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山海經》以“怪”出名。其中的怪事、怪物吸引和激發了無數學者的興趣和想象。然而,這部怪書是怎樣一部書,各家的觀點卻很不一致。


    《山海經》的書名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但司馬遷認為它荒誕不經、不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因此對它沒有什麽說明。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山海經》,將它公之於世,以為是大禹、伯益治理洪水時所記。班固依劉歆《七略》作《漢書。藝文誌》,把《山海經》列在“數術略”中探究地域、人、物等形狀以判其吉凶貴賤的“形法類”之首,這是對《山海經》性質的最早說明。東漢王景治水,明帝賜以《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山海經》被視為實用的地理書。到《隋書。經籍誌》,《山海經》被冠於“地理類”之首,以後《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等都把它歸屬地理書。很長一段時間,《山海經》是地理書似乎成了定論。


    但到了明代,胡應麟提出了異議。他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他的見解自有高明處,然而還沒說出此書的確切性質。清代編修《四庫全書》,將《山海經》定為“小說”,認為它是“小說之最古者”。這裏所指的“小說”,是中國古代廣義的小說,非今日所講的小說。除了把《山海經》歸入形法、地理、語怪、小說之類,道教徒又把《山海經》看作黃老之言,收入《道藏》。


    本世紀初以來,學者們開始用新眼光考察《山海經》。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神話與傳說》篇中提出:“《山海經》……蓋古之巫書也。”茅盾則從神話學角度指出《山海經》是“一部雜亂無章的神話總集”。魯迅的觀點產生了很大影響,被許多學者所接受。目前,學術界對《山海經》性質的看法主要有二:其一認為它是一部巫覡、方士之書,是古人行施巫術的參考書。持這一見解的人認為,雖然它記述了山川、異域,但多係傳聞之辭,很難考實,而且它並非以講述地理為目的,不可視為實用的地理書。它雖對後世誌怪小說影響很大,但本身畢竟不能算是小說作品。其二是堅持《山海經》是地理書這一傳統觀點。有的人還斷言,《山海經》是“第一部有科學價值的地理書”。持這派看法的大多是曆史地理學家。而既是曆史地理學家又精通古代宗教和神話的顧頡罷,則指出“這是一部巫術性的地理書”,試圖在巫書和地理書之間得到一種兼顧。


    《山海經》的作者雖然西漢劉秀(歆)題為堯、舜之際禹、益所記,東漢王充也這樣認為,但實在離事實太遠。書中分明記載了禹、益以後的很多事,又稱“禹父”,引“禹言”,提及秦漢郡縣的地名,談到鐵。對此,隋朝顏之推用“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來解釋,但羼入如此多的段落,也講不通。現在一般以為《山海經》雖不是禹、益所作,但其材料來源必定很早,開始是口耳相傳,在流傳中不斷增益演變,最後才寫成文字。而且此書不是成於一手,不是作於一時,也不是出於一地。有的學者分篇目來判斷成書的時間、地點和作者,並基本確定成書年代當在戰國初至漢初這一段時間,但離問題的解決還有很大距離。還有人認為《山海經》是根據圖畫記述的。早在南宋,朱熹就指出:“《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雲‘東向’,或雲‘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後來明代的胡應麟、楊慎,清代的畢沅也都認為《山海經》是《山海圖》的文字說明。根據我國古代很早就有繪製山川地圖的記載,證以1973年馬王堆墓出土的地形圖,推測《山海經》成書時有一種圖畫繪載山川道裏、神人異物,是可能的。《山海經》裏的一些文字也確實象是圖畫的說明。但是,整部《山海經》都是圖畫的文字說明,還是隻有一部分,意見也不一致。


    我們今天所見的山海經圖都是《山海經》成書以後繪製的插圖。陶淵明有“流觀山海圖”的詩句,但陶所說的山海圖早已亡佚,不可考其繪自何時。又根據《史記。大宛列傳》,漢武帝按古圖書而定昆侖山,這古圖書就包括《山海經》,那麽其時應有一部《山海經圖》。但這套圖是否就是最初的山海圖呢?或者漢時有一套山海圖,而《山海經》成書時還有一套?這又是存疑的。(瀟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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