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直係軍閥、江蘇督軍李純,1917年坐鎮江南,控製長江下遊,與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號稱“長江三督”,與皖係爭雄而風雲一時。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卻突然暴死於江蘇督軍公署。李純是怎樣死的?是自殺,還是被人刺殺?是一個眾說紛壇,饒有興趣的謎。


    近人蔡東藩在《民國通俗演義》第一百二十回有首歎李純的詩,其中兩句說:“無端拚死太無名,寧有男兒不樂生?”詩後批雲:“李純雖不能無疵,要不得謂非軍閥之翹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別情由。但仍舊逃不出‘妻妾曖昧情事’這句話”。這裏的“妻妾曖昧情事”,指的是李妾與馬弁私通,被李發覺,結果被馬弁刺殺而死。這雖是演義、小說家言,但決非於史無據。作者再三聲明:“曆史演義必須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要嚴格做到無一事無來曆,要把‘臨潼鬥寶,鞭伏展雄’之類虛構的故事逐出演義之林”。所以此說當不至於視為失實的無稽之談。關於李純因妻妾曖昧情事致死之說,在其他一些稗官軼聞、野史雜著中,也有同樣記述。當年曾任李純書記官和軍需課長的蘇雨眉,在解放後所撰的有關李純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說,李純是“死於同馬弁私人間的桃色糾紛”(《李純一生的聚斂》)。由此可以推斷,李純死於“妻妾曖昧情事”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但與《民國通俗演義》幾乎同時成書的台灣學者丁中江所著《北洋軍閥史話》,則是另一種說法。丁氏認為,李純之死,非死於李妾與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於李與馬弁的妻子有染,被馬弁發現,一怒之下,把他殺了的(《北洋軍閥史話》中冊)。丁氏所述李純的死因與蔡氏所述不同,這很可能是當年同時流行的兩種說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曖昧情事,也有李與馬弁妻子私通的事。這類事出現在當時並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國年間軍閥的腐敗本質和官場生活的極度糜爛。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他自殺身亡。40年代,由競智圖書館主編吳虞公口述的《李純全史》中有一篇《李純之自戕》,首段說:“李抱病兩月餘,已漸痊可,力與圖謀控製長江者,互爭雌雄,忽於十月十二日晨四時逝世。省長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問,街警加崗,軍官往來如織”。又說:“據可靠消息,李於十一日晚問,尚在後花園散步,精力尚健,午間接命令,加英威上將軍。李閱後,長籲一聲。晚六時,向副官索連日上海報看,副官恐李見報激憤,假言報尚未到。至晚十二時又問,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為詫異,謂何以數日報都未到。汝等騙我,遂大罵。並勒令承啟官張某取來,眾不敢違命,遂呈上。李閱後大哭,亦不言語,病遂加重,急電請西醫須藤診視,


    未開方即去。李就案寫信多封,一時就寢。至三時,值日副官陳廷謨,在簽押房,聞內有歎息聲,未敢即入。旋陳呼內差,無人答應。陳入室,見室內無一人,李擁被而臥,一無聲息,乃有彈自左脅入腹。又於床下得勃郎林手槍一枝,李遺書五封,方知李之死,實係自戕“。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金兆梓的《近世中國史》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孫思白主編的《民國人物傳》都采納了這種說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對李純之死,在台、港學術界也展開過廣泛的討論,較通行的說法也認為是自殺。有的說他因長期吸煙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癮,“一時不吸即欲下便”,為病魔所困,對生活失去興趣,而起了輕生之念。


    也有的說他原是馮國璋的部屬,又與馮是直隸同鄉,1918年馮代理總統期滿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觀絕望,“遂以手槍結束自己生命”(開國煊《李純傳》)。但對自殺之說,也有人表示懷疑。有人說:“以手槍自殺之人,寧有在床上而以槍自擊其腹者乎?”也有人說:“遺囑指定,四妾各給二千元,以李純之財產,李純之地位,而有此遺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殺時間,在清晨四時,亦甚可異”;至於在被褥堆中,舉槍自殺,“槍聲必不能聞於外,即聞亦不遠。”還有人認為,“以李之為人,亦一健者,詎甘如此畢命,實令人費解”(《李純軼事》)。


    近年來,隨著北洋軍閥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對李純之死的探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也出現了一種新的見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雲龍主編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種》,既否定馬弁刺殺說,也不讚成自殺說,而認為李純之死是由李手下的軍官與前帝製犯顧鼇合謀刺殺的。作者在書中明確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製犯顧鼇(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凱稱帝時任大典籌備處法典組主任。袁死後作為帝製禍首被通緝,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於獄,並經秘密審訊,顧氏承認此來為運動帝製,與蘇省軍官密謀接洽,並曆舉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國以來,即與李督甚為接近,且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職。李氏聞之固然之怒,然亦無法,因兵權皆在其手也。及後奉上方命令釋放,此殆由於張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釋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顧鼇既釋,某軍官即密謀害李,其計劃極慎,其布置極周,遂獲成功。”但也有人對此說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所以李純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個懸案,(黃清根)馮玉祥“賀壽送水”是什麽含義?


    馮玉祥將軍是近代的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他堅持正義、嫉惡如仇,在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又可以說是出汙泥而不染的傳奇英雄。


    近年推出的各種樣式的文學作品,陳陳相傳馮玉祥的軼事,其中頗為炙口的就是他的“賀壽送水”故事。據當時在西北軍追隨他多年的簡又文回憶,說這件事是“適足表現其特殊性格的”,他後來寫的洋洋數十萬言的《馮玉祥傳》也記述了這件事:“其年,吳佩孚在洛陽做其五十大壽。當時,吳高任直魯豫巡閱副使,威風權勢,煊赫一時,巴結者均送金送玉或諛辭致賀。


    其中頗為典型的是康有為寫的一副祝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最獲得吳佩孚的歡心。當時馮玉祥派員前往拜壽,贈以冷水一罐,自雲: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譎諫‘之意。這一來,馮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鳴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覺得真似‘冷水澆背’“。(《馮玉祥傳》1972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社版)


    簡又文說,馮玉祥賀壽送水事,傳聞遐邇於民間和上層,“久已遍傳人口,初以為謠言”,後經馮玉樣本人證實“亦自言不諱,乃知為真事”。由此可見,馮玉祥確有此事。


    可是近年推出有關馮玉祥故事對此卻有所花樣翻新,而且對“送水”含義又有相異說法。


    一說是1922年4月,吳佩孚在洛陽過50歲生日,河南督軍馮玉祥前來祝壽,送來一隻用紅紙封著的瓦罐,吳打開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驚喜嚐了一口“壽水”,並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還是煥章想得高人一籌,不同流俗——一罐清水,這豈不是說成“為官清如水嘛!”馮玉祥說,“君子之交清如水”。(馮桂榮編《馮玉祥傳說的故事》,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本篇係72歲老人呂資安口碑,可見此故事深人民間,傳聞之廣,但此處不同的是馮玉祥親自送禮,而且還讓吳佩孚當著他麵品嚐,加上兩人對話,顯然有點戲劇化了,與此內容相近的《馮玉祥將軍傳奇》(王華岑、朱耕,198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類似寫法,所不同的一是時間改為1922年12月,向後拖了8個月,地點不是在洛陽,而在直係大本營的河北保定,做壽者也換成了直係頭子、時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他做的是60大壽。考證於當時報紙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陶菊隱著),以及馮玉祥和曹錕的主從隸屬,他不至於仍拿一罐清水充壽禮的故技,嘲弄曹錕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張本。


    但也有一說是說馮玉祥送水並非是為吳佩孚祝壽,也不是諷刺,而是對吳佩孚支持的表示。據稱吳在直奉戰爭擊敗張作霖後回到洛陽,他人要為他作壽,吳不同意,馮玉祥在陝西督軍任上“乃遣人送蒸餾水一壇,外加封簽,題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吳得之大悅,謂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煥章一人。外界企以為異,且有議馮壽禮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


    (春明逐客《馮玉祥全史》1924年8月七版)原來方此之際,直係和奉係又在醞釀第二次大決戰,雙方調兵遣將,擺出一副劍拔弩張的態勢,吳佩孚要馮玉祥率軍出潼關助其一臂之力,馮表示同意,但遲遲按兵不動。吳佩孚疑鬼疑神,深怕他變卦,幾次三番派專使進關探問,“馮笑曰:子玉何視人若是之輕,我不能效婦女之矢誓言,又難仿戰國年間之歃血為盟,故送以蒸餾水一壇,附簽八字。以表寸心。”吳佩孚見之,非常高興,“欣然色喜,而曰”知我者,其唯煥章乎!“這是因為吳是秀才出身,軍閥行列中罕有的”儒將“,要附和風雅,馮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對此評曰:”自古君子之交,宗信義,重然諾,一言既出,駟馬難逃,苟背盟攜貳,有如此水“。所謂”送水“,其實乃是馮玉祥的獨出心裁的表態,此中心跡,兩人自知。顯然,這種說法更為特殊了。


    馮玉祥“送水祝壽”,隻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無論從時間、對象或者是他的行為和動機,都是相異處,難道是文字記載的失真,事過境遷的模糊,甚至是馮玉祥在若幹年後的記憶失誤或另有他因,但總給人帶來是是非非的感覺,聰明好思的讀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嗎?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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