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儒家修學最終的目的,也是徹悟大道。但在具體修習時,孔子談論得比較多的,還是“仁”的理念。這與孔子當時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是一個道德淪喪,禮樂崩壞,戰火紛飛的年代。那時,到處崇尚強權,追逐功利,極盡攻伐競爭之能事。導致天下,一派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的景象。為了救“爭鬥”之弊,所以,孔子帶著他的一幫弟子,奔走各國,到處傳播,仁心仁政的種子。盡管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很難看到它們開花結果。盡管他知道,以他一介布衣儒士的身份,很難扭轉乾坤。但其不屈不饒的濟世情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救民心誌,卻使他更顯,真儒氣概。


    “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可謂孔子自己一生品格的真實的寫照。


    在《論語》裏,孔子談到“仁”的地方有多處。但都是談“仁”的外用,談如何達到“仁”。至於“仁”本身,是個什麽境界,沒有正麵的描述。原因是,仁境的本體,用文字無法確切地描述,這得靠修學者,用心去體悟。


    關於如何達到“仁”,孔子也是針對不同弟子的不同習氣,給予不同的回答。所謂應機施教,對症投藥。比如:


    對習慣於安貧樂道的弟子顏回,問“仁”,孔子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對有領袖氣質的弟子仲弓,問“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而當辯才與商才,都是首屈一指的弟子子貢問道:“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仁,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類似上麵因材施教的例子還很多。可見“仁”境,也終究是個內在體驗的事。它跟佛家講的“佛”、道家講的“道”一樣,終究是屬,不可說,不可說範疇。


    不過,下麵這句孔子的話,或許透露了一點消息。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這句話裏,孔子似乎在說,仁啊!其實她離我們很近呀,我們一欲求,就能得到。為什麽呢?因為其實我們從來就沒失去啊!隻是因為,我們總是在向外尋求其他的東西,所以,她才好象不存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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