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真實麵貌,有時會被偏見的雲霧遮鎖,即使對同一人物或事件,往往也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與記載。時日一久,孰是孰非,遂成千古之謎。韓侂胄便是一例。


    認為韓侂胄是奸臣,把他同南宋時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檜、賈似道相提並論,似乎是南宋以來當權者和正史的觀點。翻開《宋史。韓侂胄傳》,幾乎通篇都是說他從一得勢,就權欲熏心,獨斷專行,極其鄙夷他的為人和政聲。“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諷刺他恃擁立寧宗趙擴而好大喜功,極欲弄權,“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唾罵他常常背著皇上,私自處理政事,擅作威福。並揭露他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輕率北伐。為鞏固自己的地位,“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拉攏起用辛棄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彈劾。如“右正言黃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韓侂胄)奸,……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可見韓侂胄確實是奸佞專權,弄得怨聲載道,人神共怒。現在有許多書籍也都用不屑的口吻談論他,如”當時宰相韓侂胄胄企圖以出兵北伐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重新起用辛棄疾“(《辛棄疾詞文選注》)等。他雖曾褒嶽(飛)貶秦(檜),但是嶽飛的孫子嶽河,卻在《桯史》裏載有諷刺、奚落他的滑稽劇。可見他真是到了”眾惡歸焉“的地步。


    不過,認為韓侂胄是忠臣,是誌在恢複的抗戰派的,還是大有人在。近代史學家鄧之誠指出,韓侂胄並“不盡如宋史所詆”;說韓侂胄是權奸誤國,“不免門戶道學之見。”(《中華二千年史》)其實,早在當時,著名的詞人周密就在《齊東野語》裏提出異議:侂胄“身殞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當未盡然”。對宋史的觀點,即韓侂胄是奸佞之說,首舉質疑。《齊東野語》還記載著:“壽皇(宋孝宗趙眘)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胄習聞其說。”也就是說,韓侂胄在孝宗時,即擁立寧宗之前,就對抗戰大事耳熟能詳,早有收複失地之誌。為了抗戰,韓侂胄甚至置生死於度外,什麽都不顧。“啟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為辭。”(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蔡美彪等所著《中國通史》明白無疑地指出:《宋史》以來,視韓侂胄為奸臣,實在是“被歪曲了的曆史”、“應該恢複其本來麵目了”。肯定韓侂胄是抗戰派,是忠貞不貳之臣。再說,即使在《宋史。韓侂胄傳》裏,也根本找不到一星半點能說明韓侂胄是奸臣的史實。這裏既無他投降或阻止抗戰的點滴事例,也無他弄權誤國的些微記錄;倒是有他積極籌劃北伐杭金戰爭,誌在恢複失地的記載。還有,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曾經嚴厲打擊那


    些文恬武嬉,不思收複的投降派。


    根據有關史料來看,情況大概是這樣的:在韓侂胄當政的14年裏,他的所作所為,幾乎都為了抗金複國大業。為了抗戰,他曾經大權獨攬,並把道學斥為偽學,把對抗戰前途持懷疑、阻止態度的一夥人定為逆黨,予以無情打擊。因此,投降派以及被他痛斥者勢必對他恨之入骨,以圖報複。但是當韓侂胃決定北伐抗金時,便寬容地取消了黨禁,目的不外乎是要團結他們一致對敵。可惜內部出了叛徒和內奸,投降派又乘機刁難、掣肘,再加上南宋朝廷本身政治上積弊太深,軍事上輕敵冒進,以致北伐失敗了。“誤國當時豈一秦”,(陸遊《追感往事之五》)韓侂胄也被政敵陰謀殺害了。他“以一死報國”的誓言,果然言中了。投降派心狠手辣,甚至還開棺斷首,把他的頭送給金人泄憤,以此乞和,求得保持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麵。


    曆史上的韓侂胄是忠是奸,目前還是一個謎。希望當代學人撥雲驅霧,還其本來麵目。


    (胡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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