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農曆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依靠光緒皇帝進行變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反對。下詔變法才一百餘天,慈禧太後再次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重新臨朝聽政,這就是對晚清政局頗有影響的戊戌政變。由於這是一次宮廷政變,知曉內幕者甚少,加上有關著錄諸多曲述,所以關於這次政變的真相,還有不少至今未解開的謎。政變發生的日期,即是其中之一。


    關於戊戌政變發生的日期,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說法,即八月初四日(9月19日)政變說、初五日(9月20日)政變說和初六日(9月21日)政變說。翰林院侍講惲毓鼎於清朝最後一年將所見所聞纂成《崇陵傳信錄》。據此書記載,戊戌年八月初四日黎明,光緒皇帝詣慈禧太後住處頤和園請安,而太後己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慈禧太後抵光緒皇帝住的大內養心殿,盡括章疏,攜之以去,怒詰說:“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皇帝戰栗不發一語,良久才囁嚅著說:“我無此意。”慈禧太後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皇帝不能理萬機為辭,臨朝訓政,政變發生。此為初四日政變說的主要依據。作者惲毓鼎曾事光緒帝19年,“傳螭頭,領蘭台,所居皆史職”。是書記述清宮內幕甚多,為研究清末統治集團活動的重要資料,信者不少。頗有影響的史學家李劍農所著《戊戌以後三十年政治史》即采此說。


    與康有為至交篤誼的同鄉張蔭桓,戊戌政變時為戶部侍郎,他被牽連獲罪,流戍新疆。途中,對解差王慶保、曹景郕談及不少變法之事,王、曹據以整理成《驛舍探幽錄》刊行。此書說初五日這一天,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覲見光緒皇帝時,由張蔭桓帶領,到班時,張向伊藤拉手;上殿時,對答詞畢,又挽伊藤之袖。拉手、挽袖本為外國禮節,而此時西太後正躲在簾幕之後,這一切都被她偷聽偷看了,她懷疑其中有詐。燕穀老人張鴻的小說《續孽海花》還明確描寫:這天早晨,慈禧太後從頤和園住所趕回皇官,搜檢光緒帝文件,當晚發生政變。台灣學者蕭一山據此推斷當日發生了政變。


    (見《戊戌政變的真相》)


    比較流行的是初六日政變說。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以及蘇繼祖的《清廷戊戌朝變記》等都是如此記述的。史學界的老前輩範文瀾、郭沫若、胡繩等的著作都主此說。研究生房德鄰的碩士論文《戊戌政變史實考辨》,挖掘了不少新材料,進一步證明政變確於初六日發生。


    光緒皇帝親政時有行動自由和獨立處理政事的權力。這一天之後,光緒皇帝已無獨立批閱奏章的權力。政變前,光緒皇帝處理政事是在大內乾清宮或頤和園仁壽殿,這一天發布的《籲懇慈恩訓政詔》卻規定“今日始,在便殿辦事“,即在中南海儀鸞殿(今懷仁堂)隨同太後辦事了。這一天開始,光緒皇帝的住處也發生了變化,即由通常住的大內養心殿,搬到了涵元殿。涵元殿在名為南海的大內離宮中心贏台,這裏四麵皆水,有一板橋以通出入,由慈禧太後信任內監十餘人監守。房德鄰並且認為:初六日政變與袁世凱告密並無關係。慈禧太後得知密告是在初六夜晚,而政變在此日一早便已發生。


    在維新過程中,光緒皇帝罷黜頑固派官僚禮部尚書懷塔布,召見握有重兵的袁世凱,引起慈禧太後的不滿和驚懼。及至八月初三日,李鴻章的兒女親家楊崇伊上密折,請太後“即日訓政”,說康有為兄弟“引入內廷”,並“變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黨羽”,還要將政柄拱手讓與東洋前相伊藤博文,觸及慈禧太後痛處,於是決定發動政變。初四日她從頤和園回宮,作了一番布置,為避免政局震蕩並穩往光緒皇帝,故意放出消息說:將於初六日仍回頤和園。初六日卯初二刻,尚蒙在鼓裏的光緒皇帝,按原計劃準時到中和殿看祝版(禮部擬祀社稷壇秋祭文),閱畢出殿,有侍衛、太監來,稱奉太後命,將他引到慈禧太後處。慈禧太後責之曰:“汝之變法維新,本予所許,但不料汝昏昧糊塗,膽大妄為,一至於此。汝自五歲入宮,繼立為帝,撫養成人,以至歸政,予何負於汝?而汝無福承受大業,聽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親貴重臣,無一愛戴汝者,皆請予訓政。漢大臣中雖有一二阿順汝者,予自有法治之。”遂發動了政變,將光緒皇帝幽禁於南海瀛台涵元殿。(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周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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