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的起源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爭論最大且最久的問題之一。從戰國的莊周、東漢的班固，到近代章炳麟、胡適、侯外廬等，前後兩千年，學者眾說紛壇，各執一端。
揭開中國學術史序幕的開山祖師莊周在《天下》篇首創“六經說”。主張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先秦學術思想之源，諸子百家是流，諸子是在繼承六經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他說：六經之“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莊周的“六經說”對後來學術界影響很大，學者多宗之。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認為諸子“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盡避諸子之中反對儒家者大有人在，把他們一概視為儒家經典的“枝條”並不確切，但他從文學發展的角度點出六經與諸子確有某些繼承關係，不能不說有可取之處。
但也有人不以為然，首先出來反對莊周之說並提出新解的是西漢淮南王劉安。他和他的賓客們編著的《淮南子。要略》主張“政治說”，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將諸子學術思想的產生與特定的社會生活條件、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及諸子們的動機聯係起來。當然，這種意見早在劉安之前已露端倪。《孟子。騰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三言盈天下。”講的也是社會環境對學術思想所發生的製約作用，隻是表述而不如劉安係統罷了。劉安的“政治說”雖然獨具特色，但長期以來學者絕少讚同，到了“五四”前夕，隻有胡適才真正服膺劉安之說為真知灼見，“已足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所謂“王官說”是東漢班固提出來的。《漢書。藝文誌》詳述諸子淵源皆出於王官。舉例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班固的意見引起後人激烈反對，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主要為此而作，他批評班固“皆附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梁啟超《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考釋》批評班固“強作解事”，“尤屬穿鑿附會”。然而，批評歸批評，讚成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觀點的是《隋書。經籍誌》。
到了唐代，從經學史的角度觀察，出現了對儒家經典全麵懷疑的“經學變革”時代，但在文學史上，則出現了號召向儒家經典學習的“古文運動”。這兩個運動表麵上好像很矛盾，其實不然，因為主張向儒家經典學習，實質上是將“諸經”降格到“諸子”地位，視經典“其要在於高廣壯厚，詞正而理順”（柳宗元語），僅為散文的範本而已。所以，古文運動的主將韓愈、柳宗元都從散文發展的角度主張諸子散文是淵源於六經的。顯然這是對莊周、劉勰觀點的發揮。
清代以來，研究諸子起源的學者頗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學誠畢生致力於學術原委的探討，得出“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後世文學，必溯源於六藝”的結論，在根本點上仍屬於莊周一派。汪中、龔自珍、章炳麟、劉師培則擁護班固，主張諸子“大抵出於王官”（章炳麟《諸子略說》）。對此，胡適等人極力反對，祖述劉安，強調政治生活對學術的深刻影響。顯然，胡適派的弱點在於隻明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諸子思想之所由生。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那樣：“政治誠足以影響學術，然不過動機之一而已。”其他的“動機”有哪些？決不是這班學者所能理解的。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曆史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侯外廬等人依據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闡明了社會經濟的變革是諸子興起的“主要的物質基礎”（《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一反前人舊說，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說”，使諸子起源的研究邁出關鍵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學者所不能理解的經濟對意識形態的最終支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樣，“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諸子學術的發生除經濟、政治的影響之外，必定是基於先前的思想資料。這些資料是什麽？當代學者對此進行了重新考察。薑亮夫《屈原賦校注》說：“殷商遺墨，兩周典質，質直為文，此諸子散文之所由興。”無疑是說諸子思想是對先前一切文化遺產的繼承。
可惜的是這種說法失之過泛。救弊者矯在過正，又分別提出諸子出於道家、禮教、黃帝、《尚書》諸說。當然也都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那麽，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麽呢？看來尚需學者們共同努力，“上下而求索”。
（勇木）
揭開中國學術史序幕的開山祖師莊周在《天下》篇首創“六經說”。主張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先秦學術思想之源，諸子百家是流，諸子是在繼承六經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他說：六經之“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莊周的“六經說”對後來學術界影響很大，學者多宗之。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認為諸子“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盡避諸子之中反對儒家者大有人在，把他們一概視為儒家經典的“枝條”並不確切，但他從文學發展的角度點出六經與諸子確有某些繼承關係，不能不說有可取之處。
但也有人不以為然，首先出來反對莊周之說並提出新解的是西漢淮南王劉安。他和他的賓客們編著的《淮南子。要略》主張“政治說”，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將諸子學術思想的產生與特定的社會生活條件、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及諸子們的動機聯係起來。當然，這種意見早在劉安之前已露端倪。《孟子。騰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三言盈天下。”講的也是社會環境對學術思想所發生的製約作用，隻是表述而不如劉安係統罷了。劉安的“政治說”雖然獨具特色，但長期以來學者絕少讚同，到了“五四”前夕，隻有胡適才真正服膺劉安之說為真知灼見，“已足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所謂“王官說”是東漢班固提出來的。《漢書。藝文誌》詳述諸子淵源皆出於王官。舉例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班固的意見引起後人激烈反對，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主要為此而作，他批評班固“皆附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梁啟超《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考釋》批評班固“強作解事”，“尤屬穿鑿附會”。然而，批評歸批評，讚成者也不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觀點的是《隋書。經籍誌》。
到了唐代，從經學史的角度觀察，出現了對儒家經典全麵懷疑的“經學變革”時代，但在文學史上，則出現了號召向儒家經典學習的“古文運動”。這兩個運動表麵上好像很矛盾，其實不然，因為主張向儒家經典學習，實質上是將“諸經”降格到“諸子”地位，視經典“其要在於高廣壯厚，詞正而理順”（柳宗元語），僅為散文的範本而已。所以，古文運動的主將韓愈、柳宗元都從散文發展的角度主張諸子散文是淵源於六經的。顯然這是對莊周、劉勰觀點的發揮。
清代以來，研究諸子起源的學者頗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學誠畢生致力於學術原委的探討，得出“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後世文學，必溯源於六藝”的結論，在根本點上仍屬於莊周一派。汪中、龔自珍、章炳麟、劉師培則擁護班固，主張諸子“大抵出於王官”（章炳麟《諸子略說》）。對此，胡適等人極力反對，祖述劉安，強調政治生活對學術的深刻影響。顯然，胡適派的弱點在於隻明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諸子思想之所由生。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那樣：“政治誠足以影響學術，然不過動機之一而已。”其他的“動機”有哪些？決不是這班學者所能理解的。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曆史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侯外廬等人依據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闡明了社會經濟的變革是諸子興起的“主要的物質基礎”（《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一反前人舊說，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說”，使諸子起源的研究邁出關鍵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學者所不能理解的經濟對意識形態的最終支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樣，“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諸子學術的發生除經濟、政治的影響之外，必定是基於先前的思想資料。這些資料是什麽？當代學者對此進行了重新考察。薑亮夫《屈原賦校注》說：“殷商遺墨，兩周典質，質直為文，此諸子散文之所由興。”無疑是說諸子思想是對先前一切文化遺產的繼承。
可惜的是這種說法失之過泛。救弊者矯在過正，又分別提出諸子出於道家、禮教、黃帝、《尚書》諸說。當然也都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那麽，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麽呢？看來尚需學者們共同努力，“上下而求索”。
（勇木）