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聚訟紛壇近400年之久，迄今仍無定論。《金瓶梅》問世時，由於種種原因，作者並沒有署上自己的真實姓名。但因此書豐富的思想內容、嫻熟的藝術手法，在我國文學的發展史上，日益引起人們的注目。因此學者們對於探索它的作者問題，始終抱著很大的興趣。從現有的各種材料記載來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為“某大官家中的教師紹興老儒”、“金吾戚裏門客”、“某孝廉”等所作，由於這些看法純係傳說，並未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過《金瓶梅》一書乃“出於嘉靖間大名士之手”的話，而研究者們一時又找不出更為確鑿的材料來證明這種推測性論斷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
入清以來，“嘉靖間大名士”如徐渭、盧楠、薛應旗、趙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為《金瓶梅》的作者。不過最為流行的看法，則是指嘉靖年間的大文學王世貞。據傳王世貞的父親王杼，因獻《清明上河圖》的贗品，為唐順之識破，因而得罪於權臣嚴嵩和嚴世蕃父子，最後被殘害致死。王世貞為報父仇，特作小說《金瓶梅》獻給嚴世蕃投其所好。書的內容隱射嚴嵩父子，揭露他們的種種醜行，而書上又塗有毒藥，書閱畢，嚴世蕃即中毒而亡。這個故事後來成了“寓意說”、“苦孝說”的根據。
1932年，山西省發現了《金瓶梅詞話》。書前刻有“欣欣子序，蘭陵笑笑生作，明萬曆四十三年“字樣。它比原來的明崇禎天啟年間的刻本———《繡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張竹坡根據崇禎本批點的《第一奇書金瓶梅》都早。由於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們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為重視。1933年10月10日《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率先對上述舊說提出質疑。
該文用嚴謹的史學考證方法、查閱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筆記，以翔實的史料作依據，剖析了前人據以立論的主要根據——《清明上河圖》與王世貞家族的關係，得出曆史上的王世貞之父並非獻假圖受害，嚴世著亦非中毒身亡的結論，就有力地否定了牽強附會的“寓意說”和“苦孝說”，也否定了《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的傳統看法。吳晗還從書中大量運用的是“山東方言”
這一點來看，認為王世貞雖在山東做過三年官，但要像當地土著一樣使用方言寫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確提出，《金瓶梅》應為萬曆十年———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絕不可能是所謂的“嘉靖間大名士”。時隔不久，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吳晗的觀點。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發表《王世貞未作〈金瓶梅〉之確證》，說：“《金瓶梅》敘宋代之事俱不得要領，與王世貞‘博雅’的史學修養存在矛盾。”趙景深也發表了《談〈金瓶梅詞話〉》一文，確定“笑笑生”為山東峰縣人。這樣，王世貞非《金瓶梅》作者，在當時似乎己成為定論。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卻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
解放後，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於《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趨活躍，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麵。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以下六說：王世貞說。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據《明史。王世貞傳》和《萬曆野獲編》以及有關王世貞的身世、生平、籍貫、愛好、文學素養、社會經曆、思想風貌、創作時間、生活習慣等，“與《金瓶梅》全書對勘，認為作品所描寫的內容與王世貞的各種情況都”很對口徑“、”王世貞的影子完全攝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貞是最有條件寫此書的作者“。
李開先說。有的研究者認為，李開先的身世、生平和“對詞曲等市井文學的極深的愛好和修養”等，與前人對《金瓶梅》的說法不謀而合；作品本身證明它同李開先關係密切；把《金瓶梅》和李開先的《寶劍記》作比較，就會發現有不少相同之處。所以，《金瓶梅》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樣，都是在民間藝人中長期流傳之後，經作家個人寫定的，而這個寫定音是李開先。賈三近說。有的研究者從新發現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冊中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後的四篇題跋中，糾正了《萬曆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的兩處錯誤，從而也否定了王世貞說，持此觀點的人認為，以前有關《金瓶梅》作者的各種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大破綻，即籍貫不是“蘭陵”（即山東嶧縣）。
《金瓶梅詞話》序中的“蘭陵笑笑生”，是嶧縣人無疑，而此“笑笑生”是賈三近。因為在嘉、萬年間賈三近的生平經曆、文學素養、世界觀和精神氣質、筆名和《金瓶梅》全書所反映的內容較為相符。賈三近所作《左掖漫錄》當是《金瓶梅》的原稿。
“吳儂”說。所謂“吳儂”，是“生長在吳語地區，或是受吳語影響較深的人”的昵稱。有的研究者從《金瓶梅》書中多次運用吳語詞匯這一點來證明“改定此書的作者當為一吳儂”，並不一定是山東人。還有人曾將《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兩書進行對照，從作者所用的方言中發現了許
多疑問。特別是作者對山東的地理知識，“似乎十分模糊”，說是“山東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間藝人集體創作說。有的研究者從明人有關《金瓶梅》的記載、詞話源流及書中保留的說唱文學特點的例證認為，《金瓶梅》不是哪個大名士、大文學家個人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裏”，由許多民間藝人參加的、經過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還有人更進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詞話》以前，應該有一部《金瓶梅說唱詞話》，後來卻把這一部《金瓶梅說唱詞話》改寫為《金瓶梅詞話》，雖保留了詞話的名稱，實際上是普通小說。
屠隆說。有的研究者認為《金瓶梅》成書的確切時間“當在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間”，這樣，作者定非“嘉靖間大名士”。從《金瓶梅》的內容來看，作者應是一個很不得誌，看穿世事，不滿現實，玩世不恭，而又做過京官，“好敘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說戲曲遊戲文字”的人。明代萬曆年間文學家屠隆在《開卷一笑》中曾用過“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當為“笑笑生”，而“蘭陵”應為江蘇武進，是屠隆祖先居住餅的地方。他的書齋是“婆羅館”，正是取名於武進的古巷。從屠隆的籍貫和生活習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條件，萬曆十二年，屠隆在京師正意氣風發之時，被訐與西寧侯縱婬而罷官，使他看到世態的艱險，同時更縱情於詩酒聲色。這種遭遇和身世以及對社會的認識，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撻的相一致。屠隆對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覺得欲根難除”，這與《金瓶梅》既“企圖否定過度的婬欲”，又“不自覺地流露出讚賞”的觀點也是吻合的。屠隆認為文學作品可以“善惡並采，婬雅雜存”，不必對“婬”的描寫躲躲閃閃。
這些都是產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礎。
《金瓶梅》是我國古代“四大奇書”之一。對其著作權問題的各種研究，都有助於深入探討此書的思想意義和美學意義。這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張兵）
入清以來，“嘉靖間大名士”如徐渭、盧楠、薛應旗、趙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為《金瓶梅》的作者。不過最為流行的看法，則是指嘉靖年間的大文學王世貞。據傳王世貞的父親王杼，因獻《清明上河圖》的贗品，為唐順之識破，因而得罪於權臣嚴嵩和嚴世蕃父子，最後被殘害致死。王世貞為報父仇，特作小說《金瓶梅》獻給嚴世蕃投其所好。書的內容隱射嚴嵩父子，揭露他們的種種醜行，而書上又塗有毒藥，書閱畢，嚴世蕃即中毒而亡。這個故事後來成了“寓意說”、“苦孝說”的根據。
1932年，山西省發現了《金瓶梅詞話》。書前刻有“欣欣子序，蘭陵笑笑生作，明萬曆四十三年“字樣。它比原來的明崇禎天啟年間的刻本———《繡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張竹坡根據崇禎本批點的《第一奇書金瓶梅》都早。由於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們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為重視。1933年10月10日《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率先對上述舊說提出質疑。
該文用嚴謹的史學考證方法、查閱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筆記，以翔實的史料作依據，剖析了前人據以立論的主要根據——《清明上河圖》與王世貞家族的關係，得出曆史上的王世貞之父並非獻假圖受害，嚴世著亦非中毒身亡的結論，就有力地否定了牽強附會的“寓意說”和“苦孝說”，也否定了《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的傳統看法。吳晗還從書中大量運用的是“山東方言”
這一點來看，認為王世貞雖在山東做過三年官，但要像當地土著一樣使用方言寫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確提出，《金瓶梅》應為萬曆十年———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絕不可能是所謂的“嘉靖間大名士”。時隔不久，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吳晗的觀點。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發表《王世貞未作〈金瓶梅〉之確證》，說：“《金瓶梅》敘宋代之事俱不得要領，與王世貞‘博雅’的史學修養存在矛盾。”趙景深也發表了《談〈金瓶梅詞話〉》一文，確定“笑笑生”為山東峰縣人。這樣，王世貞非《金瓶梅》作者，在當時似乎己成為定論。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卻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
解放後，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於《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趨活躍，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麵。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以下六說：王世貞說。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據《明史。王世貞傳》和《萬曆野獲編》以及有關王世貞的身世、生平、籍貫、愛好、文學素養、社會經曆、思想風貌、創作時間、生活習慣等，“與《金瓶梅》全書對勘，認為作品所描寫的內容與王世貞的各種情況都”很對口徑“、”王世貞的影子完全攝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貞是最有條件寫此書的作者“。
李開先說。有的研究者認為，李開先的身世、生平和“對詞曲等市井文學的極深的愛好和修養”等，與前人對《金瓶梅》的說法不謀而合；作品本身證明它同李開先關係密切；把《金瓶梅》和李開先的《寶劍記》作比較，就會發現有不少相同之處。所以，《金瓶梅》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樣，都是在民間藝人中長期流傳之後，經作家個人寫定的，而這個寫定音是李開先。賈三近說。有的研究者從新發現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冊中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後的四篇題跋中，糾正了《萬曆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的兩處錯誤，從而也否定了王世貞說，持此觀點的人認為，以前有關《金瓶梅》作者的各種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大破綻，即籍貫不是“蘭陵”（即山東嶧縣）。
《金瓶梅詞話》序中的“蘭陵笑笑生”，是嶧縣人無疑，而此“笑笑生”是賈三近。因為在嘉、萬年間賈三近的生平經曆、文學素養、世界觀和精神氣質、筆名和《金瓶梅》全書所反映的內容較為相符。賈三近所作《左掖漫錄》當是《金瓶梅》的原稿。
“吳儂”說。所謂“吳儂”，是“生長在吳語地區，或是受吳語影響較深的人”的昵稱。有的研究者從《金瓶梅》書中多次運用吳語詞匯這一點來證明“改定此書的作者當為一吳儂”，並不一定是山東人。還有人曾將《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兩書進行對照，從作者所用的方言中發現了許
多疑問。特別是作者對山東的地理知識，“似乎十分模糊”，說是“山東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間藝人集體創作說。有的研究者從明人有關《金瓶梅》的記載、詞話源流及書中保留的說唱文學特點的例證認為，《金瓶梅》不是哪個大名士、大文學家個人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裏”，由許多民間藝人參加的、經過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還有人更進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詞話》以前，應該有一部《金瓶梅說唱詞話》，後來卻把這一部《金瓶梅說唱詞話》改寫為《金瓶梅詞話》，雖保留了詞話的名稱，實際上是普通小說。
屠隆說。有的研究者認為《金瓶梅》成書的確切時間“當在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間”，這樣，作者定非“嘉靖間大名士”。從《金瓶梅》的內容來看，作者應是一個很不得誌，看穿世事，不滿現實，玩世不恭，而又做過京官，“好敘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說戲曲遊戲文字”的人。明代萬曆年間文學家屠隆在《開卷一笑》中曾用過“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當為“笑笑生”，而“蘭陵”應為江蘇武進，是屠隆祖先居住餅的地方。他的書齋是“婆羅館”，正是取名於武進的古巷。從屠隆的籍貫和生活習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條件，萬曆十二年，屠隆在京師正意氣風發之時，被訐與西寧侯縱婬而罷官，使他看到世態的艱險，同時更縱情於詩酒聲色。這種遭遇和身世以及對社會的認識，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撻的相一致。屠隆對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覺得欲根難除”，這與《金瓶梅》既“企圖否定過度的婬欲”，又“不自覺地流露出讚賞”的觀點也是吻合的。屠隆認為文學作品可以“善惡並采，婬雅雜存”，不必對“婬”的描寫躲躲閃閃。
這些都是產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礎。
《金瓶梅》是我國古代“四大奇書”之一。對其著作權問題的各種研究，都有助於深入探討此書的思想意義和美學意義。這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