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變幻的中國近代社會，湧現出許多閃爍著思想火花的哲人，康有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那“公車上書”的義舉，那憤世疾俗的力作，那改良維新、救亡圖存的思想，在中國近代曆史上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新學偽經
考》便是他浩繁卷帙中的第一部理論著作。
《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寫作，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天朝大國”的“金鎖銅關”。隨著政治、經濟侵略的一步步加深，中國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然而，伴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步增強，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迫切要求改變那種積貧積弱的腐朽局麵，以求國家強盛，康有為則是其中的一員主將。欲進行改革，必然要先作輿論上的準備。康有為要實行變法以圖自強，也要用輿論為自己鳴鑼開道。他選擇了中國古老的封建學說——經學，作為自己的突破口。康有為年輕時，跟隨粵中大儒朱九江學習宋明理學，以後又“潛心佛典”；在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傳入中國後，又受西學影響。這一切使他的思想變化呈現出複雜的態勢。而為了實行變法改革的政治目的，他又祭起今文經學的大旗，對古文經學大加撻伐，其實施攻擊的代表作便是《新學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初刊於1891年，共十四章，書前並有康有為自序。據康自己說，他一向接受古文經說，但自清代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龔自珍等人以來，疑攻古文經學家劉歆作偽的人日益增多，使他也漸漸產生一些懷疑。而偶然之間，讀《史記》的《河間獻王傳》以及《魯共王傳》，發現其間並未載得古文經一事，這使他大吃一驚，又取《漢書》與《史記》相對照而讀，發現《漢書》所言古文書，與《史記》相反，更使他大驚大疑，進而斷定古文之偽，故撰《新學偽經考》一書，使天下學者能識其真相，從而“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偽經而得真經”。在此書中，康有為提出的中心論點是：秦始皇焚書未燒盡儒家經典，因而漢初儒生口耳相傳的便是孔子所作的“真經”，“而古文經學純粹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出來的，隻能名之為”新莽之學“，古文經書則是”偽經“。《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出版，在當時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動。康有為的弟子、以後和他齊名的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對此有一精辟的論述，認為其意義在於“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事實正是如此，《新學偽經考》一書，在破除當時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於傳統經學教條的迷信，喚醒他們對於傳統信仰作一番新的思考方麵，具有積極的意義。
圍繞著《新學偽經考》一書的產生，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一樁公案，這就是，康有為的這部書是否抄襲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的《今古學考》？對此，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意見。如錢穆便直截了當地宣稱：康有為此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廖平本人更是憤憤不平，言語之間多次流露出不滿情緒：“丁亥（1887年）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為兩篇，述今學為知聖篇，述古學為辟劉篇，庚寅晤康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克，逾年，偽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
（廖平《經語甲編》卷二）這分明是說康有為剽竊他的書。廖平並為此事致函康有為加以指責：“……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每大庭廣眾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致某人書》）這簡直是指著鼻子，直言不諱地指責康有為抄襲他的著作。但是，也有人反對這種說法。近代著名學者、與康有為同宗今文的錢玄同，在他的《重論經今古學問題》一文中就認為，“就《新學偽經考》這書而論，斷不能與廖平的《今古學考》等書相提並論”。這就否定了康有為抄廖平之書的說法。上述二說針
鋒相對，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廖平《今古學考》一書，作於1887年，而康、廖會晤是在1889年、《新學偽經考》完成於1891年。如果說康有為寫作此書，曾受過廖平觀點的啟發，這恐怕不會錯。然而，康有為談到有關這個問題時，卻矢口不提廖平和他的《今古學考》一書，他在《新學偽經考。序》中說：“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暖……鹹奉偽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廖平和他的《今古學考》，這是不夠磊落的。對於這樁公案，梁啟超有兩段話頗可玩味，他說：“康先生（有為）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誣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又說：“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清代學術概論》）。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究竟是否抄襲之作？這個問題至今未獲得較佳的答案。上述諸說，孰是孰非，有待於對此有興趣的同誌繼續探索。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史的研究，對於康有為本人思想的研究，都將是不無裨益的。
（蘇勇）
考》便是他浩繁卷帙中的第一部理論著作。
《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寫作，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19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天朝大國”的“金鎖銅關”。隨著政治、經濟侵略的一步步加深，中國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然而，伴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步增強，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迫切要求改變那種積貧積弱的腐朽局麵，以求國家強盛，康有為則是其中的一員主將。欲進行改革，必然要先作輿論上的準備。康有為要實行變法以圖自強，也要用輿論為自己鳴鑼開道。他選擇了中國古老的封建學說——經學，作為自己的突破口。康有為年輕時，跟隨粵中大儒朱九江學習宋明理學，以後又“潛心佛典”；在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傳入中國後，又受西學影響。這一切使他的思想變化呈現出複雜的態勢。而為了實行變法改革的政治目的，他又祭起今文經學的大旗，對古文經學大加撻伐，其實施攻擊的代表作便是《新學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初刊於1891年，共十四章，書前並有康有為自序。據康自己說，他一向接受古文經說，但自清代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龔自珍等人以來，疑攻古文經學家劉歆作偽的人日益增多，使他也漸漸產生一些懷疑。而偶然之間，讀《史記》的《河間獻王傳》以及《魯共王傳》，發現其間並未載得古文經一事，這使他大吃一驚，又取《漢書》與《史記》相對照而讀，發現《漢書》所言古文書，與《史記》相反，更使他大驚大疑，進而斷定古文之偽，故撰《新學偽經考》一書，使天下學者能識其真相，從而“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偽經而得真經”。在此書中，康有為提出的中心論點是：秦始皇焚書未燒盡儒家經典，因而漢初儒生口耳相傳的便是孔子所作的“真經”，“而古文經學純粹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出來的，隻能名之為”新莽之學“，古文經書則是”偽經“。《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出版，在當時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動。康有為的弟子、以後和他齊名的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對此有一精辟的論述，認為其意義在於“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事實正是如此，《新學偽經考》一書，在破除當時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於傳統經學教條的迷信，喚醒他們對於傳統信仰作一番新的思考方麵，具有積極的意義。
圍繞著《新學偽經考》一書的產生，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一樁公案，這就是，康有為的這部書是否抄襲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的《今古學考》？對此，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意見。如錢穆便直截了當地宣稱：康有為此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廖平本人更是憤憤不平，言語之間多次流露出不滿情緒：“丁亥（1887年）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為兩篇，述今學為知聖篇，述古學為辟劉篇，庚寅晤康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克，逾年，偽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
（廖平《經語甲編》卷二）這分明是說康有為剽竊他的書。廖平並為此事致函康有為加以指責：“……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每大庭廣眾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致某人書》）這簡直是指著鼻子，直言不諱地指責康有為抄襲他的著作。但是，也有人反對這種說法。近代著名學者、與康有為同宗今文的錢玄同，在他的《重論經今古學問題》一文中就認為，“就《新學偽經考》這書而論，斷不能與廖平的《今古學考》等書相提並論”。這就否定了康有為抄廖平之書的說法。上述二說針
鋒相對，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廖平《今古學考》一書，作於1887年，而康、廖會晤是在1889年、《新學偽經考》完成於1891年。如果說康有為寫作此書，曾受過廖平觀點的啟發，這恐怕不會錯。然而，康有為談到有關這個問題時，卻矢口不提廖平和他的《今古學考》一書，他在《新學偽經考。序》中說：“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暖……鹹奉偽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廖平和他的《今古學考》，這是不夠磊落的。對於這樁公案，梁啟超有兩段話頗可玩味，他說：“康先生（有為）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誣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又說：“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清代學術概論》）。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究竟是否抄襲之作？這個問題至今未獲得較佳的答案。上述諸說，孰是孰非，有待於對此有興趣的同誌繼續探索。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史的研究，對於康有為本人思想的研究，都將是不無裨益的。
（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