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隻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隻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裏麵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裏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麵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子產像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隻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曆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隻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遊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隻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裏。——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12]這些都是遊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裏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裏說“大辯不言”[14]，“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15]。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遊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講學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隻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製。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製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製。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裏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管子》書影
還有一種“寓言”，藉著神話或曆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曆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遊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製，但還隻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係統的書[16]。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過越多，流傳也越過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采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17]。但是齊語隻在《春秋公羊傳》裏留下一些，楚語隻在屈原的“辭”裏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國語》書影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裏《春秋左氏傳》是一座裏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裏麵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麵以《尚書》為範本，一麵讓當時記言體的、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裏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裏。那時遊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係統，而且“斷如複斷”，也不成一部“書”。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書影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製。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幹，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隻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19]，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20]，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裏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製。
宋本《文選》書影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裏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隻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裏。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為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21]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裏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為“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了。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書影（鳩摩羅什譯）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群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作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為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麵曲從華語，一麵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22]；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裏。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麵增擴了國語的詞匯，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詞匯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裏還用著的“因果”、“懺悔”、“刹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裏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麵，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23]。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學[24]，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隻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隻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藉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群經“義疏”，一麵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麵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為“義疏”之學。
郭象注本《莊子》書影
漢、晉人作群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確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隻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缽，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隻以疏明注義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注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裏變化出來的。 韓愈像 《韓昌黎集》書影
不過佛典隻是佛典，義疏隻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隻用來稱“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豔”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截說的意思。“豔”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複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尚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教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教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眾，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作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稱為韓吏部。他很稱讚陳子昂、元結複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為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作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26]。他實在是以文辭為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27]。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了什麽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柳宗元像 曾鞏像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裏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的複古，而以變古為複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28]，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29]；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30]“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采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的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裏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裏。
三蘇像（蘇洵、蘇軾、蘇轍）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裏，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為師，“摧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著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修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翱，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麵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子產像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隻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曆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隻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遊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隻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裏。——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12]這些都是遊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裏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裏說“大辯不言”[14]，“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15]。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遊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講學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隻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製。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製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製。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裏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管子》書影
還有一種“寓言”，藉著神話或曆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曆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遊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製，但還隻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係統的書[16]。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過越多，流傳也越過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采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17]。但是齊語隻在《春秋公羊傳》裏留下一些，楚語隻在屈原的“辭”裏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國語》書影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裏《春秋左氏傳》是一座裏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裏麵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麵以《尚書》為範本，一麵讓當時記言體的、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裏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裏。那時遊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係統，而且“斷如複斷”，也不成一部“書”。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書影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製。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幹，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隻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19]，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20]，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裏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製。
宋本《文選》書影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裏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隻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裏。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為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21]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裏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為“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了。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書影（鳩摩羅什譯）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群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作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為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麵曲從華語，一麵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22]；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裏。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麵增擴了國語的詞匯，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詞匯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裏還用著的“因果”、“懺悔”、“刹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裏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麵，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23]。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學[24]，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隻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隻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藉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群經“義疏”，一麵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麵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為“義疏”之學。
郭象注本《莊子》書影
漢、晉人作群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確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隻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缽，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隻以疏明注義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注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裏變化出來的。 韓愈像 《韓昌黎集》書影
不過佛典隻是佛典，義疏隻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隻用來稱“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豔”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截說的意思。“豔”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複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尚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教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教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眾，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作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稱為韓吏部。他很稱讚陳子昂、元結複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為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作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26]。他實在是以文辭為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27]。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了什麽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柳宗元像 曾鞏像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裏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的複古，而以變古為複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28]，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29]；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30]“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采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的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裏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裏。
三蘇像（蘇洵、蘇軾、蘇轍）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裏，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為師，“摧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著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修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翱，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