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嚐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禦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
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奸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奸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殺簡公者也。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欲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裕穀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幹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都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私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亂之情，讘訁夾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群臣相關，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這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
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餘，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餘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複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餘之詐，為棄正妻。餘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呆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餘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餘。餘與爭之，至裂餘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餘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子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裏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禦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禦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逾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癕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譯文：
所有奸臣都是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來取得親近寵愛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歡的，奸臣就跟著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著詆毀。大凡人的常性，觀點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觀點相異的就彼此指責。現在臣子所讚譽，正是君主所肯定的，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詆毀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這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對立的，還不曾聽說有過。這是臣子用來取得寵幸的途徑。奸臣能夠憑借寵幸的地位來說毀或誇獎、提升或罷免群臣，如果君主沒有法術來駕馭他，不用檢驗的方法來考察他，必會因為他過去和自己意見相同而輕信他現在的話，這是寵臣所以能夠欺騙君主、營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麵一定受蒙蔽，而奸臣在下麵一定握重權，這就叫做控製君主的臣子。
國家有了控製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發揮智慧和力量來效忠君主，各級官吏也不能奉行法製來建立功績。憑什麽明白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險有害的就要避開，這是人之常情。現在臣下盡力來建功，竭智來效忠的，結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貧窮，父子都遭受禍害；行奸營利去蒙蔽君主，廣事賄賂去投靠達官重臣的，自身尊寵，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處；人怎麽能離開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險有害的地方呢？治國到了這麽錯誤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麵沒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辦到是夠明顯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貞老實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會說：“我憑忠誠老實侍奉君主，不斷立功來求得平安，這等於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沒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術推行正理，不去趨炎附勢，隻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這等於聾子想辨別聲音的清濁，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結幫拉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來迎合重臣呢？”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利益了。各級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憑清廉侍奉君主來求得平安，就像沒有規矩而想畫出方圓一樣，—定沒有指望了；假如憑守法、不結黨營私、履行職責來求得平安，這就好比用腳搔頭一樣，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違法營私來迎合重臣嗎？”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法令了。所以為了私利去幫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製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麵陷於孤立而奸臣在下麵結成死黨，這就是田成所以能殺掉齊簡公的原因。
懂得法術的人做臣子，能夠獻出法術的主張，對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對下製服奸臣，以此來尊崇君主，安定國家。因此，法術主張能進獻出來，賞罰製度接著就能實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聖人的法術，而不遷就世俗的言論，就會按照名實來判定是非，根據驗證來鑒別言論。因此近侍寵臣，知道欺詐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為，盡心盡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通過相互勾結胡亂褒貶來求得平安，這好比背負千鈞重擔掉入萬丈深淵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各級官吏也知道作奸營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會說：“我不用清廉方正來執行法令，竟用貪詐肮髒的心思違反法令來謀取私利，這好比從高山之頂墜入深穀之下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利害關係是這樣清楚，近臣怎麽敢用假話欺騙君主，而百官怎麽敢用貪欲來魚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夠表達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夠忠於職守而沒有怨言。這就是管仲能使齊國大治、商鞅能使秦國強大的原因。
由此看來，聖人治理國家，本來就有使人不得不愛我的辦法，而不依賴別人出於愛而為我效力。依賴別人出於愛為我效力就危險了。依靠使人不得不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間沒有骨肉之親，如果憑正直態度可以得利，臣下就會盡力來侍奉君主；憑正直態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會營私來侵犯君主。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設立賞罰措施來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雖然不親口教化百官，不親眼搜索奸邪，國家卻已治理好了。作為君主，並非眼睛像離婁一樣才算銳利，並非耳朵像師曠一樣才算靈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術，而要等到親眼看見才以為明白，看見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權勢，而要等到親耳聽到才以為清楚，聽到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欺騙的方法。作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為我看，不得不為我聽。所以身處深宮之中，明察四海之內，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騙，為什麽呢？因為愚昧混亂的辦法廢除了，耳聰目明的形勢形成了。所以善於借勢的，國家安定；不知借勢的，國家就危險了。古代秦國的風俗，君臣廢法而行私，因此國亂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勸說秦孝公要變法易俗，倡明公道，獎勵告奸，抑製工商，便利農耕。在這種時候，泰國百姓習慣於犯罪可以赦免、無功可以顯貴的舊俗，所以輕易觸犯新法。於是對違反新法的人刑罰嚴厲而堅決，對告發奸邪的人賞賜優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沒有不被發現的，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民眾怨恨，大家的責難每天都能聽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堅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眾後來知道有罪必誅，而告發奸私的人多，所以民眾沒有敢犯罪的，刑罰也就沒有對象施加了。因此，國家太平而兵力強盛，土地廣大而君主尊貴。泰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為對包庇罪犯的懲罰嚴厲，對告發奸私的賞賜優厚。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國法術已經夠明白了，而當代學者卻一點也不懂得。
再說當代那些愚蠢的學者，都不懂得治和亂的實情，隻會諜諜不休地引用古書，來擾亂當代的國家治理；他們的智謀不足以避開陷阱，卻又胡亂攻擊堅持法術的人。聽信他們的言論就危險，采用他們的計謀就混亂，他們是愚蠢透頂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們和堅持法術的人一樣都有善於談說的名聲，其實卻差得很遠，這就是名同而實質不同的例子。當代愚蠢學者和法術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樣，二者相差實在太元了。作為聖人，能夠了解是非的實情，明察治亂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國家時，明正法令，設置嚴刑，用來解救百姓的禍亂，消除天下的災難，使強不欺弱，眾不侵寡，老年人們得享天年，幼子孤兒得以成長，邊境不受侵犯，君臣親密相處，父子互相護養，沒有死亡和被俘的憂患，這也是最重大的功績啊！愚蠢的人不懂這些，反而看作殘暴。他們固然希望安治，卻反對達到安治的方法；都厭惡危險，卻又喜歡造成危險的原因。怎麽知道這些？嚴刑重罰，是百姓所厭惡的，但又是國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憐惜百姓減輕刑罰，是百姓所喜歡的，但又是國家陷入危險的途徑。聖人以法治國，必定違反世俗而順應真理。懂得的人，就會讚同原則而違背世俗；不懂的人，就會違背原則而讚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這個原則就成為錯誤的了。
處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著眾人的誣陷，淹沒在世俗的輿論中，卻想在嚴厲的君主麵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難的嗎！這就是法術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會上享有聲望的原因。楚莊王的弟弟春申君有個愛妄名叫餘，春申君的正妻的兒子名叫甲。餘想讓春申君拋棄他的正妻，便自己毀傷身體來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運。然而順從夫人就無法侍侯好您，順從您又無法侍侯好夫人。我實在不賢，沒有能力使你們二位都稱心，情形擺著不能都服侍好，與其死在夫人那裏，還不如死在您麵前。我死以後，假如您身邊再有得寵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這種情形，不要被人笑話。”春申君因而相信了餘的謊言，為她拋棄了正妻。餘又想殺甲而讓自己兒子做繼承人，就自己撕破襯衣裏子，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我受寵於您的時間很長了，甲不是不知道，現在競想強迫調戲我。我和他爭執，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子不孝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殺了甲。所以正妻因餘的謊言而被拋棄，兒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來，父親愛子，尚且會因誹謗而加害，君臣之間沒有父子關係那樣親密，而群臣的毀謗更不隻是一個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無怪乎賢人聖人要遭到殺害了！這就是商鞅在秦被車裂、吳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懲罰，無功卻都想顯貴。而聖人治理國家，賞賜不給沒有功勞的人，刑罰必須施加給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麽法術之士的為人，本就會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會采納他的主張的。
當代學者進說君主，不說“憑借威嚴的權勢去抑製奸邪的臣子，”卻都說“仁義惠愛就夠了”。君主欣賞仁義的名聲而不去考察它的實質，因此，嚴重的國家滅亡，君主身死，輕一點的土地喪失，君位卑下。怎麽得知這些呢？把財物施舍給貧困的人，這是世人所謂的仁義；可憐百姓，不忍心懲罰，這是世人所謂的惠愛。既然要施舍給貧困的人，那麽無功的人就會得賞；既然不忍心懲罰，那麽暴亂就不能製止。國家有了無功得賞的人，民眾對外就不致力於作戰殺敵，對內就不努力從事耕作，都一心想著行賄巴結權貴，用私人的善行樹立名譽，以便獲取高官厚祿。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國家不亡還待什麽呢？嚴刑是百姓畏懼的，重罰是百姓厭惡的。所以聖人設置嚴刑來禁止奸邪，設置重罰來防止奸邪，因此，國家安定而暴亂不會發生。我據此知道仁義惠愛不足實行，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沒有馬鞭的威力、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於駕車的造父也不能馴服馬匹；沒有規矩作為準則、墨線用來校正。即使是巧匠王爾也不能畫好方圓；沒有威嚴的權勢、賞罰的法令，即使是堯舜也不能治理好國家。當代君主都輕易放棄重罰嚴刑，實行愛惠，卻想建立霸王功業，也是沒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確設置獎賞、利祿來鼓勵人們，使民眾靠建功立業得賞，而不靠君主行仁義來賜予；推行嚴刑重罰來限製人們，使民眾因罪受罰而不靠君主講愛惠來赦免。因此，無功的人不會幻想得賞，犯罪的人不會僥幸免罰。依靠堅車好馬，就可以在陸地上衝破陡坡險阻的危險；憑借船的安穩，依仗槳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橫渡江河的困難；掌握法術之道，實行嚴刑重罰，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業。治理國家有法術賞罰，就好比陸路有堅車良馬，水路有輕舟便槳樣，憑借它們的人因此獲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商場因此稱王；管仲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齊桓公因此稱霸；商鞅掌握廣法術，實行賞罰，秦國因此強大。這三個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術，熟悉治國強兵的方法，而不拘泥於世俗的說教；他們符合當代君主的心意，就會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們處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國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顯、領土擴大的實績：這種人才稱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湯得到伊尹，憑借百裏之地成為天子；齊桓公得到管仲，成為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領土因而擴大，兵力因而強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對外沒有鄰國入侵的憂患，對內沒有奸臣作亂的擔憂，天下長治久安，名聲流芳後世，這就是所說的真有了忠臣。至於豫讓作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勸說君主，使智伯懂得法術製度的道理，躲避災難禍患，下不能率領部下來讓國家安定。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才自己塗黑皮膚，割去鼻子，毀壞麵容，以圖替智伯向趙襄子報仇。這雖有毀身冒死來忠於君主的名聲，實際上卻對智伯沒有絲毫的好處。這是我所貶低的，但當君主卻認為他忠誠而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齊兩個人，周武王把天下讓給他們，他們卻不接受，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像豫讓和伯夷、叔齊這樣的臣子，不畏重刑，不圖厚賞，不能夠用刑罰來限製他們，不能夠用賞賜來支使他們，這就叫做無用的臣子。這是我所鄙視厭棄的人，卻是當代君主所稱讚訪求的人。
古話說：“麻瘋病患者憐憫君主。”這是對君主不尊敬的話。然而古代沒有虛妄的諺語，不能不詳察。這句話是針對被劫殺死亡的君主說的。君主不用法術來駕馭他的臣下，即使年齡高而資質好，大臣也還要得勢擅自處理和決斷事情，而各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害怕君主親戚和豪傑之士借助於君主的力量來約束和誅罰自己，所以殺掉賢良成年的君主而擁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廢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該繼位的人。所以《左傳》記載說：“楚王的兒子圍將訪問鄭國，還沒出境，聽說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借著進去探病，用他係帽的帶子勒死了楚王，於是自立為楚王。齊國崔杼的妻子長得美麗，齊莊王她通奸。多次進入崔抒的屋裏。等到莊公又一次到來時，崔杼的家臣賈舉就率領崔杼的手下人攻打莊公。莊公逃到屋內，請求和崔抒平分國家，崔杼不答應；莊公請求在宗廟裏自殺，崔杼仍不答應；於是莊公就逃跑，翻過北牆。賈舉射擊莊公，射中了大腿，莊公掉下牆來，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莊公砍死了，然後崔杼擁立莊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所見：李兌在趙國掌權，趙武靈王被困百天而餓死；卓齒在齊國掌權，抽了齊湣王的筋，吊在宗廟的梁上，過了一夜死去。所以，雖然麻瘋病癰腫瘡爛，上比於春秋時代，還不至於勒頸射腿；下比於近世，還不至於餓死抽筋。所以被劫殺而死亡的君主，他們內心的憂懼，肉體的痛苦，一定超過了麻瘋病患者。由此看來，即使是說“麻瘋病患者哀憐君主”，也未嚐不可。
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奸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奸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殺簡公者也。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欲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裕穀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幹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都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私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亂之情，讘訁夾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群臣相關，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這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
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餘，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餘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複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餘之詐，為棄正妻。餘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呆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餘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餘。餘與爭之，至裂餘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餘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子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裏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禦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禦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逾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癕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譯文：
所有奸臣都是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來取得親近寵愛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歡的，奸臣就跟著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著詆毀。大凡人的常性，觀點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觀點相異的就彼此指責。現在臣子所讚譽，正是君主所肯定的，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詆毀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這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對立的，還不曾聽說有過。這是臣子用來取得寵幸的途徑。奸臣能夠憑借寵幸的地位來說毀或誇獎、提升或罷免群臣，如果君主沒有法術來駕馭他，不用檢驗的方法來考察他，必會因為他過去和自己意見相同而輕信他現在的話，這是寵臣所以能夠欺騙君主、營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麵一定受蒙蔽，而奸臣在下麵一定握重權，這就叫做控製君主的臣子。
國家有了控製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發揮智慧和力量來效忠君主，各級官吏也不能奉行法製來建立功績。憑什麽明白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險有害的就要避開，這是人之常情。現在臣下盡力來建功，竭智來效忠的，結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貧窮，父子都遭受禍害；行奸營利去蒙蔽君主，廣事賄賂去投靠達官重臣的，自身尊寵，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處；人怎麽能離開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險有害的地方呢？治國到了這麽錯誤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麵沒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辦到是夠明顯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貞老實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會說：“我憑忠誠老實侍奉君主，不斷立功來求得平安，這等於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沒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術推行正理，不去趨炎附勢，隻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這等於聾子想辨別聲音的清濁，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結幫拉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來迎合重臣呢？”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利益了。各級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憑清廉侍奉君主來求得平安，就像沒有規矩而想畫出方圓一樣，—定沒有指望了；假如憑守法、不結黨營私、履行職責來求得平安，這就好比用腳搔頭一樣，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違法營私來迎合重臣嗎？”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法令了。所以為了私利去幫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製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麵陷於孤立而奸臣在下麵結成死黨，這就是田成所以能殺掉齊簡公的原因。
懂得法術的人做臣子，能夠獻出法術的主張，對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對下製服奸臣，以此來尊崇君主，安定國家。因此，法術主張能進獻出來，賞罰製度接著就能實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聖人的法術，而不遷就世俗的言論，就會按照名實來判定是非，根據驗證來鑒別言論。因此近侍寵臣，知道欺詐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為，盡心盡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通過相互勾結胡亂褒貶來求得平安，這好比背負千鈞重擔掉入萬丈深淵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各級官吏也知道作奸營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會說：“我不用清廉方正來執行法令，竟用貪詐肮髒的心思違反法令來謀取私利，這好比從高山之頂墜入深穀之下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利害關係是這樣清楚，近臣怎麽敢用假話欺騙君主，而百官怎麽敢用貪欲來魚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夠表達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夠忠於職守而沒有怨言。這就是管仲能使齊國大治、商鞅能使秦國強大的原因。
由此看來，聖人治理國家，本來就有使人不得不愛我的辦法，而不依賴別人出於愛而為我效力。依賴別人出於愛為我效力就危險了。依靠使人不得不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間沒有骨肉之親，如果憑正直態度可以得利，臣下就會盡力來侍奉君主；憑正直態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會營私來侵犯君主。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設立賞罰措施來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雖然不親口教化百官，不親眼搜索奸邪，國家卻已治理好了。作為君主，並非眼睛像離婁一樣才算銳利，並非耳朵像師曠一樣才算靈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術，而要等到親眼看見才以為明白，看見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權勢，而要等到親耳聽到才以為清楚，聽到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欺騙的方法。作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為我看，不得不為我聽。所以身處深宮之中，明察四海之內，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騙，為什麽呢？因為愚昧混亂的辦法廢除了，耳聰目明的形勢形成了。所以善於借勢的，國家安定；不知借勢的，國家就危險了。古代秦國的風俗，君臣廢法而行私，因此國亂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勸說秦孝公要變法易俗，倡明公道，獎勵告奸，抑製工商，便利農耕。在這種時候，泰國百姓習慣於犯罪可以赦免、無功可以顯貴的舊俗，所以輕易觸犯新法。於是對違反新法的人刑罰嚴厲而堅決，對告發奸邪的人賞賜優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沒有不被發現的，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民眾怨恨，大家的責難每天都能聽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堅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眾後來知道有罪必誅，而告發奸私的人多，所以民眾沒有敢犯罪的，刑罰也就沒有對象施加了。因此，國家太平而兵力強盛，土地廣大而君主尊貴。泰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為對包庇罪犯的懲罰嚴厲，對告發奸私的賞賜優厚。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國法術已經夠明白了，而當代學者卻一點也不懂得。
再說當代那些愚蠢的學者，都不懂得治和亂的實情，隻會諜諜不休地引用古書，來擾亂當代的國家治理；他們的智謀不足以避開陷阱，卻又胡亂攻擊堅持法術的人。聽信他們的言論就危險，采用他們的計謀就混亂，他們是愚蠢透頂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們和堅持法術的人一樣都有善於談說的名聲，其實卻差得很遠，這就是名同而實質不同的例子。當代愚蠢學者和法術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樣，二者相差實在太元了。作為聖人，能夠了解是非的實情，明察治亂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國家時，明正法令，設置嚴刑，用來解救百姓的禍亂，消除天下的災難，使強不欺弱，眾不侵寡，老年人們得享天年，幼子孤兒得以成長，邊境不受侵犯，君臣親密相處，父子互相護養，沒有死亡和被俘的憂患，這也是最重大的功績啊！愚蠢的人不懂這些，反而看作殘暴。他們固然希望安治，卻反對達到安治的方法；都厭惡危險，卻又喜歡造成危險的原因。怎麽知道這些？嚴刑重罰，是百姓所厭惡的，但又是國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憐惜百姓減輕刑罰，是百姓所喜歡的，但又是國家陷入危險的途徑。聖人以法治國，必定違反世俗而順應真理。懂得的人，就會讚同原則而違背世俗；不懂的人，就會違背原則而讚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這個原則就成為錯誤的了。
處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著眾人的誣陷，淹沒在世俗的輿論中，卻想在嚴厲的君主麵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難的嗎！這就是法術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會上享有聲望的原因。楚莊王的弟弟春申君有個愛妄名叫餘，春申君的正妻的兒子名叫甲。餘想讓春申君拋棄他的正妻，便自己毀傷身體來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運。然而順從夫人就無法侍侯好您，順從您又無法侍侯好夫人。我實在不賢，沒有能力使你們二位都稱心，情形擺著不能都服侍好，與其死在夫人那裏，還不如死在您麵前。我死以後，假如您身邊再有得寵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這種情形，不要被人笑話。”春申君因而相信了餘的謊言，為她拋棄了正妻。餘又想殺甲而讓自己兒子做繼承人，就自己撕破襯衣裏子，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我受寵於您的時間很長了，甲不是不知道，現在競想強迫調戲我。我和他爭執，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子不孝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殺了甲。所以正妻因餘的謊言而被拋棄，兒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來，父親愛子，尚且會因誹謗而加害，君臣之間沒有父子關係那樣親密，而群臣的毀謗更不隻是一個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無怪乎賢人聖人要遭到殺害了！這就是商鞅在秦被車裂、吳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懲罰，無功卻都想顯貴。而聖人治理國家，賞賜不給沒有功勞的人，刑罰必須施加給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麽法術之士的為人，本就會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會采納他的主張的。
當代學者進說君主，不說“憑借威嚴的權勢去抑製奸邪的臣子，”卻都說“仁義惠愛就夠了”。君主欣賞仁義的名聲而不去考察它的實質，因此，嚴重的國家滅亡，君主身死，輕一點的土地喪失，君位卑下。怎麽得知這些呢？把財物施舍給貧困的人，這是世人所謂的仁義；可憐百姓，不忍心懲罰，這是世人所謂的惠愛。既然要施舍給貧困的人，那麽無功的人就會得賞；既然不忍心懲罰，那麽暴亂就不能製止。國家有了無功得賞的人，民眾對外就不致力於作戰殺敵，對內就不努力從事耕作，都一心想著行賄巴結權貴，用私人的善行樹立名譽，以便獲取高官厚祿。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國家不亡還待什麽呢？嚴刑是百姓畏懼的，重罰是百姓厭惡的。所以聖人設置嚴刑來禁止奸邪，設置重罰來防止奸邪，因此，國家安定而暴亂不會發生。我據此知道仁義惠愛不足實行，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沒有馬鞭的威力、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於駕車的造父也不能馴服馬匹；沒有規矩作為準則、墨線用來校正。即使是巧匠王爾也不能畫好方圓；沒有威嚴的權勢、賞罰的法令，即使是堯舜也不能治理好國家。當代君主都輕易放棄重罰嚴刑，實行愛惠，卻想建立霸王功業，也是沒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確設置獎賞、利祿來鼓勵人們，使民眾靠建功立業得賞，而不靠君主行仁義來賜予；推行嚴刑重罰來限製人們，使民眾因罪受罰而不靠君主講愛惠來赦免。因此，無功的人不會幻想得賞，犯罪的人不會僥幸免罰。依靠堅車好馬，就可以在陸地上衝破陡坡險阻的危險；憑借船的安穩，依仗槳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橫渡江河的困難；掌握法術之道，實行嚴刑重罰，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業。治理國家有法術賞罰，就好比陸路有堅車良馬，水路有輕舟便槳樣，憑借它們的人因此獲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商場因此稱王；管仲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齊桓公因此稱霸；商鞅掌握廣法術，實行賞罰，秦國因此強大。這三個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術，熟悉治國強兵的方法，而不拘泥於世俗的說教；他們符合當代君主的心意，就會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們處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國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顯、領土擴大的實績：這種人才稱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湯得到伊尹，憑借百裏之地成為天子；齊桓公得到管仲，成為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領土因而擴大，兵力因而強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對外沒有鄰國入侵的憂患，對內沒有奸臣作亂的擔憂，天下長治久安，名聲流芳後世，這就是所說的真有了忠臣。至於豫讓作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勸說君主，使智伯懂得法術製度的道理，躲避災難禍患，下不能率領部下來讓國家安定。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才自己塗黑皮膚，割去鼻子，毀壞麵容，以圖替智伯向趙襄子報仇。這雖有毀身冒死來忠於君主的名聲，實際上卻對智伯沒有絲毫的好處。這是我所貶低的，但當君主卻認為他忠誠而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齊兩個人，周武王把天下讓給他們，他們卻不接受，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像豫讓和伯夷、叔齊這樣的臣子，不畏重刑，不圖厚賞，不能夠用刑罰來限製他們，不能夠用賞賜來支使他們，這就叫做無用的臣子。這是我所鄙視厭棄的人，卻是當代君主所稱讚訪求的人。
古話說：“麻瘋病患者憐憫君主。”這是對君主不尊敬的話。然而古代沒有虛妄的諺語，不能不詳察。這句話是針對被劫殺死亡的君主說的。君主不用法術來駕馭他的臣下，即使年齡高而資質好，大臣也還要得勢擅自處理和決斷事情，而各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害怕君主親戚和豪傑之士借助於君主的力量來約束和誅罰自己，所以殺掉賢良成年的君主而擁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廢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該繼位的人。所以《左傳》記載說：“楚王的兒子圍將訪問鄭國，還沒出境，聽說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借著進去探病，用他係帽的帶子勒死了楚王，於是自立為楚王。齊國崔杼的妻子長得美麗，齊莊王她通奸。多次進入崔抒的屋裏。等到莊公又一次到來時，崔杼的家臣賈舉就率領崔杼的手下人攻打莊公。莊公逃到屋內，請求和崔抒平分國家，崔杼不答應；莊公請求在宗廟裏自殺，崔杼仍不答應；於是莊公就逃跑，翻過北牆。賈舉射擊莊公，射中了大腿，莊公掉下牆來，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莊公砍死了，然後崔杼擁立莊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所見：李兌在趙國掌權，趙武靈王被困百天而餓死；卓齒在齊國掌權，抽了齊湣王的筋，吊在宗廟的梁上，過了一夜死去。所以，雖然麻瘋病癰腫瘡爛，上比於春秋時代，還不至於勒頸射腿；下比於近世，還不至於餓死抽筋。所以被劫殺而死亡的君主，他們內心的憂懼，肉體的痛苦，一定超過了麻瘋病患者。由此看來，即使是說“麻瘋病患者哀憐君主”，也未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