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是西漢初期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賈誼的散文集，原收政論、散文72篇，據說後來由西漢後期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經學家劉向刪定為58篇（見北宋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其書名在南朝梁以前叫《賈子》、《賈誼》或《賈誼集》，《新書》這個名稱，最早見於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中。為了區別起見，人們通常將宋代以前史書（以班固所著《漢書》為主要代表）中的《藝文誌》或《經籍誌》以及一部分目錄典籍著錄的有關《新書》篇目內容稱為古本《新書》，而將宋代開始流行的《新書》版本稱為今本《新書》。南宋王應麟的《玉海》詳細記載了宋代流行的《新書》目錄（共10卷58篇）。而現在所能常見的《新書》，則是由清代盧文招以明代萬曆年間新安程氏（程榮）所刻《漢魏叢書》為底本，並據兩種南宋刻本校刊的版本，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刊行的抱經堂校本（分《事勢》、《連語》、《雜事》三部分，共10卷56篇）。
由於今本《新書》與古本《新書》無論在篇目還是內容上都有出入，於是有人就對《新書》的真偽問題提出了懷疑。首先發難者當數南宋人陳振孫，他在《直齋書錄解題》裏認為，《新書》中“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繼陳振孫之後的懷疑派，一類以姚鼐為代表，視《新書》為偽作，全盤否定；另一類則以紀昀的《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對《新書》抱疑信參半的態度。
姚鼐在《惜抱軒文集》卷五《辨賈誼〈新書〉》中說：“賈生書久不傳矣，世所有雲《新書》者，妄人偽為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偽為者分析，不複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而且斷定作偽者為“魏晉後人”，理由隻有兩條，一是《新書。等齊》篇曰：“天子妃，號曰後，諸侯妃，號曰後。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姚氏認為“易王後曰妃，自魏晉始”。二是《新書。等齊》篇曰：“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姚氏認為，“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製，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製，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偽為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盧文弨在《抱經堂文集。卷十。書校本賈誼〈新書〉後》中批駁了姚氏的推斷，他說“《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也，乃習於賈生者革其言以成此書耳”。並認為“萃而為之”者，“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其規模節目間，要非無所本而能賃空撰造者”，“魏晉後人絕不能為”，基本肯定了《新書》是賈誼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為，“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而“不全真”的主要根據，是“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督亂無條理”。對於這種說法，餘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具體地進行了駁斥，他說：“班固於誼本傳錄其《治安策》，先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雲雲。夫曰‘大略’，則原書固當更詳於此矣。傳讚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顏師古注亦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然則班固於其所上之疏，凡以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凡陳古義，不涉世事者，更無論也。故凡載於《漢書》者，乃從五十八篇之中擷其精華，宜其文如萬選青錢。後人於此數篇，童而習之，而《新書》則讀者甚寡，其書又傳寫脫誤，語句多不可解，令人厭觀，偶一涉獵，見其
皆不如見於《漢書》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鑄，煞費苦心，試取《漢書》與《新書》對照，其間斧鑿之痕，有顯然可見者。“他認為，《新書》中的《事勢》部分為賈誼自著，至於《連語》、《雜事》諸篇，則為”與門人講學之語“，”平日所稱述誦習者“，”皆不必賈生手著“。最近幾年，對於賈誼《新書》真偽問題的考辨和論述較為詳明的專著，則有1982年第2期《文學遺產》所載王洲明《〈新書〉非偽書考》一文。王文基本上附和了盧、餘兩家的觀點，認為姚鼐的妄斷是一因出於對“妃”字在該篇該處真正含義（王氏認為應作“匹配”、“配偶”解）的誤解，二因沒有估計到漢承秦製和諸侯王越軌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對宋代以前史籍和類書中有關《新書》篇目次序和內容方麵的著錄情況分別作了考察後，王文指出，今本《新書》和古本《新書》當同出於一個係統；賈誼的作品在漢代以來長期流傳的過程中雖有散佚，但今本《新書》則保存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可作為研究賈誼思想及文學成就的根據。為了證明《新書》不是一部偽書，不是後人割裂《漢書》拚湊而成，相反倒是《漢書》選用了《新書》的材料，王文特地將《漢書》和《新書》的有關章節列舉出來作了具體對比，發現不少地方《漢書》所載不如《新書》更合情理，《漢書》稱引的賈誼作品，有明顯刪削《新書》的斧鑿痕跡。該文還就《新書》所引《詩經》文字內容並聯係漢代傳詩情況進行考察，從而證明《新書》為漢初作品，其成書時代離賈誼不遠；同時從賈誼受學淵源顯係儒家，《新書》本身遣詞造句又多有重出之例兩方麵說明，《新書》中的《事勢》部分出自賈誼之手，其《連語》、《雜事》部分，除《先醒》、《勸學》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賈誼之手，而決非為後人所偽造。
綜上所述，可見關於賈誼《新書》的真偽之爭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無非是關於《新書》的作者、成書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內容方麵的差異；而班固對《漢書》中所引賈誼作品的聯綴增飾，與《新書》本身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遺漏和錯訛，又無疑在客觀上朝著相反的方向加大了這種差異。盡避目前看來懷疑派似乎暫處劣勢，但若就此斷定爭論可結束，則未免為時尚早。不論懷疑派還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說服對方，都還須進一步提供自己的確鑿而充分的證據來，否則隻能是“存疑”而已。
（彭年祥）
由於今本《新書》與古本《新書》無論在篇目還是內容上都有出入，於是有人就對《新書》的真偽問題提出了懷疑。首先發難者當數南宋人陳振孫，他在《直齋書錄解題》裏認為，《新書》中“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繼陳振孫之後的懷疑派，一類以姚鼐為代表，視《新書》為偽作，全盤否定；另一類則以紀昀的《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對《新書》抱疑信參半的態度。
姚鼐在《惜抱軒文集》卷五《辨賈誼〈新書〉》中說：“賈生書久不傳矣，世所有雲《新書》者，妄人偽為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偽為者分析，不複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而且斷定作偽者為“魏晉後人”，理由隻有兩條，一是《新書。等齊》篇曰：“天子妃，號曰後，諸侯妃，號曰後。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姚氏認為“易王後曰妃，自魏晉始”。二是《新書。等齊》篇曰：“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姚氏認為，“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製，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製，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偽為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盧文弨在《抱經堂文集。卷十。書校本賈誼〈新書〉後》中批駁了姚氏的推斷，他說“《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也，乃習於賈生者革其言以成此書耳”。並認為“萃而為之”者，“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其規模節目間，要非無所本而能賃空撰造者”，“魏晉後人絕不能為”，基本肯定了《新書》是賈誼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為，“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而“不全真”的主要根據，是“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督亂無條理”。對於這種說法，餘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具體地進行了駁斥，他說：“班固於誼本傳錄其《治安策》，先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雲雲。夫曰‘大略’，則原書固當更詳於此矣。傳讚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顏師古注亦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然則班固於其所上之疏，凡以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凡陳古義，不涉世事者，更無論也。故凡載於《漢書》者，乃從五十八篇之中擷其精華，宜其文如萬選青錢。後人於此數篇，童而習之，而《新書》則讀者甚寡，其書又傳寫脫誤，語句多不可解，令人厭觀，偶一涉獵，見其
皆不如見於《漢書》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鑄，煞費苦心，試取《漢書》與《新書》對照，其間斧鑿之痕，有顯然可見者。“他認為，《新書》中的《事勢》部分為賈誼自著，至於《連語》、《雜事》諸篇，則為”與門人講學之語“，”平日所稱述誦習者“，”皆不必賈生手著“。最近幾年，對於賈誼《新書》真偽問題的考辨和論述較為詳明的專著，則有1982年第2期《文學遺產》所載王洲明《〈新書〉非偽書考》一文。王文基本上附和了盧、餘兩家的觀點，認為姚鼐的妄斷是一因出於對“妃”字在該篇該處真正含義（王氏認為應作“匹配”、“配偶”解）的誤解，二因沒有估計到漢承秦製和諸侯王越軌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對宋代以前史籍和類書中有關《新書》篇目次序和內容方麵的著錄情況分別作了考察後，王文指出，今本《新書》和古本《新書》當同出於一個係統；賈誼的作品在漢代以來長期流傳的過程中雖有散佚，但今本《新書》則保存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可作為研究賈誼思想及文學成就的根據。為了證明《新書》不是一部偽書，不是後人割裂《漢書》拚湊而成，相反倒是《漢書》選用了《新書》的材料，王文特地將《漢書》和《新書》的有關章節列舉出來作了具體對比，發現不少地方《漢書》所載不如《新書》更合情理，《漢書》稱引的賈誼作品，有明顯刪削《新書》的斧鑿痕跡。該文還就《新書》所引《詩經》文字內容並聯係漢代傳詩情況進行考察，從而證明《新書》為漢初作品，其成書時代離賈誼不遠；同時從賈誼受學淵源顯係儒家，《新書》本身遣詞造句又多有重出之例兩方麵說明，《新書》中的《事勢》部分出自賈誼之手，其《連語》、《雜事》部分，除《先醒》、《勸學》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賈誼之手，而決非為後人所偽造。
綜上所述，可見關於賈誼《新書》的真偽之爭由來已久，爭論的焦點無非是關於《新書》的作者、成書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內容方麵的差異；而班固對《漢書》中所引賈誼作品的聯綴增飾，與《新書》本身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遺漏和錯訛，又無疑在客觀上朝著相反的方向加大了這種差異。盡避目前看來懷疑派似乎暫處劣勢，但若就此斷定爭論可結束，則未免為時尚早。不論懷疑派還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說服對方，都還須進一步提供自己的確鑿而充分的證據來，否則隻能是“存疑”而已。
（彭年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