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人感到驚異的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講的話，即當時的口頭語言經文字記載後，今天大都能讀懂，困難不多。這也可說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奇跡。今天絕大多數人就無法讀懂十一世紀的英文。這成為我一直堅決反對漢字拚音化、拉丁化的重要原因。漢字在培養中國人的智力（記憶力、理解力和思維能力）上，在統一方言，形成強大持久的經濟政治局麵上，在同化外來種族特別是形成華夏的文化心理結構上，起了無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傳說“倉頡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民間也常有“敬惜字紙”的標語張貼，都展示出漢字的既神秘又神聖的地位。可惜至今對這一點仍然研究不多。看來，漢字的根源在於“記事”，而並非口頭語言的記錄，問題是這兩者如何融合起來的。這點已越出《今讀》範圍，留待以後再說。
既然《論語》已如此好懂，又何必去譯呢？而且，早已有了好些譯本，為什麽要重譯呢？理由是：雖然好懂，但畢竟是幾千年前的語言文字了，好些地方對生活正急劇變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輕讀者，已不是那麽容易理解。而且古代文字簡練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語言明確或確定一下才好把握。當然，這樣一來，也就損失了不少。因為原文的字、句，正因為含混，便經常包含著更多的意思。一翻譯成現代語言，雖然更明確，但也可能更狹隘更固定了。幸虧《論語》還不是詩篇，有時畢竟還可趨向或做到“達詁”（準確解釋）。《論語》的確已有許多譯本，《今讀》之所以重譯，是因為不同譯者對本文以及全書各有不同理解，從而翻譯也就不大一樣。我細讀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兩個譯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北京）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台北），都不滿意。所以我才作這個新譯，並加上自己的各種評論。
雖說好懂，但真正翻譯起來，卻問題很多，困難很大。其中突出的是，那些最常見也最重要的詞匯、概念、範疇，偏偏最不好譯，甚至不可能譯。例如，“君子”、“小人”、“仁”、“義”、“道”、“敬”、“莊”……等等等等，幾乎沒有一個現代詞匯能夠代替它們。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們在原文的不同字句裏具有相通卻並不相同的內容、含義、意義，不可能用同一個現代詞匯來通譯。
如何辦？左思右想，很少辦法。隻好：第一，在這個前言裏先說明一下這個一般情況，讓讀者有思想準備。第二，再作以下一些具體說明：
1.“君子”、“小人”一律不譯。理由：（1）這兩個名詞至今通用，大家熟悉，不必翻譯。（2）它們在不同章、句中，含義不一樣。“君子”、“小人”一般都作道德高下的標準，是一種價值區分，例如“小人”是貶義詞，至今如此。但在孔子時或孔子以前，卻不一定如此。《尚書·無逸》有“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這個“小人”就是種田的平民百姓，並不含道德不好的貶義。俞樾《群經平議》說：“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也。”可見，“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知識分子）和“大夫”（做了官的知識分子），“小人”則指平民百姓，即一般人的意思。《論語》有“硜硜然，小人哉”作為“士”的道德標準的一章。從而這兩個詞匯在當時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地位的中性事實描述。但《論語》一書常常對“士大夫”提出道德規範或要求，而以“君子”、“小人”相對稱，“君子”指有道德品格的人，“小人”指缺乏這些品德的人，於是這兩個詞匯也就具有價值含義。這種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的雙重含義，在《論語》中經常合在一起，混而不分。總的看來，價值含義的比重大得多，卻又不盡然。這就隻能看當時講話具體情景和具體問題、具體對象了。所以這兩詞不作通譯。
與此類似但不如此突出的，還有“士”等詞匯。它有時是作為事實講，有時作為價值（“士”的標準、規範）講。“士”一律譯作“知識分子”；“大夫”譯作“官員”、“官吏”，即“做了官的知識分子”。
2.下麵再就其他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詞匯說明如下：
a.最重要、最常見和最難譯的是“仁”、“仁者”。大多譯作“仁德”、“仁愛”、“仁心”、“有仁心（或仁德）的人”等。這是因為《今讀》一書強調心理情感本體，而“仁”在《論語》中也確有此層基本含義。朱熹便把“仁”釋為“愛之理，心之德也”。它本義與“愛”緊密相關，應無問題。
b.“禮”一般譯作“禮製”，因它主要指那一整套非成文的製度規範。
c.“義”一般譯作“正義”或“理義”、“合理”、“適當”、“義務”等。
d.“道”字含義極廣泛而模糊，一般根據上下文意，分別譯作“規則”、“規矩”、“途徑”、“真理”、“方向”、“事業”等等。“有道”譯作“政治清明”。
e.“天下”不譯，因為今天這詞仍活著，仍是現代漢語。
f.“文”譯作“禮儀”、“儀文”或“文采”等。
g.“敬”譯作“恭敬”、“敬畏”、“認真”等。
h.“x君”、“x公”一律譯作“x國君”。“邦”一般譯作“國家”，實際指的是當時的氏族—部族聯合體，所以“邦”、“家”常連在一起。國君之下的大夫世族則有時譯作“家族”，有時譯作“部族”，並無確定界限，如（魯）“三家”譯作“（魯國的）三大家族（或部族）”。
關於譯事，還有相關的幾點，也須說明一下：
1.“子曰”都譯作“孔子說”。孔子學生都統一用一個名稱，如“子貢”、“子路”、“冉有”、“顏回”，避免一人多名如“賜”、“由”、“顏淵”等。“曾子”、“有子”則仍沿襲原文，保留“子”的尊稱，以見《論語》多出於曾、有門人之手。孔子不用孔丘本名，因已約定俗成數千年，不必改動。“問仁”一律譯作“問如何是仁”；“問政”一律譯作“如何搞（辦）政治”。
2.盡量不在譯文增加原文沒有的字句。如不在譯文中加說明詞語，如“某國的”國君、大夫，“孔子的學生”等等。非常必要時，隻在“注”、“記”中指出。因為“譯”就是“譯”，不是“譯解”。盡管“譯”中有“解”，但盡量在譯文中不附加解說，以盡可能保存原文的本來麵目。又，《今讀》不重《論語》章句的特殊的曆史內容，雖然講話均有其具體的曆史背景、情境、條件、人事和對象，有些也許能考證明白，但大多數無法確定或講不清楚，過去大量的注疏、爭辯已說明這點。因此這些曆史性的解說和考證對本讀意義不大。本讀重視的恰好是超一時一地的長久價值，這才是真正我所要強調的曆史性（積澱性）。這是盡量不在譯中加解的原因，亦貫徹不增字解釋之古訓。
3.盡可能直譯，包括原語法構造也如此。這也是為了盡可能保持原文的風格和麵貌。但有時也有意識地采用了近幾十年來流行的詞匯，如“政策”、“幹部”、“反映情況”等等，這是為了盡量接近現代語言。
4.幾千年前的記錄，其中誤聽誤記，定有不少。加上斷簡殘編，因而文理不通、文意不明、文氣不貫等等，所在難免。本讀不揚高鑿深，以求甚解；不刻板闡釋，強作解人；仍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原則。我想，某些困難的地方，如將來地下有新的發現，當可迎刃而解。
《論語》篇章的各種對話並無一貫係統，甚至七零八碎，但讀畢全書，卻仍可有一相當完整的生動印象。在那裏，孔子是普通活人，有說有笑，有情有欲，也發脾氣，也幹蠢事，也有缺點錯誤，並不像後儒注疏中所塑造的那樣道貌岸然，一絲不苟，十全十美，毫無疵瑕。也並非《論語》或“子曰”每章每句都一定具有微言大義、深刻思想，如後人所解釋者。學生們也一樣是活人，各有不同氣質、個性、風貌、特長和缺點。這些在《論語》中相當具體而清晰，使人可以直接感受到。這個“聖哲”群體的形象特色似頗不同於包括《莊子》、《孟子》在內的經、子典籍，為以後典籍所少見。譯文想盡可能模擬，以重現這個形象世界，但大概是很難做到了，勉力為之而已。
既然《論語》已如此好懂，又何必去譯呢？而且，早已有了好些譯本，為什麽要重譯呢？理由是：雖然好懂，但畢竟是幾千年前的語言文字了，好些地方對生活正急劇變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輕讀者，已不是那麽容易理解。而且古代文字簡練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語言明確或確定一下才好把握。當然，這樣一來，也就損失了不少。因為原文的字、句，正因為含混，便經常包含著更多的意思。一翻譯成現代語言，雖然更明確，但也可能更狹隘更固定了。幸虧《論語》還不是詩篇，有時畢竟還可趨向或做到“達詁”（準確解釋）。《論語》的確已有許多譯本，《今讀》之所以重譯，是因為不同譯者對本文以及全書各有不同理解，從而翻譯也就不大一樣。我細讀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兩個譯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北京）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台北），都不滿意。所以我才作這個新譯，並加上自己的各種評論。
雖說好懂，但真正翻譯起來，卻問題很多，困難很大。其中突出的是，那些最常見也最重要的詞匯、概念、範疇，偏偏最不好譯，甚至不可能譯。例如，“君子”、“小人”、“仁”、“義”、“道”、“敬”、“莊”……等等等等，幾乎沒有一個現代詞匯能夠代替它們。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們在原文的不同字句裏具有相通卻並不相同的內容、含義、意義，不可能用同一個現代詞匯來通譯。
如何辦？左思右想，很少辦法。隻好：第一，在這個前言裏先說明一下這個一般情況，讓讀者有思想準備。第二，再作以下一些具體說明：
1.“君子”、“小人”一律不譯。理由：（1）這兩個名詞至今通用，大家熟悉，不必翻譯。（2）它們在不同章、句中，含義不一樣。“君子”、“小人”一般都作道德高下的標準，是一種價值區分，例如“小人”是貶義詞，至今如此。但在孔子時或孔子以前，卻不一定如此。《尚書·無逸》有“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這個“小人”就是種田的平民百姓，並不含道德不好的貶義。俞樾《群經平議》說：“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也。”可見，“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知識分子）和“大夫”（做了官的知識分子），“小人”則指平民百姓，即一般人的意思。《論語》有“硜硜然，小人哉”作為“士”的道德標準的一章。從而這兩個詞匯在當時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地位的中性事實描述。但《論語》一書常常對“士大夫”提出道德規範或要求，而以“君子”、“小人”相對稱，“君子”指有道德品格的人，“小人”指缺乏這些品德的人，於是這兩個詞匯也就具有價值含義。這種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的雙重含義，在《論語》中經常合在一起，混而不分。總的看來，價值含義的比重大得多，卻又不盡然。這就隻能看當時講話具體情景和具體問題、具體對象了。所以這兩詞不作通譯。
與此類似但不如此突出的，還有“士”等詞匯。它有時是作為事實講，有時作為價值（“士”的標準、規範）講。“士”一律譯作“知識分子”；“大夫”譯作“官員”、“官吏”，即“做了官的知識分子”。
2.下麵再就其他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詞匯說明如下：
a.最重要、最常見和最難譯的是“仁”、“仁者”。大多譯作“仁德”、“仁愛”、“仁心”、“有仁心（或仁德）的人”等。這是因為《今讀》一書強調心理情感本體，而“仁”在《論語》中也確有此層基本含義。朱熹便把“仁”釋為“愛之理，心之德也”。它本義與“愛”緊密相關，應無問題。
b.“禮”一般譯作“禮製”，因它主要指那一整套非成文的製度規範。
c.“義”一般譯作“正義”或“理義”、“合理”、“適當”、“義務”等。
d.“道”字含義極廣泛而模糊，一般根據上下文意，分別譯作“規則”、“規矩”、“途徑”、“真理”、“方向”、“事業”等等。“有道”譯作“政治清明”。
e.“天下”不譯，因為今天這詞仍活著，仍是現代漢語。
f.“文”譯作“禮儀”、“儀文”或“文采”等。
g.“敬”譯作“恭敬”、“敬畏”、“認真”等。
h.“x君”、“x公”一律譯作“x國君”。“邦”一般譯作“國家”，實際指的是當時的氏族—部族聯合體，所以“邦”、“家”常連在一起。國君之下的大夫世族則有時譯作“家族”，有時譯作“部族”，並無確定界限，如（魯）“三家”譯作“（魯國的）三大家族（或部族）”。
關於譯事，還有相關的幾點，也須說明一下：
1.“子曰”都譯作“孔子說”。孔子學生都統一用一個名稱，如“子貢”、“子路”、“冉有”、“顏回”，避免一人多名如“賜”、“由”、“顏淵”等。“曾子”、“有子”則仍沿襲原文，保留“子”的尊稱，以見《論語》多出於曾、有門人之手。孔子不用孔丘本名，因已約定俗成數千年，不必改動。“問仁”一律譯作“問如何是仁”；“問政”一律譯作“如何搞（辦）政治”。
2.盡量不在譯文增加原文沒有的字句。如不在譯文中加說明詞語，如“某國的”國君、大夫，“孔子的學生”等等。非常必要時，隻在“注”、“記”中指出。因為“譯”就是“譯”，不是“譯解”。盡管“譯”中有“解”，但盡量在譯文中不附加解說，以盡可能保存原文的本來麵目。又，《今讀》不重《論語》章句的特殊的曆史內容，雖然講話均有其具體的曆史背景、情境、條件、人事和對象，有些也許能考證明白，但大多數無法確定或講不清楚，過去大量的注疏、爭辯已說明這點。因此這些曆史性的解說和考證對本讀意義不大。本讀重視的恰好是超一時一地的長久價值，這才是真正我所要強調的曆史性（積澱性）。這是盡量不在譯中加解的原因，亦貫徹不增字解釋之古訓。
3.盡可能直譯，包括原語法構造也如此。這也是為了盡可能保持原文的風格和麵貌。但有時也有意識地采用了近幾十年來流行的詞匯，如“政策”、“幹部”、“反映情況”等等，這是為了盡量接近現代語言。
4.幾千年前的記錄，其中誤聽誤記，定有不少。加上斷簡殘編，因而文理不通、文意不明、文氣不貫等等，所在難免。本讀不揚高鑿深，以求甚解；不刻板闡釋，強作解人；仍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原則。我想，某些困難的地方，如將來地下有新的發現，當可迎刃而解。
《論語》篇章的各種對話並無一貫係統，甚至七零八碎，但讀畢全書，卻仍可有一相當完整的生動印象。在那裏，孔子是普通活人，有說有笑，有情有欲，也發脾氣，也幹蠢事，也有缺點錯誤，並不像後儒注疏中所塑造的那樣道貌岸然，一絲不苟，十全十美，毫無疵瑕。也並非《論語》或“子曰”每章每句都一定具有微言大義、深刻思想，如後人所解釋者。學生們也一樣是活人，各有不同氣質、個性、風貌、特長和缺點。這些在《論語》中相當具體而清晰，使人可以直接感受到。這個“聖哲”群體的形象特色似頗不同於包括《莊子》、《孟子》在內的經、子典籍，為以後典籍所少見。譯文想盡可能模擬，以重現這個形象世界，但大概是很難做到了，勉力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