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下旬，湖北省博物館駐江陵紀南城工作站，在江陵縣九店鄉雨台村境內，南距秦家嘴楚墓地1.5公裏，東北距九店磚瓦廠楚墓地一公裏，西距紀南城東城垣700米的螞蟥山中部，配合荊州地區畜牧科學研究所附屬砂場取土挖沙工程，清理了一座戰國墓，出土了越式銅鼎等5件文物。
但是，此墓是否越人之墓，卻引起了一場爭議，至今尚無定論。該墓為豎穴土坑小型墓，沒有斜坡墓道，清理時，墓坑上部已被破壞，現存墓口呈長方形，殘長3.06米、寬1.74米，深2米。葬具為單槨單棺，均已腐朽，但其痕跡尚可見。隨葬器物共5件，其中銅器3件，鐵陶器各1件（銅鼎、銅環、銅帶勾及鐵削刀、陶高領罐）。
有關此墓的年代，胡文春同誌在《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上撰文認為是越人墓，因無紀年可考，主要從出土器物進行分析，以確定其入葬的大致年代。銅鼎的形製特點，與江西上高、湖南資興舊市發現的銅鼎形製特點基本相同，這兩地的銅鼎隨葬墓年代為戰國中期，因而螞蟥山此墓也相當於戰國中期。在距這座墓不遠的江陵雨台山，也出土過一件類似的銅鼎，但其形製有一定的差別，如口小底大，三扁平足外撇較甚，兩附耳為方形等，為戰國晚期墓葬。而螞蟥山銅鼎則斂口，腹微鼓，平底，有棱的三扁足略向外撇。可見兩墓年代不可能相同，故定為戰國中期較為適宜。
這座墓隨葬的銅鼎，與江陵地區楚墓發現的楚式銅鼎形製差異較大，而與湖南資興舊市出土的越式銅鼎的特征相同，因此它應是越式銅鼎。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之前，紀南城是楚國的郢都，城內外住有巴、吳、越及中原地區等地方的人。這座墓在當時楚都紀南城的東西近郊，又隨葬越式銅鼎，因而它應是座越人墓。
此文發表後，《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四期發表了王家德同誌的《江陵螞蟥山越人墓質疑》。認為此墓不是越人墓，而是一座戰國初期的楚墓。1.從地望上看，江陵乃東周時楚之郢都故地。該墓鄰近楚都紀南城東城垣僅700米，且周圍分布有密集的楚墓群，這表明這一帶無疑是楚人墓地。2.從墓的形製、棺槨痕跡和隨葬品的放置方向來看，與其周圍楚墓無別。雖然越人也用棺槨埋葬死者，但結構不盡相同。史書記載越人，“斷發文身”，與楚人的習俗有別。
3.從隨葬品看，此墓出土的銅鼎、銅環、帶鉤和鐵削刀等物，其中陶罐、銅帶鉤、銅環和鐵削刀在楚墓中常見。繩紋高頸陶罐不僅在江陵發現，而且在距郢都不遠的當陽趙家湖、宜都紅花套和枝江等地的楚墓中所見的陶罐相似。因此，它們是楚器而非越器。
4.根據銅鼎的造型風格，原作者認為是一件“越式鼎”，此是該墓確定為越人墓的重要依據。誠然，該鼎與目前在郢都所見的楚式銅鼎有較大的差別。另外，在雨台山558座楚墓中，僅出土一件與楚式鼎不同的所謂“越式（銅）鼎”。應視作這可能是楚民族吸收外民族（越民族）文化因素的結晶，劉彬徽先生在分析楚國青銅禮器時曾經說過如下一番話：“第四種（即該類型）可名之為非楚式，即楚人使用或仿製其他文化的器型。”（見《楚國青銅禮器初步研究》，《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從陶罐上也可以找到模仿的印記，即一種斂口、平底、三足瘦長外撇的陶鼎，在戰國中期以後的楚墓中經常可以見到。因此，我們在研究器物型態學的時候，既要看到楚文化對外民族的影響，又不能忽視外民族（如越民族）的文化對楚文化的影響。總而言之，目前郢都所見的兩件“越式鼎”皆屬楚人所用的器皿。這兩件銅鼎與湖南資興舊市出土的越式銅鼎“相差較大”，（參見熊傳新、吳銘生《湖南古越族青銅器概論》，《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相比之下，湖南資興舊市越式鼎帶有濃鬱的越文化特征。
5.春秋末期及戰國初期，以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為主的諸侯之間經常發生爭霸戰爭。楚、越常發生戰爭。據《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民間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越）至於郢。”又曰：“鎮爾南方夷越，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裏。”最後一次戰爭，越國終被楚滅。秦漢時越族與漢人（楚）雜居。先奏時，古人在他鄉死後，一般歸葬故土。據目前郢都附近的江陵、當陽發掘的上千座楚墓來看，“僅見兩件與越式鼎”。由此推測此墓是楚墓。
然而，在江陵地區楚墓中有隨葬越人兵器的現象。如望山一號墓出土一把“越王勾踐”銅劍，便是一例。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望山一號墓是楚墓。此墓雖無紀年，但經過上述分析，聯想到江陵是楚郢都的腹地，所以判斷螞蟥山發掘的一座不是越人墓。
至今，江陵螞蟥山戰國墓中出土的“越式鼎”引起了如上的爭議，究竟此墓是越人之墓，還是楚墓中隨葬的越式文物，結論尚不清楚。
（傅豐渭）
但是，此墓是否越人之墓，卻引起了一場爭議，至今尚無定論。該墓為豎穴土坑小型墓，沒有斜坡墓道，清理時，墓坑上部已被破壞，現存墓口呈長方形，殘長3.06米、寬1.74米，深2米。葬具為單槨單棺，均已腐朽，但其痕跡尚可見。隨葬器物共5件，其中銅器3件，鐵陶器各1件（銅鼎、銅環、銅帶勾及鐵削刀、陶高領罐）。
有關此墓的年代，胡文春同誌在《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上撰文認為是越人墓，因無紀年可考，主要從出土器物進行分析，以確定其入葬的大致年代。銅鼎的形製特點，與江西上高、湖南資興舊市發現的銅鼎形製特點基本相同，這兩地的銅鼎隨葬墓年代為戰國中期，因而螞蟥山此墓也相當於戰國中期。在距這座墓不遠的江陵雨台山，也出土過一件類似的銅鼎，但其形製有一定的差別，如口小底大，三扁平足外撇較甚，兩附耳為方形等，為戰國晚期墓葬。而螞蟥山銅鼎則斂口，腹微鼓，平底，有棱的三扁足略向外撇。可見兩墓年代不可能相同，故定為戰國中期較為適宜。
這座墓隨葬的銅鼎，與江陵地區楚墓發現的楚式銅鼎形製差異較大，而與湖南資興舊市出土的越式銅鼎的特征相同，因此它應是越式銅鼎。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之前，紀南城是楚國的郢都，城內外住有巴、吳、越及中原地區等地方的人。這座墓在當時楚都紀南城的東西近郊，又隨葬越式銅鼎，因而它應是座越人墓。
此文發表後，《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四期發表了王家德同誌的《江陵螞蟥山越人墓質疑》。認為此墓不是越人墓，而是一座戰國初期的楚墓。1.從地望上看，江陵乃東周時楚之郢都故地。該墓鄰近楚都紀南城東城垣僅700米，且周圍分布有密集的楚墓群，這表明這一帶無疑是楚人墓地。2.從墓的形製、棺槨痕跡和隨葬品的放置方向來看，與其周圍楚墓無別。雖然越人也用棺槨埋葬死者，但結構不盡相同。史書記載越人，“斷發文身”，與楚人的習俗有別。
3.從隨葬品看，此墓出土的銅鼎、銅環、帶鉤和鐵削刀等物，其中陶罐、銅帶鉤、銅環和鐵削刀在楚墓中常見。繩紋高頸陶罐不僅在江陵發現，而且在距郢都不遠的當陽趙家湖、宜都紅花套和枝江等地的楚墓中所見的陶罐相似。因此，它們是楚器而非越器。
4.根據銅鼎的造型風格，原作者認為是一件“越式鼎”，此是該墓確定為越人墓的重要依據。誠然，該鼎與目前在郢都所見的楚式銅鼎有較大的差別。另外，在雨台山558座楚墓中，僅出土一件與楚式鼎不同的所謂“越式（銅）鼎”。應視作這可能是楚民族吸收外民族（越民族）文化因素的結晶，劉彬徽先生在分析楚國青銅禮器時曾經說過如下一番話：“第四種（即該類型）可名之為非楚式，即楚人使用或仿製其他文化的器型。”（見《楚國青銅禮器初步研究》，《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從陶罐上也可以找到模仿的印記，即一種斂口、平底、三足瘦長外撇的陶鼎，在戰國中期以後的楚墓中經常可以見到。因此，我們在研究器物型態學的時候，既要看到楚文化對外民族的影響，又不能忽視外民族（如越民族）的文化對楚文化的影響。總而言之，目前郢都所見的兩件“越式鼎”皆屬楚人所用的器皿。這兩件銅鼎與湖南資興舊市出土的越式銅鼎“相差較大”，（參見熊傳新、吳銘生《湖南古越族青銅器概論》，《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相比之下，湖南資興舊市越式鼎帶有濃鬱的越文化特征。
5.春秋末期及戰國初期，以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為主的諸侯之間經常發生爭霸戰爭。楚、越常發生戰爭。據《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民間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越）至於郢。”又曰：“鎮爾南方夷越，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裏。”最後一次戰爭，越國終被楚滅。秦漢時越族與漢人（楚）雜居。先奏時，古人在他鄉死後，一般歸葬故土。據目前郢都附近的江陵、當陽發掘的上千座楚墓來看，“僅見兩件與越式鼎”。由此推測此墓是楚墓。
然而，在江陵地區楚墓中有隨葬越人兵器的現象。如望山一號墓出土一把“越王勾踐”銅劍，便是一例。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望山一號墓是楚墓。此墓雖無紀年，但經過上述分析，聯想到江陵是楚郢都的腹地，所以判斷螞蟥山發掘的一座不是越人墓。
至今，江陵螞蟥山戰國墓中出土的“越式鼎”引起了如上的爭議，究竟此墓是越人之墓，還是楚墓中隨葬的越式文物，結論尚不清楚。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