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弘誌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弑少年之天子邪？
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
路隋以學士而為逆賊草製，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
孫明複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在官之辟者也。
然則憲、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所可逭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弘、張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為。而李絳、裴度、忠貞為眾望所歸，亦何麵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
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群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圈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一攄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髠鉗、張儉亡命之禍。
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
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誌之人。
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誌。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弑，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弘誌哉？
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後其內賊也；匪徒郭後，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屍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後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
功隳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附之士，鹹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後，肆大赦，以揜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匯、拒絕異己之情。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為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
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誌，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以不與為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雲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
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閑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托也。
二
朋dang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恒勢，欲為伸其是、詘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dang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
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猶之異矣。
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為嫌，而力薦德裕人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為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
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為貞邪不決矣。
白居易故為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為膠漆之交，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閔以複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眥，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
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眉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向背乖，貿貿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祐哉？
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屍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噂遝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奄黨之禍未除，而特引阮大铖以傾眾正者，溫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
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陷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讚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苟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三
文宗恥為弑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為相，謀之不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以致廿露之變。
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繇宦豎以進，傾危顯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
於其時，非無勳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僨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托匪人，夫亦有故存焉。
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為四朝之元老，而陳弘誌之弑，杜口色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腐為奧援者，又勿論也。
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閑，則不能複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
而宋申錫以輕狷不審去就之庶尹，為兩黨所不推，舒元輿、王涯、賈，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為爪牙者耳。
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為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
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四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詘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為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獎處錞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彊弱異勢，戰守異宜，利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
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為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夷狄既踰防而為中夏之禍矣，殄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掩之而不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冠裳也，則太王當終北而於熏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為君子矣。
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恒，馭之有製，終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況乎吐蕃者，為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為。”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鹹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遊辭，同為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複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複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
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浸衰浸微，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鹹陽僑、深人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顏，取悉恒謀獻之，使礫於境上，以寒向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無唐，而鏃刃之下豈複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麵萬裏，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穀，地險而腴，據為孤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
其南則南詔方與為難，而碉門、黎、雅之閑，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製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製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
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為誠信，將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
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溫公抑遽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弘誌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弑少年之天子邪？
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
路隋以學士而為逆賊草製，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
孫明複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在官之辟者也。
然則憲、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所可逭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弘、張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為。而李絳、裴度、忠貞為眾望所歸，亦何麵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
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群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圈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一攄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髠鉗、張儉亡命之禍。
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
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誌之人。
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誌。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弑，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弘誌哉？
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後其內賊也；匪徒郭後，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屍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後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
功隳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附之士，鹹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後，肆大赦，以揜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匯、拒絕異己之情。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為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
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誌，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以不與為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雲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
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閑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托也。
二
朋dang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恒勢，欲為伸其是、詘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dang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
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猶之異矣。
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為嫌，而力薦德裕人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為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
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為貞邪不決矣。
白居易故為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為膠漆之交，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閔以複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眥，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
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眉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向背乖，貿貿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祐哉？
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屍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噂遝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奄黨之禍未除，而特引阮大铖以傾眾正者，溫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
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陷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讚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苟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三
文宗恥為弑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為相，謀之不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以致廿露之變。
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繇宦豎以進，傾危顯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
於其時，非無勳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僨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托匪人，夫亦有故存焉。
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為四朝之元老，而陳弘誌之弑，杜口色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腐為奧援者，又勿論也。
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閑，則不能複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
而宋申錫以輕狷不審去就之庶尹，為兩黨所不推，舒元輿、王涯、賈，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為爪牙者耳。
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為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
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四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詘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為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獎處錞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彊弱異勢，戰守異宜，利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
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為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夷狄既踰防而為中夏之禍矣，殄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掩之而不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冠裳也，則太王當終北而於熏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為君子矣。
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恒，馭之有製，終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況乎吐蕃者，為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為。”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鹹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遊辭，同為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複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複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
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浸衰浸微，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鹹陽僑、深人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顏，取悉恒謀獻之，使礫於境上，以寒向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無唐，而鏃刃之下豈複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麵萬裏，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穀，地險而腴，據為孤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
其南則南詔方與為難，而碉門、黎、雅之閑，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製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製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
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為誠信，將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
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溫公抑遽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