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注家據說有兩千多。《論語》二十篇，我分為五百章。據說幾乎每章都有不同解說。現代人程樹德（1878—1944）的《論語集釋》是最晚出、參考各種注家最多（約六百餘家）而選擇采錄的綜合成果。本書的“注”多取自此書，其中何晏《論語集解》據《十三經注疏》本核訂。朱熹《論語集注》、劉寶楠《論語正義》、康有為《論語注》，則摘自原書的坊間版本。楊伯峻《論語譯注》也摘了好些，因為畢竟是現代人寫的，文字好懂。在各注疏論議中，朱熹的《集注》仍然簡明精銳，極有深度，是本書摘錄的重點。有的“注”是因為《今讀》的“譯”與許多譯本有很大不同，為說明並非杜撰或獨創而采錄；少量則恰好相反，是表明除了本“譯”的理解還有別的解釋而采錄。但所有這些，都隻有認為必要時才選錄，而非每章每句均如此。在浩如煙海的後代注疏中，《今讀》不過抄錄千萬分之一而已。抄錄過多，徒亂人意，反而糊塗。總之，“注”所采錄的標準，在於有助於了解原文，或有利於自己的論記。對那些名物考證、史實講疏、注家爭辯等等，都一概不錄。
各家注疏，大有異同，許多時候差異和對立很突出。《今讀》當然隻能斷以己意，加以取舍。任何翻譯、解釋、闡述，必有先見或成見，現代解釋學對此論之頗詳，《今讀》當然也不例外。但我自己也有一些可稱為“注”的東西，為不與人混淆，便都放在“記”裏。
孔子言行、思想當然遠不限於《論語》一書。從《春秋》、《左傳》、《禮記》、《大戴禮記》到諸子到《韓詩外傳》、《說苑》、《新序》，以及好些所謂“偽書”（其實許多並不“偽”，現代考古資料將日益證實這一點）中還可找到許多記錄和記載，包括《孔子集語》甚至《孔子家語》中所輯錄，其中常談政製，少講心性，雖真偽參半或偽多真少，但去偽存真，仍有許多可以引錄作為《論語》一書的補充、見證和說明、闡釋。這個工作似乎比在曆代注疏中去尋找，更有價值和意義。但隻能留待以後去做了。
這裏一個相關的問題，是《論語》到底在多大程度的忠實性和可靠性上記錄了、反映了孔子的言行，這也是極具爭論的問題。例如，主今文、重公羊的康有為就強調認為，由於《論語》一書多是曾子學派的弟子所輯錄，所以隻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個並非主要的方麵，這個主要的方麵，毋寧其他學派特別是子張學派傳承得更忠實一些（見本讀8.3章注）。在《論語》中，曾參的地位的確比除顏回外的其他許多人當然也比子張高許多；如曾參有尊稱（“子”），子張沒有，兩人整個形象也有這樣的差異。宋明理學家當然以曾參為孔門的嫡傳。葉適稍有非議（見《習學記言》），偏離正統，便被“現代的宋明理學家”（現代新儒家）牟宗三大加斥責。其實，康有為從現代政治眼光出發，著重“外王”，於是重子張問政等等，認為這才是孔子思想的重心，未必錯誤。牟宗三從道德心性出發，重“內聖”，恪守理學傳統，尊曾子，卻未必正確。遺憾的是，不管《論語》主要作為曾參學派的傳承，是否忠實記錄了、反映了孔子，但它畢竟存在至今兩千年了。因此，如崔述等人對第十五篇以下（除第十九篇記弟子言行認為當不誤外），以及前麵好些章、段，頗表懷疑（參閱《崔東壁遺書》）等等，也隻能如此處理，即今日求考證出哪些篇章、言行確乎屬於孔子，哪些不是，已極為困難甚至不大可能（也許將來地下發現可有幫助），重要的是，自漢代《張侯論》以來，《論語》和孔子就以這樣的麵貌流傳至今。《論語》本就生存在解釋學之中，隻是人們未曾自覺罷了。所以，重要的已不在它與孔子的真實關係究竟如何，或孔子的“真實”麵目究竟怎樣，而在孔子就以這種麵目在中國流傳、影響著。所以，即使將來地下有新發現，證明今本《論語》及孔子形象不是本來麵目，但也仍然不能奪去今本《論語》及孔子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已延續兩千多年的重要的“原型”地位。今本《論語》中的孔子就是現實的孔子，即落實在人們心目中的孔子，這是無可奈何的曆史事實。也正因為此，在闡釋評解中，就得注意如何盡可能彌補這一缺陷，使孔子的形象、思想基於《論語》，又不止於《論語》。
各家注疏，大有異同，許多時候差異和對立很突出。《今讀》當然隻能斷以己意，加以取舍。任何翻譯、解釋、闡述，必有先見或成見，現代解釋學對此論之頗詳，《今讀》當然也不例外。但我自己也有一些可稱為“注”的東西，為不與人混淆，便都放在“記”裏。
孔子言行、思想當然遠不限於《論語》一書。從《春秋》、《左傳》、《禮記》、《大戴禮記》到諸子到《韓詩外傳》、《說苑》、《新序》，以及好些所謂“偽書”（其實許多並不“偽”，現代考古資料將日益證實這一點）中還可找到許多記錄和記載，包括《孔子集語》甚至《孔子家語》中所輯錄，其中常談政製，少講心性，雖真偽參半或偽多真少，但去偽存真，仍有許多可以引錄作為《論語》一書的補充、見證和說明、闡釋。這個工作似乎比在曆代注疏中去尋找，更有價值和意義。但隻能留待以後去做了。
這裏一個相關的問題，是《論語》到底在多大程度的忠實性和可靠性上記錄了、反映了孔子的言行，這也是極具爭論的問題。例如，主今文、重公羊的康有為就強調認為，由於《論語》一書多是曾子學派的弟子所輯錄，所以隻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個並非主要的方麵，這個主要的方麵，毋寧其他學派特別是子張學派傳承得更忠實一些（見本讀8.3章注）。在《論語》中，曾參的地位的確比除顏回外的其他許多人當然也比子張高許多；如曾參有尊稱（“子”），子張沒有，兩人整個形象也有這樣的差異。宋明理學家當然以曾參為孔門的嫡傳。葉適稍有非議（見《習學記言》），偏離正統，便被“現代的宋明理學家”（現代新儒家）牟宗三大加斥責。其實，康有為從現代政治眼光出發，著重“外王”，於是重子張問政等等，認為這才是孔子思想的重心，未必錯誤。牟宗三從道德心性出發，重“內聖”，恪守理學傳統，尊曾子，卻未必正確。遺憾的是，不管《論語》主要作為曾參學派的傳承，是否忠實記錄了、反映了孔子，但它畢竟存在至今兩千年了。因此，如崔述等人對第十五篇以下（除第十九篇記弟子言行認為當不誤外），以及前麵好些章、段，頗表懷疑（參閱《崔東壁遺書》）等等，也隻能如此處理，即今日求考證出哪些篇章、言行確乎屬於孔子，哪些不是，已極為困難甚至不大可能（也許將來地下發現可有幫助），重要的是，自漢代《張侯論》以來，《論語》和孔子就以這樣的麵貌流傳至今。《論語》本就生存在解釋學之中，隻是人們未曾自覺罷了。所以，重要的已不在它與孔子的真實關係究竟如何，或孔子的“真實”麵目究竟怎樣，而在孔子就以這種麵目在中國流傳、影響著。所以，即使將來地下有新發現，證明今本《論語》及孔子形象不是本來麵目，但也仍然不能奪去今本《論語》及孔子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已延續兩千多年的重要的“原型”地位。今本《論語》中的孔子就是現實的孔子，即落實在人們心目中的孔子，這是無可奈何的曆史事實。也正因為此，在闡釋評解中，就得注意如何盡可能彌補這一缺陷，使孔子的形象、思想基於《論語》，又不止於《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