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劇是我國西南地區人民所酷愛的戲曲,流行於四川全省及雲南貴州部分地區。包括外省傳人的昆腔、高腔、胡琴、彈戲和四川的燈戲5種聲腔藝術。原先各種聲腔均單獨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以來,由於經常同台表演,逐漸形成了共同的風格,清末時統稱“川戲”,後稱為“川劇”。其中高腔部分唱腔高亢,用打擊樂和幫腔,而幫腔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常用曲牌有[新水令]、[端正好]等300多個,藝術特色亦最顯著。主要傳統劇目有“五袍”(《青袍記》、《黃袍記》、《白袍記》、《紅袍記》、《綠袍記》)和“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文學遺產極為豐富。


    但是,對於川劇高腔音樂的來源,至今在學術上頗有爭議。


    (一)由湖南傳入四川的。沙梅同誌在《音樂研究》上撰文,認為從長江下遊湖南傳入四川比較可靠,因為昆曲未產生以前,高腔就在湖南地區流行了。湖南與四川既然連界,加上明末清初湖南有不少人移民四川,高腔隨著帶去是很可能的事情。徐文長在《南詞敘錄》(見明嘉靖二十八年之自序)


    中曾這樣寫道:“今唱家稱弋陽,則出於江西,兩京(即北京、南京),湖南,閩廣用之。”當時的弋陽腔即後來所稱的高腔,極有可能先傳到兩京、湖南、閩廣等地,而且傳到那裏便吸收了地方性曲調而變為當地的東西,所以各地高腔在曲調上各不相同,彼此間的發展也不平衡,但是四川高腔比較接近於湖南高腔。而四川高腔出現是很晚的事了。據徐文長的記載,當時高腔還未傳入四川,證明了四川在明朝尚無高腔,但在湖南已經有了。另一方麵清代乾隆年間魏長生去北京演戲演的不是高腔而是西秦腔。《嘯亭雜記》曰:“此時京中弋腔盛行,士大夫均厭其渲雜,長生因之演秦腔,故名動京師,一時不識魏三者,無以為人焉。”這一記載也未提到川劇高腔。此外,明末湖南湖北移民四川的人最多,因之四川流行一句話叫“湖廣填四川”。


    從湘西直進四川,沿途都有高腔,如川湘邊境的辰河高腔。


    (二)由京劇高腔傳來,也許可能由李調元或魏長生帶回四川的,因清乾隆年間,四川戲曲家李調元對川劇的形成有較大影響。從京劇高腔與高陽傳來或者從湖南傳來都可能,尤其更可能兩邊都傳來。沙梅同誌在《論川劇高腔音樂》一文中曾用京劇音樂與川劇高腔音樂作對比,認為京劇音樂不如高腔音樂,因為京劇的音樂(包括曲調的格式、性格、麵貌節奏、過門及鑼鼓的節奏等)在規格與節奏上……受了限製,因此,才產生了表演上的機械程式;而川劇高腔音樂的音型多樣化,較富有彈性,音值很複雜,是超越於京劇音樂之上的,而又有與其有不可分割的影響。


    (三)由江西弋陽縣的“弋腔”轉化而來。清乾隆時川人李調元《論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譜》中說:“弋腔向無曲譜,隻沿土俗,以一人唱而眾人和之。”另外在《雨村話劇》中還說:“弋腔始於弋陽,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之‘秧腔’、‘秧’即‘弋’之轉聲;京謂‘京腔’,粵謂之‘高腔’,楚蜀之間謂之‘清戲’。”《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譜》例言裏說:“弋腔之名何本乎?蓋因起自江左弋陽縣,故存此名,猶昆腔之起於江左昆山縣也。”


    根據李調元、王正祥兩家所論,高腔產生於江西弋陽無疑了。雖然李、王二人之見解未完全統一,並有混淆之處,然則二人所說與現今川劇頗相吻合,特別是李調元的“一唱眾合”更與川劇幫腔形式接近。


    從上述幾家的言論分析,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王川在《音樂研究》雜誌上《對〈論川劇高腔音樂〉的幾點意見》文中以為,說明川劇是由湖南傳入的,無甚可據;至於來自河北高陽一說,不但無書作證,況且高陽的高腔亦無四川高腔的共同點,高陽高腔伴奏多用海笛,更說明這推測之不可靠。是否它們之間就無關係呢,不能這樣說,因為中國幾種較早較大的劇種都是互相影響的。“弋腔”直接傳入京城也有書為證,很可能川人魏長生是從北京帶回進京後的“弋腔”;但更有可能直接由江西傳入四川,因為兩省有水路可通,商賈又經常來往,明末清初從江西移民入川的人亦不少,“弋腔”傳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說高陽的高腔傳入四川太無根據,而湖南傳入四川的說法亦無記載,可能性很小,故不能以此作結論。


    以上幾種說法都是不肯定的推測,相信通過科學的分析與爭鳴,川劇高腔音樂起源問題之謎終將大白於天下。


    (傅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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