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已經不是宋代薛居正的原著，而是清代乾隆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先是，薛居正的《舊五代史》（以下簡稱“薛史”）問世以後，經過87年，到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歐陽修認為“薛史”繁瑣，又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歐陽修死後，始由國子監刊行，在社會上與“薛史”並行流傳。清乾隆年間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介紹“薛史”時說：“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詔學官止（隻）用‘歐陽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似乎“薛史”在南宋時已不很通行，到明代就絕版了。
張元濟在《校史隨筆》中，有《舊五代史》一則說：“以餘所知，明萬曆連江陳一齋有是書，所記卷數與《玉海》合，見《世善堂書目》。清初黃太衝（宗羲）亦有之，見《南雷文定》附錄吳任臣書，全謝山（祖望）謂其毀於水火。連江陳氏所藏，陸存齋（心沅）謂嘉慶時散出，趙穀林（星）以兼金求之不可得，蓋亦必為劫灰矣。”可知“薛史”並未絕版，在明清之際尚有存本。商務印書館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薛史”忽又一度出現。張元濟在《涉園序跋集錄》中說：“餘微聞有人曾見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故輯印之始，雖選用嘉業堂劉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刊報搜訪，冀有所獲。未幾果有來告者，謂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國四年（1915年）三月售於某書估，且出示《貨書記》相視。允宗，餘敵人也，方其在時，絕未道及，及輾轉追尋，曆有年所，迷離惝恍，莫可究詰。”張氏所謂刊報搜訪，此項廣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中也有刊載。第一次在1930年，題為“重價征募薛居正《舊五代史》原書”；第二在1934年，題為“征求薛居正《舊五代史》”。結果，“薛史”原書仍不見蹤跡。
1982年，商務印書館紀念建館85周年，印有《張元濟書劄》一冊，內記張氏於1953年3月27日致丁英桂一信說：“近聞《舊五代史》有出世之信，可喜。吾兄想曾見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覓，尤感。”為此，我曾去訪問過丁英桂老先生，據說“薛史”由汪允宗售與某書估後，不久即為丁乃揚所得。丁乃揚字少蘭，浙江吳興人，曾任兩廣鹽運使、順天府尹、長蘆鹽運使、兩淮鹽運使等職。丁乃揚死後，“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書店《古舊書訊》1979年第2期中又另有傳聞。據說商務印書館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曾出1萬元高價征求過“薛史”原書，但一直沒有人應征，後悉此書藏丁乃揚處，乃派任心白（丁乃揚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書樓尋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錚《藏書紀事詩三編》有：“丁乃揚少蘭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舊五代史》，少蘭歿後，不知以何因緣歸一彭姓者（鄭逸梅《書報舊話》作”彭穀聲“）。丁醜之變，彭姓負書去屯溪，遄返海上，據述，吳湖帆、公孫翼燕嚐為作《千裏負書圖》，此事此人頗以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籍書店收購處，證實其父確藏有“薛史”原書，但寄放於其父友人家。後經該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訪問，其父之友矢口否認，“薛史”的下落終不得要領。
中華書局出版的羅繼祖《楓窗脞語》中，有金承安刊《舊五代史》一則說：“歙縣汪允宗德淵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轉運司刊《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張菊老《校史隨筆》中記之，菊老與汪雅故，汪生前絕不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於民國四年三月，以發憤與同誌自香港電英政府，揭日狡謀，取所藏珍本六種（內一種即為《舊五代史》）貨之粵商，得千三百元作電費。歸粵商後遂不複出，亦怪事，意早隨海舶西邁矣。”惟就現有資料看，國外印行的“薛史”，也沒有用宋版原書作底本的，說明“薛史”沒有流出國外。
（楊震方）
張元濟在《校史隨筆》中，有《舊五代史》一則說：“以餘所知，明萬曆連江陳一齋有是書，所記卷數與《玉海》合，見《世善堂書目》。清初黃太衝（宗羲）亦有之，見《南雷文定》附錄吳任臣書，全謝山（祖望）謂其毀於水火。連江陳氏所藏，陸存齋（心沅）謂嘉慶時散出，趙穀林（星）以兼金求之不可得，蓋亦必為劫灰矣。”可知“薛史”並未絕版，在明清之際尚有存本。商務印書館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薛史”忽又一度出現。張元濟在《涉園序跋集錄》中說：“餘微聞有人曾見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故輯印之始，雖選用嘉業堂劉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刊報搜訪，冀有所獲。未幾果有來告者，謂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國四年（1915年）三月售於某書估，且出示《貨書記》相視。允宗，餘敵人也，方其在時，絕未道及，及輾轉追尋，曆有年所，迷離惝恍，莫可究詰。”張氏所謂刊報搜訪，此項廣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中也有刊載。第一次在1930年，題為“重價征募薛居正《舊五代史》原書”；第二在1934年，題為“征求薛居正《舊五代史》”。結果，“薛史”原書仍不見蹤跡。
1982年，商務印書館紀念建館85周年，印有《張元濟書劄》一冊，內記張氏於1953年3月27日致丁英桂一信說：“近聞《舊五代史》有出世之信，可喜。吾兄想曾見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覓，尤感。”為此，我曾去訪問過丁英桂老先生，據說“薛史”由汪允宗售與某書估後，不久即為丁乃揚所得。丁乃揚字少蘭，浙江吳興人，曾任兩廣鹽運使、順天府尹、長蘆鹽運使、兩淮鹽運使等職。丁乃揚死後，“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書店《古舊書訊》1979年第2期中又另有傳聞。據說商務印書館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曾出1萬元高價征求過“薛史”原書，但一直沒有人應征，後悉此書藏丁乃揚處，乃派任心白（丁乃揚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書樓尋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錚《藏書紀事詩三編》有：“丁乃揚少蘭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舊五代史》，少蘭歿後，不知以何因緣歸一彭姓者（鄭逸梅《書報舊話》作”彭穀聲“）。丁醜之變，彭姓負書去屯溪，遄返海上，據述，吳湖帆、公孫翼燕嚐為作《千裏負書圖》，此事此人頗以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籍書店收購處，證實其父確藏有“薛史”原書，但寄放於其父友人家。後經該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訪問，其父之友矢口否認，“薛史”的下落終不得要領。
中華書局出版的羅繼祖《楓窗脞語》中，有金承安刊《舊五代史》一則說：“歙縣汪允宗德淵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轉運司刊《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張菊老《校史隨筆》中記之，菊老與汪雅故，汪生前絕不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於民國四年三月，以發憤與同誌自香港電英政府，揭日狡謀，取所藏珍本六種（內一種即為《舊五代史》）貨之粵商，得千三百元作電費。歸粵商後遂不複出，亦怪事，意早隨海舶西邁矣。”惟就現有資料看，國外印行的“薛史”，也沒有用宋版原書作底本的，說明“薛史”沒有流出國外。
（楊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