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夏商的人口問題，由於缺乏準確可靠的人口數字記載，長期以來難於進行認真的探討。
《左傳》哀公元年記載了一則流傳於春秋時期的夏代史事，謂夏後相失國，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長“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收夏眾”。杜預注雲：“方十裏為成，五百人為旅。”收眾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了夏代國家的盛衰興亡。此“有眾一旅”，似指族落組織可出兵員數，如連老弱婦孺在內，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計，則少康在綸邑的人口總數，大概應有1500到2500人。這則傳說表明，早在夏代，統治者就有過人口統計之舉。
有關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數，文獻中說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證實。
一種見於《尚書大傳。虞傳》：“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如按一家五口計，則上說虞複全國總人口數有216萬。但是像鄰、朋、裏、邑、都、師、州這類如此整齊規範的行政區劃和社會組織結構，在夏代並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還沒有出現鄰、裏字樣；朋字隻用來稱貝；都字最早見於西周金文；商代稱王都為大邑或大邑商；師是軍隊之稱；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個體家庭作為人口統計單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調查的特點。顯然這種說法是出於後人附會，根本靠不住。
另一種說法見《後漢書。郡國誌一》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威，執玉帛亦有萬國。……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複禹跡。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克商，製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眾之損，將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
這段文字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敘殷因於夏之間損益時，指出“書策不存，無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麵有一定的史載依據。其二，謂夏商時代方國林立，在文獻中亦有類似之說，如《左傳》哀公七年雲：“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戰國策。劉策》雲：“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
看來，除夏國未必有萬國外，眾多族落小柄林立，確為夏商社會實際狀態。其三，盡避人口落實到百、十、個位數，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這三位數都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時期的民數得失，又按單純人口而不是以戶計數，卻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說有一定參考價值，不能貿然否定。
按照此說，從總體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諸侯方國規模均甚小，平均人口僅1300多人；後眾國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湯時有三千餘國，則總人口約為400萬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達到1350萬以上，須知直到西漢初年全國總人口也不過1500萬至1800萬。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過商初的400萬，因為夏王朝統治區和活動範圍遠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訓》稱商國“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即商疆域東到海邊，南抵五嶺，西達甘肅內蒙，北至河北北部及遼寧。據至今全國已發現的商代文物遺跡，遍及豫、冀、晉、陝、魯、鄂、贛、湘、川、遼及江浙地區，與文獻所言可相印證。夏代領土
大大小於商，竟是“諸侯萬國”，且總人口也多出兩倍多，不能不說是虛張附會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學的發展，對夏商總人口提出了新的觀點。據迄今發現的11處龍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際的古城遺址，估測當時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數大致在1500人左右，這與前述《帝王世紀》所記夏至商初族落方國平均人口1300餘人的數值比較接近。前雲夏初“千八百國”，總人口約240萬，如按現今遺跡考證總人口為270萬。商初三千餘國，人口數似應在400——450萬人之間。
另據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資料等線索來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約550個。此外，甲骨文中有稱“侯”的諸侯約40個，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領地人口。《周官。載師》雲：“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注：“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為單位，自然包括了他們的家屬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組織的人口規模約平均8000餘人數，與殷商晚期正前後相係。按這個平均人口規模數計之，總人口數約略有575萬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數，一直是曆史之謎，說法各異，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學及文獻線索所提供的數字僅是粗估，有待進一步深入考察。
（傅豐渭）
《左傳》哀公元年記載了一則流傳於春秋時期的夏代史事，謂夏後相失國，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長“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收夏眾”。杜預注雲：“方十裏為成，五百人為旅。”收眾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了夏代國家的盛衰興亡。此“有眾一旅”，似指族落組織可出兵員數，如連老弱婦孺在內，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計，則少康在綸邑的人口總數，大概應有1500到2500人。這則傳說表明，早在夏代，統治者就有過人口統計之舉。
有關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數，文獻中說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證實。
一種見於《尚書大傳。虞傳》：“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如按一家五口計，則上說虞複全國總人口數有216萬。但是像鄰、朋、裏、邑、都、師、州這類如此整齊規範的行政區劃和社會組織結構，在夏代並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還沒有出現鄰、裏字樣；朋字隻用來稱貝；都字最早見於西周金文；商代稱王都為大邑或大邑商；師是軍隊之稱；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個體家庭作為人口統計單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調查的特點。顯然這種說法是出於後人附會，根本靠不住。
另一種說法見《後漢書。郡國誌一》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威，執玉帛亦有萬國。……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複禹跡。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克商，製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眾之損，將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
這段文字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敘殷因於夏之間損益時，指出“書策不存，無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麵有一定的史載依據。其二，謂夏商時代方國林立，在文獻中亦有類似之說，如《左傳》哀公七年雲：“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戰國策。劉策》雲：“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
看來，除夏國未必有萬國外，眾多族落小柄林立，確為夏商社會實際狀態。其三，盡避人口落實到百、十、個位數，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這三位數都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時期的民數得失，又按單純人口而不是以戶計數，卻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說有一定參考價值，不能貿然否定。
按照此說，從總體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諸侯方國規模均甚小，平均人口僅1300多人；後眾國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湯時有三千餘國，則總人口約為400萬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達到1350萬以上，須知直到西漢初年全國總人口也不過1500萬至1800萬。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過商初的400萬，因為夏王朝統治區和活動範圍遠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訓》稱商國“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即商疆域東到海邊，南抵五嶺，西達甘肅內蒙，北至河北北部及遼寧。據至今全國已發現的商代文物遺跡，遍及豫、冀、晉、陝、魯、鄂、贛、湘、川、遼及江浙地區，與文獻所言可相印證。夏代領土
大大小於商，竟是“諸侯萬國”，且總人口也多出兩倍多，不能不說是虛張附會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學的發展，對夏商總人口提出了新的觀點。據迄今發現的11處龍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際的古城遺址，估測當時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數大致在1500人左右，這與前述《帝王世紀》所記夏至商初族落方國平均人口1300餘人的數值比較接近。前雲夏初“千八百國”，總人口約240萬，如按現今遺跡考證總人口為270萬。商初三千餘國，人口數似應在400——450萬人之間。
另據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資料等線索來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約550個。此外，甲骨文中有稱“侯”的諸侯約40個，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領地人口。《周官。載師》雲：“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注：“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為單位，自然包括了他們的家屬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組織的人口規模約平均8000餘人數，與殷商晚期正前後相係。按這個平均人口規模數計之，總人口數約略有575萬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數，一直是曆史之謎，說法各異，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學及文獻線索所提供的數字僅是粗估，有待進一步深入考察。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