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派”和“婉約派”，原本是對宋詞流派的基本劃分，後來逐漸成了我們平常使用的一種文學術語，它的意義已經越出了宋詞的界域，但追根尋源，人們卻可以發現，這種劃分並沒有成為評價宋代詞人的權威定論。“豪放派”和“婉約派”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宋詞中到底有沒有“派”？這仍是一個百塚爭鳴、難歸一統的問題。
第一種意見完全否認宋詞流派的存在。施蟄存曾指出：婉約、豪放僅是作品風格，而風格的形成取決於思想感情，“燕閑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約。”宋人論詞，初無兩派之分。所謂流派，“因有許多人向同一風格寫作，蔚為風氣，故得以為一個流派。東坡稼軒，才情麵目不同，豈得謂之同派？”我們無法開出一個豪放詞的宗派圖，而吳文英徒眾甚多，隱然成派，也不能說成是婉約派。何況婉約、豪放也不是對立麵，尚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約者在。清人郭頻伽論詞有12品，楊伯夔又加了12品，這24種風格能夠分別屬於婉約和豪放兩派嗎？這些都隻能稱作“體”而不算“派”。吳世昌則從北宋詞的創作著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來風景異”、“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這一類的豪放之作不滿十首，根本談不上派。
如果真有這一派，試問有多少人組成？以誰為派主？寫出了多少豪放詞？收印在什麽集子裏？他們認為，如果編寫詞史，不宜再說宋詞有婉約、豪放兩大派。第二種意見與此針鋒相對，認為不但宋詞有豪放、婉約兩大派，而且自《詩》、《騷》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漢魏風骨，氣可淩雲，……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齊梁，職竟新麗，……皆婉約派之宗。“所不同者，僅當時無婉約、豪放之名，而以‘華’、‘實’為區別之標準而已”。李白豪放，杜甫婉約，也是無可懷疑的。就宋代詞人而論，“若東坡稼軒，就其詞作風格主導方麵而論，固皆詞家豪放派也。”他們認為，宋人即以婉豪分派，俞文豹《吹劍續錄》所載東坡詞如關西大漢唱“大江東去”，柳永詞如十七八女郎歌“曉風殘月”，就是豪放和婉約兩派的區分。明人張綎所謂“少遊多婉約，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則，詞寫得婉約易，寫得豪放難，“故豪放之詞更彌足珍貴，即謂為詞之正宗，又何不可”。“如果寫《詞史》必須大書特書詞有豪放、婉約兩派。豪放同以範希文為首唱，而以東坡、稼軒為教主；婉約詞則以晏元獻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為教主。”
第三種意見別立一說，認為派有兩種含義，即指流派也指風格，宋人雖分婉約、豪放，但都是指藝術風格而論。宋人倒是以“雅”（閑雅、雅正）與“鄭”（側豔、俚俗）來分派的。豔詞不等於婉約詞，雅詞更不是豪放詞，應當作實事求是的評價。強以豪放、婉約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無非是為了抬高豪放派。這樣做對詞學研究很有害：一來對許多大詞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薑夔、吳文英等）評價很不夠，二來影響人們了解宋詞真麵目，三來模糊了許多不同流派和風格的作家在詞的發展史上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並驅爭流的事實，四來不利於我們今天對作家作品作具體科學的分析。
第四種意見實際上是對第二種意見的補充和發揮。他們認為，流派的眾多和風格的多樣，是宋詞繁榮的重要標誌。宋詞粗分有婉約、豪放兩大派，但還可分得更細，“豪放派中，蘇之清曠，辛之豪雄，亦同中有異；婉約派中，周、吳的質實，薑、張的清空，亦區別為二，而周的疏密相間，吳的縝密妍麗，亦可細分。”他們認為，豪放、婉約隻是基本劃分，它們之間也在互相滲透，互相影響，而且還有遊離於兩派之外的作家。他們不同意第二種意見把豪放派作為詞的正宗的提法，認為應該充分肯定婉約派詞人在藝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種意見是折中型的。他們認為“體”與“派”在我國文學習慣上區別甚微，稱體者，每可稱派。一般看來，體多指形式與體裁，派多指風格和品流。從發展過程看，往往先有體，而後產生不同的派。他們認為，宋詞中的豪放、婉約之間沒有不可逾越豹鴻溝，更不是互相對立和排斥的。同一詞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沒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規定。
事實上，這些對流派存在與否的見解，主要是針對“五四”以來詞學研究的一些偏激觀點而發的。胡適、胡雲翼等極力崇揚詞中的豪放派，他們把蘇辛為代表的豪放派稱為宋詞的主流，而把以周、薑為代表的婉約派稱為逆流。解放以後，這種觀點一直作為詞學研究的流行觀點，而胡雲翼《宋詞選》作為代表性選本影響也很大。粉碎“四人幫”後，不少學者突破禁區，勇於探索，對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質疑，進而探討了有關宋詞流派和風格的種種問題，活躍了學術空氣。宋詞中到底有沒有流派？對“派”與“體”應該如何理解？怎樣評價宋詞才算是實事求是？這還有待於學術園地進一步的鳴放和探索。
（耿百鳴）
第一種意見完全否認宋詞流派的存在。施蟄存曾指出：婉約、豪放僅是作品風格，而風格的形成取決於思想感情，“燕閑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約。”宋人論詞，初無兩派之分。所謂流派，“因有許多人向同一風格寫作，蔚為風氣，故得以為一個流派。東坡稼軒，才情麵目不同，豈得謂之同派？”我們無法開出一個豪放詞的宗派圖，而吳文英徒眾甚多，隱然成派，也不能說成是婉約派。何況婉約、豪放也不是對立麵，尚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約者在。清人郭頻伽論詞有12品，楊伯夔又加了12品，這24種風格能夠分別屬於婉約和豪放兩派嗎？這些都隻能稱作“體”而不算“派”。吳世昌則從北宋詞的創作著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來風景異”、“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這一類的豪放之作不滿十首，根本談不上派。
如果真有這一派，試問有多少人組成？以誰為派主？寫出了多少豪放詞？收印在什麽集子裏？他們認為，如果編寫詞史，不宜再說宋詞有婉約、豪放兩大派。第二種意見與此針鋒相對，認為不但宋詞有豪放、婉約兩大派，而且自《詩》、《騷》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漢魏風骨，氣可淩雲，……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齊梁，職竟新麗，……皆婉約派之宗。“所不同者，僅當時無婉約、豪放之名，而以‘華’、‘實’為區別之標準而已”。李白豪放，杜甫婉約，也是無可懷疑的。就宋代詞人而論，“若東坡稼軒，就其詞作風格主導方麵而論，固皆詞家豪放派也。”他們認為，宋人即以婉豪分派，俞文豹《吹劍續錄》所載東坡詞如關西大漢唱“大江東去”，柳永詞如十七八女郎歌“曉風殘月”，就是豪放和婉約兩派的區分。明人張綎所謂“少遊多婉約，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則，詞寫得婉約易，寫得豪放難，“故豪放之詞更彌足珍貴，即謂為詞之正宗，又何不可”。“如果寫《詞史》必須大書特書詞有豪放、婉約兩派。豪放同以範希文為首唱，而以東坡、稼軒為教主；婉約詞則以晏元獻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為教主。”
第三種意見別立一說，認為派有兩種含義，即指流派也指風格，宋人雖分婉約、豪放，但都是指藝術風格而論。宋人倒是以“雅”（閑雅、雅正）與“鄭”（側豔、俚俗）來分派的。豔詞不等於婉約詞，雅詞更不是豪放詞，應當作實事求是的評價。強以豪放、婉約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無非是為了抬高豪放派。這樣做對詞學研究很有害：一來對許多大詞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薑夔、吳文英等）評價很不夠，二來影響人們了解宋詞真麵目，三來模糊了許多不同流派和風格的作家在詞的發展史上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並驅爭流的事實，四來不利於我們今天對作家作品作具體科學的分析。
第四種意見實際上是對第二種意見的補充和發揮。他們認為，流派的眾多和風格的多樣，是宋詞繁榮的重要標誌。宋詞粗分有婉約、豪放兩大派，但還可分得更細，“豪放派中，蘇之清曠，辛之豪雄，亦同中有異；婉約派中，周、吳的質實，薑、張的清空，亦區別為二，而周的疏密相間，吳的縝密妍麗，亦可細分。”他們認為，豪放、婉約隻是基本劃分，它們之間也在互相滲透，互相影響，而且還有遊離於兩派之外的作家。他們不同意第二種意見把豪放派作為詞的正宗的提法，認為應該充分肯定婉約派詞人在藝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種意見是折中型的。他們認為“體”與“派”在我國文學習慣上區別甚微，稱體者，每可稱派。一般看來，體多指形式與體裁，派多指風格和品流。從發展過程看，往往先有體，而後產生不同的派。他們認為，宋詞中的豪放、婉約之間沒有不可逾越豹鴻溝，更不是互相對立和排斥的。同一詞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沒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規定。
事實上，這些對流派存在與否的見解，主要是針對“五四”以來詞學研究的一些偏激觀點而發的。胡適、胡雲翼等極力崇揚詞中的豪放派，他們把蘇辛為代表的豪放派稱為宋詞的主流，而把以周、薑為代表的婉約派稱為逆流。解放以後，這種觀點一直作為詞學研究的流行觀點，而胡雲翼《宋詞選》作為代表性選本影響也很大。粉碎“四人幫”後，不少學者突破禁區，勇於探索，對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質疑，進而探討了有關宋詞流派和風格的種種問題，活躍了學術空氣。宋詞中到底有沒有流派？對“派”與“體”應該如何理解？怎樣評價宋詞才算是實事求是？這還有待於學術園地進一步的鳴放和探索。
（耿百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