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可以看出，沈括是個全方位的奇才，但是正所謂人無完人，沈括也有著致命的弱點，正是這個致命的弱點使得沈括背負了千年的罵名。
在王安石變法初期，王安石舉薦沈括巡察兩浙農田水利。因為前任在兩浙處事不當引起爭議，宋神宗專門問王安石，沈括靠譜嗎？王安石打包票說，沈括本身是兩浙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後來，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在富國強兵的變法口號下，三司使是推動新政的重要職務之一。可見宋神宗和王安石對沈括的器重程度。
這段時期可以說沈括乃是新黨幹將！
王安石悄悄交代了沈括一個任務（這個曆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從沈括的性格等方麵可以推斷出，沈括不是一個會主動做這種事的人，後麵會分析），找舊黨的茬，尤其是被王安石喻為舊黨智囊的蘇東坡的茬。
此時的蘇東坡因為反對變法，已經被逐出了權力的中心，到地方上去了，而沈括在此期間作為督查被派到杭州檢查水利建設，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沈括的頭上。
我們先來說一下沈括這個人的性格，王安石曾評價說：“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沈）括謀之，括必嚐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奸矣。”又說：“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說皇帝如果要推行一項壞政策，沈括為了討好陛下，一定會不顧政策的好壞，堅決執行。所以陛下千萬不要跟沈括這種人謀國事啊！
從沈括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沈括這個人其實就是個典型的技術性人才，隻要上麵有令，哪怕心裏不願意，也會盡十二分的努力去完成，至於對錯，那是領導的事，我隻做好自己的本份。
其實我們的身邊有很多的這樣的人，在公司對領導敢怒不敢言，一旦領導交代了任務，又會以十分積極的態度去完成，十個技術男大概有八個是這樣的吧！
沈括接到了王安石的任務，到了杭州，見到蘇軾後，噓寒一番，回憶“當日在館閣之事”，臨走時他向蘇軾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舊友醇醪中的蘇軾，向來性情耿直，“為人全拋一顆心”，沒有多想，就把當時許多詩詞近作，包括後來被用來授人話柄的《山村五絕》、《吳中田婦歎》等均手書一份給沈括。其中就有引發文字獄大案的《王複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
回到京城後，沈括就把蘇軾的詩籍整理出來，斷章取義，添油加醋，再呈給皇上。內容廣到整理、注釋蘇軾一百多首詩詞，例如蘇軾《詠檜》中歌詠檜樹道：“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沈括注釋道：“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
這就是沈括被後人詬病的“告密事件”！
王安石大概也沒有想到沈括居然會以這樣的方式來找茬，要知道在趙宋，那是不以言獲罪的，官員敢當麵與皇帝爭執，甚至因為皇帝的獨斷專行，要求辭官，更有甚者連死都不怕，直接在朝堂上與皇帝叫板！最著名的俞古痛罵宋光宗荒淫無度和宋理宗被大臣比作商紂王。
光宗自繼位以來，“宴遊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私生活不檢點。
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學生，因見天有異象，便上書皇帝，以非常嚴厲的語氣斥罵宋光宗荒淫，造成天出異象。光宗震怒，下了一道聖旨，要將他抓起來流放方州郡，由地方官吏管束。
但群臣堅決不同意，稱“言事無罪”，俞古上奏的是朝廷之事。光宗隻好將對俞古的處罰改為“送秀州聽讀”，即送到秀州的學校，在官方監護下繼續讀書。
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對理宗說：“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就差直接說宋理宗是商紂、周幽那樣的荒淫之君、亡國之君了。
沈括大概也是想以這樣荒唐的舉動來向新黨表明，你們安排的任務我做了，至於皇帝怎麽看，那就是皇帝的事了。
在不以言獲罪的趙宋，宋神宗看完詩稿後根本不為所動，覺得這不過就是尋常的詩歌而已，哪有沈括所說的誹謗和批評啊！
蘇東坡也沒放在心上，甚至還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禦覽了。
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五年之後，王安石罷相，新黨後繼無人，這件事又被新黨重新挖了出來，效仿沈括，把蘇軾的《杭州紀事詩》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蘇軾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認定蘇軾是在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簡直一塌糊塗。蘇軾說：“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很明顯，這是他在諷刺禁止人民賣鹽。最終，這些人認定，蘇軾不僅與政策對著幹，而且譏諷皇上，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
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也是較早的文字獄，這在不以言獲罪的趙宋實屬罕見，也由此可見新舊兩黨的黨爭到了何種慘烈的地步，要知道以言獲罪是把雙刃劍，你在對付別人的時候，別人也能用同樣的理由對付你，若是有可能，大概新黨也不願意打開這潘多拉的魔盒吧！
如果說就是這樣，沈括也算是為新黨立過功的，現在新黨得勢，梁師成又怎麽敢報複沈括？難道就不怕新黨隨之而來的報複嗎？
在王安石變法初期，王安石舉薦沈括巡察兩浙農田水利。因為前任在兩浙處事不當引起爭議，宋神宗專門問王安石，沈括靠譜嗎？王安石打包票說，沈括本身是兩浙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後來，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在富國強兵的變法口號下，三司使是推動新政的重要職務之一。可見宋神宗和王安石對沈括的器重程度。
這段時期可以說沈括乃是新黨幹將！
王安石悄悄交代了沈括一個任務（這個曆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從沈括的性格等方麵可以推斷出，沈括不是一個會主動做這種事的人，後麵會分析），找舊黨的茬，尤其是被王安石喻為舊黨智囊的蘇東坡的茬。
此時的蘇東坡因為反對變法，已經被逐出了權力的中心，到地方上去了，而沈括在此期間作為督查被派到杭州檢查水利建設，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沈括的頭上。
我們先來說一下沈括這個人的性格，王安石曾評價說：“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沈）括謀之，括必嚐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奸矣。”又說：“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說皇帝如果要推行一項壞政策，沈括為了討好陛下，一定會不顧政策的好壞，堅決執行。所以陛下千萬不要跟沈括這種人謀國事啊！
從沈括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沈括這個人其實就是個典型的技術性人才，隻要上麵有令，哪怕心裏不願意，也會盡十二分的努力去完成，至於對錯，那是領導的事，我隻做好自己的本份。
其實我們的身邊有很多的這樣的人，在公司對領導敢怒不敢言，一旦領導交代了任務，又會以十分積極的態度去完成，十個技術男大概有八個是這樣的吧！
沈括接到了王安石的任務，到了杭州，見到蘇軾後，噓寒一番，回憶“當日在館閣之事”，臨走時他向蘇軾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舊友醇醪中的蘇軾，向來性情耿直，“為人全拋一顆心”，沒有多想，就把當時許多詩詞近作，包括後來被用來授人話柄的《山村五絕》、《吳中田婦歎》等均手書一份給沈括。其中就有引發文字獄大案的《王複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
回到京城後，沈括就把蘇軾的詩籍整理出來，斷章取義，添油加醋，再呈給皇上。內容廣到整理、注釋蘇軾一百多首詩詞，例如蘇軾《詠檜》中歌詠檜樹道：“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沈括注釋道：“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
這就是沈括被後人詬病的“告密事件”！
王安石大概也沒有想到沈括居然會以這樣的方式來找茬，要知道在趙宋，那是不以言獲罪的，官員敢當麵與皇帝爭執，甚至因為皇帝的獨斷專行，要求辭官，更有甚者連死都不怕，直接在朝堂上與皇帝叫板！最著名的俞古痛罵宋光宗荒淫無度和宋理宗被大臣比作商紂王。
光宗自繼位以來，“宴遊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私生活不檢點。
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學生，因見天有異象，便上書皇帝，以非常嚴厲的語氣斥罵宋光宗荒淫，造成天出異象。光宗震怒，下了一道聖旨，要將他抓起來流放方州郡，由地方官吏管束。
但群臣堅決不同意，稱“言事無罪”，俞古上奏的是朝廷之事。光宗隻好將對俞古的處罰改為“送秀州聽讀”，即送到秀州的學校，在官方監護下繼續讀書。
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對理宗說：“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就差直接說宋理宗是商紂、周幽那樣的荒淫之君、亡國之君了。
沈括大概也是想以這樣荒唐的舉動來向新黨表明，你們安排的任務我做了，至於皇帝怎麽看，那就是皇帝的事了。
在不以言獲罪的趙宋，宋神宗看完詩稿後根本不為所動，覺得這不過就是尋常的詩歌而已，哪有沈括所說的誹謗和批評啊！
蘇東坡也沒放在心上，甚至還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禦覽了。
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五年之後，王安石罷相，新黨後繼無人，這件事又被新黨重新挖了出來，效仿沈括，把蘇軾的《杭州紀事詩》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蘇軾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認定蘇軾是在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簡直一塌糊塗。蘇軾說：“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很明顯，這是他在諷刺禁止人民賣鹽。最終，這些人認定，蘇軾不僅與政策對著幹，而且譏諷皇上，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
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也是較早的文字獄，這在不以言獲罪的趙宋實屬罕見，也由此可見新舊兩黨的黨爭到了何種慘烈的地步，要知道以言獲罪是把雙刃劍，你在對付別人的時候，別人也能用同樣的理由對付你，若是有可能，大概新黨也不願意打開這潘多拉的魔盒吧！
如果說就是這樣，沈括也算是為新黨立過功的，現在新黨得勢，梁師成又怎麽敢報複沈括？難道就不怕新黨隨之而來的報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