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定形象代言人之後，對於《孟子》的注解，袁樹著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貫穿始終。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內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獎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論證一個道理的正確與否，不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個反麵教材。
那麽這個反麵教材是誰呢？
現成的。
梁惠王。
孟子對虞舜是真愛，對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從頭批判到腳，一點情麵都不留，所以袁樹感覺孟子對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見，梁惠王和孟子之間一定有很多的爭論和不愉快的經曆，使得孟子久久記恨於梁惠王。
孟子全篇對梁惠王的評價很低，與梁惠王的談話中，處處著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輕義之舉。
而在袁樹看來這多少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
人家國君擔心秦國、楚國和齊國的三重壓迫，你卻隻說魏國本身而不提其餘三國，搞得和魏國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錯一樣，這種受害者有錯論放在當時實在是不合時宜。
所以在注解關於梁惠王的篇章時，袁樹就不得不進行大規模魔改，將孟子的意思從單純吹捧仁義魔改為希望梁惠王執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說隻要實行仁政，百姓安居樂業，那麽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贏秦國和楚國的強兵。
袁樹對此注解為孟子是在打比方，著重講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貫徹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會保衛自己的財產，這個時候秦國和楚國派兵來進攻，百姓和國君就站在了統一戰線上，百姓自然會奮起抗擊秦、楚。
以此為突破點，將孟子一大通仁義道理的宣揚全部魔改為對致良知的宣揚，對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隻是聽卻並不行動起來這一點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敗在於他隻是知道良知，卻不去做。
不做，等於不知。
不知，自然什麽都辦不到。
最後當然會失敗。
袁樹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對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維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順應孟子批判梁惠王、褒獎虞舜的基調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摻了進去。
由此實現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對知而不行的全麵勝利。
這是一方麵的。
另一方麵，對於孟子的一些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袁樹也不會刻意曲解。
好東西那就留下來，原原本本老老實實的注解，講究盛世仁政之道，告誡君主不能肆意妄為，否則必將遭遇災禍。
比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一段，袁樹就進行了本源的注解——
【孟子言諸侯三寶乃國土、國民和政務，非金銀珠玉，若以金銀珠玉為寶，必反噬其身，諸侯如此，天子亦然，天子若以金銀珠玉為寶，不施仁政，必遭災禍。】
這一類單純講究君主應該簡樸度日、勤政愛民的絕對政治正確的篇章，袁樹就順應本意進行注解，最多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對於這一次的注解行動，袁樹更加注重另一件事。
就是使用標點符號對全文進行標識。
逗號句號驚歎號在什麽地方使用，他都進行了標識。
在注解之中，他首先進行了標點符號的解釋，表示他覺得古人文章因為句讀斷句難度太大而多有爭議，所以他想要讓這些爭議停止，遂創立各種標點符號用於斷句，取代句讀，讓士子讀書更加簡單。
《孟子》全文三萬多字，字數不算多，從“致良知”的政治角度出發進行注解，所需要的時間也不是很多，加上袁樹有句讀的功底和標點符號的認知，注解起來難度不大。
不過當他把自己已經注解過的一部分文章拿給馬融看的時候，卻得到了馬融的告誡。
馬融認為袁樹注解《孟子》不是大事，但是他使用的標點符號之類的操作卻有可能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從而給袁樹帶去一定的威脅。
“十四家法各門各派，都有自己的門派見解，我觀此符號可廣泛運用於書本，如若這般，恐怕有心之人會對你有所攻訐，你要小心啊。”
對於馬融的告誡，袁樹表示自己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他確實不怕。
因為雒陽出事了。
延熹九年夏六月，後世史稱的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第一次黨錮之禍的起因是漢桓帝因為春季饑荒事件受到了衝擊，整個饑荒死人太多，民怨沸騰，為了對民間有個象征性交代，便準備大赦天下。
皇帝準備大赦天下，身邊的親隨宦官們肯定是最早知道的。
知道之後，就有一些宦官心思不正，私下裏指示自己的族人、白手套抓緊時間做點壞事，殺人越貨積累財富，等大赦令頒布，就能無傷過關，獲取好處。
這也是一種發財的方式，主打的就是一個信息差。
這波事件中，有一個宦官的黨羽叫做張成，他從宦官處得到消息之後，就讓自己的兒子蓄意殺死了跟自己有仇的人，然後底氣十足的放任兒子入獄，等待大赦，再迎接回自己的好兒子。
結果這件事情被河南尹李膺知道了。
李膺是朝堂老臣了，素來和宦官勢力不睦，此前就和宦官多次鬥法，雙方打得有來有回，這件事情發生後，李膺很快得知了張成父子背後的靠山和這件事情的始末，大為惱火。
可就在他準備動手之前，桓帝的大赦天下令頒布了。
眼看著張成父子就要逍遙法外，李膺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頂著大赦令堅決處死了張成的兒子。
與此同時，在地方郡縣做出這般事情的士人官員也數量不少。
之前地方郡縣多有宦官子弟、白手套違法亂紀，或者殺人越貨，或者奪人產業，都做得很囂張，結果大赦令一下，全都無罪釋放了。
這能忍？
這些士人官員也就和李膺一樣，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頂著大赦令，把和宦官關係近的一些犯法者處死了很多，還沒收了他們的家產，來了一次激情對攻，把不少宦官的家底子都給打沒了。
不少宮廷宦官的本家，或者是在外地購置的土地、積累的財富被一波流全部帶走，半輩子的積蓄就這麽沒了。
那可是未來的養老錢啊！
宦官們能忍？
他們立刻向桓帝報告這件事情，向桓帝哭訴，又讓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算是對士人徹底宣戰。
桓帝也不是傻子，從這件事情裏他也看出了宦官們的不良心思，但是他更加注重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士人官員的集體抗命。
他頒布聖旨，要天下遵守執行，這是正當程序。
而那些士人官員違背大赦令執意殺人，那是光明正大的違抗聖旨、違背政治規則，公開打桓帝的臉。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宦官和士人之間的矛盾，而是皇帝和臣子之間的矛盾，但凡是個有點火氣的皇帝，都受不了自己的權力被挑戰。
今天違背大赦令，明天是不是就要造反推翻朕這個皇帝？
桓帝為此大怒，采納了宦官們的建議，著手對士人進行全麵打擊。
宦官縱使有千般錯誤，但是有一點特別重要——他們聽話！
第一次黨錮之禍就此爆發。
太仆卿杜密、禦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很多地方郡國職官也被通緝，大量士人官員被捉拿歸案要嚴懲。
這些人被統一稱作黨人。
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之後，大量中央、地方官員受到打擊，朝內朝外一片混亂，宦官和士人之間的對攻打得不亦樂乎，整個雒陽亂成了晉西北，天下人的眼睛都盯著雒陽。
這種情況下，還有誰會在意一個小小的袁樹和他那小小的一心會？
鑽了這個空子，袁樹就有時間整頓一心會、完善一心會的規則、審理一心會的會員資格，並且注解《孟子》。
而就在這段時間，隨著袁樹名望的增強，隨著一心會組織逐漸擴大，隨著助農行動的進一步開展，袁樹的風頭也是越來越大，不可避免的招致一些心胸狹隘的人的嫉妒。
這些人便打著學術討論、交流的旗號，要來和袁樹進行學術交流。
說白了，就是要辯經，然後踩著袁樹往上爬。
而且因為袁樹神童的身份坐實，人們也普遍不在意他的年齡了，也不管顏麵了，一些三四十歲小有名氣的學者也開始上戰場和袁樹辯經了。
他們一個接一個來拜訪，一個接一個不懷好意想要踩著袁樹往上爬，但是都沒有什麽好結果。
他們普遍還是輕敵，還是不由自主的認為袁樹是個小孩子，所以威脅沒那麽大，所以一旦被袁樹犀利反擊，很容易心態失衡，然後失敗。
這幫人大多數都沒有給袁樹帶來什麽真正的威脅，隻有一次辯論給袁樹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不僅是因為與他辯論的那個人有點意思，還因為辯論的內容很是敏感。
那個辯論對象，叫做賈詡，表字文和，涼州武威郡人，二十歲，才被舉為孝廉不久，正要去雒陽擔任郎官。
他途徑右扶風，聽說了神童袁樹的事跡，很感興趣，於是來到茂陵縣聽袁樹講學。
聽了幾日、旁觀了袁樹和其他人的幾次辯論之後，他便主動登門拜訪袁樹，表示想要和袁樹辯論一下看看。
袁樹看著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未來毒士賈詡，很感興趣，於是應下了他的挑戰。
結果未曾想這家夥一上來就拿讖緯這種敏感的話題和袁樹辯論。
而且他還是站在左氏春秋的立場上，引賈逵的言論，表示賈逵引讖緯之說解經，抓住了左氏春秋裏的優勢，確立堯為火德，劉氏為堯後，自然也是承繼火德，由此得到了皇帝的欣賞。
“久聞袁君不讀讖，不喜讖緯，然若無讖緯，堯不為火德，漢不得為赤，高祖不得為赤帝子，漢因何而立？不知袁君有何看法？”
年輕的賈詡眯著眼睛，細長的眼眸裏透露出點點精光，有精明，有算計，還有一絲狠辣與果決。
當時在一旁圍觀的盧植、趙俊、魏甲等人都暗道不好，覺得賈詡這家夥很不地道，這一論題實在是切中了要害，不管袁樹怎麽說，都討不到好。
袁樹當時也覺得這場辯論很是棘手。
主要這種事情涉及到一些曆史遺留問題，關乎到漢帝國立國統治合法性的問題，稍有不慎，就是一頂政治不正確的大帽子扣上來，若是有心之人硬要作祟，還是夠袁樹喝一壺的。
當初劉邦起兵反秦，自號赤帝子，斬黑帝子——一條白蛇，以此為起兵象征，聚攏人心，所以漢帝國剛剛立國的時候，確立漢帝國為火德，漢帝國的官員們所穿的官服都是紅色為主。
但是後麵朝中相關的官員依照當時盛行的五行相克之說論證，秦為水德，土克水，漢代秦而立，應該是土德才對。
而且漢如果是火德，那劉邦就不該是赤帝子，而是赤帝本尊，既然是赤帝子，那就是赤帝所生的東西。
火生土——所以漢帝國應該是土德。
於是漢帝國的官員們又更換官服，從紅彤彤一片變成了黃澄澄一片。
到了西漢末年，推出古文經學的劉向、劉歆父子閃亮登場，兩父子從根本上推翻了五行相克說，改用更加溫和的五行相生之說，得到了漢帝國的官方承認。
打打殺殺多不好？
還是互相謙讓來得實在！
從此，五行相生說正式確立。
曆朝曆代之所以有更替，是因為王朝的天命到了時候，所以就要傳承給下一個王朝繼續天命，所以王朝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相征討、殺戮，而是正常的天命承繼。
兩父子重新推導了曆朝曆代的德行，從上古三皇五帝推導到了漢帝國，最終確立了漢帝國還是火德。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其中，他們直接把秦朝給忽略掉了。
為了政治正確，連秦朝是一個統一朝代都給否認掉了，不承認秦朝的天命。
但是這一說法其實還是有些問題，強行省略掉秦朝，怎麽看怎麽有些牽強附會。
所以到了漢章帝的時候，學者賈逵為了推動古文經學取代今文經學，引讖緯之說幫助左氏春秋解經，拿出左氏春秋裏的記載，論證劉氏是堯的後人，承繼堯的火德，進一步穩固了漢帝國是火德的說法。
這一說法得到了漢章帝的稱讚，於是古文經學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公羊春秋成就了今文經學，左氏春秋成就了古文經學。
也因此，古文經學本身就和讖緯之說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關係，你要談論古文經學，談論左氏春秋，基本上無法回避讖緯之說。
至少在東漢一朝回避不了。
而袁樹幾度公開表示他不讀讖，雖然這和他出身閥閱高門的身份有點聯係，但是問題在於你是在古文經學關西大本營學習古文經學，你居然不讀讖，甚至還要否認讖緯在政治、學術中的地位。
你這是在幹什麽？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內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獎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論證一個道理的正確與否，不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個反麵教材。
那麽這個反麵教材是誰呢？
現成的。
梁惠王。
孟子對虞舜是真愛，對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從頭批判到腳，一點情麵都不留，所以袁樹感覺孟子對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見，梁惠王和孟子之間一定有很多的爭論和不愉快的經曆，使得孟子久久記恨於梁惠王。
孟子全篇對梁惠王的評價很低，與梁惠王的談話中，處處著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輕義之舉。
而在袁樹看來這多少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
人家國君擔心秦國、楚國和齊國的三重壓迫，你卻隻說魏國本身而不提其餘三國，搞得和魏國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錯一樣，這種受害者有錯論放在當時實在是不合時宜。
所以在注解關於梁惠王的篇章時，袁樹就不得不進行大規模魔改，將孟子的意思從單純吹捧仁義魔改為希望梁惠王執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說隻要實行仁政，百姓安居樂業，那麽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贏秦國和楚國的強兵。
袁樹對此注解為孟子是在打比方，著重講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貫徹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會保衛自己的財產，這個時候秦國和楚國派兵來進攻，百姓和國君就站在了統一戰線上，百姓自然會奮起抗擊秦、楚。
以此為突破點，將孟子一大通仁義道理的宣揚全部魔改為對致良知的宣揚，對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隻是聽卻並不行動起來這一點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敗在於他隻是知道良知，卻不去做。
不做，等於不知。
不知，自然什麽都辦不到。
最後當然會失敗。
袁樹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對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維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順應孟子批判梁惠王、褒獎虞舜的基調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摻了進去。
由此實現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對知而不行的全麵勝利。
這是一方麵的。
另一方麵，對於孟子的一些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袁樹也不會刻意曲解。
好東西那就留下來，原原本本老老實實的注解，講究盛世仁政之道，告誡君主不能肆意妄為，否則必將遭遇災禍。
比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一段，袁樹就進行了本源的注解——
【孟子言諸侯三寶乃國土、國民和政務，非金銀珠玉，若以金銀珠玉為寶，必反噬其身，諸侯如此，天子亦然，天子若以金銀珠玉為寶，不施仁政，必遭災禍。】
這一類單純講究君主應該簡樸度日、勤政愛民的絕對政治正確的篇章，袁樹就順應本意進行注解，最多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對於這一次的注解行動，袁樹更加注重另一件事。
就是使用標點符號對全文進行標識。
逗號句號驚歎號在什麽地方使用，他都進行了標識。
在注解之中，他首先進行了標點符號的解釋，表示他覺得古人文章因為句讀斷句難度太大而多有爭議，所以他想要讓這些爭議停止，遂創立各種標點符號用於斷句，取代句讀，讓士子讀書更加簡單。
《孟子》全文三萬多字，字數不算多，從“致良知”的政治角度出發進行注解，所需要的時間也不是很多，加上袁樹有句讀的功底和標點符號的認知，注解起來難度不大。
不過當他把自己已經注解過的一部分文章拿給馬融看的時候，卻得到了馬融的告誡。
馬融認為袁樹注解《孟子》不是大事，但是他使用的標點符號之類的操作卻有可能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從而給袁樹帶去一定的威脅。
“十四家法各門各派，都有自己的門派見解，我觀此符號可廣泛運用於書本，如若這般，恐怕有心之人會對你有所攻訐，你要小心啊。”
對於馬融的告誡，袁樹表示自己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他確實不怕。
因為雒陽出事了。
延熹九年夏六月，後世史稱的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了。
第一次黨錮之禍的起因是漢桓帝因為春季饑荒事件受到了衝擊，整個饑荒死人太多，民怨沸騰，為了對民間有個象征性交代，便準備大赦天下。
皇帝準備大赦天下，身邊的親隨宦官們肯定是最早知道的。
知道之後，就有一些宦官心思不正，私下裏指示自己的族人、白手套抓緊時間做點壞事，殺人越貨積累財富，等大赦令頒布，就能無傷過關，獲取好處。
這也是一種發財的方式，主打的就是一個信息差。
這波事件中，有一個宦官的黨羽叫做張成，他從宦官處得到消息之後，就讓自己的兒子蓄意殺死了跟自己有仇的人，然後底氣十足的放任兒子入獄，等待大赦，再迎接回自己的好兒子。
結果這件事情被河南尹李膺知道了。
李膺是朝堂老臣了，素來和宦官勢力不睦，此前就和宦官多次鬥法，雙方打得有來有回，這件事情發生後，李膺很快得知了張成父子背後的靠山和這件事情的始末，大為惱火。
可就在他準備動手之前，桓帝的大赦天下令頒布了。
眼看著張成父子就要逍遙法外，李膺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頂著大赦令堅決處死了張成的兒子。
與此同時，在地方郡縣做出這般事情的士人官員也數量不少。
之前地方郡縣多有宦官子弟、白手套違法亂紀，或者殺人越貨，或者奪人產業，都做得很囂張，結果大赦令一下，全都無罪釋放了。
這能忍？
這些士人官員也就和李膺一樣，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頂著大赦令，把和宦官關係近的一些犯法者處死了很多，還沒收了他們的家產，來了一次激情對攻，把不少宦官的家底子都給打沒了。
不少宮廷宦官的本家，或者是在外地購置的土地、積累的財富被一波流全部帶走，半輩子的積蓄就這麽沒了。
那可是未來的養老錢啊！
宦官們能忍？
他們立刻向桓帝報告這件事情，向桓帝哭訴，又讓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算是對士人徹底宣戰。
桓帝也不是傻子，從這件事情裏他也看出了宦官們的不良心思，但是他更加注重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士人官員的集體抗命。
他頒布聖旨，要天下遵守執行，這是正當程序。
而那些士人官員違背大赦令執意殺人，那是光明正大的違抗聖旨、違背政治規則，公開打桓帝的臉。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宦官和士人之間的矛盾，而是皇帝和臣子之間的矛盾，但凡是個有點火氣的皇帝，都受不了自己的權力被挑戰。
今天違背大赦令，明天是不是就要造反推翻朕這個皇帝？
桓帝為此大怒，采納了宦官們的建議，著手對士人進行全麵打擊。
宦官縱使有千般錯誤，但是有一點特別重要——他們聽話！
第一次黨錮之禍就此爆發。
太仆卿杜密、禦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很多地方郡國職官也被通緝，大量士人官員被捉拿歸案要嚴懲。
這些人被統一稱作黨人。
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之後，大量中央、地方官員受到打擊，朝內朝外一片混亂，宦官和士人之間的對攻打得不亦樂乎，整個雒陽亂成了晉西北，天下人的眼睛都盯著雒陽。
這種情況下，還有誰會在意一個小小的袁樹和他那小小的一心會？
鑽了這個空子，袁樹就有時間整頓一心會、完善一心會的規則、審理一心會的會員資格，並且注解《孟子》。
而就在這段時間，隨著袁樹名望的增強，隨著一心會組織逐漸擴大，隨著助農行動的進一步開展，袁樹的風頭也是越來越大，不可避免的招致一些心胸狹隘的人的嫉妒。
這些人便打著學術討論、交流的旗號，要來和袁樹進行學術交流。
說白了，就是要辯經，然後踩著袁樹往上爬。
而且因為袁樹神童的身份坐實，人們也普遍不在意他的年齡了，也不管顏麵了，一些三四十歲小有名氣的學者也開始上戰場和袁樹辯經了。
他們一個接一個來拜訪，一個接一個不懷好意想要踩著袁樹往上爬，但是都沒有什麽好結果。
他們普遍還是輕敵，還是不由自主的認為袁樹是個小孩子，所以威脅沒那麽大，所以一旦被袁樹犀利反擊，很容易心態失衡，然後失敗。
這幫人大多數都沒有給袁樹帶來什麽真正的威脅，隻有一次辯論給袁樹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不僅是因為與他辯論的那個人有點意思，還因為辯論的內容很是敏感。
那個辯論對象，叫做賈詡，表字文和，涼州武威郡人，二十歲，才被舉為孝廉不久，正要去雒陽擔任郎官。
他途徑右扶風，聽說了神童袁樹的事跡，很感興趣，於是來到茂陵縣聽袁樹講學。
聽了幾日、旁觀了袁樹和其他人的幾次辯論之後，他便主動登門拜訪袁樹，表示想要和袁樹辯論一下看看。
袁樹看著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未來毒士賈詡，很感興趣，於是應下了他的挑戰。
結果未曾想這家夥一上來就拿讖緯這種敏感的話題和袁樹辯論。
而且他還是站在左氏春秋的立場上，引賈逵的言論，表示賈逵引讖緯之說解經，抓住了左氏春秋裏的優勢，確立堯為火德，劉氏為堯後，自然也是承繼火德，由此得到了皇帝的欣賞。
“久聞袁君不讀讖，不喜讖緯，然若無讖緯，堯不為火德，漢不得為赤，高祖不得為赤帝子，漢因何而立？不知袁君有何看法？”
年輕的賈詡眯著眼睛，細長的眼眸裏透露出點點精光，有精明，有算計，還有一絲狠辣與果決。
當時在一旁圍觀的盧植、趙俊、魏甲等人都暗道不好，覺得賈詡這家夥很不地道，這一論題實在是切中了要害，不管袁樹怎麽說，都討不到好。
袁樹當時也覺得這場辯論很是棘手。
主要這種事情涉及到一些曆史遺留問題，關乎到漢帝國立國統治合法性的問題，稍有不慎，就是一頂政治不正確的大帽子扣上來，若是有心之人硬要作祟，還是夠袁樹喝一壺的。
當初劉邦起兵反秦，自號赤帝子，斬黑帝子——一條白蛇，以此為起兵象征，聚攏人心，所以漢帝國剛剛立國的時候，確立漢帝國為火德，漢帝國的官員們所穿的官服都是紅色為主。
但是後麵朝中相關的官員依照當時盛行的五行相克之說論證，秦為水德，土克水，漢代秦而立，應該是土德才對。
而且漢如果是火德，那劉邦就不該是赤帝子，而是赤帝本尊，既然是赤帝子，那就是赤帝所生的東西。
火生土——所以漢帝國應該是土德。
於是漢帝國的官員們又更換官服，從紅彤彤一片變成了黃澄澄一片。
到了西漢末年，推出古文經學的劉向、劉歆父子閃亮登場，兩父子從根本上推翻了五行相克說，改用更加溫和的五行相生之說，得到了漢帝國的官方承認。
打打殺殺多不好？
還是互相謙讓來得實在！
從此，五行相生說正式確立。
曆朝曆代之所以有更替，是因為王朝的天命到了時候，所以就要傳承給下一個王朝繼續天命，所以王朝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相征討、殺戮，而是正常的天命承繼。
兩父子重新推導了曆朝曆代的德行，從上古三皇五帝推導到了漢帝國，最終確立了漢帝國還是火德。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其中，他們直接把秦朝給忽略掉了。
為了政治正確，連秦朝是一個統一朝代都給否認掉了，不承認秦朝的天命。
但是這一說法其實還是有些問題，強行省略掉秦朝，怎麽看怎麽有些牽強附會。
所以到了漢章帝的時候，學者賈逵為了推動古文經學取代今文經學，引讖緯之說幫助左氏春秋解經，拿出左氏春秋裏的記載，論證劉氏是堯的後人，承繼堯的火德，進一步穩固了漢帝國是火德的說法。
這一說法得到了漢章帝的稱讚，於是古文經學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公羊春秋成就了今文經學，左氏春秋成就了古文經學。
也因此，古文經學本身就和讖緯之說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關係，你要談論古文經學，談論左氏春秋，基本上無法回避讖緯之說。
至少在東漢一朝回避不了。
而袁樹幾度公開表示他不讀讖，雖然這和他出身閥閱高門的身份有點聯係，但是問題在於你是在古文經學關西大本營學習古文經學，你居然不讀讖，甚至還要否認讖緯在政治、學術中的地位。
你這是在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