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測量過去，驗證未來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考古學的進化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樣，當進化還是個很新的概念時，文化人類學家就對其發起了反抗。世界的現代意識僅僅能追溯到1857年，那時，一個未受過正規教育的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發表了一篇題為《進步的法則與原因》的文章。斯賓塞性格古怪，他曾當過鐵路工程師，在當時剛問世的雜誌《經濟學人》當過技術編輯，還曾是女小說家喬治·埃利奧特的情人。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沒有結婚。然而，這篇文章卻使他一夜成名，轟動一時。斯賓塞在文中解釋道：“從科學所能理解的最遙遠的過去，直到剛剛過去的昨天，進步在本質上都是從單一到多樣的轉變。”斯賓塞認為，進化是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過程，這是對一切事物任何變化的解釋： <blockquote>
由簡單到複雜的前進，是通過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表現在我們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導的宇宙萬物最初的變化中；表現在地球地質和氣候的進化上；表現在其表麵每一個有機體的演變中，以及有機體種類的增殖中；表現在人類的進化中，無論是文明開化的單獨個體，還是種族的群體；表現在社會政治、宗教和經濟組織方麵的進化上；還表現在組成我們日常生活環境的人類活動的無數具體和抽象的產品的進化之中。 </blockquote>
在之後的40年裏，斯賓塞致力於把地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融合到一個進化理論裏。斯賓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使用英語寫作的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了。日本和中國的學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時，翻譯的首選就是他的作品。同時代的偉人們都尊敬他的思想。達爾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種起源》中，並沒有包含“進化”一詞，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沒有，甚至連第四版和第五版裏也沒有出現。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時，達爾文覺得有必要借用這個由斯賓塞創造並推廣的詞條。[1]
斯賓塞認為，社會的進化經過了四層變化，由簡單體（無首領的遊牧群體），到複合體（擁有政治領袖的固定村落），以及雙倍複合體（擁有教堂、政府、複雜的勞動分工以及學術研究），直到三倍複合體（像羅馬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樣的偉大文明）。這種說法很快流行起來。然而在如何標記劃分這些發展階段上，理論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進化是從野蠻到蒙昧，再到文明開化；有的則傾向於認為進化是從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學。到1906年，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浩如煙海的術語感到十分厭煩，他抱怨：“現在有些作家太過虛榮，對待別人使用的術語就像是用過的牙刷一樣嫌惡。”
不論進化論者使用的是何種劃分標記，他們都麵臨著一個同樣的問題：他們都本能地感覺自己肯定是正確的，但卻沒有多少有力的證據支持。因此，一門新興的學科——人類學——便開始著手提供數據資料。有的社會相對而言進化的程度較低，譬如非洲或特羅布裏恩群島的殖民地民族，當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著豐富有趣的習俗，堪稱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時代三倍複合社會裏的文明人的樣子。人類學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瘧疾、體內寄生蟲和不友好的原住民）隻是做好筆記，然後他（那時人類學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來填補進化史中的缺口。
馬利諾夫斯基反對的就是這個知識性項目工程。從某種程度上說，會出現這種問題本身就很奇怪。如果進化論者想要記錄社會的進步，為什麽不直接使用考古學的數據，研究史前社會留下的實際遺址，而要間接地通過對當代群體的人類學觀察，來推斷他們是不是其後裔呢？答案是：一個世紀前考古學家知道的還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剛剛開始，進化論者隻能結合考古報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學作品中偶有的細枝末節以及隨機的民族誌的記載——這就很容易給馬利諾夫斯基和懷有類似想法的人類學者們造成一種印象，認為進化論者對曆史的重建隻是投機的推測，是精心編造的故事。
考古學是門新興的科學。僅三個世紀前，我們關於曆史最久遠的證據——中國的五經、印度的《吠陀》、希伯來《聖經》，以及希臘詩人荷馬——隻能勉強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這些經典作品的記錄之前，曆史的一切都籠罩在黑暗中。挖掘這一簡單的動作改變了一切，當然花了一段時間。1799年，拿破侖入侵埃及的時候，隨身帶去一隊學者，他們抄寫並帶走了幾十份古代銘文。19世紀20年代，法國語言學家揭開了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獻記載的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紀40年代，英國探險家們不甘示弱地挖鑿隧道，進入了位於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古代城市遺址，懸吊著繩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銘文。19世紀40年代還沒結束，學者們就已經能讀懂古波斯、亞述和巴比倫的智慧遺產。
19世紀50年代，當斯賓塞剛開始寫關於進化的文章時，考古學仍然比科學更有冒險性，充斥著真人版的印第安納·瓊斯。直到19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們才開始把地層學的地質原理（常識性原理，諸如遺址的最上層泥土肯定晚於下層泥土出現，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沉積土的順序來重建事件發生的次序等）運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紀20年代地層學分析才成為主流。那時，考古學家們仍然是依據遺址與古代文學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聯係，來給出土物標記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發現都籠罩著濃厚的推斷和臆測色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核物理學家們發現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測定日期，通過研究骨頭、木炭和發現的其他有機物中的不穩定碳同位素的衰變，來確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學家們開始給史前時期排序，到20世紀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體係逐漸成形。
20世紀80年代，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資深的教授說，在他們做學生的時候，他們的老師曾建議，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禮服和一個小型左輪手槍。直到現在我也不確定是否應該相信，但不管他們說的是不是事實，到20世紀50年代，詹姆斯·邦德時代肯定已經走到了終結的邊緣。真正的突破來自專家們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實材料，把史前時期推向更早，足跡遍布全球。
博物館儲藏室裏充斥著工藝品，圖書館書架上堆滿了技術性專題論文，但一些考古學家擔心最基本的問題無法解答。那就是，這一切意味著什麽？20世紀50年代的情形與19世紀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論尋求數據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數據需要理論來總結。滿載著來之不易的成果，20世紀中葉的社會科學家們，尤其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準備好迎接另一波理論的衝擊。
有些社會科學家稱自己為新進化論者，以顯示他們比斯賓塞等守舊的“古典”進化論者更加先進。他們表示，雖然手邊有充分的史實資料可供使用，可這一大堆證據本身就成了問題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沒在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淩亂混雜的陳述記錄或曆史文檔裏。簡而言之，科學性還不夠。為了從紛繁的19世紀類型學中解脫出來，創造一個統一的社會理論，新進化論者們認為需要將這些故事轉化成數字。通過測量差距、分配分值來給各個社會排名分等，然後尋找分數之間的關聯，以及可能的解釋。最後，他們可以嚐試去回答一些問題，使花在考古學上的所有時間和金錢都物有所值——社會的進化是隻有一種方式，還是多種方式並存的；在離散進化階段，社會是否發生集群現象（如果發生了的話，它們又是如何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個單一的特征，如人口、技術（或者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地理特征），能夠解釋一切問題。
人類學家勞爾·納羅爾（raoul naroll）從事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名為“人際關係區域檔案”的大型數據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謂的社會發展指數。納羅爾在全世界範圍內隨機選擇30個工業化前期社會（有現代的，也有過去的），他翻遍檔案，查找它們之間的差別。他認為，這些差別會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規模大小、勞動分工的程度，以及隸屬組織的數量上。納羅爾把結果轉化為標準格式，提交了分數報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島的雅甘人，1832年達爾文驚歎他們“生存狀態的改善程度之低，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們在滿分63分的情況下隻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茲特克，得分58分。
之後的20多年中，其他人類學家也進行了類似的嚐試。盡管使用了不同的分類、數據集、數學模型和計分手段，但他們對結果達成一致的概率高達87%～94%，這對社會科學來說是件好事。斯賓塞去世50年後，也是他那篇關於進化的文章發表100年後，新進化論者們已經可以泰然自若地證明社會進化的法則。 人類學的退化
那麽發生了什麽事情呢？如果新進化論者們已經做了交代，解釋了有關社會進化的一切，那我們應該已經聽說過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已經回答了“為什麽是西方主宰世界”這一問題。畢竟，這個問題與東西方社會發展的相對水平有關。究竟是像長期注定理論家宣稱的那樣，西方遙遙領先已經很久了，還是像短期偶然理論家認為的那樣，西方的領先隻是最近才發生的？如果新進化論者們能夠測量社會發展，我們就不必在那些複雜的圖表上浪費時間了。隻需要計算冰河時期結束之後不同時間點上東西方的得分，進行比較，看看哪套理論更符合實際即可。那麽為什麽還沒有人這樣做呢？
我懷疑，這大體上是由於新進化主義出現了內亂。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納羅爾拿起他的計算尺之前，在很多人類學家看來，測量社會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則與秩序的家夥們”（評論家們這樣稱呼納羅爾及其同伴），手裏拿著印有編碼數據的穿孔卡片，對統計資料進行深奧難懂的爭論，在足有倉庫大小的電子計算機前忙活，這些似乎與忙於挖掘發現的考古學家們以及采訪狩獵者的人類學家們所知的現實格格不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時代的變化，新進化主義漸漸變得不再那樣荒誕可笑了。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作品《原始富足社會》的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其職業生涯時是個進化論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卻認為“對越南反抗鬥爭的同情甚至是欽佩情緒，加上對美國戰爭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滿，可能會削弱經濟決定主義和進化發展的人類學基礎”。
到了1967年，薩林斯在巴黎爭辯狩獵者們事實上並不貧窮時，新一代人類學家們提出了更強硬的觀點。這些人在美國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中成長起來，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響。依照他們的說法，進化論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實際上就是按照與西方人的相似程度來給非西方社會劃分等級，而令人驚訝的是，西方人總是給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邁克爾·桑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裏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寫道：“進化理論很容易滑入自圓其說的思想意識，或是主張西方在與其他文化關係中的優先地位，認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隻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補充。”許多評論家感覺，這種對數字的自信不僅僅是西方人滿足虛榮心的遊戲，也是我們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給我們帶來的是地毯式轟炸、越南戰爭和軍工企業聯合體。瞧啊，約翰遜總統要下台了，那麽，民族優越感泛濫的教授們帶著他們的傲慢和數學，也該滾蛋了。
靜坐抗議和侮辱謾罵把一場學術辯論轉變成了摩尼教的一決雌雄。在一些進化論者看來，他們的批評者們是道德敗壞的相對主義者；而對某些批評者來說，進化論者則是美帝國主義的傀儡。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類學家們在聘用、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員會等方麵鉤心鬥角，破壞了研究事業，導致學術的兩極分化。美國最著名學府的人類學係衰退墮落了，就像一對婚姻不幸的夫妻，多年的互相責難終於爆發，兩人開始分居。“我們（甚至）都不叫對方名字了，”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1984年遺憾地說。最極端的例子在斯坦福，我的母校。那裏的人類學家們在1998年決裂，正式分裂成支持進化的人類學科學係和反對進化的文化與社會人類學係。每個係開始獨立地招聘、解聘和招生教學。組織之間成員互不認識，也不需要認識。他們甚至創造出一個新的動詞，讓自己的院係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悅，這取決於說話者——讓人類學家們在好幾年的學術會議上津津樂道，可是對於解決社會科學中最大的難題之一，斯坦福化沒有多大幫助。[2]若想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我們就需要在這一問題上正視雙方的論點。
社會進化的批評者們認為相信法則秩序的家夥們目中無人，這當然是沒錯的。就像赫伯特·斯賓塞本人，試圖解釋一切事物的任何變化，很可能最終什麽都解釋不了。關於新進化論者到底在測量什麽，存在著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們對社會內部進化發展的本質達成了一致（這大多發生在他們堅持斯賓塞的變化觀點的情況下），這種在積分排行表上給全世界的不同社會劃分等級的行為實際意義也不明顯。
批評者們認為，評分表掩蓋的東西比它揭示的還要多。它掩蓋了文化個體的特性。20世紀90年代時，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讚同這個觀點。創造這種管理形式的古希臘的確很奇特，那裏的很多居民打心眼裏相信，發現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牧師詢問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爭論一番，然後投票。給古希臘的變化打分並不能解釋民主的由來，而用社會發展指數掩蓋了希臘人的特色，分散了人們對其獨特成就的注意力，從而實際上加重了任務的困難程度。
不過，那並不代表設計社會發展指數是在浪費時間，隻是對於那個具體問題來說用錯了工具。西方統治世界的問題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們縱觀幾千年的曆史，觀察萬頃的土地，匯集上億的人來進行比較的巨大工程。對這個任務來說，社會發展指數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工具。畢竟，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的爭議之處在於出現東西之分後的一萬年左右的時間裏，東西方社會發展的整體形態。長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理論者們並沒有專注在這一點上，直接對質對方的觀點，而是著眼於不同的曆史部分，使用不同的證據，用不同的方式定義他們的術語。跟隨相信法則秩序的家夥們，把浩如煙海的史實證據縮減為簡單的數字得分，有其缺點，但也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讓所有人麵對相同的證據，並得出驚人的結果。 我們需要測量什麽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們到底需要測量什麽。我們可以聽參加過鴉片戰爭的羅伯特·喬斯林勳爵（lord robert jocelyn）說說，西方的統治是怎麽通過那場戰爭傳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天下午，他看著不列顛艦隊緩緩靠近定海，那裏有一道堅固的堡壘阻擋了他們進入長江入口處。“船隊對著小鎮舷炮齊射，”喬斯林寫道，“隨後，木料的碰撞聲、房屋的倒塌聲、人們的哭喊聲在岸邊回響。我方首先開火，持續了9分鍾……我們登陸時，海岸上已經生氣全無，隻剩下幾具屍體、弓箭、斷裂的長矛和槍支。”
這裏就體現了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歐洲艦隊和槍支可以突破任何東方國家的防禦。當然除了軍事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也導致西方統治世界。1840年跟隨英國艦隊的另一位長官阿邁恩·芒廷（armine mountain），把定海的中國武裝比喻成中世紀編年史中的插圖。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裏的物件複活了，恢複了生機和顏色一樣，”他回想著，“在我麵前動來動去，完全不曉得世界已經前進了好幾個世紀，也全然不知現代兵器的使用方法、發明和改進。”
芒廷領悟到炸毀艦隊和堡壘隻是西方統治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係列優勢長鏈中的最後一環而已。更深層的原因是英國工廠能夠大量生產炸彈、大炮和戰船，而英國政府能夠籌集資金，支持覆蓋半個地球的遠征。那天下午英國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闖進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成功地從自然環境中獲取能量，並用於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全都歸結為西方人不僅在能量鏈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與曆史上的早期社會不同，他們的高度可以使之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投射自己的力量。
這種在能量鏈上攀爬的過程，遵循20世紀50年代納羅爾之後的進化論人類學家們的傳統，我稱之為“社會發展”的基礎——主要是一個團隊掌握其物質和精神環境以達到目的的能力。[3]說得更正式一點，社會發展就是人們賴以衣食住宿的技術、物質、組織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類以此繁衍後代，解釋周圍的世界，解決集體內部的紛爭，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勢力，以及保衛自己應對其他集體拓展勢力的嚐試。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發展衡量一個集體達成某項目的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在理論上是可以跨時間和地域來比較的。
在做更深入的討論之前，我想鄭重申明一下：衡量和比較社會發展並不是為了對不同集體做道德上的評判。例如，21世紀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調和電腦化工廠，以及熙攘忙亂的城市，擁有汽車、飛機、圖書館、博物館和高科技醫療，居民教育程度很高。當時的日本人已經充分地掌握了他們的物質精神環境，遠遠超過1000年前的先祖們，那時根本沒有這些東西。這樣看來，說現代日本比中世紀日本更發達就十分合理了。但這並不能說明現代日本人是否比中世紀的日本人更聰明、更有價值，或更幸運（不用說更快樂了）。也沒有對道德上、環境上，或是其他社會發展的成本代價做出什麽暗示。社會發展是一個中性的分析範疇。衡量是一回事，褒貶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後將會討論衡量社會發展有助於我們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事實上，除非我們想出一個測量社會發展的方法，否則將永遠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然而，首先我們需要建立一些原則來指導指數的設計。
用現代最受敬仰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作為開始是最好不過的了。愛因斯坦曾說過：“科學，要盡量做到最簡，但不要過於簡單。”也就是說，科學家們應該把想法蒸發成可以用事實檢驗的結晶，想出最簡單的方法來進行檢驗，然後就這樣，不要加什麽，也不要再減什麽。
愛因斯坦本人的相對論提供了一個很著名的例子。相對論暗示引力會使光線彎曲，意思是，如果該理論正確的話，每當太陽經過地球和另一個恒星之間時，太陽的引力會使恒星發出的光線彎曲，使恒星的位置看上去稍微改變了一些。這樣一來就很容易檢測了。隻是太陽光線太強，我們無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過，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想出了個巧妙的解決辦法，很符合愛因斯坦的那句格言。愛丁頓想到，在日食期間觀察太陽附近的恒星，就能夠測量它們的偏移距離是否如愛因斯坦所預測的那樣。
愛丁頓動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係列觀察，並宣布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尖刻的評論接踵而至，因為證明愛因斯坦正確和錯誤的結果差別甚微，愛丁頓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儀器。除去相對論的複雜性[4]，天文學家們在應該測量的對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見的。那麽，關鍵就看愛丁頓的測量是否準確。還是從壯觀的星體運動回到定海野蠻的轟炸上來，我們會立即發現，在麵對人類社會時，問題要複雜得多。到底應該測量什麽來給社會發展分配分值呢？
如果說愛因斯坦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指導，那麽我們可以從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尋求實踐指導，這不僅是因為它與我們需要的指數有很多相似之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設計這一指數來衡量每個國家為公民提供實現自身價值的能力和表現。參加這一項目的經濟學家們首先討論人類發展到底是指什麽，然後總結出三個核心特征：人均壽命、人均教育程度（表現為文化水平和學校入學情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然後，他們設計出一個複雜的衡量係統，綜合這些特征，給每個國家評出一個0～1之間的分數。0意味著根本沒有人類發展（也就是所有人都滅亡了的情況），1則表示在調查完成所在年份裏現實世界中可能達到的最完美狀態。（例如，在最近可用的指數中，2009年，挪威居於首位，得分0.971，而塞拉利昂墊底，僅有0.340。）
這一指數符合愛因斯坦的規則，因為這三個參數可能是聯合國在抓住人類發展意義前提下所做的最簡化處理了。盡管如此，經濟學家們仍然有不滿意的地方。最明顯的是，我們可以衡量的不僅是壽命、教育和收入而已。它們的優勢在於方便定義和記載（較之其他特征，如幸福），不過我們完全可以再調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業率、營養，或住房）。即便是最認同聯合國的參數的經濟學家，有時也不願把它們並入一個人類發展分值。他們認為，這些特征就像是蘋果和橘子，把它們捆在一起簡直是荒謬。也有經濟學家不排斥選擇及合並這些參數，但是不喜歡聯合國統計學家們衡量每個特征的方式。他們指出，這些分值看似客觀，實際上卻十分主觀。還有些評論家對給人類發展打分這一概念本身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會造成一種印象，感覺好像冰島和挪威人在通往極樂天堂的路上已經走了96.8%的路程，是塞拉利昂人們幸福程度的2.9倍——這兩點都不大可能。
不過，盡管惡評如潮，事實證明人類發展指數還是大有用處的。它便於救援機構把基金撥給最需要的國家，即便是批評者們也同意，有個指數可以讓一切更明晰，辯論也就更深入透徹。過去15000多年的人類發展指數，與聯合國的指數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不過，也具備一些相似的優點。
正如聯合國經濟學家們，我們應該遵循愛因斯坦的規則。指數應該衡量盡可能少的社會維度（盡可能簡單），而且抓住前文定義的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能過於簡單）。我們所衡量的每個社會維度都應該符合六項基本標準。第一，必須具有相關性。也就是說，必須與社會發展有所關聯。第二，必須具有文化獨立性。例如，我們或許認為文學藝術作品的質量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有用參數，可是我們對此類參數的判斷具有嚴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這些特征必須相互獨立。譬如，如果選用國家人口總數和財富總量作為特征，我們就不能使用人均財富作為第三個特征，因為這是可以由前兩個特征推算出來的。第四，必須有足夠的檔案記錄。由於是回顧幾千年前的事，這一點的確很重要。因為各個特征可供使用的證據數量差距很大。尤其是年代久遠，我們根本無法了解某些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須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說，專家們大都同意證據的意義和價值。第六，必須具有便捷性。這或許是標準中最不重要的一項，可是證據越是難以獲得，或計算結果所需的時間越長，該特征的可用性也就越小。
任何特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選擇的每個參數都不可避免地會在這幾項標準上表現各有優劣。可是在花了幾年時間研究這些參數之後，我選定了四個特征，在這六項標準上都表現不錯。雖然它們加在一起，在為東西方社會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描述上，較之聯合國利用壽命、教育和收入特征告訴我們有關冰島、挪威或塞拉利昂的信息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們確實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很好的縮影，向我們展示了為理解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所需要解釋的社會發展的長期模式。
我選擇的第一個特征參數是能量獲取。倘若不是從動植物中獲取能量以養活很少耕作的士兵和海員，從風力和煤炭中獲取能量以發動船隻駛向中國，從炸藥中獲取能量向中國的駐守部隊開火，英國根本無法在1840年抵達定海，大肆破壞。能量獲取對社會發展十分關鍵——20世紀40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提出把人類曆史縮減成一個方程式：ext→c，這裏e代表能源，t代表技術，c代表文化。
這其實並不像聽起來那麽簡單。懷特的意思並不是說把能量與技術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圖、荷蘭畫家倫勃朗或中國山水畫家範寬的一切了。懷特所說的“文化”實際上更像是我說的社會發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對我們的目的來說太過簡單，對於解釋定海事件還不夠。
如果沒有能力組織好，就算掌控了世上所有的能源，也無法把英國的海軍中隊帶去定海。維多利亞女王的屬下們能夠召集軍隊，支付軍餉，訓練他們聽從指揮，開展大量棘手的工作。我們需要測量這種組織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組織能力與斯賓塞的區分理論有所重合，但是新進化論者在20世紀60年代意識到，想直接測量社會的變化，甚至是給出讓評論家們滿意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一個既與組織能力緊密相關，同時又便於測量的替代參數。
我選擇的是城市化。這看起來也許有點奇怪，畢竟，說倫敦是個大地方，並不能直接反映墨爾本勳爵的資金流，或皇家海軍的指揮結構。然而，再仔細考慮一下，這個選擇就沒有那麽奇怪了。支持一個300萬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組織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負責把食物飲水運進來，把垃圾廢物運出去，提供工作崗位，維持法律秩序，撲滅火災，在每個大城市裏，日複一日地進行各種活動。
當然，如今有些世界級大城市運作失常，猶如噩夢一般，充斥著犯罪、肮髒和疾病。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難免如此。公元前1世紀，羅馬擁有100萬居民，那時市井歹徒時常阻礙政府運作，死亡率高到每個月僅僅為了維持人口總數，就有超過1000名鄉下人要移居羅馬。可是，盡管羅馬有著各種卑鄙陰暗的方麵（2006年美國家庭影院頻道電視劇《羅馬》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使這個城市得以運作的組織機構卻是之前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管理的——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100萬），或孟買（人口1900萬），更不用說東京（人口3500萬），也是遠超羅馬帝國的能力所及的。
這便是為什麽社會科學家們經常使用城市化來大致反映其組織能力。這種測量並不完美，可是作為粗略的指導還是很有用的。對我們來說，一個社會最大城市的規模不僅可以在過去幾百年的官方數據中查找，還可以追溯考古學記錄，因而能夠對其自冰河時期以來的組織能力水平有個大致的認識。
除了獲取並組織好物理能量，英國還需要處理並傳遞大量的信息。科學家和實業家們需要準確地進行知識轉移；槍支製造商、船隻製造商、士兵和海員們越來越需要讀懂書麵指令說明、計劃和地圖；亞歐之間需要傳遞各種信件。19世紀英國的信息技術與我們現在相比當然十分落後（從廣州到倫敦私人信件需要3個月，政府急件因為某種原因需要4個月），可是較之18世紀的水平卻已先進很多了，而18世紀與17世紀相比也有很大進步。信息處理對社會發展十分關鍵，所以我把它作為第三個特征。
最後一點是發動戰爭的能力，很遺憾，這點也同樣重要。就算英國獲取、組織和傳遞能量的能力再強，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還是因為他們能夠把這三個參數轉化為破壞力。第一章中，我不讚同亞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遊》裏把進化等同於殺戮的技能，但是，在為社會發展設計指數時，如果不包含軍事力量的話，這樣的指數就毫無用處。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19世紀40年代之前，沒有哪個社會可以把軍事力量投射到整個地球，討論由誰“統治”也是毫無意義的。可是，1840年以後，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
正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沒有人能裁定隻有這些特征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最終方法，同樣，對特征做出的任何變動都會改變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幾年來我研究的這些替代參數都沒有對分值產生太大的影響，也沒有改變社會發展的整體模式。[5]
如果愛丁頓做了畫家，他或許會成為一位繪畫大師，用肉眼難辨的微小細節描摹世界。為社會發展製定指數更像是電鋸藝術，用樹幹雕刻出灰熊來。毫無疑問，這種粗糙和敏捷的程度會讓愛因斯坦的頭發更白，不過對不同的問題，需要規定不同的誤差範圍。對於電鋸藝術家來說，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樹幹像不像熊。對比較曆史學家而言，則是指數能否顯示社會發展曆史的整體狀況。當然，把指數所揭示的模式和曆史記錄的細枝末節進行比較，那是曆史學家們自己要去判斷的事情。
實際上，激勵曆史學家們做這些事可能就是指數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爭辯的餘地還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計分方式可能會更有效。但是，用數字說話，我們就必須關注錯誤的來源，以及修正的辦法。這可能不像天體物理學那樣精準，但總比在黑暗中到處亂轉要好得多。 如何進行測量
現在需要生成一些數字資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國的數據資料是相當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這個日期作為指數的終止時間）。聯合國有各種項目公布每年的統計數據，例如，美國人均年耗能達8320萬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隻有3800萬千卡；79.1%的美國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則是66%；每1000台互聯網主機就有375台產自美國，隻有73台產自日本。國際戰略研究所每年的《軍事力量對比》告訴我們每個國家擁有多少軍隊和武器裝備，以及它們的威力和價值。我們都快被數字淹沒了。不過，我們要決定怎樣把它們組織在一起才能得出一個指數。
堅持最簡原則，把2000年可達到的社會發展指數的最大值設為1000分，再平均分配給我提出的四個特征。1956年，勞爾·納羅爾公開發表了第一個社會發展的現代指數，他也給自己所提出的三個參數平均分配分數，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沒有理由給其中哪個更多的分值比重”。那聽起來有點自暴自棄的感覺，但我們確實有理由給參數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麽理由在計算社會發展時給予其中某個特征更大比重，我們也沒有根據去假設這些砝碼在15000多年裏始終有效，或是對東西方同樣適用。
給2000年的每個參數設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後就是最困難的部分了，那就是決定如何給東西方曆史的各個階段打分。對於計算的具體步驟我就不贅述了（本書結尾將總結附錄中的數據和一些主要難點，網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釋說明），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快速瀏覽一下準備過程，把步驟解釋得更詳細一點應該還是有幫助的。（如果您覺得沒有必要的話，當然可以略過這一節。）
城市化可能是最簡單明了的特征了，不過這個參數也麵臨一些難題。首先是定義方麵：城市化到底是指什麽？有的社會科學家將其定義為居住地達到一定規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萬人）；也有的認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檔次的人口分布，從城市到村莊；還有一些人覺得，城市化是指一個國家社區的平均大小。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運用到我們研究的整段時期卻很困難，因為證據的性質一直在改變。我決定使用一個較為簡單的參數：每個時期東西方社會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規模。
關注最大城市的規模並沒有解決定義方麵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決定如何定義城市的範圍，如何把不同類別的數據證據結合起來。不過，這確實把不確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這些數據時，我發現把城市的最大規模和其他標準（譬如城市與農村的人口分布估測，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結合起來，會顯著增加任務的難度，對整體分值卻沒有多大影響。那麽，既然複雜的測量方式產生的結果大致相同，同時卻存在更多的估測因素，我覺得還是使用較為簡單的城市規模參數更合理。
大多數地理學家認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擁有約2670萬人口的東京。[6]那麽，東京在組織力，或者說城市化參數上得滿分250分，這也就意味著計算其他城市得分時，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萬）。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紐約，擁有1670萬人口，得了156.37分。雖然100多年前的數據沒有這麽準確，不過所有曆史學家都同意那時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倫敦擁有大約660萬居民（得分61.80）；而在東方，東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擁有大約175萬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況，曆史學家們需要結合若幹種不同的證據，包括食物供應和稅收、城市的物理麵積、住房密度以及趣聞逸事的記錄。不過大多數人得出的結論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擁有約110萬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倫敦，擁有約86.1萬人口（得分8.06分）。
我們越往前追溯，誤差就越大，不過在1700年之前的那幾千年裏，最大的城市顯然在中國（日本緊隨其後）。首先是長安，然後是開封，再後來，公元800～1200年，杭州擁有接近甚至超過100萬居民（約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連一半的人口規模都沒有。再往前幾個世紀，情況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紀，羅馬擁有的幾百萬居民使其當之無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長安大概隻有50萬人口。
我們越往前觀察史前社會，其證據就會變得越模糊，數字也明顯減小。可是結合係統的考古調查和小範圍的細致挖掘，我們還是能夠對城市規模有個合理的大致感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這很像電鋸藝術。最普遍接受的誤差估計達到10%，不過也不太可能比這個數字更大了。由於我們運用相同的估測手段測量東西方城市，大致的趨勢還是相當可信的。根據這個體係，每獲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過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說的，西方最大的村莊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達到了這一水平，而東方則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這些年份之前，東西方都是零分（分數表見附錄）。
再來談談能量的獲取，該特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問題。關於能量的獲取，最簡單的方法是考慮人均能量獲取，用每日獲取能量的千卡數來測量。根據與城市化特征相同的步驟，從2000年開始，美國每日人均獲取能量約228000千卡。這個數字占據曆史最高水平，得滿分250分（本章前麵提過，我所關注的並不是評判我們掌控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發動戰爭的能力，隻是對其進行測量而已）。2000年，東方最高人均獲取能量是日本的104000千卡，得113.89分。
有關能量獲取的官方數據，東方隻能追溯到大約1900年，西方約為1800年。不過幸運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補救。人體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從食物中得到約2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運作。（個子較高或運動量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國人均每日攝入3460千卡，正如特大號腰帶無情地揭示的，這遠超過了我們的人體所需。）如果你每天攝入的能量少於2000千卡，身體功能就會逐漸萎縮——力量、視力、聽覺等，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長期低於2000千卡，也就意味著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過，實際上，最低的分值總是高於2分的，因為人類獲取的大部分能量並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在第一章裏我們看到，50萬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經在周口店生火做飯了，10萬年前，穴居人肯定是如此，並且還穿著動物毛皮。我們對穴居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測得不會太準確，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來源，穴居人平均每天獲取的能量應該多出至少1000千卡，這樣總共就有大約3.25分。毫無疑問，較之穴居人，現代人類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並且使用木材、樹葉、猛獁象骨和獸皮建造房屋——所有這些，又寄生於植物提供的化學能量，而後者又依賴於太陽的電磁能。即便是20世紀技術最落後的采獵社會，食物和非食物來源總量每天也至少有3500千卡。考慮到氣候更加寒冷，他們冰河時期末期的遠祖們每天肯定需要近4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會有哪個考古學家會在這些估測上糾纏不休，不過冰河時期的狩獵者的4.25分和現代汽油電力轟鳴的西方的250分之間，還是有著巨大的差距。這期間發生了什麽呢？考古學家、曆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生態學家們群策群力，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學美國人》雜誌的編輯們邀請地球學家厄爾·庫克（earl cook）寫一篇名為《工業社會的能量流》的文章。文中包含一個圖，顯示了對采獵者、早期農耕者（指第二章中提過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亞的農民）、後期農耕者（1400年左右的歐洲西北部農民）、工業人群（1860年左右的歐洲西部），以及後20世紀“科技”社會的人均耗能的推測，耗能方式分成四類：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飼料），家庭和商貿，工業和農業，以及交通運輸（見圖3-1）。這個圖後來被多次引用。
庫克的猜測經受住了近40年的與曆史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收集的結果比較的考驗。[7]當然，他們隻提供了一個出發點，但我們可以用東西方社會各個時期留存下來的詳細證據，來研究實際社會與這些參數的背離程度。有時候我們可以借助文本證據，但大多數時期，一直到前幾個世紀，考古發現更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動物的骨骸、房屋、農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跡、手藝人的店鋪和商品、手推車、船隻，以及承載這些的道路的遺跡。
有時候，證據來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著重描述的冰芯還顯示了由空氣傳播的汙染在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裏增長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羅馬在西班牙采礦造成了汙染，前10年對泥炭田和湖裏的沉積物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歐洲13世紀生產出的銅和銀是公元1世紀時的9～10倍，其中隱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勞工挖礦，牲口運走煤渣；更多的勞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碼頭，裝卸貨船，把產品搬運到城裏；用水車碾碎礦石；最重要的還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撐，鍛爐需要木炭燃料填裝。通過這種獨立的證據來源，我們也可以比較不同時期的工業活動水平。直到11世紀，冰層的汙染才降到羅馬時代的水平（中國的檔案記錄顯示，由於鋼鐵工人源源不斷的需求，開封附近山上的樹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為一個重要的能量來源），直到19世紀，因為英國噴湧黑煙的煙囪，汙染的程度才再次遠遠超過羅馬時代。
我想再次強調一下，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種電鋸藝術。譬如，我估計在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日人均能量獲取在31000千卡左右。這要大大超過庫克對後期農業社會26000千卡的估計，不過考古學清楚地表明羅馬人比18世紀前的歐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開更多更大的商船。這樣說來，羅馬的能量獲取與我的估計肯定會有5%的偏差。不過，因為我在附錄中提到的原因，誤差應該不會超過10%，肯定不會達到20%。庫克的框架以及詳細的證據使得估測產生的誤差不會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於所有的猜測工作都是由同一個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這就意味著即使出現錯誤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術和戰爭也有自己的困難（附錄中簡略提到，在我的網站上有詳細討論），但與城市化和能量獲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許產生的誤差也是一樣的。正如我在附錄中討論的原因，分值達到15%甚至20%的係統性錯誤，才會對社會發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實質的影響，但如此巨大的誤差是有悖於曆史證據的。可是，最終唯一確定的方法是其他曆史學家提出自己的數字，他們或許更傾向於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計分方式。 <h5>圖3-1 數字能量鏈：地理科學家厄爾·庫克關於從能人時代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日人均能量獲取的估計（單位：1000千卡）</h5>
50年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主張科學的進步是“推測與辯駁”的過程，遵循之字形路線：一個研究者拋出一個觀點，其他學者爭先恐後地進行反駁，在這個過程中提出更好的觀點。我認為，這一過程同樣適用於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證據的指數得出的模式都會與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錯了，其他人發現這個計劃有不足之處，那就希望我的失敗能鼓勵他們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愛因斯坦的話，“對任何理論來說，其最好的命運……莫過於能為一個更全麵的理論的提出指明方向”。 測量的時間和地點
最後有兩個技術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多久計算一次分數。如果願意的話，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會發展變化。不過，這樣有多大意義值得懷疑。畢竟，我們希望看到很長時間跨度下的曆史的整體架構，為此，每個世紀給社會發展把一次脈應該就足夠了。這一點也是接下來我想要證明的。
然而，當我們回顧冰河時期末期，若是每隔一個世紀觀察一次社會發展，這既不可能，也沒有多大價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沒多大區別，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實質證據，部分是由於變化本身發生得就很緩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減的方法。從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會發展每1000年測量一次。從公元前4000～前2500年，證據的質量有所提高，改變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測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測量一次，最後，從公元1400～2000年，每個世紀測量一次。
這樣做也有風險，最明顯的是追溯曆史越早期，變化就會顯得越平緩。每1000年或500年才計算一次分數，我們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發現。不過，要為已知的信息標注日期，較之我所提出的時間範圍，很難有更準確的方法了。我並不想把這個問題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敘述中將會填補盡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處用到的框架在我看來確實為實用性和準確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個問題是在哪裏進行測量。當你閱讀前麵的內容時，或許會吃驚我在給“西方”和“東方”生成數字時對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個部分會如此含蓄。有時候我說的是美國，有時是英國，有時是中國，有時是日本。在第一章裏，曆史學家彭慕蘭抱怨比較曆史學家們常常歪曲了對西方統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們草率地把麵積很小的英國和領土遼闊的中國進行比較，然後就下結論說西方在1750年就開始領先於東方了。他認為，我們必須比較規模相似的單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裏對此做出了回應，把西方和東方具體定義為起源於黃河長江流域和側翼丘陵區的原始東西方農業革命的社會。不過現在得承認，那隻是部分解決了彭慕蘭的難題。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農耕開始後的5000年左右時間裏，東西方地區令人驚歎的擴張過程，以及在側翼丘陵區或長江流域等核心地區，和諸如北歐或朝鮮半島等周邊地區之間經常存在的社會發展的差異。那麽，當我們為社會發展指數計算分值時，應該關注東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們可以嚐試研究整個東西方地區，盡管那就意味著，譬如，1900年的分值將綜合考慮工業時期英國濃煙滾滾的工廠和轟隆作響的機器、俄羅斯的農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亞的牧場工人，以及廣闊西方地區各個角落的群體。我們需要為整個西方地區調配出一種平均的綜合性的發展分值，對東方亦然，然後對之前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重複同樣的過程。這樣做太過複雜，且不實際，我懷疑它根本就沒什麽意義。當解釋西方規則時，最重要的信息一般來自比較各個地區最發達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聯係起來的核心地帶。社會發展指數需要測量和比較的是這些核心地區內部的變化。
然而，我們將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區會隨著時間發生遷移和改變。西方核心地區的地理位置從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期間是很穩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東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左右，羅馬帝國向西擴張，吞並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區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臘組成的三角形區域裏。從1400年起，核心區域不斷向西北方向移動，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到西班牙和法國，再擴大到囊括英國、比利時、荷蘭和德國。到1900年，核心區域橫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東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黃河長江地區，盡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黃河流域的中原轉移，公元500年後又轉向南方的長江流域，1400年之後又逐漸轉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區域擴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國的東南部。目前為止我隻是想說明，所有的社會發展分值都反映了這些核心區域的社會，這些核心區域轉移的原因，我們將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點討論。 英國工業革命：三分靠判斷，七分靠運氣？
遊戲規則就介紹到這裏，下麵來看一些結果。圖3-2顯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為冰河時期末期世界開始熱鬧起來了。
在這麽多鋪墊之後，我們看到了什麽呢？坦白說，並沒有看出多少東西，除非你的視力比我的好很多。東方和西方的曲線靠得如此之近，以至於難以區分，而且它們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強離開圖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幾個世紀之前才有大的變化，兩條線幾乎都是突然90度轉折，直線向上攀升。
這個圖看起來很讓人失望，但事實上卻告訴了我們兩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東西方社會發展並沒有太大差別。以我們所觀察的尺度看，二者在曆史上大多數時候都無法區分。第二，過去的幾個世紀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迄今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轉變。
要想獲取更多信息，我們需要換個角度觀察這些分值。圖3-2的缺點在於，由於20世紀時東西方的曲線陡然攀升，為了在縱軸上顯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東方565.44分），早期過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壓縮到肉眼難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顯示增長的加速較之以前是成倍增長而非簡單增加，都會存在這個問題。不過幸運的是，有個很簡便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h5>圖3-2 計分：公元前14000年以來的東西方社會發展</h5>
設想一下，我想買杯咖啡，卻沒有錢。我從本地的黑幫老大那裏借了一美元（假設那時一美元還是能夠買到一杯咖啡的）。當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隻要我在一個星期以內還給他，就不收利息。不過，要是我超過了期限，債務就會每周翻一倍。不用說，我超過了期限，所以現在我欠他兩美元。天生對理財少根筋，我又拖了一個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著又過了一個星期，於是欠款變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這件事忘得一幹二淨。
圖3-3顯示了我的債務變化。正如圖3-2，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多大變化。直到大約第14周時，代表利息的曲線才變得清晰，而那時我的債務已經令人咋舌地累積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債務盤旋上升至32768美元時，曲線終於完全離開了圖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幫找上門時，我已經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貴的一杯咖啡了。 <h5>圖3-3 一杯800萬美元的咖啡：傳統圖表顯示的複利。雖然咖啡的價值在14周內由1美元盤旋升至8192美元，在圖中這場財務危機直到第15周才趨於明顯</h5>
當然，按照這個標準，我的債務在前幾個星期的增長實在是微不足道，從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買了那杯咖啡後的一個月左右，碰到了黑幫老大手下的一個小嘍囉，那時我的債務是16美元。假設我沒有16美元，但給了他5美元。考慮到自身安全，我堅持每周償還5美元，持續了4周，可接著就又一走了之了。圖3-4中的黑線代表沒有任何還款的情況，而灰線則代表堅持5周，每周還5美元之後的債務增長情況。我那杯咖啡最後仍然花了不止300萬美元，卻隻相當於一分未還情況下最終利息的一半還不到。這至關重要，然而在圖中卻無法看到。從圖3-4中無法得知為什麽在結尾處灰線比黑線低那麽多。 <h5>圖3-4 一種不是很有力的表現方式：黑線顯示的是與圖3-3相同的債務累積情況，而灰線則表現了第5周～第9周的小額還款後的狀況。該傳統（線性-線性）圖中無法顯示這些還款情況</h5>
圖3-5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我的破產。統計學家們把圖3-3和圖3-4叫作線性——線性圖，因為每條軸上的刻度都是以線性增長的，也就是說，過去的每周在橫軸上占據相同的長度，債務增長的每一美元在縱軸上也占據相同的高度。對比之下，圖3-5在統計學中被稱為對數線性。時間在橫軸上也是以線性單元分配的，但縱軸是以對數的方式記錄我的債務，意味著圖的底部軸線和第一條水平線之間的空間代表了我的債務從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長，第一條和第二條水平線之間的空間意味著又漲了10倍，從10美元到100美元，然後再漲10倍，從100到1000，如此反複，一直到最頂部的1000萬。
政治家和廣告商們已經把用數據誤導人們發展成了一項精湛的藝術。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就曾有感而發，“謊言有三種：無傷大雅的小謊，糟糕透頂的大謊和統計數字。”圖3-5或許就證明了他的話。不過與圖3-3和圖3-4相比，實際上隻是關注了我債務的另一個方麵。使用線性——線性刻度很好地表現了我債務的糟糕程度，對數線性刻度則清楚地顯示了原因。圖3-5中的黑線平滑，說明未作償還時，我的債務穩定地增長，每周翻一倍。灰線顯示4周的翻倍之後，我的一係列5元還款是如何減緩，卻並沒有停止債務的增長。當我停止償還時，因為債務再一次每周翻倍，灰線再一次上升到與黑線平行，但最後並沒有漲到那麽令人眩暈的高度。 <h5>圖3-5 預示破產的平滑直線：對數線性刻度表上的債務增長。黑線顯示未還款時債務的穩定翻倍，而灰線表現了第5周～第9周小額還款的影響，以及之後停止償還時又回到翻倍增長的狀態</h5>
政治家和統計學家們並不總是在撒謊，隻是根本沒有一種完全中立客觀的方式可以表現政治和數字。每句新聞陳述、每個圖表，都強調了事實的某些方麵，而低估了另外一些方麵。因此，圖3-6用對數線性刻度顯示了從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會發展分值，與圖3-2的線性-線性版本相比，同樣的分數卻給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圖3-6比圖3-2更有揭示性。近幾個世紀裏社會發展的飛躍十分真實，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統計手法也無法掩飾。但在圖3-6中它並沒有像圖3-2裏那樣突兀。當曲線開始向上攀升時（西方大約在1700年，東方在180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分值已經比曲線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這個差別在圖3-2裏很難看到。
圖3-6表明，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就意味著要回答幾個問題。我們需要知道為什麽社會發展在1800年之後會突然發生飛躍，達到的水平之高，使得一些國家能夠向全球範圍投射威力（接近100分）。
在發展達到這樣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強大的社會團體，也隻能統領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區。然而，19世紀的新技術和製度允許社會把地方統治變成全球性的統治。當然，我們也需要弄清楚為什麽西方是第一個邁進這一門檻的地區。不過，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還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000年裏，社會發展增長如此之巨的原因。 <h5>圖3-6 對數線性刻度表現的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會發展。這種表現方式十分有效，突顯了東西方的相對增長率，以及在1800年以前幾千年的變化的重要性</h5>
圖3-6顯示的還不止這些。它還表明東西方的分值實際上並不是直到幾千年前才開始有差別的：自從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時間裏比東方高。這似乎是對短期偶然理論的一個挑戰。西方自從1800年開始就處於領先地位，是對長期注定理論的一種回歸，並不是什麽古怪的異常現象。
圖3-6雖然並沒有否認短期偶然理論，但的確意味著成功的短期理論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時能夠解釋冰河時期末期的長期模式，以及1700年以後發生的事。不過，從這些模式看來，長期注定理論家們也不能高興得太早。圖3-6清楚地顯示出西方社會發展分值並不是始終領先於東方。兩條線在公元前的1000年裏不斷趨近，在公元541年相交，之後直到1773年，東方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日期精確到難以置信，前提當然是假設我計算的社會發展分值完全正確。最合理的說法應該是，東方的分值在公元6世紀中期超過西方，而西方在18世紀後期重獲領先地位。）東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趨近，東方在社會發展上領先世界1200年，這些都不能證明長期注定理論的錯誤，正如西方在冰河時期末期以來幾乎一直領先，也不能推翻短期偶然理論一樣。但是，這些事實意味著成功的理論需要更加周密詳備，需要考慮到比目前所提供的還要廣泛的證據。
在結束對這些圖表的研究之前，還有幾個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圖3-6裏可以看到，而在圖3-7中更加清晰。這是個普通的線性——線性圖，不過隻覆蓋了從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500年。截去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們就可以伸展縱軸，從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縮短時間跨度，可以拉長橫軸，使橫向改變也更加清晰。 <h5>圖3-7 跨越時空的曲線：線性——線性表現的從公元前1600～1900年的3500年裏的社會發展。線a代表可能的43分門檻，阻擋了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西方羅馬帝國以及1100年左右中國宋朝的持續發展。線b表現了東西方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裏分數下降的潛在聯係。線c顯示了1300年左右開始的東西方的另一潛在關聯</h5>
這張圖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點。首先，在公元1世紀，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緊接著是一個緩慢的下降過程。如果再向右邊看一下，就會發現東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中國宋朝的鼎盛時期，然後是類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左右，東西方得分都降到了40分的底部，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停滯，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後，西方的曲線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而攀升。
有沒有某種“40分門檻”阻止了羅馬和中國宋朝的發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過，彭慕蘭在他的書《大分流》中主張，18世紀時，東西方都陷入一種生態瓶頸狀態，這按理說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停滯和倒退。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彭慕蘭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英國靠三分判斷和七分運氣把掠奪新大陸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結合起來，從而打破了傳統的生態限製。有沒有可能，羅馬和宋朝的社會發展達到40分底部時，也遇到了類似的瓶頸，卻未能突破？若當真如此，在過去的2000年曆史裏，主導的模式或許是長期波動，龐大的帝國分值攀升到40分底部，然後又跌回來，直到18世紀特殊事件的發生。
圖3-7讓我印象深刻的另一點是我們既可以在上麵畫橫線，也可以畫豎線。可以畫豎線的最明顯的地方是在公元1世紀，東西方分數都處於頂峰，雖然東方得分與西方還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與其隻關注西方上升到40分底部，或許我們應該不管它們達到的水平，而是去尋找影響舊世界兩端，致使羅馬人和中國人的社會發展分數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左右我們還可以畫一條豎線，東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類似的模式，盡管這一次是西方的分數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東方的分數已經下滑100年了，西方這時也加入了進來，直到1400年之後兩條曲線才有所回轉，在1700年左右開始加速上升。同樣，與其關注18世紀早期觸及40分底部的分數，我們或許應該尋找是什麽全球性事件，在14世紀沿著相同的軌跡推動了東西方的發展。或許正如彭慕蘭總結的，工業革命首先來到西方並不是純屬僥幸，而是東西方其實都在朝著這樣一個革命的方向前進著，但西方對14世紀發生的事件的反應，使之稍稍超前一點，這微小的優勢卻對其領先到達18世紀的飛躍點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我看來，圖3-2、圖3-6和圖3-7說明了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都存在的一個缺點。一小部分理論家關注農業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數則研究最後的那500年。因為其中的幾千年大體上被忽視了，所以當觀察整個曆史架構時，對突然出現的那些陡增、下滑、坍塌、會聚、超越，或水平頂部以及豎直連接等現象，他們甚至很少去嚐試著解釋。坦白說，那就意味著這兩種方法都不能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這樣一來，二者就都無法回答隱藏於其後的問題——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麽。 斯克魯奇的疑問：未來依然撲朔迷離
在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的高潮部分，聖誕未來之靈把埃比尼澤·斯克魯奇帶到一個雜草叢生的教堂墓地。聖誕未來之靈靜靜地指向一個無人打掃的墓碑。斯克魯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將出現在那裏，他知道自己將長眠於此，孤獨清冷，被人遺忘。“這些幻影是一定會實現的事情，還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他呼喊道。
我們也可以對圖3-8提出同樣的問題，它突顯出了20世紀東西方社會發展的增長率。[8]東方曲線在2103年與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統治地位就將結束，其繁盛將如尼尼微和提爾一樣成為曆史。 <h5>圖3-8 即將發生的？如果把20世紀東西方社會發展速度延伸至22世紀，可以看到東方於2103年重獲領先地位（在對數線性圖中，東西方曲線從1900年起都是直線前進，表明增長率不變。這裏是線性圖，所以兩條線都急劇上升）</h5>
西方的墓誌銘同斯克魯奇的一樣清晰： <blockquote>
西方統治 </blockquote> <blockquote>
1773～2103 </blockquote> <blockquote>
願靈安息 </blockquote>
這些幻影真的是將要發生的事情嗎？
斯克魯奇在麵對自己的墓誌銘時，跪倒在地。“行行好吧，聖誕未來之靈，”他祈求道，緊緊抓住聖誕未來之靈的手，“告訴我，如果我現在改變自己的生活，你給我看的未來幻影也會改變！”聖誕未來之靈沒有回答，但斯克魯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聖誕過去之靈和聖誕現在之靈一起度過了一個糟糕的夜晚，因為他需要從他們那裏學到什麽。“我會吸取教訓的，”斯克魯奇保證道，“噢，告訴我，我可以把這個石頭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說過在分析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特別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的人當中，自己屬於少數派，因為我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現代曆史學家，或政治學家。借著斯克魯奇的比喻，我認為由於討論缺少曆史學家，我們陷入了隻與聖誕現在之靈對話的誤區。我們需要把聖誕過去之靈也請回來。
為此，本書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將以一個曆史學家的角度，講述東西方過去幾千年的故事，試圖解釋社會發展產生變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將把這些故事串起來。我相信，這不僅能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hr/>
[1] 雖說如此，達爾文的進化觀與斯賓塞的其實存在很大差異。斯賓塞認為進化適用於一切事物，是漸進性的，會不斷地完善宇宙萬物。達爾文則把進化局限在生物學範疇，定義為“有改變的傳代”，認為改變的原因是隨機的基因突變，因而是沒有方向性的，有時會由簡單結構生成複雜體，有時又不會。
[2] 斯坦福大學在2007年承認了這件事，並舉辦了一次強製的“複婚”，把兩派人類學家又重新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學家使用的“社會進步”有很大區別，是用以指代孩童學習成長環境中的社會習俗。
[4] 倫敦皇家天文學會的一位成員試圖讚美愛丁頓，說世上僅有三個人能真正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學說，而他便是其中之一。愛丁頓沉默了，最後說：“我隻是好奇，那第三個人是誰？”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單位的人口規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築物的規模等數據資料。這些特征與我最後選擇的4個相比，都存在著一些問題（與其他特征存在重複部分，數據資料不足），不過好消息是這些特征與我選的那4個大致遵循同樣的模式。
[6] 我在前麵給出的數字3500萬是針對2009年而言的，意味著在2000～2009年，東方在組織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飆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將繼續討論21世紀社會的加速發展。
[7] 對於庫克的數據，我隻做了一個實質性的修改。我認為他過高地估計了植物馴化初期西南亞地區的能量占有增長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農業”時期數字，應該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為2000年設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以後不會有更高的發展水平。通過我的計算，在2000～2010年，在我編寫本書的時候，西方發展指數從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東方從565分升至680分。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樣，當進化還是個很新的概念時，文化人類學家就對其發起了反抗。世界的現代意識僅僅能追溯到1857年，那時，一個未受過正規教育的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發表了一篇題為《進步的法則與原因》的文章。斯賓塞性格古怪，他曾當過鐵路工程師，在當時剛問世的雜誌《經濟學人》當過技術編輯，還曾是女小說家喬治·埃利奧特的情人。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沒有結婚。然而，這篇文章卻使他一夜成名，轟動一時。斯賓塞在文中解釋道：“從科學所能理解的最遙遠的過去，直到剛剛過去的昨天，進步在本質上都是從單一到多樣的轉變。”斯賓塞認為，進化是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過程，這是對一切事物任何變化的解釋： <blockquote>
由簡單到複雜的前進，是通過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表現在我們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導的宇宙萬物最初的變化中；表現在地球地質和氣候的進化上；表現在其表麵每一個有機體的演變中，以及有機體種類的增殖中；表現在人類的進化中，無論是文明開化的單獨個體，還是種族的群體；表現在社會政治、宗教和經濟組織方麵的進化上；還表現在組成我們日常生活環境的人類活動的無數具體和抽象的產品的進化之中。 </blockquote>
在之後的40年裏，斯賓塞致力於把地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融合到一個進化理論裏。斯賓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使用英語寫作的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了。日本和中國的學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時，翻譯的首選就是他的作品。同時代的偉人們都尊敬他的思想。達爾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種起源》中，並沒有包含“進化”一詞，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沒有，甚至連第四版和第五版裏也沒有出現。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時，達爾文覺得有必要借用這個由斯賓塞創造並推廣的詞條。[1]
斯賓塞認為，社會的進化經過了四層變化，由簡單體（無首領的遊牧群體），到複合體（擁有政治領袖的固定村落），以及雙倍複合體（擁有教堂、政府、複雜的勞動分工以及學術研究），直到三倍複合體（像羅馬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樣的偉大文明）。這種說法很快流行起來。然而在如何標記劃分這些發展階段上，理論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進化是從野蠻到蒙昧，再到文明開化；有的則傾向於認為進化是從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學。到1906年，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浩如煙海的術語感到十分厭煩，他抱怨：“現在有些作家太過虛榮，對待別人使用的術語就像是用過的牙刷一樣嫌惡。”
不論進化論者使用的是何種劃分標記，他們都麵臨著一個同樣的問題：他們都本能地感覺自己肯定是正確的，但卻沒有多少有力的證據支持。因此，一門新興的學科——人類學——便開始著手提供數據資料。有的社會相對而言進化的程度較低，譬如非洲或特羅布裏恩群島的殖民地民族，當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著豐富有趣的習俗，堪稱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時代三倍複合社會裏的文明人的樣子。人類學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瘧疾、體內寄生蟲和不友好的原住民）隻是做好筆記，然後他（那時人類學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來填補進化史中的缺口。
馬利諾夫斯基反對的就是這個知識性項目工程。從某種程度上說，會出現這種問題本身就很奇怪。如果進化論者想要記錄社會的進步，為什麽不直接使用考古學的數據，研究史前社會留下的實際遺址，而要間接地通過對當代群體的人類學觀察，來推斷他們是不是其後裔呢？答案是：一個世紀前考古學家知道的還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剛剛開始，進化論者隻能結合考古報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學作品中偶有的細枝末節以及隨機的民族誌的記載——這就很容易給馬利諾夫斯基和懷有類似想法的人類學者們造成一種印象，認為進化論者對曆史的重建隻是投機的推測，是精心編造的故事。
考古學是門新興的科學。僅三個世紀前，我們關於曆史最久遠的證據——中國的五經、印度的《吠陀》、希伯來《聖經》，以及希臘詩人荷馬——隻能勉強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這些經典作品的記錄之前，曆史的一切都籠罩在黑暗中。挖掘這一簡單的動作改變了一切，當然花了一段時間。1799年，拿破侖入侵埃及的時候，隨身帶去一隊學者，他們抄寫並帶走了幾十份古代銘文。19世紀20年代，法國語言學家揭開了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獻記載的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紀40年代，英國探險家們不甘示弱地挖鑿隧道，進入了位於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古代城市遺址，懸吊著繩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銘文。19世紀40年代還沒結束，學者們就已經能讀懂古波斯、亞述和巴比倫的智慧遺產。
19世紀50年代，當斯賓塞剛開始寫關於進化的文章時，考古學仍然比科學更有冒險性，充斥著真人版的印第安納·瓊斯。直到19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們才開始把地層學的地質原理（常識性原理，諸如遺址的最上層泥土肯定晚於下層泥土出現，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沉積土的順序來重建事件發生的次序等）運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紀20年代地層學分析才成為主流。那時，考古學家們仍然是依據遺址與古代文學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聯係，來給出土物標記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發現都籠罩著濃厚的推斷和臆測色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核物理學家們發現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測定日期，通過研究骨頭、木炭和發現的其他有機物中的不穩定碳同位素的衰變，來確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學家們開始給史前時期排序，到20世紀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體係逐漸成形。
20世紀80年代，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資深的教授說，在他們做學生的時候，他們的老師曾建議，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禮服和一個小型左輪手槍。直到現在我也不確定是否應該相信，但不管他們說的是不是事實，到20世紀50年代，詹姆斯·邦德時代肯定已經走到了終結的邊緣。真正的突破來自專家們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實材料，把史前時期推向更早，足跡遍布全球。
博物館儲藏室裏充斥著工藝品，圖書館書架上堆滿了技術性專題論文，但一些考古學家擔心最基本的問題無法解答。那就是，這一切意味著什麽？20世紀50年代的情形與19世紀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論尋求數據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數據需要理論來總結。滿載著來之不易的成果，20世紀中葉的社會科學家們，尤其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準備好迎接另一波理論的衝擊。
有些社會科學家稱自己為新進化論者，以顯示他們比斯賓塞等守舊的“古典”進化論者更加先進。他們表示，雖然手邊有充分的史實資料可供使用，可這一大堆證據本身就成了問題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沒在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淩亂混雜的陳述記錄或曆史文檔裏。簡而言之，科學性還不夠。為了從紛繁的19世紀類型學中解脫出來，創造一個統一的社會理論，新進化論者們認為需要將這些故事轉化成數字。通過測量差距、分配分值來給各個社會排名分等，然後尋找分數之間的關聯，以及可能的解釋。最後，他們可以嚐試去回答一些問題，使花在考古學上的所有時間和金錢都物有所值——社會的進化是隻有一種方式，還是多種方式並存的；在離散進化階段，社會是否發生集群現象（如果發生了的話，它們又是如何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個單一的特征，如人口、技術（或者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地理特征），能夠解釋一切問題。
人類學家勞爾·納羅爾（raoul naroll）從事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名為“人際關係區域檔案”的大型數據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謂的社會發展指數。納羅爾在全世界範圍內隨機選擇30個工業化前期社會（有現代的，也有過去的），他翻遍檔案，查找它們之間的差別。他認為，這些差別會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規模大小、勞動分工的程度，以及隸屬組織的數量上。納羅爾把結果轉化為標準格式，提交了分數報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島的雅甘人，1832年達爾文驚歎他們“生存狀態的改善程度之低，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們在滿分63分的情況下隻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茲特克，得分58分。
之後的20多年中，其他人類學家也進行了類似的嚐試。盡管使用了不同的分類、數據集、數學模型和計分手段，但他們對結果達成一致的概率高達87%～94%，這對社會科學來說是件好事。斯賓塞去世50年後，也是他那篇關於進化的文章發表100年後，新進化論者們已經可以泰然自若地證明社會進化的法則。 人類學的退化
那麽發生了什麽事情呢？如果新進化論者們已經做了交代，解釋了有關社會進化的一切，那我們應該已經聽說過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已經回答了“為什麽是西方主宰世界”這一問題。畢竟，這個問題與東西方社會發展的相對水平有關。究竟是像長期注定理論家宣稱的那樣，西方遙遙領先已經很久了，還是像短期偶然理論家認為的那樣，西方的領先隻是最近才發生的？如果新進化論者們能夠測量社會發展，我們就不必在那些複雜的圖表上浪費時間了。隻需要計算冰河時期結束之後不同時間點上東西方的得分，進行比較，看看哪套理論更符合實際即可。那麽為什麽還沒有人這樣做呢？
我懷疑，這大體上是由於新進化主義出現了內亂。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納羅爾拿起他的計算尺之前，在很多人類學家看來，測量社會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則與秩序的家夥們”（評論家們這樣稱呼納羅爾及其同伴），手裏拿著印有編碼數據的穿孔卡片，對統計資料進行深奧難懂的爭論，在足有倉庫大小的電子計算機前忙活，這些似乎與忙於挖掘發現的考古學家們以及采訪狩獵者的人類學家們所知的現實格格不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時代的變化，新進化主義漸漸變得不再那樣荒誕可笑了。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作品《原始富足社會》的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其職業生涯時是個進化論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卻認為“對越南反抗鬥爭的同情甚至是欽佩情緒，加上對美國戰爭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滿，可能會削弱經濟決定主義和進化發展的人類學基礎”。
到了1967年，薩林斯在巴黎爭辯狩獵者們事實上並不貧窮時，新一代人類學家們提出了更強硬的觀點。這些人在美國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中成長起來，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響。依照他們的說法，進化論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實際上就是按照與西方人的相似程度來給非西方社會劃分等級，而令人驚訝的是，西方人總是給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邁克爾·桑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裏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寫道：“進化理論很容易滑入自圓其說的思想意識，或是主張西方在與其他文化關係中的優先地位，認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隻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補充。”許多評論家感覺，這種對數字的自信不僅僅是西方人滿足虛榮心的遊戲，也是我們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給我們帶來的是地毯式轟炸、越南戰爭和軍工企業聯合體。瞧啊，約翰遜總統要下台了，那麽，民族優越感泛濫的教授們帶著他們的傲慢和數學，也該滾蛋了。
靜坐抗議和侮辱謾罵把一場學術辯論轉變成了摩尼教的一決雌雄。在一些進化論者看來，他們的批評者們是道德敗壞的相對主義者；而對某些批評者來說，進化論者則是美帝國主義的傀儡。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類學家們在聘用、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員會等方麵鉤心鬥角，破壞了研究事業，導致學術的兩極分化。美國最著名學府的人類學係衰退墮落了，就像一對婚姻不幸的夫妻，多年的互相責難終於爆發，兩人開始分居。“我們（甚至）都不叫對方名字了，”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1984年遺憾地說。最極端的例子在斯坦福，我的母校。那裏的人類學家們在1998年決裂，正式分裂成支持進化的人類學科學係和反對進化的文化與社會人類學係。每個係開始獨立地招聘、解聘和招生教學。組織之間成員互不認識，也不需要認識。他們甚至創造出一個新的動詞，讓自己的院係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悅，這取決於說話者——讓人類學家們在好幾年的學術會議上津津樂道，可是對於解決社會科學中最大的難題之一，斯坦福化沒有多大幫助。[2]若想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我們就需要在這一問題上正視雙方的論點。
社會進化的批評者們認為相信法則秩序的家夥們目中無人，這當然是沒錯的。就像赫伯特·斯賓塞本人，試圖解釋一切事物的任何變化，很可能最終什麽都解釋不了。關於新進化論者到底在測量什麽，存在著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們對社會內部進化發展的本質達成了一致（這大多發生在他們堅持斯賓塞的變化觀點的情況下），這種在積分排行表上給全世界的不同社會劃分等級的行為實際意義也不明顯。
批評者們認為，評分表掩蓋的東西比它揭示的還要多。它掩蓋了文化個體的特性。20世紀90年代時，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讚同這個觀點。創造這種管理形式的古希臘的確很奇特，那裏的很多居民打心眼裏相信，發現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牧師詢問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爭論一番，然後投票。給古希臘的變化打分並不能解釋民主的由來，而用社會發展指數掩蓋了希臘人的特色，分散了人們對其獨特成就的注意力，從而實際上加重了任務的困難程度。
不過，那並不代表設計社會發展指數是在浪費時間，隻是對於那個具體問題來說用錯了工具。西方統治世界的問題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們縱觀幾千年的曆史，觀察萬頃的土地，匯集上億的人來進行比較的巨大工程。對這個任務來說，社會發展指數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工具。畢竟，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的爭議之處在於出現東西之分後的一萬年左右的時間裏，東西方社會發展的整體形態。長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理論者們並沒有專注在這一點上，直接對質對方的觀點，而是著眼於不同的曆史部分，使用不同的證據，用不同的方式定義他們的術語。跟隨相信法則秩序的家夥們，把浩如煙海的史實證據縮減為簡單的數字得分，有其缺點，但也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讓所有人麵對相同的證據，並得出驚人的結果。 我們需要測量什麽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們到底需要測量什麽。我們可以聽參加過鴉片戰爭的羅伯特·喬斯林勳爵（lord robert jocelyn）說說，西方的統治是怎麽通過那場戰爭傳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天下午，他看著不列顛艦隊緩緩靠近定海，那裏有一道堅固的堡壘阻擋了他們進入長江入口處。“船隊對著小鎮舷炮齊射，”喬斯林寫道，“隨後，木料的碰撞聲、房屋的倒塌聲、人們的哭喊聲在岸邊回響。我方首先開火，持續了9分鍾……我們登陸時，海岸上已經生氣全無，隻剩下幾具屍體、弓箭、斷裂的長矛和槍支。”
這裏就體現了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歐洲艦隊和槍支可以突破任何東方國家的防禦。當然除了軍事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也導致西方統治世界。1840年跟隨英國艦隊的另一位長官阿邁恩·芒廷（armine mountain），把定海的中國武裝比喻成中世紀編年史中的插圖。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裏的物件複活了，恢複了生機和顏色一樣，”他回想著，“在我麵前動來動去，完全不曉得世界已經前進了好幾個世紀，也全然不知現代兵器的使用方法、發明和改進。”
芒廷領悟到炸毀艦隊和堡壘隻是西方統治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係列優勢長鏈中的最後一環而已。更深層的原因是英國工廠能夠大量生產炸彈、大炮和戰船，而英國政府能夠籌集資金，支持覆蓋半個地球的遠征。那天下午英國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闖進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成功地從自然環境中獲取能量，並用於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全都歸結為西方人不僅在能量鏈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與曆史上的早期社會不同，他們的高度可以使之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投射自己的力量。
這種在能量鏈上攀爬的過程，遵循20世紀50年代納羅爾之後的進化論人類學家們的傳統，我稱之為“社會發展”的基礎——主要是一個團隊掌握其物質和精神環境以達到目的的能力。[3]說得更正式一點，社會發展就是人們賴以衣食住宿的技術、物質、組織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類以此繁衍後代，解釋周圍的世界，解決集體內部的紛爭，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勢力，以及保衛自己應對其他集體拓展勢力的嚐試。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發展衡量一個集體達成某項目的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在理論上是可以跨時間和地域來比較的。
在做更深入的討論之前，我想鄭重申明一下：衡量和比較社會發展並不是為了對不同集體做道德上的評判。例如，21世紀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調和電腦化工廠，以及熙攘忙亂的城市，擁有汽車、飛機、圖書館、博物館和高科技醫療，居民教育程度很高。當時的日本人已經充分地掌握了他們的物質精神環境，遠遠超過1000年前的先祖們，那時根本沒有這些東西。這樣看來，說現代日本比中世紀日本更發達就十分合理了。但這並不能說明現代日本人是否比中世紀的日本人更聰明、更有價值，或更幸運（不用說更快樂了）。也沒有對道德上、環境上，或是其他社會發展的成本代價做出什麽暗示。社會發展是一個中性的分析範疇。衡量是一回事，褒貶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後將會討論衡量社會發展有助於我們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事實上，除非我們想出一個測量社會發展的方法，否則將永遠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然而，首先我們需要建立一些原則來指導指數的設計。
用現代最受敬仰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作為開始是最好不過的了。愛因斯坦曾說過：“科學，要盡量做到最簡，但不要過於簡單。”也就是說，科學家們應該把想法蒸發成可以用事實檢驗的結晶，想出最簡單的方法來進行檢驗，然後就這樣，不要加什麽，也不要再減什麽。
愛因斯坦本人的相對論提供了一個很著名的例子。相對論暗示引力會使光線彎曲，意思是，如果該理論正確的話，每當太陽經過地球和另一個恒星之間時，太陽的引力會使恒星發出的光線彎曲，使恒星的位置看上去稍微改變了一些。這樣一來就很容易檢測了。隻是太陽光線太強，我們無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過，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想出了個巧妙的解決辦法，很符合愛因斯坦的那句格言。愛丁頓想到，在日食期間觀察太陽附近的恒星，就能夠測量它們的偏移距離是否如愛因斯坦所預測的那樣。
愛丁頓動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係列觀察，並宣布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尖刻的評論接踵而至，因為證明愛因斯坦正確和錯誤的結果差別甚微，愛丁頓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儀器。除去相對論的複雜性[4]，天文學家們在應該測量的對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見的。那麽，關鍵就看愛丁頓的測量是否準確。還是從壯觀的星體運動回到定海野蠻的轟炸上來，我們會立即發現，在麵對人類社會時，問題要複雜得多。到底應該測量什麽來給社會發展分配分值呢？
如果說愛因斯坦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指導，那麽我們可以從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尋求實踐指導，這不僅是因為它與我們需要的指數有很多相似之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設計這一指數來衡量每個國家為公民提供實現自身價值的能力和表現。參加這一項目的經濟學家們首先討論人類發展到底是指什麽，然後總結出三個核心特征：人均壽命、人均教育程度（表現為文化水平和學校入學情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然後，他們設計出一個複雜的衡量係統，綜合這些特征，給每個國家評出一個0～1之間的分數。0意味著根本沒有人類發展（也就是所有人都滅亡了的情況），1則表示在調查完成所在年份裏現實世界中可能達到的最完美狀態。（例如，在最近可用的指數中，2009年，挪威居於首位，得分0.971，而塞拉利昂墊底，僅有0.340。）
這一指數符合愛因斯坦的規則，因為這三個參數可能是聯合國在抓住人類發展意義前提下所做的最簡化處理了。盡管如此，經濟學家們仍然有不滿意的地方。最明顯的是，我們可以衡量的不僅是壽命、教育和收入而已。它們的優勢在於方便定義和記載（較之其他特征，如幸福），不過我們完全可以再調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業率、營養，或住房）。即便是最認同聯合國的參數的經濟學家，有時也不願把它們並入一個人類發展分值。他們認為，這些特征就像是蘋果和橘子，把它們捆在一起簡直是荒謬。也有經濟學家不排斥選擇及合並這些參數，但是不喜歡聯合國統計學家們衡量每個特征的方式。他們指出，這些分值看似客觀，實際上卻十分主觀。還有些評論家對給人類發展打分這一概念本身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會造成一種印象，感覺好像冰島和挪威人在通往極樂天堂的路上已經走了96.8%的路程，是塞拉利昂人們幸福程度的2.9倍——這兩點都不大可能。
不過，盡管惡評如潮，事實證明人類發展指數還是大有用處的。它便於救援機構把基金撥給最需要的國家，即便是批評者們也同意，有個指數可以讓一切更明晰，辯論也就更深入透徹。過去15000多年的人類發展指數，與聯合國的指數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不過，也具備一些相似的優點。
正如聯合國經濟學家們，我們應該遵循愛因斯坦的規則。指數應該衡量盡可能少的社會維度（盡可能簡單），而且抓住前文定義的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能過於簡單）。我們所衡量的每個社會維度都應該符合六項基本標準。第一，必須具有相關性。也就是說，必須與社會發展有所關聯。第二，必須具有文化獨立性。例如，我們或許認為文學藝術作品的質量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有用參數，可是我們對此類參數的判斷具有嚴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這些特征必須相互獨立。譬如，如果選用國家人口總數和財富總量作為特征，我們就不能使用人均財富作為第三個特征，因為這是可以由前兩個特征推算出來的。第四，必須有足夠的檔案記錄。由於是回顧幾千年前的事，這一點的確很重要。因為各個特征可供使用的證據數量差距很大。尤其是年代久遠，我們根本無法了解某些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須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說，專家們大都同意證據的意義和價值。第六，必須具有便捷性。這或許是標準中最不重要的一項，可是證據越是難以獲得，或計算結果所需的時間越長，該特征的可用性也就越小。
任何特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選擇的每個參數都不可避免地會在這幾項標準上表現各有優劣。可是在花了幾年時間研究這些參數之後，我選定了四個特征，在這六項標準上都表現不錯。雖然它們加在一起，在為東西方社會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描述上，較之聯合國利用壽命、教育和收入特征告訴我們有關冰島、挪威或塞拉利昂的信息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們確實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很好的縮影，向我們展示了為理解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所需要解釋的社會發展的長期模式。
我選擇的第一個特征參數是能量獲取。倘若不是從動植物中獲取能量以養活很少耕作的士兵和海員，從風力和煤炭中獲取能量以發動船隻駛向中國，從炸藥中獲取能量向中國的駐守部隊開火，英國根本無法在1840年抵達定海，大肆破壞。能量獲取對社會發展十分關鍵——20世紀40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提出把人類曆史縮減成一個方程式：ext→c，這裏e代表能源，t代表技術，c代表文化。
這其實並不像聽起來那麽簡單。懷特的意思並不是說把能量與技術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圖、荷蘭畫家倫勃朗或中國山水畫家範寬的一切了。懷特所說的“文化”實際上更像是我說的社會發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對我們的目的來說太過簡單，對於解釋定海事件還不夠。
如果沒有能力組織好，就算掌控了世上所有的能源，也無法把英國的海軍中隊帶去定海。維多利亞女王的屬下們能夠召集軍隊，支付軍餉，訓練他們聽從指揮，開展大量棘手的工作。我們需要測量這種組織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組織能力與斯賓塞的區分理論有所重合，但是新進化論者在20世紀60年代意識到，想直接測量社會的變化，甚至是給出讓評論家們滿意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一個既與組織能力緊密相關，同時又便於測量的替代參數。
我選擇的是城市化。這看起來也許有點奇怪，畢竟，說倫敦是個大地方，並不能直接反映墨爾本勳爵的資金流，或皇家海軍的指揮結構。然而，再仔細考慮一下，這個選擇就沒有那麽奇怪了。支持一個300萬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組織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負責把食物飲水運進來，把垃圾廢物運出去，提供工作崗位，維持法律秩序，撲滅火災，在每個大城市裏，日複一日地進行各種活動。
當然，如今有些世界級大城市運作失常，猶如噩夢一般，充斥著犯罪、肮髒和疾病。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難免如此。公元前1世紀，羅馬擁有100萬居民，那時市井歹徒時常阻礙政府運作，死亡率高到每個月僅僅為了維持人口總數，就有超過1000名鄉下人要移居羅馬。可是，盡管羅馬有著各種卑鄙陰暗的方麵（2006年美國家庭影院頻道電視劇《羅馬》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使這個城市得以運作的組織機構卻是之前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管理的——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100萬），或孟買（人口1900萬），更不用說東京（人口3500萬），也是遠超羅馬帝國的能力所及的。
這便是為什麽社會科學家們經常使用城市化來大致反映其組織能力。這種測量並不完美，可是作為粗略的指導還是很有用的。對我們來說，一個社會最大城市的規模不僅可以在過去幾百年的官方數據中查找，還可以追溯考古學記錄，因而能夠對其自冰河時期以來的組織能力水平有個大致的認識。
除了獲取並組織好物理能量，英國還需要處理並傳遞大量的信息。科學家和實業家們需要準確地進行知識轉移；槍支製造商、船隻製造商、士兵和海員們越來越需要讀懂書麵指令說明、計劃和地圖；亞歐之間需要傳遞各種信件。19世紀英國的信息技術與我們現在相比當然十分落後（從廣州到倫敦私人信件需要3個月，政府急件因為某種原因需要4個月），可是較之18世紀的水平卻已先進很多了，而18世紀與17世紀相比也有很大進步。信息處理對社會發展十分關鍵，所以我把它作為第三個特征。
最後一點是發動戰爭的能力，很遺憾，這點也同樣重要。就算英國獲取、組織和傳遞能量的能力再強，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還是因為他們能夠把這三個參數轉化為破壞力。第一章中，我不讚同亞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遊》裏把進化等同於殺戮的技能，但是，在為社會發展設計指數時，如果不包含軍事力量的話，這樣的指數就毫無用處。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19世紀40年代之前，沒有哪個社會可以把軍事力量投射到整個地球，討論由誰“統治”也是毫無意義的。可是，1840年以後，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
正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沒有人能裁定隻有這些特征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最終方法，同樣，對特征做出的任何變動都會改變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幾年來我研究的這些替代參數都沒有對分值產生太大的影響，也沒有改變社會發展的整體模式。[5]
如果愛丁頓做了畫家，他或許會成為一位繪畫大師，用肉眼難辨的微小細節描摹世界。為社會發展製定指數更像是電鋸藝術，用樹幹雕刻出灰熊來。毫無疑問，這種粗糙和敏捷的程度會讓愛因斯坦的頭發更白，不過對不同的問題，需要規定不同的誤差範圍。對於電鋸藝術家來說，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樹幹像不像熊。對比較曆史學家而言，則是指數能否顯示社會發展曆史的整體狀況。當然，把指數所揭示的模式和曆史記錄的細枝末節進行比較，那是曆史學家們自己要去判斷的事情。
實際上，激勵曆史學家們做這些事可能就是指數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爭辯的餘地還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計分方式可能會更有效。但是，用數字說話，我們就必須關注錯誤的來源，以及修正的辦法。這可能不像天體物理學那樣精準，但總比在黑暗中到處亂轉要好得多。 如何進行測量
現在需要生成一些數字資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國的數據資料是相當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這個日期作為指數的終止時間）。聯合國有各種項目公布每年的統計數據，例如，美國人均年耗能達8320萬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隻有3800萬千卡；79.1%的美國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則是66%；每1000台互聯網主機就有375台產自美國，隻有73台產自日本。國際戰略研究所每年的《軍事力量對比》告訴我們每個國家擁有多少軍隊和武器裝備，以及它們的威力和價值。我們都快被數字淹沒了。不過，我們要決定怎樣把它們組織在一起才能得出一個指數。
堅持最簡原則，把2000年可達到的社會發展指數的最大值設為1000分，再平均分配給我提出的四個特征。1956年，勞爾·納羅爾公開發表了第一個社會發展的現代指數，他也給自己所提出的三個參數平均分配分數，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沒有理由給其中哪個更多的分值比重”。那聽起來有點自暴自棄的感覺，但我們確實有理由給參數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麽理由在計算社會發展時給予其中某個特征更大比重，我們也沒有根據去假設這些砝碼在15000多年裏始終有效，或是對東西方同樣適用。
給2000年的每個參數設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後就是最困難的部分了，那就是決定如何給東西方曆史的各個階段打分。對於計算的具體步驟我就不贅述了（本書結尾將總結附錄中的數據和一些主要難點，網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釋說明），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快速瀏覽一下準備過程，把步驟解釋得更詳細一點應該還是有幫助的。（如果您覺得沒有必要的話，當然可以略過這一節。）
城市化可能是最簡單明了的特征了，不過這個參數也麵臨一些難題。首先是定義方麵：城市化到底是指什麽？有的社會科學家將其定義為居住地達到一定規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萬人）；也有的認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檔次的人口分布，從城市到村莊；還有一些人覺得，城市化是指一個國家社區的平均大小。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運用到我們研究的整段時期卻很困難，因為證據的性質一直在改變。我決定使用一個較為簡單的參數：每個時期東西方社會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規模。
關注最大城市的規模並沒有解決定義方麵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決定如何定義城市的範圍，如何把不同類別的數據證據結合起來。不過，這確實把不確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這些數據時，我發現把城市的最大規模和其他標準（譬如城市與農村的人口分布估測，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結合起來，會顯著增加任務的難度，對整體分值卻沒有多大影響。那麽，既然複雜的測量方式產生的結果大致相同，同時卻存在更多的估測因素，我覺得還是使用較為簡單的城市規模參數更合理。
大多數地理學家認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擁有約2670萬人口的東京。[6]那麽，東京在組織力，或者說城市化參數上得滿分250分，這也就意味著計算其他城市得分時，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萬）。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紐約，擁有1670萬人口，得了156.37分。雖然100多年前的數據沒有這麽準確，不過所有曆史學家都同意那時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倫敦擁有大約660萬居民（得分61.80）；而在東方，東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擁有大約175萬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況，曆史學家們需要結合若幹種不同的證據，包括食物供應和稅收、城市的物理麵積、住房密度以及趣聞逸事的記錄。不過大多數人得出的結論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擁有約110萬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倫敦，擁有約86.1萬人口（得分8.06分）。
我們越往前追溯，誤差就越大，不過在1700年之前的那幾千年裏，最大的城市顯然在中國（日本緊隨其後）。首先是長安，然後是開封，再後來，公元800～1200年，杭州擁有接近甚至超過100萬居民（約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連一半的人口規模都沒有。再往前幾個世紀，情況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紀，羅馬擁有的幾百萬居民使其當之無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長安大概隻有50萬人口。
我們越往前觀察史前社會，其證據就會變得越模糊，數字也明顯減小。可是結合係統的考古調查和小範圍的細致挖掘，我們還是能夠對城市規模有個合理的大致感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這很像電鋸藝術。最普遍接受的誤差估計達到10%，不過也不太可能比這個數字更大了。由於我們運用相同的估測手段測量東西方城市，大致的趨勢還是相當可信的。根據這個體係，每獲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過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說的，西方最大的村莊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達到了這一水平，而東方則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這些年份之前，東西方都是零分（分數表見附錄）。
再來談談能量的獲取，該特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問題。關於能量的獲取，最簡單的方法是考慮人均能量獲取，用每日獲取能量的千卡數來測量。根據與城市化特征相同的步驟，從2000年開始，美國每日人均獲取能量約228000千卡。這個數字占據曆史最高水平，得滿分250分（本章前麵提過，我所關注的並不是評判我們掌控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發動戰爭的能力，隻是對其進行測量而已）。2000年，東方最高人均獲取能量是日本的104000千卡，得113.89分。
有關能量獲取的官方數據，東方隻能追溯到大約1900年，西方約為1800年。不過幸運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補救。人體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從食物中得到約2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運作。（個子較高或運動量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國人均每日攝入3460千卡，正如特大號腰帶無情地揭示的，這遠超過了我們的人體所需。）如果你每天攝入的能量少於2000千卡，身體功能就會逐漸萎縮——力量、視力、聽覺等，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長期低於2000千卡，也就意味著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過，實際上，最低的分值總是高於2分的，因為人類獲取的大部分能量並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在第一章裏我們看到，50萬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經在周口店生火做飯了，10萬年前，穴居人肯定是如此，並且還穿著動物毛皮。我們對穴居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測得不會太準確，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來源，穴居人平均每天獲取的能量應該多出至少1000千卡，這樣總共就有大約3.25分。毫無疑問，較之穴居人，現代人類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並且使用木材、樹葉、猛獁象骨和獸皮建造房屋——所有這些，又寄生於植物提供的化學能量，而後者又依賴於太陽的電磁能。即便是20世紀技術最落後的采獵社會，食物和非食物來源總量每天也至少有3500千卡。考慮到氣候更加寒冷，他們冰河時期末期的遠祖們每天肯定需要近4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會有哪個考古學家會在這些估測上糾纏不休，不過冰河時期的狩獵者的4.25分和現代汽油電力轟鳴的西方的250分之間，還是有著巨大的差距。這期間發生了什麽呢？考古學家、曆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生態學家們群策群力，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學美國人》雜誌的編輯們邀請地球學家厄爾·庫克（earl cook）寫一篇名為《工業社會的能量流》的文章。文中包含一個圖，顯示了對采獵者、早期農耕者（指第二章中提過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亞的農民）、後期農耕者（1400年左右的歐洲西北部農民）、工業人群（1860年左右的歐洲西部），以及後20世紀“科技”社會的人均耗能的推測，耗能方式分成四類：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飼料），家庭和商貿，工業和農業，以及交通運輸（見圖3-1）。這個圖後來被多次引用。
庫克的猜測經受住了近40年的與曆史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收集的結果比較的考驗。[7]當然，他們隻提供了一個出發點，但我們可以用東西方社會各個時期留存下來的詳細證據，來研究實際社會與這些參數的背離程度。有時候我們可以借助文本證據，但大多數時期，一直到前幾個世紀，考古發現更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動物的骨骸、房屋、農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跡、手藝人的店鋪和商品、手推車、船隻，以及承載這些的道路的遺跡。
有時候，證據來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著重描述的冰芯還顯示了由空氣傳播的汙染在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裏增長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羅馬在西班牙采礦造成了汙染，前10年對泥炭田和湖裏的沉積物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歐洲13世紀生產出的銅和銀是公元1世紀時的9～10倍，其中隱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勞工挖礦，牲口運走煤渣；更多的勞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碼頭，裝卸貨船，把產品搬運到城裏；用水車碾碎礦石；最重要的還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撐，鍛爐需要木炭燃料填裝。通過這種獨立的證據來源，我們也可以比較不同時期的工業活動水平。直到11世紀，冰層的汙染才降到羅馬時代的水平（中國的檔案記錄顯示，由於鋼鐵工人源源不斷的需求，開封附近山上的樹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為一個重要的能量來源），直到19世紀，因為英國噴湧黑煙的煙囪，汙染的程度才再次遠遠超過羅馬時代。
我想再次強調一下，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種電鋸藝術。譬如，我估計在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日人均能量獲取在31000千卡左右。這要大大超過庫克對後期農業社會26000千卡的估計，不過考古學清楚地表明羅馬人比18世紀前的歐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開更多更大的商船。這樣說來，羅馬的能量獲取與我的估計肯定會有5%的偏差。不過，因為我在附錄中提到的原因，誤差應該不會超過10%，肯定不會達到20%。庫克的框架以及詳細的證據使得估測產生的誤差不會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於所有的猜測工作都是由同一個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這就意味著即使出現錯誤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術和戰爭也有自己的困難（附錄中簡略提到，在我的網站上有詳細討論），但與城市化和能量獲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許產生的誤差也是一樣的。正如我在附錄中討論的原因，分值達到15%甚至20%的係統性錯誤，才會對社會發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實質的影響，但如此巨大的誤差是有悖於曆史證據的。可是，最終唯一確定的方法是其他曆史學家提出自己的數字，他們或許更傾向於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計分方式。 <h5>圖3-1 數字能量鏈：地理科學家厄爾·庫克關於從能人時代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日人均能量獲取的估計（單位：1000千卡）</h5>
50年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主張科學的進步是“推測與辯駁”的過程，遵循之字形路線：一個研究者拋出一個觀點，其他學者爭先恐後地進行反駁，在這個過程中提出更好的觀點。我認為，這一過程同樣適用於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證據的指數得出的模式都會與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錯了，其他人發現這個計劃有不足之處，那就希望我的失敗能鼓勵他們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愛因斯坦的話，“對任何理論來說，其最好的命運……莫過於能為一個更全麵的理論的提出指明方向”。 測量的時間和地點
最後有兩個技術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多久計算一次分數。如果願意的話，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會發展變化。不過，這樣有多大意義值得懷疑。畢竟，我們希望看到很長時間跨度下的曆史的整體架構，為此，每個世紀給社會發展把一次脈應該就足夠了。這一點也是接下來我想要證明的。
然而，當我們回顧冰河時期末期，若是每隔一個世紀觀察一次社會發展，這既不可能，也沒有多大價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沒多大區別，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實質證據，部分是由於變化本身發生得就很緩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減的方法。從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會發展每1000年測量一次。從公元前4000～前2500年，證據的質量有所提高，改變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測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測量一次，最後，從公元1400～2000年，每個世紀測量一次。
這樣做也有風險，最明顯的是追溯曆史越早期，變化就會顯得越平緩。每1000年或500年才計算一次分數，我們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發現。不過，要為已知的信息標注日期，較之我所提出的時間範圍，很難有更準確的方法了。我並不想把這個問題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敘述中將會填補盡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處用到的框架在我看來確實為實用性和準確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個問題是在哪裏進行測量。當你閱讀前麵的內容時，或許會吃驚我在給“西方”和“東方”生成數字時對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個部分會如此含蓄。有時候我說的是美國，有時是英國，有時是中國，有時是日本。在第一章裏，曆史學家彭慕蘭抱怨比較曆史學家們常常歪曲了對西方統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們草率地把麵積很小的英國和領土遼闊的中國進行比較，然後就下結論說西方在1750年就開始領先於東方了。他認為，我們必須比較規模相似的單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裏對此做出了回應，把西方和東方具體定義為起源於黃河長江流域和側翼丘陵區的原始東西方農業革命的社會。不過現在得承認，那隻是部分解決了彭慕蘭的難題。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農耕開始後的5000年左右時間裏，東西方地區令人驚歎的擴張過程，以及在側翼丘陵區或長江流域等核心地區，和諸如北歐或朝鮮半島等周邊地區之間經常存在的社會發展的差異。那麽，當我們為社會發展指數計算分值時，應該關注東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們可以嚐試研究整個東西方地區，盡管那就意味著，譬如，1900年的分值將綜合考慮工業時期英國濃煙滾滾的工廠和轟隆作響的機器、俄羅斯的農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亞的牧場工人，以及廣闊西方地區各個角落的群體。我們需要為整個西方地區調配出一種平均的綜合性的發展分值，對東方亦然，然後對之前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重複同樣的過程。這樣做太過複雜，且不實際，我懷疑它根本就沒什麽意義。當解釋西方規則時，最重要的信息一般來自比較各個地區最發達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聯係起來的核心地帶。社會發展指數需要測量和比較的是這些核心地區內部的變化。
然而，我們將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區會隨著時間發生遷移和改變。西方核心地區的地理位置從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期間是很穩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東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左右，羅馬帝國向西擴張，吞並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區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臘組成的三角形區域裏。從1400年起，核心區域不斷向西北方向移動，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到西班牙和法國，再擴大到囊括英國、比利時、荷蘭和德國。到1900年，核心區域橫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東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黃河長江地區，盡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黃河流域的中原轉移，公元500年後又轉向南方的長江流域，1400年之後又逐漸轉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區域擴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國的東南部。目前為止我隻是想說明，所有的社會發展分值都反映了這些核心區域的社會，這些核心區域轉移的原因，我們將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點討論。 英國工業革命：三分靠判斷，七分靠運氣？
遊戲規則就介紹到這裏，下麵來看一些結果。圖3-2顯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為冰河時期末期世界開始熱鬧起來了。
在這麽多鋪墊之後，我們看到了什麽呢？坦白說，並沒有看出多少東西，除非你的視力比我的好很多。東方和西方的曲線靠得如此之近，以至於難以區分，而且它們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強離開圖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幾個世紀之前才有大的變化，兩條線幾乎都是突然90度轉折，直線向上攀升。
這個圖看起來很讓人失望，但事實上卻告訴了我們兩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東西方社會發展並沒有太大差別。以我們所觀察的尺度看，二者在曆史上大多數時候都無法區分。第二，過去的幾個世紀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迄今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轉變。
要想獲取更多信息，我們需要換個角度觀察這些分值。圖3-2的缺點在於，由於20世紀時東西方的曲線陡然攀升，為了在縱軸上顯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東方565.44分），早期過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壓縮到肉眼難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顯示增長的加速較之以前是成倍增長而非簡單增加，都會存在這個問題。不過幸運的是，有個很簡便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h5>圖3-2 計分：公元前14000年以來的東西方社會發展</h5>
設想一下，我想買杯咖啡，卻沒有錢。我從本地的黑幫老大那裏借了一美元（假設那時一美元還是能夠買到一杯咖啡的）。當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隻要我在一個星期以內還給他，就不收利息。不過，要是我超過了期限，債務就會每周翻一倍。不用說，我超過了期限，所以現在我欠他兩美元。天生對理財少根筋，我又拖了一個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著又過了一個星期，於是欠款變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這件事忘得一幹二淨。
圖3-3顯示了我的債務變化。正如圖3-2，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多大變化。直到大約第14周時，代表利息的曲線才變得清晰，而那時我的債務已經令人咋舌地累積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債務盤旋上升至32768美元時，曲線終於完全離開了圖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幫找上門時，我已經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貴的一杯咖啡了。 <h5>圖3-3 一杯800萬美元的咖啡：傳統圖表顯示的複利。雖然咖啡的價值在14周內由1美元盤旋升至8192美元，在圖中這場財務危機直到第15周才趨於明顯</h5>
當然，按照這個標準，我的債務在前幾個星期的增長實在是微不足道，從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買了那杯咖啡後的一個月左右，碰到了黑幫老大手下的一個小嘍囉，那時我的債務是16美元。假設我沒有16美元，但給了他5美元。考慮到自身安全，我堅持每周償還5美元，持續了4周，可接著就又一走了之了。圖3-4中的黑線代表沒有任何還款的情況，而灰線則代表堅持5周，每周還5美元之後的債務增長情況。我那杯咖啡最後仍然花了不止300萬美元，卻隻相當於一分未還情況下最終利息的一半還不到。這至關重要，然而在圖中卻無法看到。從圖3-4中無法得知為什麽在結尾處灰線比黑線低那麽多。 <h5>圖3-4 一種不是很有力的表現方式：黑線顯示的是與圖3-3相同的債務累積情況，而灰線則表現了第5周～第9周的小額還款後的狀況。該傳統（線性-線性）圖中無法顯示這些還款情況</h5>
圖3-5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我的破產。統計學家們把圖3-3和圖3-4叫作線性——線性圖，因為每條軸上的刻度都是以線性增長的，也就是說，過去的每周在橫軸上占據相同的長度，債務增長的每一美元在縱軸上也占據相同的高度。對比之下，圖3-5在統計學中被稱為對數線性。時間在橫軸上也是以線性單元分配的，但縱軸是以對數的方式記錄我的債務，意味著圖的底部軸線和第一條水平線之間的空間代表了我的債務從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長，第一條和第二條水平線之間的空間意味著又漲了10倍，從10美元到100美元，然後再漲10倍，從100到1000，如此反複，一直到最頂部的1000萬。
政治家和廣告商們已經把用數據誤導人們發展成了一項精湛的藝術。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就曾有感而發，“謊言有三種：無傷大雅的小謊，糟糕透頂的大謊和統計數字。”圖3-5或許就證明了他的話。不過與圖3-3和圖3-4相比，實際上隻是關注了我債務的另一個方麵。使用線性——線性刻度很好地表現了我債務的糟糕程度，對數線性刻度則清楚地顯示了原因。圖3-5中的黑線平滑，說明未作償還時，我的債務穩定地增長，每周翻一倍。灰線顯示4周的翻倍之後，我的一係列5元還款是如何減緩，卻並沒有停止債務的增長。當我停止償還時，因為債務再一次每周翻倍，灰線再一次上升到與黑線平行，但最後並沒有漲到那麽令人眩暈的高度。 <h5>圖3-5 預示破產的平滑直線：對數線性刻度表上的債務增長。黑線顯示未還款時債務的穩定翻倍，而灰線表現了第5周～第9周小額還款的影響，以及之後停止償還時又回到翻倍增長的狀態</h5>
政治家和統計學家們並不總是在撒謊，隻是根本沒有一種完全中立客觀的方式可以表現政治和數字。每句新聞陳述、每個圖表，都強調了事實的某些方麵，而低估了另外一些方麵。因此，圖3-6用對數線性刻度顯示了從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會發展分值，與圖3-2的線性-線性版本相比，同樣的分數卻給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圖3-6比圖3-2更有揭示性。近幾個世紀裏社會發展的飛躍十分真實，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統計手法也無法掩飾。但在圖3-6中它並沒有像圖3-2裏那樣突兀。當曲線開始向上攀升時（西方大約在1700年，東方在1800年左右），兩個地區的分值已經比曲線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這個差別在圖3-2裏很難看到。
圖3-6表明，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就意味著要回答幾個問題。我們需要知道為什麽社會發展在1800年之後會突然發生飛躍，達到的水平之高，使得一些國家能夠向全球範圍投射威力（接近100分）。
在發展達到這樣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強大的社會團體，也隻能統領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區。然而，19世紀的新技術和製度允許社會把地方統治變成全球性的統治。當然，我們也需要弄清楚為什麽西方是第一個邁進這一門檻的地區。不過，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還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000年裏，社會發展增長如此之巨的原因。 <h5>圖3-6 對數線性刻度表現的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會發展。這種表現方式十分有效，突顯了東西方的相對增長率，以及在1800年以前幾千年的變化的重要性</h5>
圖3-6顯示的還不止這些。它還表明東西方的分值實際上並不是直到幾千年前才開始有差別的：自從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時間裏比東方高。這似乎是對短期偶然理論的一個挑戰。西方自從1800年開始就處於領先地位，是對長期注定理論的一種回歸，並不是什麽古怪的異常現象。
圖3-6雖然並沒有否認短期偶然理論，但的確意味著成功的短期理論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時能夠解釋冰河時期末期的長期模式，以及1700年以後發生的事。不過，從這些模式看來，長期注定理論家們也不能高興得太早。圖3-6清楚地顯示出西方社會發展分值並不是始終領先於東方。兩條線在公元前的1000年裏不斷趨近，在公元541年相交，之後直到1773年，東方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日期精確到難以置信，前提當然是假設我計算的社會發展分值完全正確。最合理的說法應該是，東方的分值在公元6世紀中期超過西方，而西方在18世紀後期重獲領先地位。）東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趨近，東方在社會發展上領先世界1200年，這些都不能證明長期注定理論的錯誤，正如西方在冰河時期末期以來幾乎一直領先，也不能推翻短期偶然理論一樣。但是，這些事實意味著成功的理論需要更加周密詳備，需要考慮到比目前所提供的還要廣泛的證據。
在結束對這些圖表的研究之前，還有幾個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圖3-6裏可以看到，而在圖3-7中更加清晰。這是個普通的線性——線性圖，不過隻覆蓋了從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500年。截去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們就可以伸展縱軸，從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縮短時間跨度，可以拉長橫軸，使橫向改變也更加清晰。 <h5>圖3-7 跨越時空的曲線：線性——線性表現的從公元前1600～1900年的3500年裏的社會發展。線a代表可能的43分門檻，阻擋了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西方羅馬帝國以及1100年左右中國宋朝的持續發展。線b表現了東西方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裏分數下降的潛在聯係。線c顯示了1300年左右開始的東西方的另一潛在關聯</h5>
這張圖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點。首先，在公元1世紀，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緊接著是一個緩慢的下降過程。如果再向右邊看一下，就會發現東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中國宋朝的鼎盛時期，然後是類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左右，東西方得分都降到了40分的底部，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停滯，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後，西方的曲線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而攀升。
有沒有某種“40分門檻”阻止了羅馬和中國宋朝的發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過，彭慕蘭在他的書《大分流》中主張，18世紀時，東西方都陷入一種生態瓶頸狀態，這按理說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停滯和倒退。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彭慕蘭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英國靠三分判斷和七分運氣把掠奪新大陸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結合起來，從而打破了傳統的生態限製。有沒有可能，羅馬和宋朝的社會發展達到40分底部時，也遇到了類似的瓶頸，卻未能突破？若當真如此，在過去的2000年曆史裏，主導的模式或許是長期波動，龐大的帝國分值攀升到40分底部，然後又跌回來，直到18世紀特殊事件的發生。
圖3-7讓我印象深刻的另一點是我們既可以在上麵畫橫線，也可以畫豎線。可以畫豎線的最明顯的地方是在公元1世紀，東西方分數都處於頂峰，雖然東方得分與西方還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與其隻關注西方上升到40分底部，或許我們應該不管它們達到的水平，而是去尋找影響舊世界兩端，致使羅馬人和中國人的社會發展分數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左右我們還可以畫一條豎線，東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類似的模式，盡管這一次是西方的分數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東方的分數已經下滑100年了，西方這時也加入了進來，直到1400年之後兩條曲線才有所回轉，在1700年左右開始加速上升。同樣，與其關注18世紀早期觸及40分底部的分數，我們或許應該尋找是什麽全球性事件，在14世紀沿著相同的軌跡推動了東西方的發展。或許正如彭慕蘭總結的，工業革命首先來到西方並不是純屬僥幸，而是東西方其實都在朝著這樣一個革命的方向前進著，但西方對14世紀發生的事件的反應，使之稍稍超前一點，這微小的優勢卻對其領先到達18世紀的飛躍點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我看來，圖3-2、圖3-6和圖3-7說明了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都存在的一個缺點。一小部分理論家關注農業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數則研究最後的那500年。因為其中的幾千年大體上被忽視了，所以當觀察整個曆史架構時，對突然出現的那些陡增、下滑、坍塌、會聚、超越，或水平頂部以及豎直連接等現象，他們甚至很少去嚐試著解釋。坦白說，那就意味著這兩種方法都不能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這樣一來，二者就都無法回答隱藏於其後的問題——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麽。 斯克魯奇的疑問：未來依然撲朔迷離
在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的高潮部分，聖誕未來之靈把埃比尼澤·斯克魯奇帶到一個雜草叢生的教堂墓地。聖誕未來之靈靜靜地指向一個無人打掃的墓碑。斯克魯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將出現在那裏，他知道自己將長眠於此，孤獨清冷，被人遺忘。“這些幻影是一定會實現的事情，還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他呼喊道。
我們也可以對圖3-8提出同樣的問題，它突顯出了20世紀東西方社會發展的增長率。[8]東方曲線在2103年與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統治地位就將結束，其繁盛將如尼尼微和提爾一樣成為曆史。 <h5>圖3-8 即將發生的？如果把20世紀東西方社會發展速度延伸至22世紀，可以看到東方於2103年重獲領先地位（在對數線性圖中，東西方曲線從1900年起都是直線前進，表明增長率不變。這裏是線性圖，所以兩條線都急劇上升）</h5>
西方的墓誌銘同斯克魯奇的一樣清晰： <blockquote>
西方統治 </blockquote> <blockquote>
1773～2103 </blockquote> <blockquote>
願靈安息 </blockquote>
這些幻影真的是將要發生的事情嗎？
斯克魯奇在麵對自己的墓誌銘時，跪倒在地。“行行好吧，聖誕未來之靈，”他祈求道，緊緊抓住聖誕未來之靈的手，“告訴我，如果我現在改變自己的生活，你給我看的未來幻影也會改變！”聖誕未來之靈沒有回答，但斯克魯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聖誕過去之靈和聖誕現在之靈一起度過了一個糟糕的夜晚，因為他需要從他們那裏學到什麽。“我會吸取教訓的，”斯克魯奇保證道，“噢，告訴我，我可以把這個石頭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說過在分析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特別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的人當中，自己屬於少數派，因為我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現代曆史學家，或政治學家。借著斯克魯奇的比喻，我認為由於討論缺少曆史學家，我們陷入了隻與聖誕現在之靈對話的誤區。我們需要把聖誕過去之靈也請回來。
為此，本書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將以一個曆史學家的角度，講述東西方過去幾千年的故事，試圖解釋社會發展產生變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將把這些故事串起來。我相信，這不僅能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hr/>
[1] 雖說如此，達爾文的進化觀與斯賓塞的其實存在很大差異。斯賓塞認為進化適用於一切事物，是漸進性的，會不斷地完善宇宙萬物。達爾文則把進化局限在生物學範疇，定義為“有改變的傳代”，認為改變的原因是隨機的基因突變，因而是沒有方向性的，有時會由簡單結構生成複雜體，有時又不會。
[2] 斯坦福大學在2007年承認了這件事，並舉辦了一次強製的“複婚”，把兩派人類學家又重新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學家使用的“社會進步”有很大區別，是用以指代孩童學習成長環境中的社會習俗。
[4] 倫敦皇家天文學會的一位成員試圖讚美愛丁頓，說世上僅有三個人能真正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學說，而他便是其中之一。愛丁頓沉默了，最後說：“我隻是好奇，那第三個人是誰？”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單位的人口規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築物的規模等數據資料。這些特征與我最後選擇的4個相比，都存在著一些問題（與其他特征存在重複部分，數據資料不足），不過好消息是這些特征與我選的那4個大致遵循同樣的模式。
[6] 我在前麵給出的數字3500萬是針對2009年而言的，意味著在2000～2009年，東方在組織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飆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將繼續討論21世紀社會的加速發展。
[7] 對於庫克的數據，我隻做了一個實質性的修改。我認為他過高地估計了植物馴化初期西南亞地區的能量占有增長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農業”時期數字，應該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為2000年設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以後不會有更高的發展水平。通過我的計算，在2000～2010年，在我編寫本書的時候，西方發展指數從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東方從565分升至68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