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戮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遊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譯文：
楚人卞和在荊山中得到一塊玉璞，捧著進獻給楚厲王。厲玉讓玉匠鑒定。玉匠說：“是石頭。”厲王認為卞和是行騙，就砍掉了他的左腳。到厲王死，武王繼位。卞和又捧著那塊玉璞去獻給武王。武王讓玉匠鑒定，玉匠又說：“是石頭。”武王也認為卞和是行騙，就砍掉了他的右腳。武王死，文王登基。卞和就抱著那塊玉璞在荊山下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淚幹了，跟著流出的是血。文王聽說後，派人去了解他哭的原因，問道：“天下受斷足刑的人多了，你為什麽哭得這麽悲傷？”卞和說：“我不是悲傷腳被砍掉，而是悲傷把寶玉稱作石頭，把忠貞的人稱作騙子。這才是我悲傷的原因。”文王就讓玉匠加工這塊玉璞並得到了寶玉，於是命名為“和氏之壁”。
珍珠寶玉是君主急需的，即使卞和獻的玉璞不夠完美，也並不構成對君主的損害，但還是在雙腳被砍後寶玉才得以論定，鑒定寶玉就是如此的困難。如今君主對於法術，未必像對和氏壁那樣急需，還要用來禁止群臣百姓的自私邪惡行為。既然這樣，那麽法術之士還沒被殺戮的原因，隻是促成帝王之業的法寶還沒進獻罷了。君主運用法術，大臣就不能擅權獨斷，左右近侍就不敢賣弄權勢；官府執行法令，遊民就得從事農耕，遊說之士就得冒著危險去當兵打仗；那麽法術就被群臣百姓看成是禍害了。君主不能違背大臣的議論，擺脫黎民百姓的誹謗，單要完全采納法術之言，那麽法術之士即使到死，他們的學說也一定不會被認可。 從前吳起向楚悼王指出楚國的風氣說：“大臣的權勢太重，分封的貴族太多。像這樣下去，他們就會上逼主而下虐民，這是造成國貧兵弱的途徑。不如使分封貴族的子孫到第三代時君主就收回爵祿，取消或減少百官的俸祿，裁減多餘的官吏，來供養經過選拔和訓練的士兵。”楚悼王施行此法一年就死了，吳起在楚遭到肢解。商君教秦孝公建立什伍組織，設置告密連坐的製度，焚燒詩書，彰明法令，堵塞私人的請托而進用對國家有功的人，約束靠遊說做官的人而使農民士兵顯貴起來。孝公實行這些主張，君主因此尊貴安穩，國家因此富庶強大。八年後秦孝公死了，商鞅在秦受到車裂。楚國不用吳起變法而削弱混亂，秦國推行商鞅變法而富庶強大。二人的主張已夠正確的了，但是肢解吳起，車裂商鞅，又為的什麽呢？為的是大臣苦於法令而小民憎恨社會安定籲。當今之世，大臣貪權，小民安於動亂，比秦、楚的壞風氣還要嚴重，而君主義沒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樣的判斷力，那麽法術之士又怎能冒吳起、商鞅的危險來闡明自己的法術主張呢？這就是社會混亂而沒有霸王的原因。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戮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遊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譯文：
楚人卞和在荊山中得到一塊玉璞，捧著進獻給楚厲王。厲玉讓玉匠鑒定。玉匠說：“是石頭。”厲王認為卞和是行騙，就砍掉了他的左腳。到厲王死，武王繼位。卞和又捧著那塊玉璞去獻給武王。武王讓玉匠鑒定，玉匠又說：“是石頭。”武王也認為卞和是行騙，就砍掉了他的右腳。武王死，文王登基。卞和就抱著那塊玉璞在荊山下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淚幹了，跟著流出的是血。文王聽說後，派人去了解他哭的原因，問道：“天下受斷足刑的人多了，你為什麽哭得這麽悲傷？”卞和說：“我不是悲傷腳被砍掉，而是悲傷把寶玉稱作石頭，把忠貞的人稱作騙子。這才是我悲傷的原因。”文王就讓玉匠加工這塊玉璞並得到了寶玉，於是命名為“和氏之壁”。
珍珠寶玉是君主急需的，即使卞和獻的玉璞不夠完美，也並不構成對君主的損害，但還是在雙腳被砍後寶玉才得以論定，鑒定寶玉就是如此的困難。如今君主對於法術，未必像對和氏壁那樣急需，還要用來禁止群臣百姓的自私邪惡行為。既然這樣，那麽法術之士還沒被殺戮的原因，隻是促成帝王之業的法寶還沒進獻罷了。君主運用法術，大臣就不能擅權獨斷，左右近侍就不敢賣弄權勢；官府執行法令，遊民就得從事農耕，遊說之士就得冒著危險去當兵打仗；那麽法術就被群臣百姓看成是禍害了。君主不能違背大臣的議論，擺脫黎民百姓的誹謗，單要完全采納法術之言，那麽法術之士即使到死，他們的學說也一定不會被認可。 從前吳起向楚悼王指出楚國的風氣說：“大臣的權勢太重，分封的貴族太多。像這樣下去，他們就會上逼主而下虐民，這是造成國貧兵弱的途徑。不如使分封貴族的子孫到第三代時君主就收回爵祿，取消或減少百官的俸祿，裁減多餘的官吏，來供養經過選拔和訓練的士兵。”楚悼王施行此法一年就死了，吳起在楚遭到肢解。商君教秦孝公建立什伍組織，設置告密連坐的製度，焚燒詩書，彰明法令，堵塞私人的請托而進用對國家有功的人，約束靠遊說做官的人而使農民士兵顯貴起來。孝公實行這些主張，君主因此尊貴安穩，國家因此富庶強大。八年後秦孝公死了，商鞅在秦受到車裂。楚國不用吳起變法而削弱混亂，秦國推行商鞅變法而富庶強大。二人的主張已夠正確的了，但是肢解吳起，車裂商鞅，又為的什麽呢？為的是大臣苦於法令而小民憎恨社會安定籲。當今之世，大臣貪權，小民安於動亂，比秦、楚的壞風氣還要嚴重，而君主義沒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樣的判斷力，那麽法術之士又怎能冒吳起、商鞅的危險來闡明自己的法術主張呢？這就是社會混亂而沒有霸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