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智之可以動而為動；道之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
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趨其新，背其利用而詭於實，浮明之言興而鑿智之動起。
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為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
《書》雲“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為之釋曰“君以無逸為所”。
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誥“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惝怳，可以為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為獨得，古之人則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詁，後之人遂將信為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
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為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鑿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
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為“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
乃以俟用者為“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為“能”，則必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
乃釋氏以有為幻，以無為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為“所”，以立其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為“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為“所”，豈非釋氏之言乎？
《書》之雲“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
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為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為遍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
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思也，所謂“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己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弘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弘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
今曰“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為“所”。
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碞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聞，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
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凝之為區宇，而守之為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即“界”、“萬法惟識”而“識”即“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
夫粟所以飽，帛所以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為之“所”也？
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齊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碞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
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發，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為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為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
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為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為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為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為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
故朱子不以無逸為“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為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
知心之體，而可為“所”不可為“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佞人之佞，異端之異，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
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逆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山。敬其可有常“所”乎？
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鹹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勤；鹹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成“能”，無定“所”也。
非然者，衡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師參訪者，皆無逸也。
惟立以為“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為“所”乎？
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
“能”不在外，故為仁由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
漢孔氏曰：“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泛濫以淫泆於人心，呂、蔡明拒之而不覺為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
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智之可以動而為動；道之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
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趨其新，背其利用而詭於實，浮明之言興而鑿智之動起。
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為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
《書》雲“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為之釋曰“君以無逸為所”。
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誥“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惝怳，可以為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為獨得，古之人則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詁，後之人遂將信為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
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為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鑿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
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為“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
乃以俟用者為“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為“能”，則必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
乃釋氏以有為幻，以無為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為“所”，以立其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為“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為“所”，豈非釋氏之言乎？
《書》之雲“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
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為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為遍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
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思也，所謂“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即己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弘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弘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
今曰“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為“所”。
吾心之能作者為“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碞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聞，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
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凝之為區宇，而守之為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即“界”、“萬法惟識”而“識”即“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
夫粟所以飽，帛所以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為之“所”也？
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齊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碞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
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發，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為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為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
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為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為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為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為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
故朱子不以無逸為“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為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
知心之體，而可為“所”不可為“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佞人之佞，異端之異，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
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逆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山。敬其可有常“所”乎？
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鹹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勤；鹹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成“能”，無定“所”也。
非然者，衡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師參訪者，皆無逸也。
惟立以為“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為“所”乎？
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
“能”不在外，故為仁由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
漢孔氏曰：“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泛濫以淫泆於人心，呂、蔡明拒之而不覺為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