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織圖》是將我國古代人民的食和衣兩大生產係統，即耕和織按照其生產過程而繪製的一種特定形式，其主要目的是讓統治者“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這一形式首創於南宋紹興年間於潛縣令樓（王壽），據樓（王壽）的侄子樓鑰在《攻媿集》中記載：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係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後呈於宋高宗，“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
書姓名屏間“。由於統治者的倡導，《耕織圖》便成為一種比較固定的繪畫形式傳了下來，且曆代摹本、刻本不下幾十種，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宋劉鬆年的本子。
劉鬆年是南宋畫壇四大家之一（另三位為李唐、馬遠、夏圭），據《畫史會要》載：“劉鬆年，錢塘人，居清波門外，俗呼暗門劉，淳熙畫院學生，紹熙年間待詔。山水、人物師張敦禮而神氣過之。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劉鬆年的同類作品還有《絲綸圖》、《宮蠶圖》、《春社圖卷》等，都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因此，他畫《耕織圖》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自劉鬆年將此圖獻於寧宗之後，在公開場合就未能再見到劉本《耕織圖》了，曆宋、元、明數代，一直鮮有人知其下落，直到清乾隆年間，這個問題才被畫家蔣廷錫之子蔣溥提了出來。當時，蔣溥向清高宗獻上一卷《蠶織圖》，圖上共繪24事，每事之空處又用小篆題24首樓（王壽）之詩，圖尾落款為“鬆年筆”三字。後有元明諸家題跋，最重要的恐怕是元代趙子俊的跋語：“《耕織圖》二卷乃程氏舊藏，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這明確地指出了程氏家中原來藏有《耕織圖》，後由隨齋（即程棨）用小篆題詩於上。
蔣溥據此及落款推測這就是劉鬆年的真跡：“伏考鬆年紹熙時在畫苑進《耕織圖》，或者此其一歟？”蔣溥將《蠶織圖》呈於清高宗後，高宗深信不疑，將其收藏於禦書房，並著入《石渠寶笈》。但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新得一圖，是與前述《蠶織圖》“紙幅長短畫篆體格悉無弗合”的《耕圖》，圖後有元代姚式題跋：“《耕織圖》二卷，文簡程公曾孫棨儀甫繪而篆之”。文簡程公即南宋著名學者程大昌，由此跋來看，則此圖應由程棨所繪。清高宗據此又重新考證，認為這《耕織圖》是元代程棨按樓（王壽）本的臨摹，“鬆年筆”三字“腕力既弱，腹無記印”，是後人偽題，而劉本已佚。於是，劉鬆年《耕織圖》傳世與否被清高宗一錘定音，海內外學者一直沿用這一觀點。清高宗後在《耕圖》上題詩，並將此圖二卷藏於貴織山堂，又摹刻於石上，陳列於多稼軒。1860年，《耕圖》原作被英法聯軍劫走，現存美國華盛頓的freer美術館。然而，今天的人們畢竟不會被200年前清高宗的一句話擋了路。由宋人《蠶織圖》在黑龍江的重新發現為楔子，有人開始重新懷疑清高宗的論斷，並考慮劉鬆年《耕織圖》存在的可能性。人們發現，曆代主張劉本傳世的不乏其人，在畫史著作中也記載了不少劉本的線索，特別是在清初徽州吳其貞《書畫記》中記載了他曾看到三種傳為劉鬆年所畫的《耕織圖》版本。第一次是在屯溪（當時屬休寧縣）程隱之肆中，此本“氣色尚佳，多殘缺處，畫法精工，然非劉筆，乃畫院中臨本”；第二次是在其堂兄仲堅處，也被吳其貞認作是臨本；第三次是在休寧縣榆村程怡之家中，此次唯見《耕圖》一卷：“色新法健，不工不簡，草草而成，多有筆趣，……識四字曰劉鬆年筆”。
由此看來，吳其貞曾看到三個與劉鬆年有關的《耕織圖》版本，其中一個被認為是真跡。另外，《東圖玄覽》一書也載餘杭方相卿家藏有劉本《耕織圖》。鑒於吳其貞是在休寧縣東南境與歙縣間看到上述三個版本，而程棨亦為休寧縣會裏人，與上述屯溪、榆村相去甚近，又同姓程，因此，在這三個版本與所謂的程棨本之後，我們隱約看到了這樣一條暗線，劉鬆年的《耕織圖》似乎一直在影響著這一帶所有的《耕織圖》版本。進一步考慮，我們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為何有如此多的傳為劉鬆年本或摹本《耕織圖》流傳在皖浙一帶？它們與劉本的關係究竟是偽本還是一般摹本？如純係偽本，為何不偽製
更有影響、更有價值的樓（王壽）原本？若為摹本，那它們的原本又在哪裏？南宋期間顯赫一時的程氏家族是否可能得到劉本？現藏美國的究竟是劉本還是程本？歸根結蒂，就是劉鬆年《耕織圖》究竟是否傳世？傳在何處？是哪一本？能否重見天日？
這一個謎，或許要等熟悉皖浙藏畫的人、或是了解程氏家族的人、或是能見到美國藏本的人來研究解答了。
（趙豐）
書姓名屏間“。由於統治者的倡導，《耕織圖》便成為一種比較固定的繪畫形式傳了下來，且曆代摹本、刻本不下幾十種，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宋劉鬆年的本子。
劉鬆年是南宋畫壇四大家之一（另三位為李唐、馬遠、夏圭），據《畫史會要》載：“劉鬆年，錢塘人，居清波門外，俗呼暗門劉，淳熙畫院學生，紹熙年間待詔。山水、人物師張敦禮而神氣過之。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劉鬆年的同類作品還有《絲綸圖》、《宮蠶圖》、《春社圖卷》等，都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因此，他畫《耕織圖》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自劉鬆年將此圖獻於寧宗之後，在公開場合就未能再見到劉本《耕織圖》了，曆宋、元、明數代，一直鮮有人知其下落，直到清乾隆年間，這個問題才被畫家蔣廷錫之子蔣溥提了出來。當時，蔣溥向清高宗獻上一卷《蠶織圖》，圖上共繪24事，每事之空處又用小篆題24首樓（王壽）之詩，圖尾落款為“鬆年筆”三字。後有元明諸家題跋，最重要的恐怕是元代趙子俊的跋語：“《耕織圖》二卷乃程氏舊藏，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這明確地指出了程氏家中原來藏有《耕織圖》，後由隨齋（即程棨）用小篆題詩於上。
蔣溥據此及落款推測這就是劉鬆年的真跡：“伏考鬆年紹熙時在畫苑進《耕織圖》，或者此其一歟？”蔣溥將《蠶織圖》呈於清高宗後，高宗深信不疑，將其收藏於禦書房，並著入《石渠寶笈》。但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新得一圖，是與前述《蠶織圖》“紙幅長短畫篆體格悉無弗合”的《耕圖》，圖後有元代姚式題跋：“《耕織圖》二卷，文簡程公曾孫棨儀甫繪而篆之”。文簡程公即南宋著名學者程大昌，由此跋來看，則此圖應由程棨所繪。清高宗據此又重新考證，認為這《耕織圖》是元代程棨按樓（王壽）本的臨摹，“鬆年筆”三字“腕力既弱，腹無記印”，是後人偽題，而劉本已佚。於是，劉鬆年《耕織圖》傳世與否被清高宗一錘定音，海內外學者一直沿用這一觀點。清高宗後在《耕圖》上題詩，並將此圖二卷藏於貴織山堂，又摹刻於石上，陳列於多稼軒。1860年，《耕圖》原作被英法聯軍劫走，現存美國華盛頓的freer美術館。然而，今天的人們畢竟不會被200年前清高宗的一句話擋了路。由宋人《蠶織圖》在黑龍江的重新發現為楔子，有人開始重新懷疑清高宗的論斷，並考慮劉鬆年《耕織圖》存在的可能性。人們發現，曆代主張劉本傳世的不乏其人，在畫史著作中也記載了不少劉本的線索，特別是在清初徽州吳其貞《書畫記》中記載了他曾看到三種傳為劉鬆年所畫的《耕織圖》版本。第一次是在屯溪（當時屬休寧縣）程隱之肆中，此本“氣色尚佳，多殘缺處，畫法精工，然非劉筆，乃畫院中臨本”；第二次是在其堂兄仲堅處，也被吳其貞認作是臨本；第三次是在休寧縣榆村程怡之家中，此次唯見《耕圖》一卷：“色新法健，不工不簡，草草而成，多有筆趣，……識四字曰劉鬆年筆”。
由此看來，吳其貞曾看到三個與劉鬆年有關的《耕織圖》版本，其中一個被認為是真跡。另外，《東圖玄覽》一書也載餘杭方相卿家藏有劉本《耕織圖》。鑒於吳其貞是在休寧縣東南境與歙縣間看到上述三個版本，而程棨亦為休寧縣會裏人，與上述屯溪、榆村相去甚近，又同姓程，因此，在這三個版本與所謂的程棨本之後，我們隱約看到了這樣一條暗線，劉鬆年的《耕織圖》似乎一直在影響著這一帶所有的《耕織圖》版本。進一步考慮，我們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為何有如此多的傳為劉鬆年本或摹本《耕織圖》流傳在皖浙一帶？它們與劉本的關係究竟是偽本還是一般摹本？如純係偽本，為何不偽製
更有影響、更有價值的樓（王壽）原本？若為摹本，那它們的原本又在哪裏？南宋期間顯赫一時的程氏家族是否可能得到劉本？現藏美國的究竟是劉本還是程本？歸根結蒂，就是劉鬆年《耕織圖》究竟是否傳世？傳在何處？是哪一本？能否重見天日？
這一個謎，或許要等熟悉皖浙藏畫的人、或是了解程氏家族的人、或是能見到美國藏本的人來研究解答了。
（趙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