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妃故事見之於文學作品的，比比皆是。在我國曆史上流傳甚廣，最為著名的無疑要算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了。他們幾乎進入了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如詩歌、小說、戲曲等，其中都有膾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的《長恨歌》，更屬“千古絕唱”，是我國文學史上最為人傳頌的長篇敘事詩之一。但是，對於它的主題思想，曆來歧見頗多。尤其是解放後，諸家蜂起，各抒己見，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國學術界曾為此開展過兩次大討論。第一次討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從當時的各家意見來看，大體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是“愛情說”。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遭遇，以及歌頌他們愛情的純真的思想，在《長恨歌》中是“主導的，基本的”。白居易通過李、楊愛情的描寫，歌頌了那種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純潔無暇的愛情，這在不合理的婚姻製度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裏，無疑具有進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故事一樣，“屬於人民的精神情緒的表現”。詩中雖也寫到李、楊的荒婬誤國，但作者對此的諷刺和不滿，表現得並不顯著。二是“諷諭說”。不少人認為。《長恨歌》是一首諷喻詩，它“主要是諷刺唐明皇的荒婬誤國和昏迷不悟”，展現了中唐時代封建統治階級的生活麵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敗墮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詩寫於元和元年冬，從白居易在這時期所寫的對策和創作的《新樂府》，以及提出的文學主張來看，主旨都在聯係社會現實，探討曆史教訓，譴責李、楊的荒婬導致安史之亂，與“愛情說”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二是陳鴻的《長恨歌傳》曾說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的創作動機應是可信的。三是全詩諷諭之意明顯，尤其是上半段，著重在揭露和批判，吟詠、讚揚李、楊的愛情並不是主要的。三是“雙重主題說”。有人認為，《長恨歌》寫的是一個特殊性質的愛情悲劇，李、楊兩人既是悲劇的承擔者，又是悲劇的製造者，這就使現實主義的詩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憐”，不能不在這兩個形象身上集中了譴責和同情，恨和愛這樣兩種矛盾的思想情緒，不能不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具有兩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因為，一、全詩一方麵對李、楊兩人的荒婬生活招致禍亂，作了明顯的諷刺；另一方麵對楊貴妃的死和兩人誠篤的相思賦與很大的同情。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二、就陳鴻的話而言，就有著同情和諷喻這兩個方麵。所謂“感其事”，就是被李、楊的悲劇所感動，因而賦與同情：“懲尤物，窒亂階”，就是指玄宗因溺於女色而招致禍亂，必須給以諷刺。三、是詩的前段采用了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以諷喻為主，後段則多用浪漫主義手法，借李、楊故事寄托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長恨歌》是同情和諷喻的結合體，不能將它看成是純粹的諷刺詩和愛情詩。
第二次討論從近年來開始，目前還在繼續。不少研究者圍繞上述諸說，深入發掘，不斷提出一些新見解，力圖在已有的基礎上前進。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感傷說”。有人說，《長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創作的，它與中唐的文學創作潮流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體現著這個創作潮流中大部分詩作的共同特點，抒寫著感慨國運盛極而衰的共同主題，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時代興衰轉變時期的感傷、淒涼之感。所謂“長恨”，不僅僅是作者對李、楊悲劇的“長恨”，更主要的是對統治階級不能保持唐朝開元、天寶時期的興盛，反而在盛世中縱情享樂而招致國破國衰局麵的“長恨”，是對一個全盛時代衰亡的“長恨”。也有人說，白居易寫《長恨歌》，“是通過對曆史人物的詠歎，表達他個人的痛苦。”為此，他借曆史題材，抒寫與情人永別離時的長相思之痛，為自己的不幸愛情遭遇，寫了一曲淒婉的哀歌。這是因為：詩人創作此詩時，正是他遭受愛情痛苦的深淵時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編集時，把《長恨歌》列入“感傷”詩類中；另外，詩中塑造了一個美麗動人的女性形象，體現了下層市民的審美趣味。
（張兵）
白居易的《長恨歌》，更屬“千古絕唱”，是我國文學史上最為人傳頌的長篇敘事詩之一。但是，對於它的主題思想，曆來歧見頗多。尤其是解放後，諸家蜂起，各抒己見，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國學術界曾為此開展過兩次大討論。第一次討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從當時的各家意見來看，大體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是“愛情說”。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遭遇，以及歌頌他們愛情的純真的思想，在《長恨歌》中是“主導的，基本的”。白居易通過李、楊愛情的描寫，歌頌了那種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純潔無暇的愛情，這在不合理的婚姻製度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裏，無疑具有進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故事一樣，“屬於人民的精神情緒的表現”。詩中雖也寫到李、楊的荒婬誤國，但作者對此的諷刺和不滿，表現得並不顯著。二是“諷諭說”。不少人認為。《長恨歌》是一首諷喻詩，它“主要是諷刺唐明皇的荒婬誤國和昏迷不悟”，展現了中唐時代封建統治階級的生活麵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敗墮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詩寫於元和元年冬，從白居易在這時期所寫的對策和創作的《新樂府》，以及提出的文學主張來看，主旨都在聯係社會現實，探討曆史教訓，譴責李、楊的荒婬導致安史之亂，與“愛情說”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二是陳鴻的《長恨歌傳》曾說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的創作動機應是可信的。三是全詩諷諭之意明顯，尤其是上半段，著重在揭露和批判，吟詠、讚揚李、楊的愛情並不是主要的。三是“雙重主題說”。有人認為，《長恨歌》寫的是一個特殊性質的愛情悲劇，李、楊兩人既是悲劇的承擔者，又是悲劇的製造者，這就使現實主義的詩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憐”，不能不在這兩個形象身上集中了譴責和同情，恨和愛這樣兩種矛盾的思想情緒，不能不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具有兩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因為，一、全詩一方麵對李、楊兩人的荒婬生活招致禍亂，作了明顯的諷刺；另一方麵對楊貴妃的死和兩人誠篤的相思賦與很大的同情。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二、就陳鴻的話而言，就有著同情和諷喻這兩個方麵。所謂“感其事”，就是被李、楊的悲劇所感動，因而賦與同情：“懲尤物，窒亂階”，就是指玄宗因溺於女色而招致禍亂，必須給以諷刺。三、是詩的前段采用了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以諷喻為主，後段則多用浪漫主義手法，借李、楊故事寄托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長恨歌》是同情和諷喻的結合體，不能將它看成是純粹的諷刺詩和愛情詩。
第二次討論從近年來開始，目前還在繼續。不少研究者圍繞上述諸說，深入發掘，不斷提出一些新見解，力圖在已有的基礎上前進。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感傷說”。有人說，《長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創作的，它與中唐的文學創作潮流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體現著這個創作潮流中大部分詩作的共同特點，抒寫著感慨國運盛極而衰的共同主題，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時代興衰轉變時期的感傷、淒涼之感。所謂“長恨”，不僅僅是作者對李、楊悲劇的“長恨”，更主要的是對統治階級不能保持唐朝開元、天寶時期的興盛，反而在盛世中縱情享樂而招致國破國衰局麵的“長恨”，是對一個全盛時代衰亡的“長恨”。也有人說，白居易寫《長恨歌》，“是通過對曆史人物的詠歎，表達他個人的痛苦。”為此，他借曆史題材，抒寫與情人永別離時的長相思之痛，為自己的不幸愛情遭遇，寫了一曲淒婉的哀歌。這是因為：詩人創作此詩時，正是他遭受愛情痛苦的深淵時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編集時，把《長恨歌》列入“感傷”詩類中；另外，詩中塑造了一個美麗動人的女性形象，體現了下層市民的審美趣味。
（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