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h2>
原文
（1）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2）彼其初與萬物俱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裏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裏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3）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曆於宣王，挾中興複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餘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4）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製失也。
（5）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製，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製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6）唐興，製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7）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餘又非之：
（8）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製，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9）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之製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製，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製。秦事然也。
（10）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製其守宰不製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11）今國家盡製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製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12）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於諸侯哉？
（13）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製，固不當複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製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裏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讚》裏——那“讚”裏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製，所以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但實際的政製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2）（14）。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裏。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裏。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製的曆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麵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11），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10），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製，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製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製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6）。“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1）。那麽，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隻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1）。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2）。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係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裏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裏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製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製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13）。“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夫湯、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13）。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麽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製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製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製，固不當複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製“主祚常永”，郡縣製“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隻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製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製，“垂二百祀，大業彌固”（12）。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這也是《五等論》裏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裏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誌；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誌。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麵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方麵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隻簡單的駁了過去；隻對於這一難，卻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製”，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裏比較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製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3）。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8）。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14）。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3），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10）。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2）。雖然在我們看，這隻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麽，封建製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麽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製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麵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製和封建製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製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製呢？他隻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並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隻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製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麵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14）。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隻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曆代政製的得失，隻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製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裏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製的全副麵目。這是封建製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製的反麵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製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製並用；郡縣製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製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製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隻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嚐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麵，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嚐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製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讚》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複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複”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並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雖然不同，而“製”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複”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製”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製失”（4），“徇周之製”，“秦製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這裏周製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製之得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漢代兼用兩製，“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製失”。唐用秦製，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兵原也可以息爭，卻隻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征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製，不在於政”（8），“失在於政，不在於製”（9），“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10）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製，不在於政”。秦製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製”，由此可見。至於唐“盡製郡邑，連置守宰”（11），“製”是已然“得”了，隻要“善製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征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郡縣製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製的弊病，郡縣製本身並無弊病。封建製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製的代表，漢是“政”因於“製”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跡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製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原文
（1）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2）彼其初與萬物俱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裏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裏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3）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曆於宣王，挾中興複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餘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4）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製失也。
（5）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製，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製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6）唐興，製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7）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餘又非之：
（8）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製，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9）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之製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製，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製。秦事然也。
（10）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製其守宰不製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11）今國家盡製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製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12）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於諸侯哉？
（13）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製，固不當複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製，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製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裏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讚》裏——那“讚”裏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製，所以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但實際的政製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2）（14）。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裏。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裏。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製的曆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麵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11），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10），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製，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製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製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6）。“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1）。那麽，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隻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1）。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2）。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係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裏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裏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製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製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13）。“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夫湯、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13）。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麽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製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製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製，固不當複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製“主祚常永”，郡縣製“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隻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製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製，“垂二百祀，大業彌固”（12）。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這也是《五等論》裏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裏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誌；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誌。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麵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方麵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隻簡單的駁了過去；隻對於這一難，卻曆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製”，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裏比較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製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3）。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8）。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14）。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3），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10）。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2）。雖然在我們看，這隻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麽，封建製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麽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製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麵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製和封建製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製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製呢？他隻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並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隻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製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麵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14）。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隻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曆代政製的得失，隻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製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裏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製的全副麵目。這是封建製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製的反麵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製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製並用；郡縣製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製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製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隻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嚐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麵，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嚐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製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讚》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複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複”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並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雖然不同，而“製”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複”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製”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製失”（4），“徇周之製”，“秦製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這裏周製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製之得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漢代兼用兩製，“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製失”。唐用秦製，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兵原也可以息爭，卻隻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征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製，不在於政”（8），“失在於政，不在於製”（9），“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10）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製，不在於政”。秦製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製”，由此可見。至於唐“盡製郡邑，連置守宰”（11），“製”是已然“得”了，隻要“善製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征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郡縣製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製的弊病，郡縣製本身並無弊病。封建製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製的代表，漢是“政”因於“製”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跡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製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