是整個大象。相比之下，社會發展的特征讓我們看到事物的真麵目，因此也就不會再有關於蛇、繩、樹的錯誤判斷了。每個人都必須認識到，我們隻摸到了長牙象的一部分。
圖4-1總結了第二章留給我們的印象。最後一個冰河時期末期，氣候和生態因素導致西方社會發展比東方起步早，雖然新仙女木事件使西方發生了氣候災難，但是西方還是明顯地領先於東方。不可否認，早至公元前10000年前，我們的電鋸藝術的確十分粗糙。在東方，很難發現4000年內有任何可衡量的社會發展變化，西方社會在公元前11000年比公元前14000年發展程度高，但即使在這裏我們也無法找到社會發展變化的微妙痕跡。雖然這些社會發展指數不能反映出什麽，但是有數據總比沒有強，而且這些指數反映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正如長期注定理論所預測的，西方一開始就搶先了一步，而且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但是圖4-2就沒有圖4-1那麽簡單了，圖4-2繼續描述公元前5000～前1000年的社會發展。它和圖4-1的差別就像繩和蛇的差別一樣。兩幅圖像繩和蛇，有相似之處：兩幅圖中，東西方都繼續向前發展，相差不大，西方的發展總是領先於東方。但是，兩者的差別也一樣顯著。首先，圖4-2的發展曲線比圖4-1上升更快。在公元前14000～前5000年的9000年間，西方的社會發展水平翻了一番，東方上升了2/3，但是在接下來的4000年間——是圖4-1所覆蓋時間段的一半不到——西方發展水平增至3倍，東方增至2.5倍。其次，我們看到，公元前1300年後，西方社會發展勢頭在曆史上首次下滑。 <h5>圖4-1 至今的發展形勢：公元前14000～前5000年，西方社會發展處於領先地位，第二章已對此做出闡述</h5> <h5>圖4-2 東西方繼續向前發展，差距先拉大，後縮小：公元前5000～前1000年，東西方社會發展速度加快、發展差距擴大和縮小</h5>
我試圖在本章解釋這些事實。我認為，西方的加速發展和公元前1300年後的下滑，事實上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我把這個過程叫作發展悖論。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會看到，在解釋為什麽西方統治世界時，在這些解釋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時，這個悖論的規律發揮主要作用。但在這之前，我們需要研究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間發生了什麽。 伊拉克地區：逝去的輝煌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間，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翻了一番，農村從側翼丘陵區發展蔓延至亞洲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然而，公元前5000年，雖然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離側翼丘陵區相距僅數天步行路程，但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還是幾乎沒有出現農業——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這片“兩河流域的土地”現在是伊拉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是現在的伊拉克，這並不奇怪。2003年以來，因為各種新聞報道，我們對伊拉克的惡劣環境十分熟悉。夏天氣溫高達120華氏度，幾乎不下雨，周圍呈現荒漠化。很難想象農民居然會選擇在那裏居住，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甚至更熱、更潮濕，農民的主要問題不是如何尋找水源，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水。印度洋季風會帶來一些雨水，這些雨水剛好能促進農業發展。然而，如果農民能控製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的夏季洪水，在恰當的時候將這些水導入他們的田地，灌溉莊稼，那此地發展前景光明。
在廣袤的歐洲大陸上，一些人選擇農業生活方式，鄰國人學到農業耕作並依靠農業生活，他們都不斷修正傳統農藝，適應新的環境。但是，有些農藝隻適用於側翼丘陵區的旱作農業，要讓其適用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灌溉農業，僅僅進行“修正”是不夠的。農民不得不從零開始。經過20代人的努力，他們改善了溝渠、渠道和蓄水池，不但使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邊緣耕地漸漸充滿生氣，而且使其比側翼丘陵區更多產。他們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經濟學家有時候把這個過程叫作探索後發優勢。當人們將一項適用於發達核心地區的技術用於欠發達的邊緣地區時，他們改善這項技術有時候能使這項技術得到更好的應用，以至於邊遠地區變成了新的核心地區。公元前5000年，這樣的事情在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生了，縱橫交錯的溝渠滋養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村莊，供養了大約4000人。這麽多人可以建造更精致的神廟。在一個村莊埃利都，我們就發現了層進式神廟，這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以磚為平台的神廟，這些神廟總是采用相同的基礎建築方案，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神廟越造越大，裝飾得也越來越華麗。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積累了如此多的優勢，以至於古老的核心地區側翼丘陵區開始效仿這個泛洪平原上充滿活力的新社會。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伊朗西南靠近側翼丘陵區的平原上的蘇薩居民甚至超越了埃利都居民，用磚塊建造了一座長250英尺、高30英尺的平台。雖然19世紀的挖掘者考古技術還不夠精湛，在挖掘這個遺址時破壞了證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推斷，這個平台在當時可能支撐著一座宏偉的神廟。然而，即使是這些挖掘技術不夠精湛的考古學家，也不會錯過這些越來越複雜的組織，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銅飾，標誌著行政控製的印章或黏土壓痕，以及一些圖像，專家認為這些圖像是“僧侶王”。考古學家常常想象這樣的情景，區域首領住在蘇薩，蘇薩比周圍的村莊都大，偏僻村莊的村民可能到蘇薩來崇拜神靈，感謝神靈，並用食品交換飾物和武器。
當然，村民沒有這樣做——因為從如此粗糙的遺址中很難看出這一點。但是考古學家不得不依靠蘇薩來理解這段時期的曆史，因為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村莊經曆了6000年的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的洪水，被深深地埋在了淤泥之下，讓考古學家難以研究（此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原因是，自從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或者自從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這裏幾乎再沒有新探索）。公元前4500年後，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類似的改變可能正在發生，但是直到公元前3800年，考古學家才看到了這些改變。
關於為什麽村莊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這個問題，考古學家中還存在爭議。公元前6000年，當農民開始搬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時，由於地球公轉時不斷改變圍繞太陽的軌道，自轉也不穩定，因此美索不達米亞達到了史上最熱、最潮濕的頂點，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世界又開始降溫。你可能認為這對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民來說是個好消息，但是你錯了。更涼爽的夏季意味著能帶來降雨的印度洋季風越來越弱。降雨越來越少，越來越難預測，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被炙烤之地，正如我們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上看到的一樣。問題一個個出現：春季降雨減少，意味著莊稼生長季節變短，莊稼在每年夏天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發洪水前成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民2000年來辛勤建立起來的農作係統再也無法適用。
氣候變化使美索不達米亞人麵臨艱難的抉擇。當沙塵來襲，侵入他們的田地時，他們可以逃避現實，繼續自己的生活，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是有代價的，饑餓、貧窮，甚至饑荒會接踵而來。或者他們也可以遷移到不太依賴季風的區域，但是對於農民來說，要讓他們放棄照料得很好的土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如何，側翼丘陵區很明顯是該去的地方，但是那裏已經有很多村莊了。2006年，敘利亞東北地區的布拉克的考古學家挖掘出兩座公元前3800年的集體墓地，埋葬的都是年輕人，他們明顯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因此，讓農民搬回擁擠、充滿暴力的側翼丘陵區，這也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如果美索不達米亞人都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都逃跑了，那這個新的核心地區就會瓦解。但這時出現了第三種選擇。人們可以拋棄他們的村莊，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一些較大的地區聚集。這看起來違反常理，因為如果莊稼收成減少，更多人來到更小的地方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但是，一些美索不達米亞人似乎想出了辦法：如果更多人齊心協力，他們可以建造更大的灌溉係統，儲存洪水，灌溉莊稼。他們可以向更多的礦工提供食物，讓他們從地下開采銅，讓更多的鐵匠製造飾物、武器和工具，讓更多商人將這些商品帶到周邊地區。事實證明他們非常成功，到公元前3000年，青銅（銅和小部分錫的合金）大量代替了石頭，成為新的武器和大多數工具的原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戰士和工人的效率。
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有組織。集中管理就能解決問題。到公元前3300年，人們在小泥板上刻畫他們的活動的記錄，大多數考古學家將這些複雜的記錄稱為書寫符號（即使現在也隻有一小部分研究符號的精英才能看懂）。無法書寫符號的小村莊發展碰壁了，但是有一處遺址——烏魯克發展成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約有兩萬居民。
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了管理、會議和備忘錄——對現在很多人來說，這些東西是禍根，但卻是人類成就的標誌。然而，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就會更清楚，這些事物往往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組織促使側翼丘陵區的村莊、黃河兩岸的村莊成為城市、國家和帝國；組織失敗則導致這些城市、國家和帝國的失敗。組織的有些管理者是我們故事中的英雄，有些也是惡棍。
隨著季風的停止，管理的誕生肯定造成了創傷。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畫麵，頹廢又饑餓的敗兵縱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沒精打采地向烏魯克行走，就像連破車都沒有的貧困移民，更不用提新政了。我們還可以想象憤怒的村民拒絕將權力交給高傲的官僚，那些官僚企圖征用他們的田地和莊稼。結果往往是使用暴力。這樣烏魯克就很可能分裂，很多競爭城鎮確實已經分裂了。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古代管理者如何幫助烏魯克度過危機，但是考古學家懷疑，他們依靠了神廟。很多證據都指向這一點，這些證據互相支持，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一樣。比如說，考古學家在神廟遺址挖掘出成堆的大小相同的碗碟，這些碗碟被稱做“斜沿碗”，可能被用來分配食物。最早刻有符號的陶片主要來自神廟，陶片上代表“配額”的符號就是斜沿碗的圖畫。當書寫係統發展至人們可以記錄這些信息時，這些符號告訴我們，神廟控製著大片灌溉土地以及在這些土地上工作的勞動者。
神廟迅速發展成為名勝古跡，使建造這些神廟的群落相形見絀。長長的階梯通向上百英尺高的壇廟，專家在壇廟內與神靈進行交流。我們在第二章提到公元前10000年的聖壇，如果說這是人們向神靈傳達信息的擴音器，那這個公元前4000年烏魯克的宏大神殿就是一個擴音係統，這套擴音設備能讓齊柏林飛船樂隊大顯身手。如果這樣神靈們還不能聽到人們的呼喊，那他們肯定是耳聾了。
正是這些對神靈的呼喊讓我開始對考古產生興趣。1970年，我的父母帶我去看伊迪絲·內斯比特（edith nesbit）的電影——愛德華時代的經典《鐵路少年》（the railway children）。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但是這部電影之前放的紀錄短片更讓我心潮澎湃（那時人們常這麽說）。那天晚上，我迷上了阿波羅11號，想成為一位宇航員，但是這部低成本製作的電影——一部根據埃裏克·馮·丹尼肯（erich von d?niken）的書《眾神的戰車》（chariots of the gods）改編的紀錄片（勉強稱得上紀錄片）——讓我意識到考古是我必走的道路。
和亞瑟·c·克拉克在小說《2001太空漫遊》中聲稱的一樣（類似出版於1968年的《眾神的戰車》），馮·丹尼肯也聲稱外星人在遠古時代訪問過地球，並告訴人類天大的秘密。然而，馮·丹尼肯與克拉克不同，他強調他沒有胡編亂造，外星人會經常回到地球。外星人激發了人們建造巨石陣和埃及金字塔，希伯來《聖經》和印度史詩描述了外星人的宇宙飛船與核武器。馮·丹尼肯堅持認為，早期文明中，一些國王聲稱自己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談，原因是他們的確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談過。
雖然證據不足（委婉地說），但是這個論證說服了許多人，很多人對它堅信不疑，馮·丹尼肯賣了6000萬冊書。他現在仍有很多粉絲。幾年前，我站在烤肉架旁考慮著自己的事情時，我被他的粉絲——非常嚴肅地——指控為密謀掩蓋這些事實。
人們常常批評科學家將奇跡從世間帶走，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希望揭示真理。如果是這樣的話，真理就是我們不需要太空人來解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神王，我們更不需要《2001太空漫遊》中的場景來解釋智人的進化。自從農業出現後，宗教專家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因為當神靈要拋棄人類，停止給人類雨水時，美索不達米亞人會本能地依賴牧師的幫助，這些牧師聲稱自己有特殊方法能與神靈交流，然後轉告人們應該怎麽做。在這些艱難的時代裏，組織是生存的關鍵，因此，有越多人按牧師說的做，事情就會變得越順利（前提是牧師給出合理的建議）。
兩個過程互為因果，其邏輯和馮·丹尼肯的論證邏輯一樣，都是循環的，但是前者更有說服力。野心勃勃的人聲稱自己有特殊方式可以和神靈交流，他們說他們需要富麗堂皇的神廟、隆重的儀式和大筆的財富才能讓神靈聽到他們說話。一旦得到這些東西，他們就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和神靈親近，因為他們有富麗堂皇的神廟、隆重的儀式和大筆的財富——畢竟，神靈隻會把這些財富給他所愛的人。公元前2700年左右，當記錄員正在記錄這些事件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國王們甚至宣稱，神靈是他們的祖先。有時候，將權力委任給與神靈交流的人會創造奇跡，比如在烏魯克（但是我懷疑），但是當他們失敗時——失敗是常有的事——留給考古學家去發現的就寥寥無幾了。
烏魯克不僅成了一個城市，而且成了一個國家，有中央機構征稅、為整個社會做決策，並依靠軍隊維護社會秩序。一些人有最高地位（但是明顯不包括女士），還有一大隊勇士、地主、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僚輔佐他們。幾乎對於每個人來說，國家的崛起意味著自由的喪失，但是在艱難的時代，這是成功的代價。與國家形成前的社會相比，付出如此代價的社會能聚集更多人口、財富和權力。
公元前3500年後，城市和國家促進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社會發展，然後向外延伸，就像側翼丘陵區曾經的農村一樣。烏魯克式的物質文化（斜沿碗、書寫陶土片、華麗的神廟）被傳播到了敘利亞和伊朗。關於它們是如何傳播的爭論和農業最初是如何傳播的爭論很相似。人口密集、組織嚴密的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可能曾對人煙稀少、權力分散的北部地區進行殖民，這些殖民地包括北敘利亞的哈布巴凱比拉，這看起來像有人複製了一個烏魯克街區，並將它丟棄在1000英裏外。相反，早在斜沿碗發明之前，布拉克就是一座大市鎮，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地方社區，對烏魯克的風俗挑三揀四。村民努力依靠微薄收入為生，他們看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城市繁榮，於是允許當地牧師成為國王；野心勃勃的牧師看到烏魯克的宗教首領飛黃騰達，可能就和他的村民交談，或者哄騙他們，或者威嚇他們，讓村民允許他們擁有類似的權力。有些人更喜歡村莊生活，但是他們肯定會發現，無論以何種方式，國家的形成是大勢所趨，就像幾千年前覓食者發現農耕時代的到來是大勢所趨一樣。 埃及的法老為什麽如此成功
公元前5000年左右，當第一批農民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汗流浹背地種植莊稼的時候，更多勇敢的人從約旦河穀向西奈沙漠走去，到尼羅河流域去碰運氣，尋找肥沃的土地。埃及幾乎沒有可馴育栽培的本土植物，在農業發展方麵也落後於側翼丘陵區，但是一旦引進合適的種子和動物，埃及就繁榮發展起來。尼羅河每年泛濫的時候剛好是灌溉莊稼的季節，大麵積的綠洲受雨水滋潤，在沙漠中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然而，這些優勢意味著，公元前3800年季風的退去對埃及造成的影響比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影響還要大。很多埃及人離開了他們的綠洲，來到了尼羅河流域，那裏水源充足，但是土地缺乏，尤其是在上埃及尼羅河流域變狹窄的地方[1]。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人們通過管理解決了這個問題。挖掘出的墳墓表明，上埃及的村莊首領既要管理軍事，又要管理宗教事務。成功的首領在村莊獲得更多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失敗的首領不知去向。公元前3300年，形成了三個小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安葬國王——如果“國王”這個稱謂不是太高貴的話暫且用之——的富麗堂皇的墓地，這些墓地模仿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建築風格，墓地內還埋葬有黃金、武器和從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進口的物品。
這些國家互相戰鬥，直到公元前3100年統一成一個國家。那時候皇家宏偉建築物的規模迅速擴大，獨特的埃及象形文字突然出現。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樣，書寫可能隻限於一小部分人群，但是埃及的文字記錄一開始就不光包含敘述性文字，還包含官僚的賬目。一個引人注目的文本描述道，一位叫那爾邁的上埃及國王在公元前3100年征服了下埃及，還有一個文本寫到了一個叫“蠍子王”[2]的國王。後來還有文本提到了征服者美尼斯（可能和那爾邁是同一個人）。雖然細節方麵令人困惑，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經清晰：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尼羅河流域，那時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統一了，約有100萬名臣民。
公元前3100年後，上埃及的物質文化迅速向尼羅河流域傳播。幾千年前隨著農業的發展，烏魯克文化在當時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傳播，和烏魯克文化的傳播方式一樣，下埃及人可能仿效了（或是自願，或是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與之競爭）上埃及的生活方式。有明顯證據表明，組織成國家的上埃及比以村莊為基礎的下埃及發展得更快，政治統一含有一些南方征服北方的意味。
公元前3500年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進行擴張，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也進行擴張，兩者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卻有著不同的結果。首先，當那爾邁/美尼斯/蠍子王於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的時候，烏魯克的擴張突然終結。烏魯克城被燒毀，很多剛剛發展起來的有著烏魯克式物質文化的地區也被遺棄。為什麽會這樣，這是個謎。公元前2700年左右，象形文字開始記錄更多信息時，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分裂成了35個城邦，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神聖的國王，那時美索不達米亞人開始稱呼自己為蘇美爾人。因為烏魯克管理鬆散，統一的埃及成為主要的西方核心地區。
為什麽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展不同，這仍然無法解釋。可能因為埃及隻有一條河流和三角洲以及一些周圍都是沙漠的綠洲，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有兩條河流、很多順暢的支流，周圍還有很多山丘，這使得埃及比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更易征服。也可能是因為那爾邁比烏魯克國王做了更明智的決策，這個國王的名字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因為某些其他關鍵因素。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和埃及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蘇美爾國王宣稱自己像神靈，而埃及國王宣稱自己就是神靈。電影和電視劇《星際之門》改編自馮·丹尼肯的書，它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那爾邁一行人是真正的太空人，而烏魯克國王隻是太空人的朋友。雖然這個解釋引人注目而又直接易懂，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很多人認為，事實上法老（埃及國王的稱號）在提升自己的神聖形象方麵下了不少工夫。
我們大多數人認為，自我神化是瘋子的行為，在5000年前也不是容易的事。那這些國王是如何做到的呢？那爾邁和他的朋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神靈是不需要自我解釋的），根據後來馬其頓王國的亞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們有了最佳線索。亞曆山大於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宣稱自己是法老。在和他的將軍爭奪權力的時候，他發現傳播一個謠言很有用，這個謠言就是，他也是神靈，就像之前的法老一樣。幾乎沒有馬其頓人去認真核實這個謠言，這為亞曆山大增加了籌碼。當他的軍隊到達現在巴基斯坦的地方時，他召集了10位當地的智者，並命令他們回答他提出的最深奧難解的問題，違者處死。當輪到第七位智者時，亞曆山大問：“一個人如何變成神靈？”這位哲學家很簡單地回答道：“做一件凡人無法完成的事。”很容易想象，亞曆山大假裝搔頭不解：最近有人做了凡人無法做到的事嗎？答案非常明顯，他可能已經告訴自己了：是的，那就是我。我剛剛推翻了波斯帝國。沒有凡人可以做到。我是神，所以當我的朋友反對我時，我殺死他們不應該感到不安。
事實也可能是亞曆山大和他的支持者編造了整個故事，但是從某種程度上看，故事的真假沒有公元前4世紀20年代的這個現象重要：一個國王宣傳自己是神的最好方法是展現非凡的軍事威力。對於3000年前這是不是已經是最好的方法，我們隻能進行猜測，但是在統一尼羅河流域這件事上，蠍子王、那爾邁或者美尼斯的確做到了人們所認為的凡人做不到的事。可能將一個神聖的國王和一位偉大的征服者結合在一起能讓自我神化聽起來更可信。
這也不是法老唯一成功的政變。上埃及的首批國王們肯定發展了烏魯克式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讓人們向他們提供資源，讓人們接受中央管理，但是法老們從整個尼羅河流域吸收了當地精英，讓他們擔任管理者。法老們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頗具策略性地將其建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中間，讓地方貴族加入他們。法老們在孟菲斯分配恩惠，小貴族對這個政體有所貢獻，法老們給予他們一些獎勵，讓他們繼續鞏固這個體係。當地的領主從農民身上榨取稅收，在讓農民能勉強生存的情況下，他們盡可能多地征稅，然後將收入上交，以此換取法老的恩惠。
法老的成功一部分依靠政治活動，一部分依靠他們和貴族之間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一部分依靠華麗的粉飾，比如假裝是神靈而不隻是神靈的朋友，這些手段當然更容易成功。哪位當地的權貴不想為神靈服務？然而，為慎重起見，法老也創造了強大的符號語言。公元前2700年後不久，卓瑟法老（king djoser）的藝術家設計了篆刻象形文字的樣式，描述存在了500年的神王。人們看到一位不朽之人死去，卓瑟理解了其中神學的微妙，因此他設計了埃及王權的根本象征——金字塔——來保存神聖的法老的屍體。高450英尺的胡夫金字塔建於公元前2550年左右，在1880年德國的科隆大教堂超過它的高度前，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迄今它仍然是最重的建築，重約100萬噸。成千上萬的勞工花了幾十年建造金字塔：采石，讓石頭沿尼羅河漂下，然後拖到建築地。金字塔腳下的所謂工人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給工人提供食物、指揮他們行動需要增加大量的官僚，加入工人群對於那些可能從未離開過家的村民來說肯定是一次變化非常大的經曆。如果有人在金字塔建造之前懷疑法老的神聖性，那他們在金字塔造好後肯定不會懷疑了。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蘇美爾城邦的發展趨勢和埃及相似，但是它發展得更慢、更謹慎。根據象形文字記錄，每個城市被分為很多“家族”，每個家族包含很多一夫一妻製家庭。每個家族有一戶家庭作為首領，組織土地和勞力，其他家庭按等級負責不同的事務，有些家庭在田地裏工作，有些家庭製作工藝品，完成安排的工作份額，以此換取口糧。規模最大、最富有的家族理論上由神靈領導，可能管理成千上萬英畝的土地和成百上千的工人。為神靈管理這些家族的人通常是城市的首領，由國王領導城市的守護神家族。保護守護神的利益是國王的工作。如果國王在這方麵做得很好，他的守護神也會發達；如果國王沒有做好，守護神也會沒落。
公元前2500年以後，這成了一個問題。農業的發展讓人們可以供養規模更大的家庭，人口的增長促使人們為了更肥沃的土地而爭鬥，也促使爭鬥方式變得更有效。有些城市戰勝並占領了另外一些城市。其中的神學意義和埃及神王的死亡一樣棘手：既然一個國王保護他的守護神的利益，那如果另一位自稱是其他神靈的國王占領了這個城邦，這又意味著什麽？有些牧師提出“廟城”理論，使宗教等級製度和守護神的利益獨立於國王。成功的國王為回應這種理論，聲稱自己不僅僅是神靈的代表。公元前2440年左右，一位國王宣布他是他的守護神的兒子，還有人創作了詩歌，描寫吉爾伽美什國王如何在世界之外旅行以尋求永生，這些詩歌開始傳播，成為《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的一部分，這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學巨著。
統治者尋找新的場所顯示他們的威嚴，因此出現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宏偉的建築，烏爾皇家墓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墓地中華麗的金銀殉葬物像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一樣，暗示著死者絕非凡人；74人被毒死給普阿比王後陪葬，這暗示著統治者為與神靈的關係而爭鬥對蘇美爾老百姓來說簡直是噩耗。
公元前2350年左右，衝突開始白熱化，出現了暴力政變、武力征伐，還有革命性的財產和神權的再分配。公元前2334年，一個叫薩爾貢（sargon）的人（意思可能是“合法的統治者”，雖然這很可疑，他可能是在奪權後開始使用這個名字）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名為阿卡德。現在這座城市可能埋於巴格達地下，還沒有挖掘出土，這毫不奇怪。但是其他遺址的陶片記錄著，薩爾貢並沒有和其他蘇美爾國王戰鬥，他劫掠了敘利亞和黎巴嫩，直到有足夠的財富組織一支5000人的全職軍隊。然後他攻打了其他蘇美爾地區，通過外交手段和暴力征服了那些城市。
教科書常常稱薩爾貢為世界上第一個帝國創立者，但是公元8世紀前，埃及也有統治者統一國家，他們的做法並無二致。薩爾貢本人並沒有成為神，但是在鎮壓公元前2240年左右的一場叛亂後，他的孫子納拉姆辛（naram-sin）宣布，八位蘇美爾神靈想讓他加入他們的行列。蘇美爾藝術家開始描述納拉姆辛為尊貴的、超越生命和傳統性質的神明。
到公元前2230年，西方有了兩大核心地區——蘇美爾和埃及，它們使側翼丘陵區原來的核心地區黯然失色。為了應對生態問題，人們創建了城市；為了應對城市之間的爭鬥，他們創建了有百萬人口的國家，這些國家由神靈或者神王統治，由官僚管理。隨著核心地區的爭鬥促進社會向前發展，城市網絡蔓延至敘利亞和黎凡特更原始的農村，經過伊朗蔓延到現代土庫曼斯坦的邊界。在克裏特島，人們不久也開始建造宮殿，馬耳他建起了巨石廟，西班牙東南沿海開始零星出現要塞城鎮。在更遠的西北方，農民在每個可生存的生態環境中生活。在西方世界最邊遠的地方，大西洋海浪拍打著不列顛的寒冷海岸，人們投入了大約3000萬小時的勞動，建造了最神秘的不朽建築——巨石陣。公元前2230年，馮·丹尼肯的故事中訪問地球的太空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外星人沒有必要繼續介入人類的發展了，因為這些聰明的猩猩正在促使社會發展穩步前進。 荒野西部：核心地區的分裂和鬥爭
如果太空人50年後重返地球，他們會感到震驚。西方各個核心地區都在分裂，人們互相鬥爭，顛沛流離。在接下來的幾千年中，一係列的社會動蕩（一個聽起來比較中性的詞，卻包含了各種恐怖的屠殺、痛苦、逃離和通緝）將西部地區的人們逼向荒野。當我們問是誰或者是什麽擾亂了社會發展時，我們會得到一個驚人的答案：這可以歸咎於社會發展本身。
人們試著改變命運的主要方式往往是傳播信息、傳遞物品和四處遷移，因為在一個地方富足的東西在另外一個地方可能稀有而珍貴。這使結果變得越來越複雜，人們住在一起，組建社會，按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行管理。4000年前，神廟和宮殿占有最好的土地，中央官僚機構沒有將土地直接分給農民家庭，因為每戶家庭都試圖種植他們需要的所有作物，中央官僚機構規定哪些農民應該種什麽。擁有肥沃莊稼地的村莊可能隻種小麥，而山區的村莊種植葡萄樹，還有的村莊專門製作金屬製品。然後官僚就可以重新分配這些產品，從中拿去一些官僚所需要的，儲存一些以備不時之需，將其餘的作為配額口糧分配給臣民。公元前3500年烏魯克就開始實行這種分工分配，1000年後這成了社會規範。
國王之間也互贈自己喜歡的禮物。埃及法老們有大量的黃金和穀物，他們將這些物品送給黎巴嫩城市的次級統治者，這些統治者則贈予雪鬆木作為答謝，因為埃及缺乏上等木材。無法贈送合適的禮物是非常失禮的事情。因為心理原因，同時出於鞏固地位的考慮，再加上拉動經濟的需要，埃及法老互贈禮物這個現象就約定俗成了，而且這使物品運送、人們的遷移和觀點的傳播變得十分有效。在這些傳播網絡終端的國王和中間的很多商人變得越來越富有。
現在，我們往往認為指令經濟肯定效率低下，因為指令經濟由國王、獨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規定每個人應該做什麽，但是大多數早期的文明都依靠這種經濟體製。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裏，市場經濟無法運作，這種經濟體製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但是它們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比皇室卑微的獨立商人總能依靠皇家和牧師的事業而飛黃騰達。鄰裏之間用奶酪交換麵包，或者幫助別人挖茅坑來換取照顧小孩的服務。城鎮和國家人民在集市進行交易。修補匠用驢子裝載著壇壇罐罐，來往於集市。在國家的邊境地區，耕地慢慢退化成沙漠或山川，村民用麵包和青銅武器與牧羊人或覓食者交換牛奶、奶酪、羊毛和牲畜。
關於這些交易的最有名的記述來自希伯來《聖經》。在希布倫附近（現在的約旦河西岸）的山丘上，雅各是一名成功的牧羊人。他有12個兒子，但是他偏寵第11個兒子約瑟，送給他一件多彩服。約瑟的10個哥哥一氣之下把約瑟賣給了去往埃及的奴隸販子。幾年後，希布倫缺乏糧食，雅各派他的10個兒子去換取穀物。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那遇到的埃及宰相正是他們的兄弟約瑟，雖然他是一個奴隸，但是在服侍法老的過程中得到提拔（不可否認，是在強奸未遂被判入獄一段時間後，當然，他是被陷害的）。當時商人不可信，因此當約瑟假裝認為他們是間諜而把他們關入大牢時，他們一點也沒覺得奇怪。但是故事結局很圓滿，雅各和他的兒子們以及所有的後裔來到了埃及。“於是他們在埃及有了社會地位，”《聖經》寫道，“在那裏繁衍生息。”
約瑟的故事可能發生在公元前16世紀，那時人們已經追隨這部《聖經》長達2000年之久，這些人到現在姓名已經失傳。亞摩利人來自敘利亞沙漠邊界，庫提人來自伊朗的山區，他們以商人或者勞工身份來到埃及，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城市裏的熟麵孔；來到埃及的還有尼羅河流域的“亞細亞人”，埃及人用這個帶有輕蔑性的詞指亞洲。社會的不斷發展使核心地區與毗鄰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互相滲透，使核心地區不斷擴大，人們對環境的控製力增強，從而促進社會發展。但是發展得越來越複雜是有代價的，社會體係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始終是社會發展悖論的核心部分。
神王納拉姆辛有一個同樣神聖的兒子沙爾卡利沙利，公元前2200年左右，當他在阿卡德的正殿統治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分地區時，問題開始出現。耶魯大學的哈維·韋斯（harvey weiss）是挖掘出敘利亞的恩利爾遺址的考古學家，他認為自己知道出了什麽問題。恩利爾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薩爾貢時期是一座有著兩萬人口的城市，但是一個世紀後卻成了一座被人遺棄、荒無人煙的城鎮。為了尋找原因，韋斯研究小組的地質學家通過地質沉積物的微觀研究發現，公元前2200年前，恩利爾和毗鄰地區的土壤中的灰塵數量劇增。灌溉渠被淤泥堵塞，這可能是因為降水量減少，人們漸漸離開此地。
1000英裏以外的尼羅河流域也出現了問題。在約瑟的故事中，法老依靠解夢人來預測農業收成，但是真正的法老有一種測量工具，叫作尼羅河水位計，用來測量河水的流量，並預示收成好壞。記錄測量讀數的文字顯示，公元前2200年左右，河水流量大量減少，埃及也變得越來越幹旱。
公元前3800年左右，幹旱的天氣促使烏魯克發展成為偉大的城市，並且發動戰爭統一了埃及，但是在這個複雜、互相關聯的世界裏，舍棄恩利爾這樣的城市也意味著，亞摩利人和亞細亞人所依靠的商業活動會隨之消失。就好像約瑟的兄弟來到埃及買穀物，但是卻沒有發現任何穀物。他們本可以回到希布倫，告訴父親不得不挨餓了，或者他們也可以繼續走入法老的領地，如果可行的話就買食物或者用工作來換取食物，如果不可行就搶奪或者偷竊食物。
在其他情況下，阿卡德和埃及民兵組織可能已經殺了這些令人討厭的人（經濟移民或者罪犯，就在於你怎麽看了），而公元前2200年，這些武裝力量本身就很鬆散。有些美索不達米亞人將他們的阿卡德國王看作殘暴的征服者。當假裝神聖的沙爾卡利沙利未能處理好公元前22世紀90年代麵臨的問題時，很多牧師家庭不再與他合作。他的軍隊慢慢解散，將軍宣稱自己是國王，亞摩利幫派占領了所有城市。在不到10年內，帝國瓦解了。每個城鎮各行其是——正如一位蘇美爾編年史家描述的：“那誰是國王？誰又不是國王？”
在埃及，宮廷和貴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開始升溫，國王佩皮二世已經在位60年，麵對質問，他證明宮廷和貴族是不平等的。當他的朝臣一個個密謀反對他時，當地的上層人士卻自行其是。軍事政變爆發，公元前2160年左右，下埃及建立了一個新王朝，這時幾十個獨立領主和難以統治的亞細亞人團夥在鄉村胡作非為。更糟糕的是，下埃及底比斯的卡爾納克神廟的大祭司逐漸使用越來越響亮的頭銜，最終與下埃及發生內戰。
到公元前2150年左右，埃及和阿卡德分裂成了很多小國，為了爭奪農民手中逐年減少的糧食，這些國家互相爭鬥。一些武裝團體因此發財，但是少數保留下來的記錄大體上都是描述當時令人絕望的情況。還有記錄顯示，這個危機還波及了核心地區以外的地方。考古學家很難判斷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何時與另一地區產生聯係，況且我們應該認識到，有時候不起眼的巧合也含有重要的信息，但是希臘最大建築的灰飛煙滅、馬耳他神廟的終結、西班牙海岸線上要塞的廢棄都發生在公元前2200～前2150年之間，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這些事情之間的聯係。
西方核心地區要建立更加龐大和複雜的社會體製，需要依靠人口、商品和信息的定期流動，而氣候或社會局勢的突變——比如恩利爾的氣候突然幹旱，或者佩皮二世年邁時期社會的動蕩——同時也破壞了這些社會體製。一些破壞性事件不一定會造成社會混亂，比如公元前2200年後的氣候幹旱和移民，但是這些事件影響了曆史前進的方向。至少在短期內，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佩皮有一位像約瑟那樣的顧問，那他或許能扭轉乾坤；如果沙爾卡利沙利妥善處理他與將軍和牧師的關係，那他的帝國就不會滅亡。然而，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後烏爾城利用阿卡德的瓦解，建立了一座新的帝國，這個帝國比阿卡德小，但是因為官僚強行征稅，留下了各類稅單，我們對該國的了解更多。4萬份稅票被公開，還有更多的等待專家去研究。
舒爾吉（shulgi）於公元前2094年登上了烏爾的王位，宣稱自己是神靈並實行“個人崇拜”。他甚至創造了一種新的音樂體裁“舒爾吉聖歌”，來讚美他各方麵的能力，從唱歌到預言，讓人們敬畏他。雖然舒爾吉才華橫溢，但是在他死去（公元前2047年）後的幾年內，他的帝國也開始衰落。公元前21世紀30年代，烏爾頻遭襲擊，問題嚴重，因此這裏的人們建造了100英裏長的城牆來抵禦亞摩利人，但是公元前2028年，很多城市開始抵製烏爾的稅收製度，因此國家財政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破產了。當一些將軍企圖為烏爾征收穀物，還有一些將軍宣布獨立的時候，烏爾麵臨嚴重的饑荒，就像是阿卡德沒落過程的重演。蘇美爾詩歌《烏爾哀歌》（thementation over ur）中寫道：“饑荒就像洪水一樣淹沒了城市。臣民像被洪水包圍，費力喘息。國王在宮殿孤獨一人，呼吸沉重，人們放下武器……”公元前2004年，襲擊者洗劫烏爾，俘虜了烏爾最後的國王。
當美索不達米亞四分五裂時，埃及又統一了。當時上埃及的底比斯大祭司當了國王，在公元前2056年擊退了主要敵人，並於公元前2040年統治了整個尼羅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這個西方核心地區看起來非常像它1000年以前的樣子，埃及在神王的統治下統一，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分裂成很多城邦，由國王統治，這些國王最多隻是“像神”而不是神。
4000多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區的野蠻社會形勢令人目眩，到那時，一些促使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已經很明顯。社會發展不是克拉克書中的巨石或者馮·丹尼肯書中的外星人施與人類的禮物或者詛咒，社會發展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但不是以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出的，歸根結底，因為人類懶惰、貪婪、恐懼、總是尋找又簡單又有利可圖的方式做事，社會才不斷發展。從烏魯克的崛起到埃及底比斯的統一，懶惰、貪婪和恐懼推動著社會的每次發展。但是人們無法以自己的意願推動社會發展，每次社會發展都以之前所有的發展成果為基礎。社會發展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包含各個前進階段，必須以正確的順序進行。烏魯克的首領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無法實施烏爾1000年以後在舒爾吉的統治下才發展成熟的官僚體製，就像征服者威廉在中世紀的英格蘭無法製造電腦一樣。正如美國人所說，你無法一下就從這到那。這種積累的社會發展模式也解釋了為什麽社會發展速度在不斷加快：每次創新都建立在前人創新的基礎上，並且為後人做鋪墊，這意味著，社會發展程度越高，發展越快。
然而，創新過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創新意味著改變，會帶來同樣多的歡樂和痛苦。社會發展造就贏家和失敗者，造就新的富有和貧窮的社會階級，造就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新關係。因為後發優勢理論，之前被邊緣化的人被賦予了權力，這時社會發展甚至還創造出新的核心地區。社會發展需要社會擴張，社會變得更複雜、更難管理。同時，社會發展程度越高，越能威脅到社會發展本身。因此就產生了這個悖論：社會發展產生的強大力量能危害社會發展本身。當這些力量失去控製——特別是變化的環境使不確定因素大量增加——社會的混亂、毀滅和瓦解就會隨之而來，正如公元前2200年發生的那樣。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將會看到，社會發展悖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長期注定理論不可能是正確的。 越過國界線：由貿易和戰爭塑造的時代
雖然公元前2200年後，社會動蕩橫掃西方核心地區，但是這也不是“黃昏時刻”。公元前2200年後的衰落甚至沒有在圖4-2中表現出來[3]。這可能低估了破壞性事件的規模，即使是這樣，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確的：到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比公元前3000年快50%。社會發展不斷向前，西方社會發展規模擴大，形式更複雜。
核心地區在其他方麵也發生了變化。公元前2000年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統治者再也不宣稱自己是神靈，甚至在埃及，人們也不再那麽信任法老。公元前2000年，雕像和詩歌將法老刻畫為比公元前3000年更好戰、厭世和令人失望。國家權力肯定也因此縮水：雖然宮殿和神廟還是很重要，但是更多的土地和貿易掌握在私人手中。
然而，破壞性事件之所以沒有使曆史發展倒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危機發生的過程中，核心地區不斷擴張，吸引邊緣地區的加入，這些邊緣地區在倒退時發現了新優勢，於是加入了核心地區。從伊朗到克裏特島，這些地區都依靠雨養農業，邊境線常常劇烈變動，人們在此建造埃及式或美索不達米亞式的宮殿，並采用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的經濟體係。總的來說，邊境地區的國王比依靠灌溉農業的核心地區的國王更需要依靠軍事力量，並且更少宣稱自己是神靈，可能是因為埃及和蘇美爾的統治者看上去太莊嚴，以至於伊朗和克裏特島的國王很難讓自己看起來像神靈。
社會的不斷發展再次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對社會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舊核心地區的北部邊緣地區有更大的優勢。現在烏克蘭地區的牧人在公元前4000年馴化了野馬，2000年後，在現在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馴馬人在強壯的馬身上套上繩索，來駕馭輕便的二輪馬車。一些草原牧人駕著馬車出行，他們不關心核心地區的情況，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購買4000輛馬車，那情況就不一樣了。馬車不是坦克，可以壓垮敵人的陣線（很多曆史巨片的導演喜歡這樣描述），但是登上馬車，弓箭手隊伍能迅速移動，這使行進緩慢的老式步兵部隊徹底過時。
馬車的優勢看起來十分明顯，但是在一種戰略係統下運籌帷幄的軍隊往往很難采用另外一種戰略係統。如果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駕駛戰車的軍隊，等級分明的純步兵軍隊就會陷入混亂，一群新的精銳部隊就會被授權。雖然缺乏證據，但是有著根深蒂固的等級製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似乎慢慢地采用了這種新的戰略係統。北方的新城市則更靈活，比如神秘的胡裏安人所居住的城市，很明顯，他們在公元前2200年從高加索移居至美索不達米亞北方地區和敘利亞。胡裏安大草原讓他們能更有效地使用新武器，而且因為社會結構鬆散，或許他們更容易采取新的戰略係統。胡裏安人、伊朗西部地區的加喜特人、安納托利亞的赫梯人[4]、現代的以色列和約旦地區的西克索人以及希臘的邁錫尼人都沒有埃及或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巴比倫城組織嚴密，但是嚴密的組織一時變得無關緊要，因為有了馬車，這些之前被邊緣化的人們就有了更好的作戰方針，他們就能侵略，甚至占領曆史更悠久、更富有的鄰國。西克索人不斷向埃及遷移，在公元前1720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並在公元前1674年奪取了王位。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侵略了巴比倫，不久加喜特人占領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城市。到公元前1500年，胡裏安人創建了一個王國，名為米坦尼，邁錫尼人征服了克裏特人。
那是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但是從長遠看，那些動亂使核心地區擴張，而沒有使社會發展倒退。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因為奴役、放逐、屠殺和劫掠，北方的移民取代了當地的統治者。在埃及，底比斯人領導的叛亂於公元前1552年終結了西克索王朝，社會也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新的王國在舊核心地區的北部邊緣地區形成，它們發展迅速，很快成為一個擴大版的舊核心地區。這些大國互相聯係緊密，因此曆史學家將接下來的300年稱為國際化時代。
貿易蓬勃發展。皇家的記錄文本充滿了關於這方麵的記載。在阿馬那發現的公元前14世紀的書信顯示，巴比倫、埃及、亞述、米坦尼和赫梯等新興強國的國王謀取更高地位，索取禮物，嫁出公主。他們創造了共同的外交辭令，並互稱“兄弟”。二級統治者被排除在強國俱樂部之外，強國俱樂部的國王稱他們為“仆人”，但是等級是可以重新商量的。比如說，阿希亞瓦（可能是希臘）是一個陸地邊界的強國。在阿馬那的記錄中沒有阿希亞瓦的書信，但是赫梯國王在一份公元前13世紀的條約中列了一張“和我等級相當的國王”的列表，他列了“埃及國王、巴比倫國王、亞述國王和阿希亞瓦國王”——為了完善這張列表，他把亞述國王從列表中除去。
這些兄弟國家之間的交往越密切，他們的競爭就越激烈。公元前8世紀的西克索侵略使埃及的上層人士受到創傷，無法逾越的沙漠會保護他們不受攻擊的想法被粉碎，他們決定防止這樣的侵害再次發生，因此他們將鬆散的民兵組織升級為永久軍隊，配備職業軍官和當代馬車軍隊。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沿著地中海岸征伐至敘利亞，沿途建築要塞。
公元前1400年爆發了軍備競賽，落後者遭殃。在公元前1350～前1320年之間，赫梯和亞述人吞並了米坦尼。亞述幹涉了巴比倫的內戰，到公元前1300年，赫梯打敗了另一個鄰國阿爾查瓦。赫梯和埃及國王發動了一場殊死的冷戰，派出了很多間諜，發動了很多次秘密行動，控製敘利亞的城邦。公元前1274年，冷戰變成熱戰，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支軍隊——估計每支有3萬名步兵、5000輛戰車——在卡疊什發生衝突。很明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困境。既然他被人們視為神靈，這個困境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拉美西斯二世在7座以上的神廟張貼了以下告示，告訴我們他發動了史泰龍的電影中蘭博式的狂暴行為： <blockquote>
國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殲滅了我們的敵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個軍隊，還有他們的軍隊首領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們同夥的國家的所有首領、步兵和戰車騎兵，他們一個個倒下。國王陛下以牙還牙，將他們殺死。他們橫屍於他的馬前，而且國王陛下獨自征戰，並沒有他人陪同。 </blockquote>
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說的，“哈梯的卑鄙首領”後來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要從神王的誇大言辭中得出軍事史實，這很困難，但是所有其他的證據都顯示，事實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噓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點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著海岸線不斷向前行進，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們因為遇到了新的戰鬥而停止前行，一場是與亞述在安納托利亞南部的山脈交戰，另一場是與希臘的冒險家在安納托利亞西部海岸交戰。有些曆史學家認為，5個世紀後希臘的史詩——荷馬的《伊利亞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希臘的盟軍圍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遠在東南地區，一場更具破壞性的圍攻正在進行，這場戰爭以亞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倫告終。
這些都是野蠻的搏鬥。失敗意味著被殲滅——男人被屠殺，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殘破不堪，漸漸被人遺忘。因此，為了贏得勝利，人們不惜犧牲一切。更多武裝上層人士出現了，他們比之前的更富有，他們的內部宿怨發生了變化。國王們在他們的宮殿修築防禦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階層人士煩擾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稅收和強製勞役劇增，而且隨著貴族依靠借貸保證奢華的生活方式、農民抵押糧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負債不斷增加。國王們將自己描述為人們的牧者，但是他們花更多時間去剪人們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護他們。國王們控製勞動力，迫使人們為他的建築工程工作。為法老的城市辛勞工作的希伯來人、雅各兒子們的遙遠後代，隻是這些奴隸人口中最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後，國家權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區隨之擴張。人們在西西裏、撒丁島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臘製造的陶器，這表明，其他更值錢的（但是考古更難發現）的商品也被帶到遙遠的地方。考古學家深入安納托利亞海岸，發現了當時的貿易機製，這令人驚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烏魯布倫失事的船隻裝載著大量銅和錫，這些銅和錫能夠鍛造10噸青銅，還裝載著從熱帶非洲運來的烏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鬆木、敘利亞的玻璃、希臘和現在以色列地區的武器。簡而言之，能贏利的東西都有一些，這些東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員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輪船航行路線的各個港口，收集各種各樣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區逐漸開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銅武器的富有者的墳墓顯示，在撒丁島和西西裏，村莊首領慢慢成為國王。記錄文本顯示，年輕人離開這些島上的村莊，就像核心地區戰爭中的雇傭兵那樣，去尋求自己的財富。撒丁島人在巴比倫停了下來，甚至還到了現在的蘇丹。在這裏，埃及軍隊為了尋找黃金向南行進，沿路襲擊當地的國家，建造神廟。在更遠的地方，瑞典的軍隊首領們不斷被戰車埋葬，戰車是西方核心地區的地位象征，瑞典軍隊還使用其他進口的軍事武器，尤其是鋒利的青銅劍。
隨著地中海變成了新的邊界，不斷前進的社會發展又一次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公元前4000年，因為灌溉農業和城市的發展，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大河流域開始變得比側翼丘陵區的舊核心地區更發達，在公元前2000年，遠距離貿易迅速發展，使地中海廣闊的航路創造更多價值。公元前1500年後，動蕩的西方核心地區進入了擴張的新時代。 天下萬國：中國為什麽沒有金字塔
考古學家往往會遭受這樣的煩惱，我認為這個煩惱是埃及嫉妒症。無論我們在何處挖掘，挖掘出何物，我們都會認為，如果我們在埃及挖掘的話，我們會找到更好的東西。埃及嫉妒症也會影響到其他行業的人，知道這一點我們就會感到很寬慰。1995年，中國時任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宋健正式訪問了埃及。考古學家告訴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國的年代更久遠。回到北京後，他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4年後，該工程宣布了發現成果：埃及古物的確比中國的年代久遠。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久遠多少時間。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農業生活方式就開始在西方發展，足足比中國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農業傳播至邊緣地區，比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當公元前3800年季風開始轉而向南吹時，這些農民為了保護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國家。東方也有很多幹旱的邊緣地區，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們才開始接觸農業，因此更寒冷、更幹旱的天氣沒有導致城市和國家的崛起。如果溫暖潮濕的長江和黃河流域更幹旱一些、更易控製一些，可能會使兩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長江流域的大片區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亞熱帶森林，這在現在很難想象。在北京現在堵車嚴重的地方，那時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國沒有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樣，發展並建立城市和國家，但人口緩慢增長。人們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莊，老村莊發展成城鎮。人們獲取能量的能力越強，人口增長越快，人們的壓力也越大。因此，他們像西方人一樣，不斷改進，不斷試驗，尋找新方法，從土壤中獲取更多東西，更有效地組織自己，並從別人手中奪取他們想要的東西。在更大的區域周圍出現了用夯土建築的堅固要塞，這意味著當時有戰爭；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組織，這意味著出現了群落規劃；房屋變得越來越大，我們在房屋裏麵發現了更多物品，這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間的差距也在增大，這可能意味著富有的農民正在將自己同鄰居區別開來。有些考古學家認為，房屋內工具的分配也顯示了性別差異。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東，一些人的最後容身地——大墳墓中比別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別是男人的墳墓，有些墳墓中甚至還有精致的玉雕飾物。
雖然這些玉飾很漂亮，考古學家在挖掘中國公元前2500年的遺址時，還是很難避免埃及嫉妒症帶來的說不出的痛苦。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偉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實上，他們的發現更像是考古學家發現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區的遺址，在城市和國家出現不久之前。東方走著像西方一樣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後1500年。按照這樣的模式，東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經曆了社會轉變，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間經曆的轉變一樣。
在長江和黃河流域周圍，社會變化加速，但是一個有趣的模式出現了。最快的改變不是發生在最廣闊的有著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狹窄的地方。在這種地方，如果人們在村莊內為搶奪資源而鬥爭失敗或者戰爭失敗，就很難逃跑，很難重建家園。比如說，考古學家發現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在山東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個大城鎮發展起來，這個城鎮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圍分布著較小的衛星鎮，每個衛星鎮又有各自更小的衛星村。調查發現，伊朗西南地區的蘇薩在1500年前也有著相同的模式。當一個群落取得政治控製權時，可能都會采取這種模式。
有些人的葬禮上會有奢華的祭品，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公元前2500年之後，真正的國王在山東可能很難享受到這樣的待遇。一些墳墓中有十分豪華的玉飾，其中有一座墳墓中有一個看起來很像皇冠的綠鬆石頭飾。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也隻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簡陋的陶瓷碎片。這片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陶瓷碎片剛剛出土時，挖掘人員隻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裏，但是當他們回到實驗室清洗這塊陶瓷碎片時，他們發現在碎片表麵刻有11個符號，這些符號和中國後來的文字有關，卻又與之不同。挖掘人員提出疑問，這是不是廣泛流傳、寫在易毀壞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東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統治者一樣，有官僚幫他處理事務？事實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學家認為，這些文字的鑒定非同尋常，他們懷疑日期鑒定錯誤，他們甚至懷疑這是偽造的。隻有之後的發現才能解釋這些疑問。無論有沒有這些文字，掌管山東群落的人肯定權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類獻祭變得很尋常，有些墳墓還有祖先崇拜。
這些掌管者是誰？陶寺[6]是400英裏以外汾河流域的一處遺址，可能會提供一些線索。這是到當時為止最大的村落，大約有1萬居民。一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撐起了中國第一座宮殿，雖然唯一的直接證據隻是被毀壞的牆上的一片裝飾碎塊，碎塊是在一個考古坑穴中被發現的。
在陶寺，成千上萬的墳墓被挖掘出來，這些發現暗示，當時有著森嚴的社會等級製度。10座墳墓中有9座是小墳墓，隻有很少的祭品。10座墳墓中約有一座較大的墳墓，但是約100座墳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墳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墳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畫龍的花瓶、玉飾和整豬，這些豬被用來獻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麗的墳墓還含有樂器：黏土或木質鼓，鼓皮用鱷魚皮製成，還有大石鍾、外形奇特的銅鈴，這和第二章已經談論過的史前墓地賈湖有著驚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講述賈湖時提到了考古學家張光直的理論：東方的君王從史前的薩滿發展而來，這些薩滿用酒、音樂和重複的儀式來向自己（和他人）證明，他們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與神靈交流。當張光直提出這個想法時，賈湖遺址還沒有被挖掘，而且他隻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證據。但是說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遺址時，他指出，中國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被具體化。
2000年後，一本關於禮儀的儒家著作《周禮》列出了在陶寺的墳墓中發現的所有種類的樂器，將其列為上層人士儀式中演奏的樂器。
張光直認為，和《周禮》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也顯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時期的狀況。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呂氏春秋》，這是一部包含很多實用知識的著作，由秦國丞相呂不韋於公元前239年編撰。呂不韋宣稱：“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據說聖王是地神的後代，最後一位聖王禹通過開鑿水渠，抵禦黃河的洪水，拯救了人類。有文本記載：“苟非禹，吾屬皆為魚矣。”[7]充滿感激的人們讓禹成為他們的大王，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朝代——夏。
呂不韋對自己編撰的《呂氏春秋》的準確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懸賞，誰能把書中的文字增加一個或減少一個，他就賞黃金千兩。（幸運的是，現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這麽幹了。）雖然呂不韋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聽起來和諾亞方舟的故事一樣缺乏可信度，諾亞方舟是拯救人類使其逃離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曆史學家認為這些聖王完全是虛構的。然而，張光直認為呂不韋的書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實信息，雖然這些信息有點歪曲。在那個時代，類似王權的權力在東方正在形成。
呂不韋書中描述，聖王將天圓地方作為他們立天下的法則，張光直認為，這和一種玉卮“琮”有關係。公元前2500年的長江三角洲區域，在富麗的墓地裏就有琮，後來傳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種內圓外方的筒形玉器，圓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統一。方圓一直代表著皇權的強大，一直到1912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終結。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擁擠的人群中探視昏暗的宮殿內部，你就會看到同樣的符號——方形王座、圓形藻井——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形狀。
古代的僧侶王宣稱他們可以在我們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並且將琮作為他們權力的象征。張光直指出，這些記憶一直保留至呂不韋所處的時代。張光直將公元前2500～前2000年這段時期稱為“玉琮時代，在這段時期薩滿教和政治活動聯合起來，上層階級出現，用薩滿教來控製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琮當然是皇家財富，比如，最大的琮刻著神人和動物，考古學家將它命名為琮王（他們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張光直的理論是正確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宗教專家們就把自己變成了統治精英，就像美索不達米亞地區1000多年前的宗教專家一樣，他們還將夯土平台上的廟宇作為向神靈傳達信息的擴音器。一處遺址甚至還有一座形狀似琮的聖壇（不可否認，雖然很小，斜邊長隻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來就像發展中的烏魯克，他們有了完整的宮殿、平台，當地的首領正要成為天子。很突然的，他們沒有成功。上層階級的宮殿被摧毀，這也是為什麽當時的宮殿留下的唯一痕跡是在垃圾坑裏發現的一塊牆壁碎塊，我之前提到過。40具屍骨被扔進當時宮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屍骨被肢解，有些屍骨上還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奪。陶寺的麵積變成了原來的一半，在幾英裏開外，一座新的大城鎮發展了起來。
考古學家感到最沮喪的是，我們常常能發現事情的結果，卻找不到原因。我們可以編造故事（野蠻人燒毀了陶寺！內戰摧毀了陶寺！內部爭執讓陶寺分裂！新的鄰國侵略了陶寺），但是我們幾乎無法分辨出哪一個故事是真的。這樣的話，我們最多也隻能認為，陶寺的衰落是社會發展進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東最大的地區也被廢棄，中國北部地區人口減少——這時，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當然也在遭受幹旱和饑荒災害。氣候變化會造成當時世界範圍內的危機嗎？
如果像埃及的尼羅河水位計那樣，陶寺也用一個黃河水位計來記錄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國的考古學家也像敘利亞恩利爾的考古學家那樣進行微觀研究，那我們就能回答上麵這個問題，但是我們並沒有這些證據。這些事件發生2000年後，有相關文字記錄，我們可以搜尋這些記錄來找到相關信息，就像我們從《呂氏春秋》中找到關於聖王的故事一樣，但是我們無法辨別，這些文字的作者對如此久遠的年代了解多少。
《呂氏春秋》中寫道：“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很多考古學家認為這裏的“國”指的是“酋邦”，是一個城牆包圍的小型政治單位，他們覺得這個詞能十分恰當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間黃河流域的情況。還有些學者主張，禹王的確存在，他終結了萬國時代，並建立了夏朝。文獻資料甚至還提供了氣候原因：黃河不是美索不達米亞式的風沙中心，黃河流域10年中有9年會下傾盆大雨，這也是為什麽禹需要疏導黃河的水。當然，這些學者的推測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黃河有些地方開始幹旱，人們經常把黃河幹旱叫作“黃禍”，因為大多數年間黃河都會發洪水，使大批農民遭受苦難。
禹的故事可能的確是基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場真正的災難，也可能隻是一個民間故事。我們無法確定。但是我們又一次發現，雖然我們不清楚發生社會變化的原因是什麽，但是結果卻很明顯。公元前2000年，山東和汾河流域的城鎮再次發展起來（陶寺甚至還有一座高20英尺，對角線長200英尺的大平台），後發優勢開始顯露——這個理論在西方曆史中如此重要，在從前的窮鄉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紀念性建築開始建立起來。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伊洛人為什麽不模仿陶寺的建築，而是創造了全新的建築風格。之前的1000年，中國北方流行從每個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築，陶寺的建築代替了這種建築，宮殿變成封閉式的，庭院被有頂的走廊包圍，隻有幾處入口，然後用高高的夯土牆將宮殿隱蔽起來。解釋建築風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築風格可能意味著，隨著僧侶統治傳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斷變化的邊緣地區，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等級製度變得更森嚴。
我們可以將這看作東方的烏魯克時代，一個群落遠遠超過它的競爭對手，並發展成為一個國家，統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強行做出決策，強行征稅。這個群落就是二裏頭，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裏頭迅速發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國的考古學家認為，二裏頭是夏朝都城，傳說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國家的學者大體上都反對這個說法，他們指出，到二裏頭廢棄以後1000多年才有關於夏朝的文獻資料。可能他們認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們編造的。這些學者指責中國的學者，說得好聽點，就是認為他們輕易相信這些神話；說得難聽點，就是認為他們別有用心，利用這些神話進行宣傳鼓吹，以提升現代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毫不奇怪，這些爭辯變得很令人討厭。
這些爭論與我們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是我們也不能避而不談。就我來說，即使關於禹的故事大多數是民間傳說，我也傾向於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裏頭是夏朝的都城。我們在接下來的部分會看到，當我們想要證實它的準確性時，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曆史學家非常善於將名人代代相傳，我無法想象禹和夏是憑空編造出來的。
無論事實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統治二裏頭的人可以指揮更多勞工來建造一係列宮殿，可能還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閉式宗廟。支撐一號宮殿的平台總共花費了10萬個工作日的勞動來完成。在距離此地0.25英裏的地方，考古學家從青銅鑄件中發現了熔爐、渣滓和鑄模。公元前3000年，人們就發現了銅，但是銅對人們來說一直是新事物，多數人隻是把它當做小飾品。當二裏頭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發展起來時，武器還不常見，石頭、骨頭和貝殼還隻是農業工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裏頭的鑄造工藝較之早期的工藝有了重大突破，產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這幫助這個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時也生產出了非凡的禮器——陶寺早期的銅鈴、鑲嵌綠鬆石獸麵紋青銅牌飾和直徑一英尺多的青銅觚。在二裏頭發明的這些器物（青銅斝、青銅鼎、青銅爵、青銅盉）成為東方人傳達宗教旨意的終極擴音器，它們代替了琮，在接下來的幾千年間在宗教儀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偉大的器物隻能在二裏頭找到。張光直認為，皇室的權力是由這些禮器和超自然世界來體現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確，那青銅禮器對二裏頭的神權來說可能和青銅劍同樣重要。二裏頭的國王有最大的擴音器和神靈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國領主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與最能向神靈傳達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對於國王來說，青銅器皿是一種工具，同時也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青銅器異常昂貴，需要無數工匠，一噸又一噸的銅、錫、燃料——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裏頭不僅建立了一個小國家（一些考古學家通過定居的格局，猜測這個國家占地2000平方英裏），還派出殖民者去掠奪原材料。比如，東下馮地處丘陵，有豐富的銅礦，在二裏頭以西100英裏，有二裏頭式陶瓷和大量煉銅殘渣，但是沒有宮殿、富麗的墳墓或者鑄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說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學家挖掘錯地方了，雖然他們在東下馮尋找了很長時間。最可能的原因是，銅在東下馮被開采並提煉，然後被送到二裏頭這個東方第一殖民政權。 從二裏頭文化到甲骨文的發掘
後發可能會有優勢，但是也有不利之處，尤其是當一個周邊國家進入一個舊核心地區時，它就會麵臨新的周邊國家，這些國家和它一樣想進入舊核心地區。公元前1650年，二裏頭是東方最耀眼的城市，廟宇中閃耀著青銅鼎，悅耳的鍾聲不絕於耳，但是如果有大膽的二裏頭城裏人走出黃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會置身於一個充滿軍事要塞和敵對領主的暴力世界。在離二裏頭40英裏的地方發現了兩具被剝掉頭皮的屍骨。
二裏頭和這些荒野邊界的關係，可能很像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阿卡德帝國和亞摩利的關係，貿易和劫掠對雙方都有利，一直到這個平衡被打破。偃師建於公元前1600年，距二裏頭5英裏，這個軍事要塞的出現意味著東方出現了動蕩。後來，文獻資料顯示，在這段時期，一個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師發現的最早文物結合了二裏頭式的物質風格和黃河以北地區的文化傳統，大多數中國的考古學家（現在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家）認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黃河，擊敗了二裏頭，建立了偃師來統治那些更卑下卻更久經世故的敵人。當二裏頭逐漸衰退時，偃師迅速發展成一座偉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朝的君王可能不想離之前的敵人二裏頭人太近，於是遷都50英裏以東的新城市鄭州。
看起來，人們在二裏頭能做的事，在鄭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規模更大。鄭州的內城和二裏頭差不多大小，鄭州還有1平方英裏的市郊，每個郊區有各自的夯土牆。據估計，這需要1萬勞工花費8年建造完成。後來一首詩這樣描述建造這類牆的勞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8]那時鄭州肯定縈繞著轟轟、噔噔、乒乒的建造之聲。鄭州需要不止一處的青銅鑄造間，其中一處就留下了8英畝的廢料堆。鄭州的禮器延續了二裏頭的傳統，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為戰亂）的一座青銅鼎高約3英尺，重約200磅。
鄭州同時也擴張了二裏頭的殖民範圍。在長江之外400英裏，礦工為了尋找銅礦，挖遍了銅陵的山穀，開采了上百個豎井，破壞了當地的山水，留下了30萬噸殘渣。他們留下的物品（保存相當完善，考古學家甚至還找到了他們的木質和竹質工具，還有蘆葦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當烏魯克的物質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後沿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傳播時，有些遺址看起來就像烏魯克的複製品，甚至連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樣。同樣，商朝的殖民者在盤龍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鄭州，商朝式的宮殿、富麗的葬禮、青銅禮器一應俱全，開通了從銅陵到商朝中心城區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榮起來。根據傳說，1899年，北京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主管官員王懿榮的親戚得了瘧疾，派人去買一劑中藥龜甲[9]。這位生病的親戚是個受過教育的人，當他看到仆人帶回的龜甲上刻有一排符號時，他猜測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字。他把龜甲送到王懿榮家，詢問他的意見，王懿榮猜測，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榮買了更多龜甲，在譯解這些符號上有了很大進展，但是進展還不夠迅速。1900年夏天，義和團運動使人們對西方的憤怒爆發。皇太後支持這些人對西方的反抗，並派包括王懿榮在內的朝廷官員掌管民兵隊伍。義和團團民包圍了外國大使館，但是兩萬外國軍隊——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和法國——突襲了北京。王懿榮的家在這場災難中被掠奪殆盡，他和他的夫人，還有長媳一同服毒跳井自盡。
王懿榮的刻有甲骨文的龜甲傳到了他的一個老朋友手中。10年內，這位朋友被發配到中國荒涼的西部地區，忍辱負重，最後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關於甲骨文的書。這在當時引起了一陣甲骨狂熱。國內外的學者紛紛搶購龜甲，有一位學者出價每字3盎司白銀，而那時北京的勞動者每天隻能賺到1/6盎司的白銀。壞消息是，這股熱潮導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裝團夥在西紅柿田裏為了搶奪龜甲碎塊而決一死戰。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榮的判斷是正確的，這些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而且這些甲骨文還記錄了中國到商朝為止的曆代帝王，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紀曆史學家司馬遷的記載不謀而合。
古董商試圖將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們很快就知道它們來自安陽。1928年，國民政府在那裏啟動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挖掘一樣，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軍閥和強盜在附近爭鬥，盜墓者用自製手槍向警察射擊，日本軍隊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將要結束前一小時，考古學家發現了史上規模最大的甲骨文龜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學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將這些龜甲挖出土，他們知道這些龜甲可能永遠也不會再入土了。在接下來戰亂的10年，他們的大多數發現都消失了，但是青銅器和甲骨文龜甲在1949年被運往台灣。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陽的挖掘改變了中國早期的曆史。
這幾次挖掘表明，安陽是商朝最後一個都城，建於公元前1300年。安陽用城牆圍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發現，占地約3平方英裏，但是像鄭州一樣，安陽的市郊使城區相形見絀。廟宇、墓地和鑄銅間在周圍10平方英裏以內都可見到，整個麵積相當於曼哈頓的1/3。一處在2004年被挖掘的鑄造間占地10英畝，但是這個用來舉辦儀式的地方的中心處正在舉行一項不同的活動：國王通過舉行儀式祈求祖先保佑，這些儀式在甲骨文記錄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統治時期就開始出現了，根據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們可以將當時儀式的各個階段拚湊在一起。國王會向祖先提出問題，在流經安陽的河流對岸，國王從華麗的墳墓中召喚祖先的靈魂。他將一根燒燙的木棒壓在龜殼或骨頭上，然後解釋碎裂的聲音的含義，專家就會在甲骨上記錄下結果。
這些儀式使武丁王成為祖先首領，負責為最近死去的國王舉辦祭祀活動，將這些國王的靈魂召集在一起，讓他們召集並招待各自的祖先，這些祖先——為了特別嚴肅的事情——會召集所有祖先的靈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靈“帝”。不會說話的烏龜能讓人們聽到祖先的旨意，這種思想在6000年前的賈湖就存在了，我們在第二章討論過。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規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學家在安陽發現了2萬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鬥古德煒（david keightley）計算，當時大約製造了200萬～400萬片，用去了10萬隻烏龜和牛。儀式還包括飲酒狂歡，可能是為了讓君王和巫師進入狀態，和神靈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後都會舉行規模宏大的葬禮，下一任君主會傳承這個傳統。考古學家發現了八座皇家墳墓，從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墳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滅亡的時候，帝辛還在位。所有墳墓都被掠奪，但是墓地仍然規模宏大——每座墳墓挖出幾千噸泥土，根據埃及的墓地規模標準來看，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商朝葬禮的特色：暴力。
中國古代文學講述過人們為社會上層人士“陪葬”，但是安陽的挖掘者在挖掘出這麽多殘酷的發現之前還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第1001號墳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裏有200具屍體——豎井底部有9具屍體，每個坑穴放一具屍體和一條狗，還有一些被故意折斷的青銅劍，在豎井周圍的壁架上還有11具屍體，墳墓封土的斜麵上還分散著73～136具屍體（很難從這些破碎的屍體殘骸判斷精確數量），墳墓表麵附近還有80具屍體。墳墓周圍大約共有5000個祭祀坑，每個祭祀坑裏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數是男人，有些人因為苦役而傷了關節）和動物（從鳥類到大象）。這些被命運詛咒的人沒有安詳地死去。有些人被砍頭，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斬，還有些人被綁得身體扭曲，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這些數字令人震驚。甲骨文記載了13052次儀式性凶殺，如果像古德煒說的那樣，我們隻發現了其中的5%～10%，那麽受害人總共有25萬人。平均算來，150年內，每天有4～5人死於非命。然而，事實上，他們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禮上。在這場貴族的狂歡會上，他們被刀劈，哭喊著死去，墓地的確是用鮮血建造成的。大約3000年後，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國王為了向他們嗜血的神靈魁紮爾科亞特爾提供戰俘的血，發動了戰爭。商朝的君王可能為了祖先，做了同樣殘忍的事，尤其是對羌族人，在甲骨文記載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偉大國王那樣，在這個世界建造墓地，同時和另外一個世界的神靈交流。因為個人崇拜和戰爭，他們成了君王，葬禮使死去的君王變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這充滿了軍事象征意味。第1004號墳墓（可能是廩辛的墓地，廩辛死於公元前1160年左右）雖然被掠奪，但仍然有731支矛頭、69把斧頭和141隻頭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關於戰爭的。甲骨文記載：“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