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朝有個民族英雄嶽飛，這是婦孺皆知的。嶽飛的故事代代相傳，激揚、鼓勵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而其中頗為流傳的一出，就是“嶽母刺字”。傳統農耕社會宣揚“在人為忠義”，“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嶽母刺字“成為社會各階層倫理道德一大模式，大概是寓忠孝於一爐，寫清了賢母孝子忠臣，所以常見於故事的多元移植，改編為戲劇、電影等形象圖式，或者再現於繪畫、廣告。它的倫理價值早已溶合、超越政治價值和文學價值，成為中國曆史社會化、現實化最為走紅的題材之一。
可是，有關“嶽母刺字”的記載，不見於宋人筆記野史，此中亦包括他的曾孫嶽珂《金陀萃編》等書；僅“刺字”之說，見於元人所編《宋史》本傳：“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它沒有點明此四個深入膚理的字出自嶽母的傑作。
我們現在所見“嶽母刺字”的本本，乃是清乾隆年間杭州人錢彩評書《精忠說嶽》。該書第二十二回《結義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嶽母訓子》，內容以嶽飛不受楊麽使者王佐之聘，其母恐怕日後“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來勾引，倘我兒一時失誌，做出些不忠之事，豈不把半世芳名喪於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就小說所寫，這四個字，是先在嶽飛背上正脊之中用毛筆寫上，然後用繡花針刺就，刺完，將醋墨塗上，便永不褪色了。對此，清人《倒精忠》傳奇亦宗其說，當源於此。但是嶽母姚氏，係一農村婦女，缺乏文化甚至沒有文化，關於她的事跡，僅見於《百氏昭忠錄》所稱：“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在嶽飛任大將後，姚氏托人捎帶口信，“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媼為念也。”看來，她隻能言傳；嶽母刺字的不可能，還在於紋身刺繡乃是一門特技，自有操作程序，絕非一蹴而就的。在此業見紅的兩宋時代，他是名列於三百六十行之列的。嶽母也難能有這門工藝。
所以盡避“嶽母刺字”流傳於世，但嚴肅的嶽飛研究學者，如鄧廣銘、王曾瑜、龔延明，在他們各自所寫的“嶽飛傳”裏，對此絕妙素材是拋棄的，寧缺不濫，不從俗說。
嶽飛故事是明朝中葉走俏的，就像《滿江紅》、《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等發現那樣，嶽飛“刺字”始見有具體的刺字者。如果說成化年間創作的《精忠記》（即《嶽飛破虜東窗記》）傳奇，還是隻提及嶽飛背脊有“赤心報國”字樣，那麽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即《武穆精忠傳》）就提及嶽飛見湯陰家鄉多有人眾因生活所迫，聚嘯山林，為自勉勉人，乃出錢請工匠在背上深刺“盡忠報國”四字。熊大木所本，多有據《宋史》本傳處，故作者自稱，“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此處雖仍係推測，是模糊文字，但正說明非嶽母刺字也。
根據熊大木所寫，可見在嘉靖年間還未見有為嶽飛刺字者。
現所見的為嶽飛背脊刺字的，是明朝末年杭州李梅草創、馮夢龍改定的《精忠旗》傳奇。此劇據馮夢龍說：“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史言飛背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此劇雲飛令張憲所涅。”如若是“精忠報國”所刺時間要到嶽飛成為統兵大將時候了。但它仍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的。史書上嶽飛背脊刺的是“盡忠報國”。但到了小說、戲劇，就被改作“精忠報國”，而且也有了母親或部將張憲的刺字者，顯然那是純屬形象思維的塑造，因而其曆史價值為倫理價值替代而人為淡化了。所以嶽飛背脊的刺字，已經很難考證出是誰手刺的。這也許是一個千古難解的不大不小的謎團。
（盛巽昌）
可是，有關“嶽母刺字”的記載，不見於宋人筆記野史，此中亦包括他的曾孫嶽珂《金陀萃編》等書；僅“刺字”之說，見於元人所編《宋史》本傳：“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它沒有點明此四個深入膚理的字出自嶽母的傑作。
我們現在所見“嶽母刺字”的本本，乃是清乾隆年間杭州人錢彩評書《精忠說嶽》。該書第二十二回《結義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嶽母訓子》，內容以嶽飛不受楊麽使者王佐之聘，其母恐怕日後“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來勾引，倘我兒一時失誌，做出些不忠之事，豈不把半世芳名喪於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就小說所寫，這四個字，是先在嶽飛背上正脊之中用毛筆寫上，然後用繡花針刺就，刺完，將醋墨塗上，便永不褪色了。對此，清人《倒精忠》傳奇亦宗其說，當源於此。但是嶽母姚氏，係一農村婦女，缺乏文化甚至沒有文化，關於她的事跡，僅見於《百氏昭忠錄》所稱：“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在嶽飛任大將後，姚氏托人捎帶口信，“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媼為念也。”看來，她隻能言傳；嶽母刺字的不可能，還在於紋身刺繡乃是一門特技，自有操作程序，絕非一蹴而就的。在此業見紅的兩宋時代，他是名列於三百六十行之列的。嶽母也難能有這門工藝。
所以盡避“嶽母刺字”流傳於世，但嚴肅的嶽飛研究學者，如鄧廣銘、王曾瑜、龔延明，在他們各自所寫的“嶽飛傳”裏，對此絕妙素材是拋棄的，寧缺不濫，不從俗說。
嶽飛故事是明朝中葉走俏的，就像《滿江紅》、《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等發現那樣，嶽飛“刺字”始見有具體的刺字者。如果說成化年間創作的《精忠記》（即《嶽飛破虜東窗記》）傳奇，還是隻提及嶽飛背脊有“赤心報國”字樣，那麽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即《武穆精忠傳》）就提及嶽飛見湯陰家鄉多有人眾因生活所迫，聚嘯山林，為自勉勉人，乃出錢請工匠在背上深刺“盡忠報國”四字。熊大木所本，多有據《宋史》本傳處，故作者自稱，“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此處雖仍係推測，是模糊文字，但正說明非嶽母刺字也。
根據熊大木所寫，可見在嘉靖年間還未見有為嶽飛刺字者。
現所見的為嶽飛背脊刺字的，是明朝末年杭州李梅草創、馮夢龍改定的《精忠旗》傳奇。此劇據馮夢龍說：“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史言飛背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此劇雲飛令張憲所涅。”如若是“精忠報國”所刺時間要到嶽飛成為統兵大將時候了。但它仍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的。史書上嶽飛背脊刺的是“盡忠報國”。但到了小說、戲劇，就被改作“精忠報國”，而且也有了母親或部將張憲的刺字者，顯然那是純屬形象思維的塑造，因而其曆史價值為倫理價值替代而人為淡化了。所以嶽飛背脊的刺字，已經很難考證出是誰手刺的。這也許是一個千古難解的不大不小的謎團。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