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圍環，重蟑疊翠的鎮江市南郊擁有眾多的東晉南朝各代遺跡，被譽為“城市山林”、絕勝佳境，曆來為名士“高隱”之地，其中昭明太子蕭統的遺跡更為引人注目，也更具有曆史文物價值。
鎮江地方文獻記載：“普通元年歲在甲子”，蕭統年二十，遊學南朝各地後定居於招隱山（即鎮江南郊，東晉在這兒建招隱寺，以寺為山名），築讀書台，把宮女、禦樂全部遷回建康。臣屬幕僚疏諫反對，蕭統答：“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他移東宮藏書3萬卷至讀書台，隻留8名太監伺候，長年攻讀於此。緊鄰讀書台右側高台建造“增華閣”。蕭統不僅自己博通眾學，有足夠的學力，並能禮賢下士，招訥當時南朝著名學士雲集於此，連已出家當和尚的《文心雕龍》著者劉勰也被招致而來，廣覽、博集了上自周秦下至梁初1000餘年間的典籍文章，朝夕與才人學士討論商榷，費時數年，終於編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學總集《文選》（蕭統死後諡號昭明，後世又稱《文選》為《昭明文選》）。集130位知名作者和少數怯名作者的作品700餘篇，各種文體的主要代表作大致具備。他親撰序言，使南朝“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他也因此心力交瘁，不久，雙目失明，病逝建康，享年僅31歲。這部當年在招隱山中編成的《文選》，保存了中華民族早期的文學精英，對唐以後乃至今天的文學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無怪有人在增華閣懸長聯，深致敬意：“好學慕青宮，登閣攻書，當憐心苦分明，想見前賢此行坐；憂時搔白發，憑欄覓句，頓覺目窮蒼茫，感懷故國歲滄桑。”
《文選》集前人文學著作之大成，被後人者推崇為學習文學的必讀之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語。研究《文選》在初唐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李善注《文選》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而五臣注《文選》又成為與李注《文選》同行於世的名著，後人又將李善與五臣的注本合為“六臣注”本。這些注本以及後來的研究專著，對於《文選》在何地編成卻幾乎未提，因此，後人常常以《南史》有蕭統“出宮二十餘年”句，說他在招隱山編成《文選》。
遊國恩認為，《文選》是蕭統居京都東宮時編成的。他在《中國文學史。鍾嶸詩及蕭統文選》一節中專門指出，蕭統不僅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文選》，而且在《文選》中傾注了自己對文學的看法。他主張文質並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裏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語，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界限。這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嚐試。
近人分析遊先生的觀點時認為：梁武帝蕭衍在中興元年（501年）帶兵攻入建康，滅齊建梁，這一年蕭統出生。蕭衍提倡儒學，製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廣建佛學，倡導佛教，這給當時的文學帶來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百家爭鳴”，更給文學的繁榮創造了條件。蕭統自幼聰慧，喜攻詩書，少時曾從政，深得民間稱頌（《南史》有專門記載），後廣遊南朝各地，與名士才人交往。當時東官藏書數萬卷，足以供他閱讀，與名士切磋。《南史》說：“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麵台。”可見他一直未離京都。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說：“餘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嚐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與當時的浮鱉、訛濫的文風辯論和鬥爭亦是需要居於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編纂，序中何不言之？況乎當時移東宮3萬卷書的大事，史官何以不載入史呢？此疑可謂不無道理。再者，蕭統之後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能不把這件大事記載下來。
宋朝金華人王象之知江寧縣時，著《輿地紀勝》，書中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跡”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建文選樓，邀劉孝威、庾肩吾、徐陵、鮑至等十餘人，號日高齋學士，在此輯《文選》。”並以唐朝李善上表中有“煽風流於江左”一語為據。但近人認為，襄樊的文選樓係徐陵當時邀名士編成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玉台新詠》之地。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蕭統《文選》編纂地便隻有鎮江南郊增華閣與南京當時的東宮了。
（張國擎）
鎮江地方文獻記載：“普通元年歲在甲子”，蕭統年二十，遊學南朝各地後定居於招隱山（即鎮江南郊，東晉在這兒建招隱寺，以寺為山名），築讀書台，把宮女、禦樂全部遷回建康。臣屬幕僚疏諫反對，蕭統答：“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他移東宮藏書3萬卷至讀書台，隻留8名太監伺候，長年攻讀於此。緊鄰讀書台右側高台建造“增華閣”。蕭統不僅自己博通眾學，有足夠的學力，並能禮賢下士，招訥當時南朝著名學士雲集於此，連已出家當和尚的《文心雕龍》著者劉勰也被招致而來，廣覽、博集了上自周秦下至梁初1000餘年間的典籍文章，朝夕與才人學士討論商榷，費時數年，終於編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學總集《文選》（蕭統死後諡號昭明，後世又稱《文選》為《昭明文選》）。集130位知名作者和少數怯名作者的作品700餘篇，各種文體的主要代表作大致具備。他親撰序言，使南朝“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他也因此心力交瘁，不久，雙目失明，病逝建康，享年僅31歲。這部當年在招隱山中編成的《文選》，保存了中華民族早期的文學精英，對唐以後乃至今天的文學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無怪有人在增華閣懸長聯，深致敬意：“好學慕青宮，登閣攻書，當憐心苦分明，想見前賢此行坐；憂時搔白發，憑欄覓句，頓覺目窮蒼茫，感懷故國歲滄桑。”
《文選》集前人文學著作之大成，被後人者推崇為學習文學的必讀之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語。研究《文選》在初唐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李善注《文選》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而五臣注《文選》又成為與李注《文選》同行於世的名著，後人又將李善與五臣的注本合為“六臣注”本。這些注本以及後來的研究專著，對於《文選》在何地編成卻幾乎未提，因此，後人常常以《南史》有蕭統“出宮二十餘年”句，說他在招隱山編成《文選》。
遊國恩認為，《文選》是蕭統居京都東宮時編成的。他在《中國文學史。鍾嶸詩及蕭統文選》一節中專門指出，蕭統不僅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文選》，而且在《文選》中傾注了自己對文學的看法。他主張文質並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裏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詞章之作；隻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隻有善用典故成語，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界限。這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嚐試。
近人分析遊先生的觀點時認為：梁武帝蕭衍在中興元年（501年）帶兵攻入建康，滅齊建梁，這一年蕭統出生。蕭衍提倡儒學，製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廣建佛學，倡導佛教，這給當時的文學帶來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百家爭鳴”，更給文學的繁榮創造了條件。蕭統自幼聰慧，喜攻詩書，少時曾從政，深得民間稱頌（《南史》有專門記載），後廣遊南朝各地，與名士才人交往。當時東官藏書數萬卷，足以供他閱讀，與名士切磋。《南史》說：“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麵台。”可見他一直未離京都。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說：“餘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嚐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與當時的浮鱉、訛濫的文風辯論和鬥爭亦是需要居於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編纂，序中何不言之？況乎當時移東宮3萬卷書的大事，史官何以不載入史呢？此疑可謂不無道理。再者，蕭統之後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能不把這件大事記載下來。
宋朝金華人王象之知江寧縣時，著《輿地紀勝》，書中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跡”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建文選樓，邀劉孝威、庾肩吾、徐陵、鮑至等十餘人，號日高齋學士，在此輯《文選》。”並以唐朝李善上表中有“煽風流於江左”一語為據。但近人認為，襄樊的文選樓係徐陵當時邀名士編成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玉台新詠》之地。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蕭統《文選》編纂地便隻有鎮江南郊增華閣與南京當時的東宮了。
（張國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